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父子(个人私密记忆折射时代更替变迁)/新时期嘉定作家群文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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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读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于上世纪40年代 的自述体散文《如此欢乐童年》时，脑子里一下冒出了我 酝酿中要写的这本书的书名。奥威尔在那篇文章里记述了 他学童时代在寄宿学校的一段经历，给我的印象，那是他 记忆里的噩梦，影响到他后来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虽然 奥威尔写的是上世纪初英国的学校，但我感觉不陌生，许 多细节引起我内心的共鸣。奥威尔只是写了自己做学生的 一段经历，而我还由此想到了我们这辈人做父亲后和孩子 的关系。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决定了我们这辈人；在为 人子和为人父的角色上的困惑和尴尬。 我生于1959年，出生地是上海南市区，出生后不久因 父亲“下放”举家迁到郊县嘉定。我父亲是山东威海人， 离休干部。一般称解放后上海的山东籍干部为“南下干部 ”。我小时候嘉定的干部，从县委书记、县长到各乡镇、 机关单位的主要领导，多半来自山东，在我们家所在的为 机关干部建造的六一新村里，户主为山东人居多。一直以 来我也默认父亲“南下干部”的身份，但实际上父亲的情 况特殊。父亲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家庭成分曾被划为“资 本家”），父辈在威海开布店。山东解放前夕，父亲在烟 台念高中，我爷爷因为对共产党不了解，更被国民党散布 的关于解放军的谣言吓倒，于是将父亲送到上海去继续学 业。没想到父亲在上海接触到地下党，并入了党。 我曾听父亲说，其实他对共产党早有所知，他的一位 堂兄好多年前已投奔八路军。父亲的这位堂兄，虽只年长 一岁，但父亲一生对他充满崇敬，并将这种崇敬的态度传 染给了他的两个儿子。我本人直到1988年，二十九岁那年 ，才在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军职干部家属区见到了已离休 在家的堂伯父（山东叫大爷）。不太爱说话的父亲，讲起 这位堂兄来如数家珍。父亲讲得最多的是他堂兄从小个性 的刚烈和思想的叛逆，如他还是个孩子时，就敢当面将他 父亲的鸦片枪折断，十四五岁时就离家投奔革命去了；皖 南事变后，他坐过国民党的老虎凳，逃跑后回家待了没几 天又出去找部队。当地有个汉奸，常拿这事来我爷爷兄弟 俩的布店里敲诈。我父亲在店里见过这一幕：那汉奸身穿 黑绸衫，嘴上叼着烟卷，屁股后挂着二十响盒子炮，阴阳 怪气地故意问我父亲的大伯：儿子最近有信来吗？老兄弟 俩立刻好烟好酒伺候他，临走还往他兜里塞钱。解放后这 汉奸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也许正因为我堂伯父觉得此生未能在双亲大人面前尽 孝，年轻时还特别让他们担惊受怕，因此在他父亲去世时 ，他回老家操办了隆重的丧事，他自己也按旧俗披麻戴孝 。这是堂伯父解放后第一次回老家，结果因为在丧事中“ 搞封建迷信活动”受到部队处分，从此再没回去过。 我认为我父亲被我爷爷送到上海来“避难”，却在上 海秘密加入地下党，堂兄对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记 得曾听父亲讲，上海刚解放时，他堂兄来沪出差，父亲迫 不及待地去部队住处看他，兄弟俩久别重逢，父亲对他景 仰的堂兄说的第一句话是： “哥，我也入党了！” 但1988年我在西安见到堂伯父时，我发现他似乎对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