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

作者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作家、思想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伟大的文学家，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文学史杰出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内容简介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一 尽管几十万人集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千方百计把他们住得很拥挤的土地毁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在地上铺满石头，不让任何东西生长，尽管小草刚一出土就被除掉，尽管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树木遭到砍伐，鸟兽尽被驱逐——春天甚至在城市里，依旧还是春天。太阳暖暖地照着，青草在没有被铲尽的地方，不仅在林荫路的草坪上，而且在石板的夹缝里，死而复生，呈现出一片绿色。桦树、杨树和稠李长出黏黏的、散发着清香的嫩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绽裂的幼芽。寒鸦、麻雀和鸽子像春天那样欢快地筑起巢来，连被太阳晒暖的苍蝇，也沿着墙根儿嗡嗡地飞动。植物啊，鸟雀啊，昆虫啊，儿童啊，全都快快乐乐。唯独人们——大人们，成人们——却永不休止地在欺骗自己和相互欺骗，在折磨自己和相互折磨。成人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这种专为造福万物而出现的人间的美——能激发和平、亲睦、友爱的美，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那套一个人统治另一个人的把戏。 譬如，省监狱办公室的人们就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都能感受到春天的魅力和欢乐，而是前一天收到的一件编着号码、盖着大印、标着罪名的公文，上面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前，将狱中三名在押的案犯——两女一男，解送法庭受审。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是要犯，必须单独解送。于是，遵照这道命令，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看守长走进女监又暗又臭的走廊。跟着他走进来的是一个面带倦容、鬈发花白的女人，穿着袖口镶金绦的制服，腰里系着蓝边的带子。这是女看守。 “您是玛丝洛娃？”她一边问，一边跟这位当班的看守长朝走廊里的一间牢房门口走去。 看守长哗啦一声打开铁锁，拉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臭的气味涌了出来。他吆喝道： “玛丝洛娃，去过堂!”又把牢门掩上，等她出来。 监狱的院子里，还是新鲜的、爽人的田野上的空气，那是风从城外刮过来的。然而走廊里却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带着伤寒病菌的空气，充满粪便、焦油和腐物的气味，足以让任何一个刚进来的人立即感到烦闷和忧郁。女看守虽然闻惯了这种恶浊的空气，乍一进来，也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她刚进走廊，顿时感到周身无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出忙乱的声音：女人说话的声音和光着脚走路的声音。 “快点儿，找什么呢，别在那儿磨蹭，玛丝洛娃，听见没有!”看守长冲着牢门喊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身材不高、胸部非常丰满的年轻女人，穿白衣白裙，外罩灰色囚袍，大步走出牢门，灵活地转了一下身子，在看守长身旁站住。这个女人脚上穿着麻布长袜，外面套着棉囚鞋，头上包着一块白头巾，几绺鬈曲的黑发显然故意从头巾里露了出来。她脸色惨白，长期坐牢的人大多具有这种特别的脸色，仿佛地窖里的土豆新生出的白芽。她那双不大的胖乎乎的手和从囚袍宽大的领口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种颜色。在这张脸上，尤其是在惨白无光泽的脸色的衬托下，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叫人称奇，眼睛稍稍有些浮肿，但非常有神，其中一只眼睛略微带点儿斜视。她把身子挺得笔直，丰满的胸脯高高耸起。她来到走廊上，微微仰起头，径直看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露出一种顺从的神情。