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人文系列：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华帝国在东亚南部的建立

作者简介

马硕（Maxim Korolkov），俄罗斯历史学者，1984年生，200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博士学位，2015—2017年先后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京都大学、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专攻先秦晚期至早期帝制中国历史，研究聚焦于古代至中古东亚帝制国家形成时期的经济与制度变革，以及帝国边疆区域历史。现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前现代中国史助理教授。著有《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华帝国在东亚南部的建立》（The Imperial Network in Ancient China: The Foundation of Sinitic Empire in Southern East Asia, Routledge, 2022）、《古代东亚南部的制度与环境：公元前3000年—公元300年》（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 in Ancient Southern East Asia, 3000 BCE–300 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Elements series，即将出版）。译注有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奏谳书》（俄文）。正在研究由德国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课题“开创中国经济：中华帝国形成时期的经济变革（公元前4世纪—前2世纪）”（“Inventing the Chinese Economy: Economic Change in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Empires, Fourth to Second Century BCE”）。 ？ 译者简介 尹嘉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与日本京都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法律史

内容简介

致 谢 本书源于我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一章。首先请允许我向我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导师李峰教授，以及论文指导委员会的郭珏、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叶山（Robin D. S. Yates）、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四位教授表达感激之情，感谢他们的悉心指导并对博士学位论文初稿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尤其令我感动的是，郭珏教授还慷慨地分享了她正在进行中的有关长江中游地区复杂社会早期历史的研究成果，她运用区域的方法理解古代东亚政权建设的思路让我受教至今。而我有限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技能则要归功于“城市人文制图”（Mapping for the Urban Humanities）的组织者与指导者，这个数字制图集中研习班由哥伦比亚大学主办，并得到安德鲁· W. 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的资助，我有幸在2017年春夏参与其中。 本书完成于我在德国任教期间。自2017年起我任教于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在那里获得了纪安诺（Enno Giele）教授的友谊与支持。无论是学校午休期间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是在往返各种学术活动的列车上，与他的交谈都令我颇受启发。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我们早期中国（Early China）小团队的同事们志同道合，共同营造了温馨友好的独特氛围。我尤其感谢金兰中（Nanny Kim）、韦莎婷（Jeanette Werning）、史达（Thies Staack）、孙慧和唐俊峰。 本书的部分研究成果曾先后在以下学术会议与研讨会上宣读和讨论：2019年夏，由安可（Anke Hein）、傅希明（Christopher Foster）在牛津大学共同主办的“秦帝国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Qin Empire）研讨会；谢藏（Armin Selbitschka）、哈克（Yitzchak Jaffe）在慕尼黑大学（University of Munich）组织召开的“层累的中国文化与早期中国研究”（Cumulativ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研讨会；以及同年后续两场关注古代欧亚跨区域互动的会议，即斯塔·冯·瑞登（Sitta von Reden）与“BaSaR：超越丝绸之路”（BaSaR ：Beyond the Silk Road）项目团队在弗莱堡大学组织召开的“边缘经济：区域、帝国与全球尺度下的边疆地区进程（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Economies of the Edge ：Frontier Zone Processes at Regional，Imperial，and Global Scales［300BCE—300CE］）会议和王廉明在海德堡大学组织的“丝绸之路之前：公元前一千纪的欧亚互动”（Before the Silk Road：Eurasian Interactions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会议。感谢会议的组织方、受邀者，以及对我论文提出意见或建议的各位专家学者。 本书各章节的写作是在2017年至2021年间完成的，但大部分基础工作从2011年就已开始，包括在长江中游、四川省及中国南方其他地区开展的实地调查。我对许多中国学者不胜感激，他们帮助我制订并实现了上述行程计划，其中一些行程深入到当时较难抵达的地区（交通条件如今已大为改善）。以下名单未能详备，疏漏之处，敬请谅解：方勤、张春龙、龙京沙、关宇、胡新生、贾飞、简斐、刘勇、石涛、龙裴然等。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初期，我有幸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度过了2016—2017学年。我很享受中心主任陈伟教授的热情接待，并与许多在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工作的学者进行了长时间富有成效的交谈。我特别感谢徐少华、宋华强、鲁家亮、郑威、郭涛与雷海龙分享他们对长江中游地区考古和出土文献的见解。我在武汉大学的研究还得到了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新汉学计划”的慷慨资助。 我对中国古代出土文书的兴趣，开始于2008年至2011年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这主要得益于蒋非非教授的讨论课与读简班。从那时起，与蒋教授的交流一直激励着我对出土文书提供的大量有关早期中华帝国基层社会生活的信息展开研究。这些年来，蒋教授也成为了指点我在中国研究和生活的好朋友。如果没有她的指导和友谊，也就不会有如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 持续的疫情导致了身心上的隔离，除此之外，自2020年下半年至今，对大学图书馆的访问仍受限于时日不定的官方通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将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同行间的资源共享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我要感谢蒋非非、郭珏、林志鹏、凌文超、雷海龙、乔丹·克里斯托弗（Jordan Christopher）以及其他诸多学者与友人的帮助。 我还要特别感谢通读本书全稿并作出评议的友人与同事们：钱德樑（Erica Fox Brindley）与艾丽娜（Arina Mikhalevskaya）对个别章节提出了深思熟虑的意见 ；尤其要感谢安可（Anke Hein），她从科研、教学与育儿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全面审阅了整部书稿，她的批评与建议帮助我极大地完善了本书。感谢朱腾推荐了本书的译者尹嘉越。在翻译出版过程中，译者尹嘉越、责任编辑朱宝元先生和荣玉洁女士，不辞辛劳、反复沟通，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当然，所有遗留的舛误、差错及疏漏均由我本人负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若没有家人长久以来的帮助与支持，我的学术之路和本书的完成都是难以实现的。我的妻子安娜·西茨（Anna Sitz）在本书出版前的几年里让我充满了喜悦和幸福。 从全新视角构建中华帝国的形成过程 传统观点认为，中华帝国的形成是自上而下征服的过程，本书则将帝国视为一种互动网络，分析网络中多元主体的作用，挑战了中华文明起源于北方中原的单一中心范式。 重新认识东亚南部在早期中华帝国形成中的地位 本书以东亚南部作为研究焦点，建构其在帝国网络形成过程中的主体性，纠正早期中华帝国研究中“重北轻南”的倾向。 重写秦史的里程碑之作 在宏观层面，通过研究区域间交流的模式与互动网络变动的性质，以理解秦帝国扩张的方向、过程及结果；在微观层面，探讨了秦地方政府在南方的活动，是如何通过改造人口流动与资源转移的模式，以及促进地理与环境知识的积累，从而影响帝国社会经济的。 文献翔实，言必有据 广泛运用里耶秦简等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吸纳多项最新研究成果，学术视野广阔，学术分量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