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改革开放精神

作者简介

闫涛，中共党员，哲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教师，学院行政助理，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发展理论。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张伯苓研究会、严修研究会成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

内容简介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变成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带领全国人民改造旧的经济制度和体系，改革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到1966年，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变成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明显 下降。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成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分析国内、国际形势，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了全国的解放（除台湾），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经济的复苏与快速发展。 1. 1953—1956年，通过“一化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方面面临着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国际环境，一方面面临着战争所造成的千疮百孔的国内环境，许多工厂及机器设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矿山变成废墟，中国的工业基本上处于人员离散、生产瘫痪状态。考虑到我国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极不发达，轻工业因能源、原材料的制约而一时开工不足等实际情况，中共中央作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就必须率先发展工业，特别是在新中国刚成立，面临着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现实国际环境下，发展工业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发展工业，完善我国工业体系，就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重工业取得进步，国防建设能力稳步提升才能够有效抵抗外敌的武力侵略，才能真正拥有自保能力。 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引领下，1956年初，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据统计，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增至32.2%，合作社经济由1.5%提高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抬升到7.3%，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合计达92.9%。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由56%增长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涨至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飞跃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这就标志着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三大改造”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同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在多个行业和多个领域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明确要求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打好科技这场仗。按照毛泽东的提法：“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可以看出这明显是把发展科学技术当成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手段和重要路径。 2. 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不断前行 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这10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出现过严重的挫折，总的来说是一个在曲折中不断前行的过程。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论十大关系》所提出的基本方针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同时，毛泽东指出了苏联和东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弊端：一是注重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导致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以及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二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苏联采取所谓的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把农民挖得很苦；三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很死，一点机动权没有；四是在民族关系上，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总结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因此，中国应该走一条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有所区别，真正符合中国发展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论十大关系》共十大节，主要讲述了如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其中前五部分主要针对经济领域进行论述，主要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五个方面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很强的理论指导作用。后五个部分主要针对政治关系进行论述，主要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以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五个方面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若干方针，对新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处理各类国家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国际国内环境的科学认识，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提升，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重视，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纲领性的基本方针。《论十大关系》中所蕴含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内核成为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敢于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开启探索“中国道路”的创新思想。这一思想理论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时代性，体现了我们党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对今后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的召开，正确分析了这个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国内形势，明确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即我国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成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只有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提高社会生产力，才能摆脱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集中解决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工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引领价值。以1956年《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我国开启了1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黄金时期，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就。我国的工业建设、交通运输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都实现了长足发展，同时在科教文卫领域的成就也相当可观，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专门人才，其中大部分在以后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成为各方面的骨干力量。 （二）建设时期民族精神的体现 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局面，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面对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的敌对封锁、国内战争带来的残垣断壁，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取得以上成就，必然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发挥有着密切的联系。总结这一阶段中国人民体现或者行动创造出的民族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大爱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并没有像以往的农民起义一样，自己做皇帝，搞独裁统治，而是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勇挑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任，从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到每一名党员干部无不保持大爱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例如，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一生秉持人民公仆的精神，勤政为民、严以律己、大公无私。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作为国务院第一任总理，担任这一职务长达26年，同时还在1949—1958年兼任外交部长，但是他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享受生活，而是更加操劳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他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逢年过节，他总是关心在生产一线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线、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及时出现在哪里。”即使他在1972年被检查出患有膀胱癌，仍然心系人民，仍然带病赴延安考察，为老区人民谋划未来出路，重病住院期间他也没有放弃工作，仍然操劳国事。他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有时甚至在16个小时以上。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无产阶级战士的使命与担当，诠释了“人民总理”的称号。党的基层干部焦裕禄同志以一名党员干部的初心，廉洁奉公、一心为民，自愿请命到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而兰考在当时深受盐碱、风沙和内涝的影响，是国家级贫困县。焦裕禄为了改变兰考县落后的面貌，为了兰考人民的生活幸福，在兰考工作的470天时间里，他身体力行，走遍了几乎所有的兰考生产大队；他求真务实，带领全县人民向“三害”宣战；他亲民爱民，把老百姓的利益看得比天大；他无私奉献，舍小家为大家，为了36万兰考人民群众的幸福甘愿放弃自身和家庭的享乐机会。最后，在其42岁的人生黄金年华，因积劳成疾得肝病去世。焦裕禄同志的事迹被兰考人民永远牢记，被中国人民永远牢记，并被总结为“焦裕禄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充分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这一时期，还有无私奉献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雷锋，他的英雄事迹被总结为“雷锋精神”，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虽然在此期间，出现了诸如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犯，他们主政地方期间藐视人民利益、党纪国法，作威作福、挥霍无度，但最终都受到惩处得到其应有的下场。总之，以周恩来、焦裕禄和雷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而集中地诠释了什么是大爱为公、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为党内其他干部树立了榜样，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拥护。 二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的社会现实，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如此惨烈的现实压垮，而是不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重新建起美丽的家园。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到普通人民群众无一不秉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勤俭节约的美德，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打破了层层封锁，克服了重重困难，巩固了新中国的政权，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超额完成了一系列的经济规划，使中华民族真正站了起来。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强调，在革命即将完全胜利，我们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一定要使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他身边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毛主席都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在工作中他严肃认真，对待同志平易近人；在生活中他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在整理毛泽东晚年遗物时，人们发现他不仅没有给后代留下任何物质遗产，而且还发现了一件打了有73个补丁的睡衣。