看守长刚要关上牢门，不料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门里探出她那张苍白、冷峻、布满皱纹的脸来。老太婆刚开口对玛丝洛娃说着什么，可是，看守长把门抵住那老太婆的脑袋，她的脑袋就缩回去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笑了一笑，把脸转向牢门上装着铁栅栏的小窗口。老太婆从里面凑近窗口，用沙哑的嗓音说： “最要紧的，一句话也别多说，咬定了就别改口，这样就行啦。” “只要有个结局就够啦，反正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说着，摇了一下头。 “当然，结局只会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说，露出一种长官的自信，显然以为自己讲话很俏皮。“跟我来，开步走!” 老太婆的眼睛从小窗口消失了。玛丝洛娃回到走廊的中央，迈着细碎的快步，跟在看守长的后边走着。他们沿着石头楼梯下去，走过比女监更臭更闹的男牢房，每个牢门的小窗口里都有男犯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然后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面已经站着两个持枪的押解兵。坐在那儿的文书把一份满是烟味的公文递给一名士兵，指着女犯说道：“交你接管吧。” 那名士兵——有麻子的红脸膛下诺夫戈罗德汉子——把公文掖在军大衣袖口的翻头里面，目光瞟着女犯，笑嘻嘻地朝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卡同伴挤了挤眼睛。两名士兵押着女犯下了楼梯，向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了，这两名士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子里，然后走出围墙，沿着铺满石子的街道穿过闹市区。 马车夫、小店伙计、厨娘、做工的、官吏们纷纷止住脚步，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摇头，心里想道：“瞧，这就是干坏事儿的下场，还是我们这样做人好。”孩子们恐惧地望着女强盗，只是她被士兵们押着，不会再为非作歹，才使他们安下心来。一个乡下汉子，卖掉了木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走到她跟前，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嘴里说了句什么。 女犯觉察到众人投向自己的目光，并不转过头去，而是悄悄地斜视那些瞧她的人，大家对她的注意，使她感到开心。春天的空气，与牢房里的气味相比，清爽多了，也使她感到开心，不过，她好久没有走路了，这时又穿着笨重的棉囚鞋，双脚在石子路上走得生疼，于是她瞧着自己脚下，尽可能把步子迈得轻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前有许多鸽子，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受到谁的欺负，女犯的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蓝鸽；鸽子腾地飞起来，扇动着翅膀擦过她的耳边，掀起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接着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禁重重地叹了口气。 二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为平凡。玛丝洛娃是一个未婚女农奴的女儿，母亲跟随喂牲口的外祖母住在两个地主小姐的庄子里。这个没出嫁的女人每年都生孩子，并且像乡下常有的那样，孩子受过洗礼，做母亲的就不再给这个她不愿意他出世、不需要而且妨碍干活儿的孩子喂奶，孩子很快就被饿死。 已经有五个孩子这样死掉了。他们都受过洗礼，然后都吃不到奶，也就都死了。第六个孩子是和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私通后生下的，是个女孩儿，她的命运本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是事有凑巧，两个老小姐中的一个来到喂牲口女工们住的木头房子，训斥她们做的奶油有股牛臊气。当时产妇和漂亮的胖娃娃正躺在房子里。老小姐训斥她们奶油做得不好，又训斥她们不该让一个刚生过孩子的女人住进来，骂完正要走，忽然看见那孩子，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做她的教母。她真的为女孩儿施了洗礼，而后因怜悯自己的教女，时常送些钱和牛奶给母亲，于是女孩儿活了下来。两个老小姐因此叫她“得救妞”。 小孩儿长到三岁，她母亲得病死了。喂牲口的外祖母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小姐就把女孩儿带到自己身边抚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十分活泼可爱，两个老小姐从她那儿得到不少乐趣。 