无边界企业: 数字时代下的平台化转型

作者简介

张其亮 数字化转型研究院联席院长 京彩未来家联合创始人/总裁 890新商学企投会学术委员 腾讯Sass加速器评委/导师 原思科大中华区金融行业首席架构师 中国产业互联网成功实践落地者，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升级、资产运营和市值提升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方法论；在房地产、金融、物业、大健康、服装加工、小微制造、体育消费等行业均成功落地国内行业转型的标杆项目。在思科系统公司任大中华区金融行业首席架构师时也曾主持设计和实施了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四大行的全行IT 架构，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应用集成平台暨10 年IT 发展规划（2008—2018 年）”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2010 年度银行科技发展奖（二等奖）。 王韦玮 财经作者，笔名大墨，代表作《小白经济学：带你欢快地进入经济学的大门》。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北京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硕士。

内容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从1978年到2020年，42年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以人民币计价涨了278倍，从全球GDP总量排名上看，中国从全球第十上升到全球第二的位置，占全球GDP比重从1.74%上升到17%。[1]当然，中国还没有消除绝对贫困，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中国还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不足1000元[2]。 这两种情况其实就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形势——从整体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内部的结构上看，在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上中国还有巨大的优化空间。 为了谋求未来更高质量的发展，一定要先回答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问题：过去40年，到底做对了什么？ 依照“创新理论”鼻祖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都来自创新。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体能够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那么在其内部一定有着非常强大的创新源动力。 因此，这个问题就可以变成：在过去40年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创新动力来自哪里？ 很显然，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源自“改革开放”，在这个时期内，地方政府是创新的推动力。 事实上，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头10年。在这之前，中国经历了30年贫穷的时期，中央政府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并于1988年开始实行价格改革闯关。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步就是要放开价格管制，让市场决定价格。当时，有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实行价格改革闯关的经验作为参考，所以中国也想通过放开价格实现改革。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政府发现我国的价格改革闯关未能获得成功，继而决定不生搬硬套西方模式，要结合中国国情充分动员和发挥中国强大的组织体系——地方政府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开始，地方政府开始作为创新源动力，引领地方经济发展。在这个时期内，国家顶层架构设计主要有以下三个核心： （1）1994年国税、地税分开，地方政府因此获得了政策便利，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可以通过减免返还等各种方式吸引投资。 （2）1998年开始发展房地产，地方政府卖地的钱不计入税收，而计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所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卖地获得投资基础设施的资金，从而更好地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中央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者，通过国税、地税分开和发展房地产为地方政府提供政策便利和发展资金。 （3）以GDP作为地方政府的KPI（关键绩效指标）以考核业绩。通过之后的中国经济表现我们可以发现，政策、资金、考核三个维度全面支持地方政府引领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很成功，中国的经济增速很快，用十几年的时间就把原计划要走30年的路走完了。 然而，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扬院长所带领的国家顶层架构设计团队提出中国在这个框架下面临的问题：我国的GDP总量排名全球第2，却没有代表国家实力的国家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