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经典学术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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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希伯来经典学术史 第一章?从古代到 17 世纪的圣经阐释 希伯来经典文学研究或阐释的起点应该追溯到古老的解经学，但是其意义有别于今人所理解的圣经文学阐释与学术研究，这是因为，尽管在圣经文本中已经存在神话、故事、历史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类型，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文学尚未以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单独存在。无论如何，关于圣经阐释的历史明显囊括了解读圣经的不同方式与视角。古代的圣经阐释方法主要有三种，即来自基督教传统的寓意法（Allegory）与预表法（Typology），以及来自犹太传统的米德拉西（Midrash）。 寓意法源于古代希腊传统，它假设圣经具有多重层面的含义，在解释圣经时追求字面性（literal）或历史性（historical），寓意性（allegorical）或教义性（doctrinal），道德性（moral）或比喻性（tropological），以及灵意性（anagogical）或末世性（eschatological），与早期犹太拉比寻求字面意义及其之外意义的做法一脉相承。按照当代学者约翰·哈亚斯（John Hayas）的说法，在基督徒当中，追求文本的“更深层”含义在于区分“字母”与“精神”。就像人拥有肉体、灵魂和精神一样，文本也是如此。文本的肉体乃是其直接的意义，灵魂乃其道德感，精神乃其神秘含义或寓意。此方法的来源包括：希腊人对于史诗和神秘物质的寓意追寻，阿里斯托布鲁斯和菲洛（这两人后面有说明）对圣典的哲学—寓意阐释，拉比释经传统，以及来自对文本意义的多重发现。 预表法的主要特征是把《新约》母题 与《旧约》作对比，关注《新约》中的一些人物、事件或者类型在《旧约》中已经出现，或者显露出某种预兆。预表法阅读通常与基督教释经学家把《旧约》当作《新约》的预示相联系，但是预表法也是拉比们所沿用的阐释策略，说的是“父辈行为预示他们的后代会遭遇什么”。最后，差不多任何人、任何事都变成了潜在的预兆：亚当、亚伯、以撒、约瑟、摩西、约书亚，以及《旧约》中的其他人物都代表着耶稣的某个方面。预表法与寓意法都以圣典的“精神认识（感）”著称，与“字面认识（感）”相对。基督教与犹太教不同，在信仰耶稣和使徒事件的描述上差异很大。基督徒认为，这些事件实际上在《旧约》中就已经得到预示，比如在先知以赛亚和大卫的诗篇中曾经出现过。后来又形成一些难以释解的矛盾，比如关于耶稣被送上十字架问题的讨论：如果耶稣是上帝之子，上帝为什么会接受儿子被杀这一事实，而未能让他像以撒一样获救？也许这是一种牺牲。一些犹太学者，如库格尔（James Kugel）也认为以撒背柴与耶稣背负十字架具有一种预表关系。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在《上帝之城》中讨论了该隐与亚伯的故事。亚伯是牧羊人，被弟弟该隐杀害。他可能是耶稣的前身，因为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中便有“好牧羊人”的说法，而且耶稣也是被谋杀，被罗马人钉上了十字架。 米德拉西，这里指的是古代犹太权威机构倡导和使用的一种阐释圣经的方式，其主旨是把经文的深一层意思挖掘出来。有些犹太学者认为，早期犹太解经学家鼓励寻求同一文本的不同意义。希伯来词汇中的每一个辅音字母组合（即词根）可在文本中找到四种含义： Peshat（字面意义或者直接的意义）、Remez（隐含、暗示的意义或寓意）、Derash（对经文发挥性阐释）以及Sod（神秘意义）。在犹太传统中，米德拉西也指圣经阐释和阐释注疏，这些含义将在后文出现时逐一予以解释。 一、 拉比之前犹太人的圣经阐释（公元前150—70） 从时间上看，圣经阐释历史久远，经文抄写者和解经学家甚至在《希伯来圣经》成书之前就已经开始阐释希伯来文作品了。要追溯犹太圣经阐释的起源，就不能忽略犹太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即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进兵耶路撒冷，犹太城邦沦陷，大批百姓、工匠、祭司与王室人员被掠走，酿成犹太历史上耸人听闻的“巴比伦之囚”事件。这一事件产生了两个灾难性后果：百姓的被征服和离散。犹太人迁居到了耶路撒冷和犹大两地之外，在半个多世纪里以囚虏身份生活在异乡，因而出现了希伯来语与其他语言并置的局面。数十年后，邻国波斯人攻克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生存境况因此发生了转变。