老小姐是姐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为小姑娘施洗的就是她，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却比较严厉。索菲娅把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教她读书，一心想把她调教成自己的养女。玛丽娅却说，应当把这孩子调教成一个会干活的人，一个出色的侍女，因此对她要求严格，常常处罚她，遇到心情不好时，甚至还打她。于是，在两种教育态度的影响下，当小姑娘长大时，她的身份半是侍女，半是养女。她的名字的叫法也不偏不倚，既不叫雅气些的卡金卡，又不叫俗气的卡吉卡，而是叫普普通通的卡秋莎。她做针线活，收拾房间，用白粉擦拭圣像，煎炸食品，磨咖啡豆，煮咖啡，洗些零散衣物，有时陪两个老小姐坐坐，给她们读书消遣。 有人向她求婚，可她谁也不想嫁，觉得跟那些向她求婚的干力气活的人过日子，她受不了，她已过惯地主家舒适的生活了。 就这样，她生活到十六岁。在她满十六岁那年，老小姐家里来了一个在大学念书的侄子，是位很有钱的公爵，卡秋莎一下子爱上了他，却不敢对他讲，甚至也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后来过了两年，这位侄子在奔赴战场的途中，顺路来到姑姑家，在她们那儿住了四天，临行前夜，他诱骗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五个月，她才清楚地知道，自己怀了孕。 从那时起，她对一切都感到厌烦，心里只想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临头的耻辱，她不乐意服侍两个老小姐，敷衍了事，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发起脾气来。她对老小姐讲了不少无礼的话，过后自己感到后悔，就提出辞工的要求。 两个老小姐也对她很不满意，放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她到一个区。您也和我们一样，是陪审员吧？”性情温厚的商人问，愉快地挤挤眼睛。“那好，我们要在一起工作啦，”他听到聂赫留朵夫的肯定答复，继续说道，“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说完，他伸出又软又胖的手，“要辛苦一番了。请问贵姓？”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不大的房间里，有十几个不同社会阶层的陪审员。大家都是刚刚才到，一些人坐着，另一些人走来走去，相互打量，相互自我介绍。一个退役的军人穿着军服，其他的人穿常礼服和西服，只有一人穿紧腰长外衣。 所有的人——尽管许多人因此事放下了手头儿的工作，并且嘴上说这是件受累的事——所有的人都面带某种愉悦的神情，因为他们意识到是在从事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们有的已经相识，有的还在相互猜测对方的身份，但他们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即将审理的案子。那些和聂赫留朵夫不相识的人，赶忙过来和他结识，显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荣幸。聂赫留朵夫如同平时遇到陌生人一样，将此看作理所当然之事。假使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出别人一等他会无言以对，因为他的整个生活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地方。至于他能讲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他身上的内衣、外衣、领带和袖扣全是从最上等的服饰店买来的，这一切决不能成为——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出类拔萃的理由。然而，他无疑又认定自己具有出类拔萃的品质，并把别人对他表示的尊敬当作理应如此的举动，要是他们不这样做，他就会感到屈辱。在陪审员议事室，恰恰因有人对他表示不尊敬而使他体验到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陪审员当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的熟人。这人是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从来不知道，甚至有些夸耀自己不知道他的姓），以前当过他姐姐孩子们的老师。这位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念完大学，现在是一所中学的教师。聂赫留朵夫向来不能容忍他那种不拘礼节的作风、那种洋洋自得的哈哈大笑，总之如聂赫留朵夫姐姐所说的，那种“市井习气”。 “啊，您也来啦，”彼得·格拉西莫维奇以响亮的哈哈笑声迎接聂赫留朵夫，“没躲掉吧？” “我根本就没想躲。”