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几乎每个人都始终保持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为全国人民作了模范，带领我们度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困难的阶段。除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有一大批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也充分发扬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有“铁人”之称的王进喜是他们之中的代表。1960年，我国发现了大庆油田，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油田工人，面对着没有公路，车辆不足，吃和住都成问的极端艰苦的条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苦干5天5夜，打出了大庆第一口喷油井。在随后的10个月里，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和1202钻井队，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双双达到了年进尺10万米的奇迹，为中国石油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实现“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进太平洋里去”的宏伟壮志，王进喜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努力工作，被誉为油田铁人。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成为鼓励着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动力。建设时期，还有一大批像王进喜一样的工人，他们面对国家一穷二白的局面，努力工作，艰苦奋斗，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正是依靠他们的顽强拼搏，才让中国真正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才真正奠定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物质基础。 三是敢于创造，勇于创新的精神。我们走的道路是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我们前行的道路是敢于创造、勇于创新的结果。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创新精神的传承，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世界科技创新的引领者之一，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科技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由于制度落后，被外敌入侵，不仅丧失了世界创新型强国的地位，而且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国外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中国采取全方位的封锁，另一面，虽然在1958年之前我们曾受到来自苏联的援建，但是1958年之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所有的援建专家。因此，依靠外来的技术发展自己的方式已经行不通。在如此形势下，中国并没有被困难压垮，一方面利用苏联前期的技术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充分发扬独立自主的精神，敢于创造、勇于创新，实现了中国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巨大突破。在国防科技领域，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取得重大突破，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威慑力。1967年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1971年9月完成洲际火箭首次飞行试验。“两弹一星”的成功实验离不开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在背后默默地付出，王淦昌、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等“两弹一星”的元勋，为中国国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两弹一星”功勋的科技专家大会上，首次提出了“两弹一星精神”，并归纳出其基本内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两弹一星精神”成为激励中国科技工作者为了实现国家强大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同时在建设时期，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1965年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1973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超产量的籼型杂交水稻，同时在电子通信、半导体、集成电路等科技领域也取了巨大突破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得益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发挥，中国人民创造出了世界科技史上一项又一项的奇迹。总之，创新、创造精神是流淌在中国人民血液中的宝贵财富，不仅是建设时期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基本内容的重要构成要素。 总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人民的实践活动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而且赋予了民族精神众多新的内涵，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的实践不断地被赋予新内涵，并且其中优秀的民族精神也没有因此就被新的精神内涵所取代，而是始终被保留在我们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中，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奋发向上、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 （三）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呼唤 建设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多层次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取得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信心，但是也导致了一些激进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党内和全国的蔓延，脱离了中国发展实际的一系列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被制定和执行，使得中国人民的精神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浮夸风”和“自大观”，滋生了极端理想主义的骄傲自满情绪和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使得中国建设时期的大好局面陷入危局。为了改变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危局必须纠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精神领域所出现的问题，而这就为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依据。 在社会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党和人民迫切地想要摆脱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滋长出了一些急躁情绪和冒进思想，这使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波折，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宣传中，一再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为了尽快地赶超英美，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在1958年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些脱离了中国现实国情和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与发展规律的实践，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还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受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的教训，全党逐步清醒过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6年，正当我国克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走入歧途，极大地破坏了党和国家正确的发展道路，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被击碎，社会开始严重失序，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被迫中断，“斗争”与“冲突”成为中国社会这一阶段的主旋律。此后10年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阶级斗争”之上，中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遭受重大挫折。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这场基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失误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所发动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致使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思想，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决定成立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会后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迅猛地开展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过程中，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党内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在极力地挽救社会动乱给经济带来的严重损失。在他们的挽救与人民的热情劳动下，“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第三、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全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较快，农业产量稳步增长。随着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综合起来看，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比1965年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181.7%，平均每年增长9.9%；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51.2%，平均每年增长3.8%。”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排除艰难险阻、共同努力奋斗的成就，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会取得更大、更高、更多的成果。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十年，我们仍然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绩，这也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以及强大生命力。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而是毛泽东包括其他领导人决策的失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而是急于求成、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超过国家能力（即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的，主观主义决策的失误。这符合‘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历史逻辑，也符合‘坏事变好事’的辩证逻辑。”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反两种经验和教训，虽然我们出现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政治和思想错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波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论述为开启改革开放进程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也为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建设时期提炼出的改革精神和创新精神，也为“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内容形成提供了理论借鉴。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我们走了一些弯路，究其根本原因来说，是党的理论和政策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在思想上犯了错误，精神领域出现了问题。如果任由这一错误和问题蔓延，社会主义事业就有被葬送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将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使社会主义事业重新焕发出绚丽的光彩。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历程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即首先在思想领域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这又再次证明了思想领域解放的重要性，也启迪了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出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丛书”，作为一套开放式的研究丛书，围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点理论和实践问题，分专题分批次，组织力量、研究撰写，由点而面、展开推进，传播成果、交流思想，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著作出版重要平台，力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理论贡献。 本书的特色在于以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最新提出的民族和时代精神——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为指导，多视角多维度系统分析阐述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这不仅强化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干部对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的思想认识，更坚定了人们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念，启发中国人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而奋斗不止。 本书的出版对读者对深刻理解和继承改革开放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