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评传/国学大师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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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学者姚永概与吴汝纶谈国朝诸家所治之业， 认为清代号称汉学，实际一一原于宋人，不过就其遗 绪发皇张大而已。“如疑《古文尚书》，能不日始于 朱子乎！《说文》之学，能不曰始于大徐、小徐乎！ 考古音之学，能不日始于吴才老乎！校勘之学，能不 日始于朱子《韩文考异》乎！金石之学，能不日始于 欧阳永叔、赵明诚乎！礼图之学，能不日始于聂崇义 及杨复乎！搜采古逸之学，能不曰始于王应麟《郑氏 周易》、《郑氏尚书注》、《三家诗考》乎！考证史 事之学，能不日始于司马公之《通鉴考异》、三刘之 《两汉刊误》、吴仁杰之《刊误补遗》乎！”（《慎 宜轩笔记》卷十）姚氏以尖锐的眼光，抉出清代学术 根源，足以摒祛汉学家之成见。学术发展自有其一定 的基础，没有汉学基础就不能有宋学，没有宋学基础 也就不能有清学。清代汉学实际上是宋代朱学的演进 。清学不及宋学处，在尊信汉儒，不敢凭良心说话； 而宋学不及清学处，清代学问分门去做，为朴学者， 不以不能义理、词章为耻，宋人喜欢兼有之。可见宋 学对于汉学的重要变化，是把信仰的对象变为研究的 对象；清学对于宋学的变化则在于把粗疏的研究变为 细致的研究。纵观古代学术，汉人之功在于保存古籍 ，宋人之功在于用理智观察，清人之功则在于以实证 求是。这是学术发展所必经的三个阶段。只有经过这 三个阶段，然后可以作综合的批判。这并不全是今人 的智力胜过前人，实在是2000年来智慧积累所成。先 生在20多岁时已经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古今 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新的呈现，定 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而至。” 清代道、咸间，外侮日近，《公羊》学思想最能 启发人们改制图新的要求，因此清初“经世致用”的 思想重被唤起，有人致力于反对乾嘉以来汉学家所尊 奉的东汉古文学，标榜“通经致用”的西汉今文学， 形成了清代晚期的今文学派。它的宗旨是据经书以论 变法，提出孔子托古改制的问题做自己托古改制的证 据。清末的古文家却依然按照旧日的途径去作学问。 于是这两派必然发生激烈冲突，各自尽力揭破对方的 弱点，使得观战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双方的本质： 汉代的今文经学由孔子学派所传衍，经过长期的蜕化 而失掉其真面目；古文经学异军突起，得到一点古代 材料，用自己的意思整理改造而成，目的在于以此为 工具和今文学家唱对台戏。所以古文派攻击今文派有 道理，在于今文派确有说谎的；今文派攻击古文派也 有道理，在于古文派有造伪经的事。当初刘歆的目标 ，要把经典重新整理一次，实际上经他手整理的古书 ，确比今文胜一筹。如《左传》胜过《公羊》，《毛 诗》胜过三家诗，《尔雅》更是有系统的文字学书， 为前所未有，《周官》则规模阔大，非有大魄力不能 办到。当时今文家中没有大思想家，由于古文家胜于 今文家，使得学术界能够改变其目光与方法，因而取 得领导地位。自东汉以下，今文日衰，古文日盛，这 正是按照优胜劣败的规律发展的。但古文家的作伪， 则是不可掩盖的事实。再者，汉代的今古文家，都是 身人局内者，清代的今古文家，都是由上观汉代今古 文家而来，他们不能完全遵守旁观的规则，欲与局中 人合伙，这是他们的误处。现在的人们站在客观的立 场，只是披露其真相而已，不必有出主人奴之见。这 种态度，康有为们是不会有的。然而廖平之学由分析 《五经异义》而来，康有为之学由比较《史记》、《 汉书》而来，他们所用的方法都是近代的方法。尤其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其论辩 的基础完全建立在历史的证据上，是超过以前辨伪学 家之处。康氏的辨伪，一般人都以为是他的政治作用 ，不知道这是康氏的历史使命，因为据今文以斥伪古 文，本是一个历史问题。 后来被表彰出来的清代中叶学者崔述，更超越两 汉学术之争，分析《经》、《传》异同，推倒秦、汉 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 清末东汉训诂学的信徒叶德辉曾很痛心地说：“ 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 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矣！”（《翼教丛编》卷七） 他从清代汉学发展中，看到用前代学术压制后代学术 的学术斗争方式，即先用东汉古文学否定宋学，接着 是用西汉今文学否定东汉古文学，照此规律再向前走 ，势必有人用先秦的学术否定西汉今文学。他站在反 对今文学的立场上无意中道出了汉学发展的趋势。后 来先生在鸟瞰近三百年学术时说： 近三百年之学术工作似乎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 一阶段为辨朱、陆异同；第二阶段为辨汉、宋异同； 第三阶段为辨今、古文异同；第四阶段为辨经、传异 同。盖中国学术之创造，自周、孔起，至陆、王止。 中间虽有整理，如汉之许、郑，唐之孔、贾，宋之朱 、王，但因讨论未广，方法未精，故整理不甚圆满， 或因不适当之整理而愈乱。至近三百年，则方法入于 客观，讨论日趋精密，经分析、比较之工作，将千余 年中纷乱如丝之学术理出了头绪。凡从前因成见、宗 派、缺乏历史观念而看不清楚之真相，经此细密整理 功夫，拔除尘障，刊落葛藤，真相遂日显。“登高必 自卑，行远必自迩”，故先自近的整理起，宋代问题 弄明白即进而弄明白汉代问题，再进而弄明白春秋、 战国间的问题。将来文化建设，继续钻研，一部中国 学术史乃可写清楚也。 在这里，他用“似乎”来划分四个阶段，大概是 因为首先辨《经》、《传》异同的崔述起于清代今古 文之争前，从时间上似与这一学术发展趋势不符。然 而崔氏是排除在任何家派之外的一个人，以前人对古 史问题，愚者信而不疑，智者存而不论，起而做大规 模反抗的，崔氏称得上是第—人。但由于受时代局限 ，他不能摆脱圣道观念，过分尊信经书。所以，打破 经学樊篱，揭示中国文化中心的真相，不能不说是学 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学的归宿，是新时期的历史 的使命。P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