聂赫留朵夫严厉而阴郁地说。 “嗬，这可是一种公民的忘我精神呢。等着吧，等到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就不会唱这种高调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哈哈的笑声更响亮了。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和我套近乎了。”聂赫留朵夫想，脸上露出只有刚刚听到所有亲人的死讯时才会显得自然的忧伤神情，于是离开他，走到一群人跟前，他们围着一个脸刮得精光、仪表堂堂的高个儿先生，听他津津有味地说着什么。这位先生在讲民事庭正在审理的一个案子，似乎对案情十分熟悉，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们的名字和父称。他说一位著名的律师硬是把那个案子惊人地扭转过来，诉讼一方的那个老太太，尽管完全有理，却不得不因此白白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个天才的律师!”他说。 大家恭恭敬敬地听他讲话，有人极力想插嘴发表意见，但都被他打断，仿佛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案件的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尽管来迟了，但是还要等待很久。有一位法官直到现在还没有到，耽误了开庭的时间。 六 庭长很早就来到法院。庭长身高体胖，满脸的络腮胡子渐渐变白。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却过着极为放荡的生活，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相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今天早晨，他接到一个瑞士女人的信，这个女人去年夏天在他们家做过家庭教师，现在从南方到彼得堡来，信上说她下午三点至六点之间在城里的“意大利饭店”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儿开庭，早点儿结束，以便在六点钟之前赶去和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幽会，去年夏天他和她在别墅里曾有过一段艳事。 他走进办公室，啪嗒一声锁上门，从文件柜最下一层的格子中取出一对哑铃，向上、向前、向两侧和向下各举二十次，然后把哑铃举过头顶，轻松地下蹲三次。 “要想保持活力，没有什么比淋浴和体操更有效的了。”他想，用无名指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着右臂上隆起的肌肉。他还有一项画圆圈的动作要做（他在长时间审理案子之前，总要练习这两项运动），这时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庭长赶忙把哑铃放回原处，打开了房门。 “对不起。”他说。 走进房间的是本庭的一位法官，戴着金丝眼镜，个子不高，端着肩膀，阴沉着脸。 “马特维·尼基季奇又没来。”法官不满地说。 “还没来，”庭长一面穿制服，一面回答。“他总是迟到。” “真是怪事，怎么不知道害羞。”法官说完，生气地坐下，掏出香烟。 这位法官是个非常仔细的人，今天早晨和妻子有过一场不愉快的争吵，因为妻子提前把这个月给她的钱花光了。她要求预支费用，可是他说，他不能改变定下的章程。结果大吵了一场。妻子说，如果这样，那家里就不备饭了，他休想在家吃饭。吵到这里，他离开了，害怕妻子真的把她的威胁变成行动，因为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过日子，竟落得这个样子。”他暗自想到，望着容光焕发、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和性情温厚的庭长，庭长架着胳膊，用漂亮而白细的双手往绣花衣领的两旁理着他那又密又长、渐渐变白的络腮胡子，“他总是得意扬扬，快快活活，可我却在受罪。” 书记官走进房间，送来一份案卷。 “非常感谢，”庭长说，点着一支香烟，“先审哪个案子？” “我看，就审毒害人命的那个案子吧。”书记官似乎漫不经心地说。 “那好，毒害人命案就毒害人命案吧，”庭长说，琢磨此案在四点之前可以结束，然后就能走了。“马特维·尼基季奇还没来吗？” “还没来。” “布列维在吗？” “在。”书记官回答。 “那么您见到他时，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害人命案。” 布列维是副检察官，他在这次审讯中负责提起公诉。 书记官刚进走廊，就遇见了布列维。他高高耸起肩膀，敞开制服的扣子，腋下夹着公文包，一溜小跑似的沿走廊走来，鞋后跟噔噔地敲击地板，空闲的那只手顺着他行进的方向垂直摆动。 “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向他问道。 “不用说，我总是准备好了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个案子？” “毒害人命案。” “好极了。”