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世界)

作者简介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成员。担任孟子研究院秘书长，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荀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出版《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儒家道统说新探》《“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新四书与新儒学》等专著，其中《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获多项人文社科奖。

内容简介

回到“子思”去，从文化的承继来看，则是要处理前轴心时代与轴心时代文化的关系，具体讲，也就是五经与四书的关系。五经本乃前轴心时代的文化积累，但孔子在创立儒学时对其进行了整理、诠释，并用于教学之中，使其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则是孔、曾、思、孟的个人言行记录或著述，是其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与主张，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创造。子思等儒家学者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传统，不是抛开六艺或五经等基本经典，而是对其进行自由、开放的诠释，视其为思想的源头活水，通过引述《诗》《书》，为自己的观念、学说寻找合理性的说明，在思想突破、创造的同时，并没有割断与前轴心时代的联系，使儒学具有了强大生命力。在早期儒学那里，既存在着子学这样一条主线，也存在着早期经学或六艺之学这样一条辅线。汉代以后推重经学，实发展了孔子的六艺之学，而把子学降到附属的地位，看作经学的附庸或者传记，故是以五经看孔子，视孔子为五经的整理者或“微言大义”的阐发者。宋代以后理学兴起，则是回到孔子所创立的社会人生之学或子学，但是又升“子”为“经”，提高了《论语》《孟子》等书的地位，故特重四书，以此为儒家的基本经典，同时又承认五经的地位。从儒学的发展、演变来看，宋明理学可能更接近早期儒学的形态，其吸收、借鉴佛老理论思维，对儒学进行重新诠释，也使儒家的心性义理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不过宋明儒推重四书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其所谓四书未必能涵盖、反映早期儒学的精神内涵，而不过是为了服务于其道统说，对早期儒学的一种“损益”而已。在我们看来，如果不是立足于狭隘、“一线单传”的道统观，而是视道统为根源的文化生命，为生生不息、历久常新的文化精神、文化生命，则真正能代表、反映早期儒学文化精神与生命的应是《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四部书，其中《论语》《孟子》《荀子》分别是孔、孟、荀精神文化生命的记录与反映，而《礼记》是汉代学者对所搜集、发现的七十二子及其后学（包括曾子、子游、子思等）的部分作品，以及讨论礼节仪式文字的编订、整理，故郭店、上博竹简中的有关内容也可归入其中。这样《论》《记》《孟》《荀》实涵盖了早期儒学的文化生命与精神内涵，可合称“新四书”。对于《论》《记》《孟》《荀》，我们也不是视其为“一以贯之”，传递着相同的道，而是儒家文化生命生生不息，成长、发展，乃至曲折、回转的过程。所以无论孟子还是荀子，都无力独自承担儒家道统，面对儒家道统，面对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他们都存在着“所失”或“所偏”，只有统合孟、荀，相互补充，才能重建道统，恢复儒学的精神生命与活力。孟、荀思想中的某些对立与分歧，恰使其相互融合与补充成为必要，故读《孟子》需兼《荀子》，读《荀子》需归于《孟子》（尤其在人性论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礼记•中庸》）。
如果说当年宋明儒者是以回到早期儒学、回到孔孟为目标，以借鉴、学习佛老的形而上思维和理论成果为手段，“出入佛老数十载，然后返之于六经（广义的）”，通过对四书的创造性诠释而完成了一次儒学的伟大复兴的话，那么，郭店简及上博简的发现，则使我们有可能更为真切地了解孔子到孟、荀的思想发展，感受到早期儒学文化生命的脉动，重新发现、挖掘早期儒学的思想资源。故学习宋儒的做法，重新出入西学（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罗尔斯等）数十载，然后返之于六经，以新道统说为统领，以新四书为基本经典，“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以完成当代儒学的复兴与重建，便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职责与使命。一方面，六经的价值、意义注入“我”的生命中，滋润了“我”，养育了“我”，是谓“六经注我”；另一方面，“我”的时代感受，“我”的生命关怀，“我”的问题意识又被带入六经中，是谓“我注六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六经皆史”——六经是一部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自由的历史。此精神、自由之历史才是儒家道统之所在，是孔、曾、游、思、孟、荀精神之所在，也是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研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