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之林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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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课回来，靳之林听说最近有一批人下乡，但名单上没有他。他 家也没回，直接去找党委书记。 “书记，下乡名单怎么没有我？” 党委书记面有难色地说：“这是学校党委研究决定的，这次你就不要 去了。下次下乡再安排你，如何？” “可我想深入生活啊，在市里离生活太远了。”靳之林还在争取。 “这次就算了，你不要去，也不要再争了。以后有机会我会考虑你。 好不好？” 书记的话里好像还藏着什么东西，但他来不及也不愿意琢磨，便去找 校长。校长态度平静地说：“好，去吧！” 靳之林心情舒畅极了，就像天空一样，万里无云。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他和文化系统下乡的人一起出发，到农安县参 加劳动。 到达的第二天，文化系统派来保卫科长——现在是劳动队长就带领他 们上工。这是一片广漠而肥沃的土地，田垄一望无际，绿油油的玉米苗直 到天边。太阳刚刚出来，空中流动着凉凉的微风。靳之林愉快地锄草—— 这活儿虽然陌生，却也并不难学。 太阳一点点升高，阳光渐渐热情，空中流动的似乎是一股暖流。靳之 林擦一把汗，站一站，看到旁边同去的艺术家、教授、学者们一个个都在 弓着腰锄地，手里的锄头似乎不太听使唤，而可恶的草又往往与苗贴得很 近，像情感炽烈的情侣。这些知识分子怕伤了玉米苗，紧握锄头，小心翼 翼，活像玉匠雕琢一件绝代珍品。旁边的老乡已经锄到前面老远的地方， 他们想追，却又快不起来，着急加天热，汗珠顺着脸淌下来，衣服全湿了 。靳之林稍稍休息，再弯下腰去却觉得有点酸痛，又想直起，或干脆趴下 ，可他只能弯着，按这样的角度弯着。抬头望望前面，这一垄看不到边， 仿佛永无尽头地延伸下去。 日到中天，一团火在空中喷洒。阳光变作烧红的金针密密麻麻地射到 身上，而风却逃得无影无踪，空气凝滞，人好像封闭在蒸笼里。田里的玉 米苗也垂下头去，向太阳讨饶。 人们站在田里，彼此望望，想说点什么，却又欲言又止，站一会儿又 开始锄草——在太阳底下站着就是一种幸福，仿佛痛苦暂时停止。这时， 农民收工回家，他们也赶快收工。 吃过午饭，他们立即上工，走到田里却没看着农民。原以为经过中午 休整，应该有所恢复，谁知一弯身，腰就接着上午的疼痛延伸下来，强度 更大，手上也磨出血泡，沾着锄把就疼。可是，他们必须干下去，因为这 是劳动锻炼。 太阳宛如不可一世的专制君王，满嘴喷吐着发烫的胡言乱语。玉米苗 更为谦恭，把头垂得再低、再低。这一群接受锻炼的知识分子如同玉米苗 一样，蔫蔫的，已经没有声息，好像俏皮话、幽默故事与艺术家特有的智 慧也被太阳蒸发掉了。靳之林坚持锄着，这是自己要求来的，决不能后退 一步。 他们都在坚持着，一寸一寸地推进。他们明白，必须经受住这场考验 。 直到太阳偏西，农民才陆续上工。这时，空气似乎又在流动，光线不 再那么狂热。他们感到一丝轻松，但腰却更酸，手上的泡也更疼，而面前 的玉米垄仿佛也更长。什么也不能想，只有闷着头往前蹭，就像登山。到 收工时节，一条垄也只锄到三分之一。 田问休息时，靳之林想走到地头找老乡拉拉话，这已经成为他的生活 习惯：看见他们有一种天生的亲热感。地头坐满了人，他走过去，招呼老 乡，老乡却转过身去，不理他。晚上收工回来，劳动队长找靳之林谈话： “靳之林，你找老乡干什么？” “我想和老乡拉拉家常。” “你是什么人？怎么能跟贫下中农在一起？”队长不客气地说。 靳之林蒙了，委屈地说：“我来就是为了跟农民在一起。” “告诉你，来的全是地富反坏右，劳动改造。”． “我是劳动锻炼，不是劳动改造。” “现在，我警告你！”队长义正词严地说，“在这里只许你老老实实 地改造，不许你和贫下中农说话。” 眼前的场面他从未遇到过。以前，不管走到哪里，都和农民打成一片 ，他一直用毛主席的话来要求自己： 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结 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他又想起1954年在河北武安小店下乡的情景。那时正是中国农村从初 级社到高级社发展的过程中，农民热情很高。他们要求成立高级社，但老 是批不下来。一天晚上，社员集中在社办公室，他和农民一起等待代表的 消息——社里的代表已经连续去了几天。等到半夜，代表回来，手里拿着 信，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建社批准了！” 群众一下拥上来，把代表包围住，兴奋地追问细节。他的心和群众一 样激动，回来画了《我们建社批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