副检察官说，然而他根本不认为这好极了：他一夜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许多酒，折腾到夜里两点钟，然后去玩女人，去的地方正是玛丝洛娃六个月以前待过的那家妓院，因此恰巧毒害人命案的案卷没来得及看，现在打算赶快去浏览一遍。书记官知道他没有看毒害人命的案卷，故意向庭长建议先审这个案子。书记官是个具有自由派甚至激进派思想方式的人。布列维却思想保守，而且像所有在俄国供职的德国人一样，甚至特别笃信东正教，所以书记官不喜欢他，对他的职位心怀妒忌。 “那么，阉割派宗教派别。十八世纪末出现于俄国，宣扬用阉割的方法摆脱肉欲，拯救灵魂。教徒的案子怎么样啦？”书记官问。 “我说过，我不能办，”副检察官说。“因为缺少证人，我要向法庭申明这一点。” “可是总得要……” “我不能办。”副检察官说完，又那样摆动手臂，跑进自己的办公室。 他以缺少一个对此案根本不重要、也不必要的证人为借口，推迟起诉阉割派教徒的案子，仅仅因为法庭审案时，陪审团由受过教育的人组成，此案的结局很可能是宣告无罪。如果说服庭长，这个案子就可以移交县法院审理，那里的农民陪审员多一些，因而判决有罪的机会也更大一些。 走廊上越来越热闹了。民事庭附近的人最多，里面正在审理刚才那位仪表堂堂、专爱探听案情的先生对陪审员们所讲的案子。休庭时，从民事庭里走出一个老太太，那位天才的律师正是从她身上剥夺了她的财产给一个生意人，那个生意人根本无权得到这笔财产——这一点法官们很清楚，原告和他的律师更清楚；可是他们想出了致命的一招，结果不能不剥夺老太太的财产，也不能不把它判给生意人。老太太身材肥胖，衣着华丽，宽檐女帽上插着几只很大的花朵。她从门里出来后，站在走廊上不走，摊开又粗又短的双手，不住地对她的律师重复说：“这究竟是怎么搞的？请您说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律师望着她帽子上的花朵，心里琢磨着什么，没有听她讲话。 那位著名的律师跟在老太太身后，快步走出民事庭的大门，西装背心大敞着扣子，里面带前胸的衬领闪闪发亮，他那洋洋自得的脸上也同样闪闪发亮，他施展本领，让戴花的老太太落得身无分文，而那个送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得到的却不下十万。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律师，他觉察到这一点，那神气仿佛在说：“不必对我表示任何崇拜。”——迅速从大家身旁走过去了。 七 马特维·尼基季奇终于来了，于是一个身材瘦削、脖子细长、步态歪斜、凸起的下嘴唇也歪斜的法警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这位法警是个诚实的人，受过大学教育，可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保不住自己的职位，因为他饮酒无度。三个月以前，他妻子的靠山，一位伯爵夫人，为他谋得这个职位，他至今还没有把它丢掉，并因此而沾沾自喜。 “怎么样，先生们，都到齐了吗？”说完，他戴上夹鼻眼镜，从镜片上方打量着四周。 “好像全到齐了。”一个快活的商人说。 “我们来核对一下。”法警说着，从衣袋里掏出名单，开始点名，不时地从夹鼻眼镜上方，或者透过镜片打量被点到名字的人。 “五等文官伊·马·尼基福罗夫。” “是我。”那位仪表堂堂、熟悉一切案情的先生说。 “退役上校伊万·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 “有。”一个身穿退役军官制服的瘦子应声答道。 “二等商人彼得·巴克拉绍夫。” “到，”性情温厚的商人笑着大声说，“准备好啦。” “禁卫军中尉德米特里·聂赫留朵夫公爵。” “是我。”聂赫留朵夫回答。 法警从夹鼻眼镜上方望着他，特别恭敬而愉快地鞠了一躬，仿佛借此表示他的身份与众不同。 “大尉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丹琴科，商人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库列绍夫。”——等等，等等。 除去两个人，大家都到了。 “现在，先生们，请进法庭吧。”法警用令人愉快的手势指着门说。大家纷纷起身，出门时互相谦让，来到走廊上，再从走廊来到法庭。 法庭设在一个长方形的大厅里。它的一端是个高台，通往高台有三级台阶。高台中央放着一张桌子，桌子铺着带深绿色穗子的绿呢台布。桌子后面摆着三把橡木雕花的高背扶手椅，椅子后面的墙上悬挂着镶有金框的鲜艳的将军全身像，身穿军服，肩挎绶带，手扶军刀，一只脚稍稍向前跨出半步沙皇像。。右边墙角上方悬挂着供奉头戴荆冠的基督圣像的神龛，下方是读经台，右边是检察官的斜面高写字台。左边，斜面高写字台的对面，远远地摆着书记官的小桌，靠近旁听席的地方有一道光滑的橡木栏杆，里面是暂时还空着的被告坐的长凳。高台右边放着两排靠背同样很高的椅子，是给陪审员们准备的，高台下边是律师们的桌子。这一切都在大厅的前半部分，大厅被那道栏杆隔成两半。大厅的后半部分摆满长凳，一排比一排高，一直延伸到后面的墙壁。后半部分前排的长凳上，坐着四个女人，像是工厂的女工或者女仆，另外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厂的工人，他们显然受到大厅庄严肃穆气氛的震慑，因此胆怯地窃窃私语。 