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及其不满

作者简介

黄子平，一九四九年生，广东梅县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一九八五年与钱理群、陈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小提琴手”。论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远去的文学时代》等。参与编著“中国小说年选”、“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等。

内容简介

那些年里的读和写 初识《读书》杂志，缘起于一次美好的出游。那年春假，季红真邀约晓虹、玫珊等几位要好的研究生同学， 到易县去踏游清西陵，我也有幸同行。车越易水，瞥见干涸的河床，对古人壮行情景的想象未免挫了多半。夜宿红真父母下放的林场小屋，只听得千年松涛，一阵阵澎湃拍枕，真个是一洗胸中积年俗尘。晨光中洗漱完毕，才见到书架上赫然排了一溜《读书》，从一九七九年的创刊号到最新的一期，本本齐全。我入学之后自己订了个读书计划，排了两大系列的书单一本本细读，好几年埋头不看什么期刊。难怪对这激荡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风潮的刊物一无所知。红真原谅了我的孤陋寡闻。她站在书架前铁口直断，说这是现今所有期刊中唯一值得读的杂志。遂取而读之，“读书无禁区”呀，“西方文论书评”呀……竟是读了就放不下。 从此就成了《读书》的忠实读者，三十年不变。那时偶尔也进城，到朝内大街那幢灰色小楼，参加过一两 次“读书服务日”。“读书日”没什么正式活动，有一两堆赠书早被捷足先登者取光了，熟人们三五成堆地寒暄。老总沈昌文、董秀玉，编辑吴彬、赵丽雅，没事人似的在那里斟茶端水。众人放松了瞎聊穷侃，毫无警惕，突然就有一根指头当胸指住：哎，这可是个好题目，写好了给我们《读书》！旁观的人乐见上钩者窘态，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一径鼓噪好题目好题目快点写快点写。茶凉人散，那年头还没有“伊眉儿”，连电话也远未普及， 催稿全靠书信和编辑的脚头勤快。果然不久就在“我们《读书》”上读到了某一篇文章，与那天听来的题目可能只剩下一些蛛丝马迹般的联系，读来却有一番“曾在现场”的隐秘的喜悦。多年后李陀用“友情”与“交谈” 概括他所亲历的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很传神、准确。题目与文章的蓬勃涌流，正源于那些年的“无限交谈”。“新启蒙”参与者的“态度的同一性”，不旋踵即分崩离析，至今使我时时忆起鲁迅笔下的一个意象，即在地火中边缘枯焦的、曾经盛放的曼陀罗花。 记得《深刻的片面》是在《读书》上发出来的第一篇小文。老董和吴彬筹划一个“批评的批评”专栏，拿拙文打头阵。其时我正在读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憧憬着那个“神圣的包罗万象的固定点”，“自身的展开和运动”。一旦展开和运动， 它就不再被视为固定点，不再拥有那种虚假的全面性， 而转化为一系列不完整、不成熟的环节。在每一个这样的环节上，空洞的“广阔”和无内容的“深邃”都消失了，呈现出来的恰是真实的片面和片面的真实。唯其真实，便有力，不但有力，而且深刻。我的表述带有生硬的老黑格尔腔，一心盼望那些年“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认识”，能够流动成丰富曲折的“风景”。这种想法仍然默认了目的论“绝对精神”的前提，其浅陋是很明显的。毫不意外，“深刻的片面”在其后几年坠落为俗烂不堪的陈词滥调，在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甚至法学领域四处流窜。 《读书》的影响力之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多年后与前辈同辈乃至后生辈初次见面握手互道久仰，提起的话头，居然就都是《读书》上识得的名字。安德森强调过“想象的共同体”里现代印刷的重要，我设想八十年代《读书》的作者与读者群，或许真有某种“共同体”想象地存在着，当然后来也就想象地烟消云散。那天我和平原不知何故到三联书店去，与老董、吴彬喝茶聊天。