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签署赦令，允许犹太人返回故乡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就像詹姆斯·库格尔所阐释的，巴比伦流亡本身对犹太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群体回归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一些人选择了不回归，已回归者试图重建过去。但祭司与王室人员究竟谁为领袖？究竟是按照波斯人所期待的那样使犹大成为波斯的一个行省，还是等待时机实现政治自治，甚至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过去的目的在于规划未来。那么，带有记录过去性质的古代文本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依据，这样一来，带有追述过去色彩的圣经阐释变得重要起来。 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了波斯帝国，并逐渐统治西亚南部和埃及，希腊语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希腊文化逐渐影响到犹太社区。在圣经出现之前，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代希腊文学经典就包含了许多神话学叙事，并得到寓意上的解释。 由于接受了希腊式教育和希腊思想，在解经学方面，犹太人借鉴了希腊人的方式，在解经时追求隐藏在字面意思背后的经文含义。这种方法即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寓意释经法，追寻寓意成为后来圣经阐释学中一个重要的范式，尤其在基督教解释者中，这种方法更为流行。在具体实践中，寓意化是一种技巧，把具体文本中的人物、事件或地点解释为某种抽象的存在、观点、美德或邪恶，或某种哲学教义。这一点我们从基督教释经学的现存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如《基督教释经学》中说，这个学派的一个主要特色，在于其源自柏拉图哲学的寓意解经方法（allegorical method）。但是在拉比解经传统中，犹太人寻求寓意的文本主要是《雅歌》。 拉比之前的释经家，亚历山大的犹太哲学家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约公元前160）便是采用当时流行于希腊学界的寓意法释经的先驱者之一，但他流传下来的著述甚少，只有《摩西著作评注》残篇。阿里斯托布鲁斯之后约两百年，出现了运用寓意法解释圣经的大师，即生于亚历山大城的思想家菲洛（Philo of Alexander，约公元前30—55），他致力于把《希伯来圣经》与柏拉图哲学协调起来。 菲洛有公元1世纪最伟大的犹太作家之称，具有广博的希腊语和犹太文化知识。他受到柏拉图哲学的影响，其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希腊文阐释《希伯来圣经》的。他在当时深受尊重，其作品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基督教作家。菲洛的书写反映出1世纪初期地中海地区两种重要的 文化传统的交汇。菲洛相信，犹太圣典作为神性交流的产物，显示出神性智慧。他用寓意法解释了《创世记》前十七章，解释创世的故事、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大洪水和亚伯拉罕的故事，解释律法书和 《出埃及记》。当代学者库格尔认为，菲洛寓意解经的精华可以用亚伯拉罕离开吾珥故乡（《创世记》11：31）这一例证加以概括。菲洛认为，《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的故事从字面意思上看，讲述的是过去的一个事件，但是从寓意角度阐释，它讲的不是亚伯拉罕，而是人的心灵：任何像亚伯拉罕一样寻找上帝的人，都要离开家这个能够“信任”的世界，走向“城市”，即另一种认知方式。 库姆兰社群时期（公元前150—68）的圣经阐释成果，在20世纪中叶出土的《死海古卷》中有所体现。库姆兰社群醉心于《先知书》的解释。他们努力搜寻《旧约》中的预言，引用它们来解释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其释经取向为“别沙”（pesher），其希伯来文的含义为“解释”（interpretation）。利用这种解经方式的人认为，圣经的书写有两个层面：表层写给普通读者，深层（隐含的层面）写给专家。该取向具有三种释经技巧：一、释经者为了支持某个解释，可以提议对经文做出改动；二、释经者也会把预言理解为是指向他们那个时代而说的，宣称预言将会在当时或即将发生的事件中应验；三、释经者可能采纳一个割裂的释经取向，把经文分割为独立的词组，然后无视上下文，各自解释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