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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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作为一种养料 谈我的七十年代，只能谈我愚昧的历史。比起“ 无名”、《今天》和“星星”这帮人，我真是觉悟得 太晚了。事实上，我在心里对这些人一直带着一种很 深的敬意。因为一谈到学画的历史，我总习惯把那时 期的我与这些人做比较，越发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 就那么不开窍。北岛、克平他们在西单民主墙，在美 术馆外搞革命时，我完全沉浸在美院教室画石膏的兴 奋中。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是，我那时只是一个行 为上关注新事件的人：从北大三角地、西单民主墙、 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宫的四月影会，到高行健 的人艺小剧场，我都亲历过，但只是一个观看者。“ 四五”运动，别人在天安门广场抄诗、宣讲，我却在 人堆里画速写，我以为这是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比如 黄镇参加长征，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可他在长征途 中画了大量写生，记录了事情的过程，我就觉得这人 了不起，他活得比别人多了一个角色。我对这些事件 的旁观身份的“在场”，就像我对待那时美院的讲座 一样，每个都不漏掉。 记得有一次我去“观看”《今天》在八一湖搞的 诗歌朗诵会。我挤在讨论的人群中，离被围堵的“青 年领袖”越来越近。由于当时不认识他们，记不清到 底是谁了，好像长得有点像黄锐，他看到我，眼光停 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论。我尴尬，低头看自己，原 来自己戴着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务处不 知从哪里找到了一堆校徽，绿底白字，景泰蓝磨制， 在那时真是稀罕的宝物。我们在校内戴一戴，大部分 人出校门就摘掉。我意识到那天出门时忘了摘，于是 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里在谈什么 。 这个对视的瞬间，可以说是那时两类学画青年— —有机会获得正统训练的与在野画家之间的相互默许 。我既得意于自己成为美院的学生，在崇高的画室里 研习欧洲经典石膏，又羡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 年领袖。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革命之余．找来 石膏画一画，也曾试着获得进入学院的机会。应该说 这两条路线（觉悟和愚昧）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内容 。 现在看来，我走的基本是一条愚昧路线，这与我 的成长环境有关。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个个都如 此。他们还不如我。一定没有去过民主墙。这是一个 北大子弟的圈子，这些孩子老实本分情有可原，因为 我们没有一个是家里没问题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 动学术权威，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时就“自绝于 人民”的，有些人上一辈是地主、资本家什么的，或 者就是有海外关系的“特务”。所以，我的同学中不 是缺爹的就是缺妈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精神病的（ 在那个年代，家里老大是姐姐的，成精神病的特别多 ，真怪了！也许是姐姐懂事早压力大的原因）。这些 同学后来出国的多，我在异国街头遇到过四个老同学 ：纽约三个，曼彻斯特一个。这四人中，有两个是爸 爸自杀的。另两个的大姐至今还在精神病院。（谢天 谢地，我家人的神经基因比较健全，挺过来了。） 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孩子，笼罩在天生给革命 事业造成麻烦的愧疚中。家里是这样只能认了，偏偏 我们的老师也属这一类。北大附中的老师，不少是反 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的年轻教员，犯了错误，被贬到 附中教书。这些老师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学问、爱 思索、认真较劲儿。聪明加上教训，使得他们潜意识 中，总有要向正确路线靠拢的警觉与习惯。这一点， 很容易被我们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结果是 ，老师和同学比着看谁更正确。血缘的污点谁也没办 法，能做的就是比别人更努力、更有奉献精神，以证 明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红五类”或 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我们之中 没有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成了我们的性格。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