此前不久在万寿寺开过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 我和老钱拱了平原作代表，到会上去推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这只不过是一个“学科”里研究框架的粗糙构想，平原略做介绍，居然语惊四座。大 约老董她们也听到点风声，是为那次喝茶聊天“不知何故”的“故”。还是那一句：写出来，给我们《读书》。往日给“我们《读书》”投稿，若是不遭退稿就算万幸， 这回当面盛情邀约，却是深感为难。其时老钱已在中文系任教，听课的人挤破教室，备课分外认真吃重；平原还在读博，王瑶先生门下打醒十二分精神，啃他的“叙事模式转换”。唯有我栖身北大出版社，每日校对“三国演义汇校汇评本”，枯寂无聊，遂把草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事摊了给我。我把初稿写出，心想至少还得改几遍吧，不料钱陈二兄阅过，说就是它了， 不用改了，初稿就是定稿。《文学评论》的王信、樊骏， 早就听说有此事，万寿寺会议上，就把这作为定稿的初稿拿去发了某一期的头条。平原端着茶杯面有难色，对老董说专论写得了已经给了“文评”，似已题无剩义， 重复再写意思不大。我小心提议，说我们仨讨论过程中“脑力震荡”（那年头还没引进这词），为自己方便，有一些录音，或许可以整理了弄一组“三人谈”。但从刊物方面着想，困难有两条，一是对话非常非常零碎，不成体系、系统和体统，怕会有玷《读书》版面；二是字数多，在《读书》这本薄薄的杂志上至少要连载六期，比重太大。这些替刊物操心的话还没说完，老董董大姐，一拍桌子，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很好很好，赶快整理出来，给我们《读书》，当然了六期连载。我心想无论质和量，这对任何刊物都不是寻常选题，总要慎之重之，讨论研究。不料当场拍板定案，如此爽而且快，脱离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是不可思议之事。出版家的才识胆力，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于今回想，仍然令人神往。 那年十月，“三人谈”连载才刚刚开始，一日，平原引了李欧梵教授到蔚秀园我简陋的新居探访。欧梵先生说是来参加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会议本身意思不大，倒是读了《读书》上的“三人谈”有点好奇，遂找来了北大一访。三年多之后，我挈妇将雏去国远游， 参加了李教授在芝加哥主持的一个研究计划，说起来跟那次造访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又过了若干年，我在香港遇到中文大学的小思教授，她说她也到访过蔚秀园我的家，是三联董秀玉引她去的。我想小思远道来北大， 要拜访的前辈学者一定很多，竟然也抽空到访寒舍，一定是老董力荐的结果。 多年之后平原回忆，说“三人谈”里的那些东拉西扯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创立了“学术聊天”的“文体” 三原则：展现过程，保留差异，还原现场。我觉得这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老钱和平原都由《读书》的忠实读者升级为忠实作者。到《读书》创刊二十周年的时候， 平原自己统计，为“我们《读书》”撰稿有三十七篇之多；老钱的总篇数不明，但他的一篇《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好像是拿过一个很轰动的奖的。说来惭愧，我呢因为害怕写作，一向疏于动笔，在《读书》上发稿屈指可数。何况老钱与平原迭有佳作发表，我偷偷地自以为与有荣焉，也就安于忠实读者的位置而恬然。如今屈指数出来的，有一篇《千古艰难唯一死》还略可一提。那年是“文革”发动二十周年，结束十年，《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发表了几篇写老舍之死和傅雷之死的小说。其时我已从北大出版社调回中文系任讲师，开了一门选修课叫“文学主题学”， “生死”主题中有“自杀”一节，与学生讨论文学中的自杀、文学家的自杀、加缪所谓“哲学值得关注的唯一问题即自杀”等。读到那几篇小说我感到非常难得，但我又不满足于汪曾祺的侧写与白描，觉得这种他擅长的写法不足以深入老舍之死的主题。