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大传（一位文化巨人的四个世界上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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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求学经历对于陶行知的影响，除了体现在其 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方面，还体现在其知识结构、价 值观念、思维方式、个性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人格 风范等方面。凡是与陶行知直接接触过、交谈过或阅 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会发现他学识渊博，涵养丰厚， 具有学贯中西的大家风范。而这首先是在新式学校开 其肇端的。陶行知幼年从父亲以及别的教师那里接受 中国式的启蒙教育，饱经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特别 是深受尊奉理学、注重经世的徽州文化的影响，因而 其知识结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厚实根底。进入崇一 学堂之后，他又接受了近代新式教育，学习西方文化 科学知识，由四书五经、子日诗云一变而为声光化电 、科学民主。尤其是在金陵大学这所中西文化汇聚一 炉的教会大学里，他有意识地改造和重建自己的知识 结构，既刻苦钻研生理学、心理学、医学和数学等自 然科学，又努力学习文学、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 ，既广泛涉猎近代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严 复、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进中国人的论著，又遍览中 国古代文化典籍，出入于经史子集之中，尤其是对王 学的探讨不遗余力，颇有心得。上下数千年，纵横数 万里，这种初始的飞越时间与空间的心灵历程，显示 出陶行知一生的知识取向一一横向采纳与纵向汲取齐 头并进，两不偏废。如果说崇一学堂阶段中西文化在 他那里还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交融”，那么金大时期 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融会”了。 经过这番中西文化“有意识的融会”，陶行知的 知识结构呈示出鲜明的开放、综合的宏观走向；尽管 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这个知识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 但由于陶行知已跨人了新的时代，进入了世界文化的 大系统，获得了一种现代开放意识，因此它不再局限 于过去与传统，而是面向世界和时代展露出开放、综 合的知识取向。 正是这一在新式学校初步形成的开放的知识结构 ，不仅使陶行知后来在进一步采撷中外文化的精华时 更为容易，而且也使他日后在创造性构建其思想学说 时全然没有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感觉。像这样中西 文化交融并摄而形成的渊博知识，在曾经就读于教会 学校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身上，也同样表现得特 别明显。在南华医校时，孙中山不仅博览西方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还特地请了一位老师教授 中国经史，对中国传统文化下了不少功夫。或许，博 采中西文化之所长，熔为一炉，而自成体系，这正是 孙中山、陶行知一类伟大人物的共性，也是他们成功 的契机吧！如果说知识结构的重建还只是陶行知主体 意识结构表层的变化，那么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 新就属于其深层的变化。随着知识结构的重建而来的 西方文化参照体系的形成，广泛的世界性视野的拓展 ，陶行知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实质 性的蜕变。 在未入新式学校之前，作为徽州乡村的一名接受 传统教育的好学少年，陶行知当时的人生理想只能是 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时代和社会改变 了他的命运，也是新式教育促成了他的价值观念的转 变。他开始由尊崇君王到服膺民主共和，由重群体轻 个体到协调两者关系，由伦理道德至上到主张义利统 一。他强烈抨击不合理的封建血统论和世袭制，“君 主嗣统，只问血胤，鲜问才德”，王权世袭，等级森 严，主张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他高扬个人的价值、个 体的独立人格和个性的解放，并努力协调社会与个人 的关系，认为它们“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他还公 开宣布：“奉天命为归宿，而不敢止于独善”，表示 传统的“独善其身”、“慎独”等个人修养方式业已 过时，处于大变革时代的每个中国人，都有“尽天职 之价值”和“担负进化之大任”，仅仅满足于“独善 其身”是不行的，还必须“为全群谋福利进化”。当 然，我们不能说此时陶行知已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彻底 决裂，思想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无论如何，他此时毕 竟开始走出传统价值观念的思想樊篱。 P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