而苏叔阳把老舍之死归结到抗议“外国文化摧残中国文化”则令我很不舒服。陈村展开的生死作家之间的生死论辩，才表述了我这一代人动乱年月里淤积的根本逼问：众多的死至今并没有死去…… 虽然未能跻身《读书》的忠实作者之列，我与出版家老董，却另有一项长达五年的合作，那就是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小说年选”。一九八五年，当《棋王》《爸爸爸》《你别无选择》井喷一般冒出来，大家意识到编小说年选的时候终于到了。当年京沪两地就都有作家评论家编的年选出版。我提议每年选五个中篇，十个短篇，书名要响亮上口好记，大言不惭，就叫“中国小说一九八几”什么的。第一本《中国小说一九八六》很快就编好出版，我写的导言。挂名有四位编者：冬晓、黄子平、李陀、李子云，汉语拼音为序。冬晓就是董秀玉，我们叫她老董，其实在三联书店，她已经小董很久了。大约是因为第一次向海外推介年度小说，有冬晓、李子云两位老革命领衔主演，也是承担责任的意思。第一本收了《红高粱》《虚构》等篇，很快重印，口碑很好。看来干这活风险指数不算太高，从第二本起就放手让我和陀爷编去。 陀爷有天赋的艺术感觉和形式感，他说好，肯定就是好（他说不好的，那倒不一定）。我的责任就是把陀爷说不好的再过一遍，没准有好的再拣回篮子里来。导言本来说好轮流写，李陀耍赖，结果每一年都是我写。导言最怕写成正襟危坐的年度总结报告，要不就是作品简介的汇编。所以每次都费尽心思，别的做不到，至少有一条，要写得有文采。导言里讨论得最多的话题竟是编选小说的方法论：历史主义还是“好小说主义”等等。说，编选小说的人，并不是赤手空拳地站在一大堆“洗干净了”的作品面前。他们在时间之中，承受着时间， 却想做点能“超越”时间的事—这便有几分悲壮，几分荒诞。又说，年度小说的编选从另一层面提供观察和倾听时代的信息材料。编选者能否做到冷静、敏锐和坚韧，当然存在许多困难，人应有自知之明。但也还是祈望能够尽量克服这些困难，一点点袪除自身浮躁之气， 做好这份工作，能将“价值冲突中的艺术”及“艺术中的价值冲突”尽可能清晰地保存下来。不致由于自身过于偏狭的眼界，将纷繁的当代小说创作“纯净化”，也不致用含混的兼容并蓄来掩饰自己的怯于判断。写完了给陀爷过目，他闭着眼睛一概说好。我很诧异于自己在做这工作时为何有如此浓重的自我反思。后来有一回跟中文大学的黄继持聊天，说起编选之难和写导言之难， 继持先生正色道，导言很重要，读导言是我买中国小说年选的原因之一。听得我屏息不敢则声。耶鲁的孙康宜教授有一年参加了我所在的香港浸会大学的校外评审， 力证编选作品也是有分量的学术活动，说这一套年选列入了很多汉学系的教材用书。浸会的老教授们撇撇嘴大不以为然。多年以后陀爷很自豪地回顾，如果说跨文化交流他做了什么事，就是把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好作品介绍到了欧美。“中国小说年选”编到老董从香港三联任上调回北京为止，彼时我和陀爷也已经在北美“洋插队”去也。 编年度小说是一整年的工作，绝非到了每年的十二月底，你才来开始检点这一年的收成。而是这一年从年初开始，一年三百六十天你天天读小说，而且读一切跟小说相关的东西（那年头，什么是跟小说无关的呢），不断地比较、拣选、过滤，读到年底你才开始觉得心中有数了。你跟当代小说一年到头结结实实地活在了一起。多年以后我想说，这就是永远的感激了，编年度小说带给我生命中那些年里的读和写，是如此持久充实，生机饱满。 二〇一一年三月九日 （载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中国当代文学同龄人的边缘记忆 一九四九年出生的黄子平，是当代文学的同龄人。他亲历当代文学的诞生、发展与转型，但又因自身经历游离于边缘位置，书写出不同于正史的个体记忆。 ·文学研究领域“第一小提琴手”，对中国文学的另类阅读 从鲁迅、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到汪曾祺、林斤澜、王安忆、黄春明、刘大任，以疏阔幽默、真诚机警的笔调，另类阅读中国文学。 ·视野丛书全新力作，同时代人的知识友谊 黄子平语，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钱理群、陈平原、赵园、李陀、王安忆……作为同时代人，他们之间可能一辈子也见不了几次面，彼此之间以写作和阅读的方式，“无限交谈”，构建文学共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