陪审员们刚刚坐好，法警就迈着笔直的步伐走到法庭中央，仿佛要吓唬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叫道：“开庭啰!” 大家站立起来，法官们登上高台：领头的是那肌肉隆起、络腮胡子很漂亮的庭长；然后是戴金丝眼镜、脸色阴郁的法官，此刻他的脸色更加阴郁了，因为开庭前他碰见担任见习法官的内弟，内弟告诉他，刚刚去过姐姐那儿，姐姐向他声明，家里不再备饭了。 “看来，咱们只好上小饭馆啦。”内弟笑嘻嘻地说。 “没有什么好笑的。”脸色阴郁的法官说，随后脸色变得越发阴郁起来。 最后上来的第三位法官，是那个总爱迟到的马特维·尼基季奇——此人满脸胡须，一双很大的、善良的眼睛有些下坠。这个法官患有胃炎，遵照医生的建议，从今天早晨起开始新的起居方式，而这种新的起居方式使他如今比平常在家里耽搁的时间更长。此刻，当他走向高台时，脸上露出凝神沉思的表情，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喜欢用各种方法占算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此时他正在占算，如果从办公室门口到高背椅的步数能被三除尽，那么新的起居方式就能治好他的胃炎，如果除不尽，就治不好。他走完二十六步，但又迈了一小步，结果正好二十七步走到高背椅跟前。 庭长和两位法官登上高台，身穿衣领上镶有金色饰物的制服，气势十分威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三个人似乎为自己的气势感到难为情，谦逊地垂下眼睛，赶忙坐到铺着绿呢台布的桌子后面各自的雕花椅子上。桌子上耸立着一件带有老鹰的三角形的陈设物指守法镜，顶上有双头鹰的三棱镜，帝俄官厅中的陈设物，贴有彼得大帝敕令守法的谕旨，作为守法的象征。，摆放着几个高脚玻璃盘，这种盘子在食品店里通常是用来装糖果的，还摆放着一个墨水瓶、几只钢笔、一沓上等的白纸和几支新削的粗细不同的铅笔。副检察官也和法官们一起走进大厅。他腋下夹着公文包，还是那样步履匆匆，那样摆动手臂，走到窗边自己的位子上，立即埋头翻阅案卷，充分利用每一分钟，再对案件做些准备。这是他第四次提起公诉。他功名心极重，一心想向上爬，因此他认为凡是经他提起公诉的案件，非得判刑不可。毒害人命一案的实质，他大致已经知道，并且拟好了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资料，此刻正忙着从案卷中摘录。 书记官坐在高台的对面，把可能要他宣读的文件准备完毕，又看起他昨天搞到并已读过的那篇被查禁的文章。他想和那位与他观点一致的留络腮胡子的法官谈谈这篇文章，谈话之前想再熟悉一遍。 八 庭长翻阅了文件，向法警和书记官提了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吩咐把被告押上来。栏杆后面的门一下开了，两个戴军帽的宪兵手握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三名被告，打头的一个满脸雀斑的红头发男人，然后是两个女人。那个男人穿着囚袍，又肥又长，与他的身材极不相称。他进法庭的时候，两手伸得笔直，跷起大拇指，紧紧地贴着裤缝，用这种姿势抵住老往下滑的长袖口。他不看法官和旁听者，而是注视着他绕过的长凳。他绕过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边上，留下地方给别人坐，然后眼睛瞧着庭长，两腮上的肌肉轻轻颤动起来，仿佛在嘟哝什么。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人，身上也穿囚袍。这个女人头上包着囚犯用的三角围巾，脸色灰白，没长眉毛和睫毛，但有一双红色的眼睛。她看上去十分镇静。她来到自己的位子旁，囚袍不知被什么东西钩住，她不慌不忙地把它小心摘开，坐了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玛丝洛娃。 她刚一进来，大厅里所有男人的眼睛一齐对准她，久久不能离开她那白皙的脸庞、亮晶晶的黑眼睛和囚袍下高高耸起的乳房。甚至那个宪兵，当她从他身旁经过时，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直到她走过去，在座位上坐下，她坐好后，他似乎才意识到自己有失体面，赶忙扭过脸去，提起精神，眼睛呆呆地望着面前的窗户。长在等被告们入座，玛丝洛娃刚刚坐下，他就把目光转向书记官。 例行的程序开始了：清点陪审员的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的问题，处以他们罚金，解决请假陪审员的问题，补充候补陪审员替代缺席陪审员。然后，庭长折了几个纸阄，放进高脚玻璃盘中，稍稍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汗毛浓密的双手，用魔术师般的动作，摸出一个纸阄，把它打开读了起来。接着庭长放下袖口，请司祭带领陪审员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儿，一张浮肿的脸白中带黄，身着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法衣一侧还别着一枚小小的勋章。他缓慢地挪动法衣里面浮肿的双腿，走到圣像下边的读经台前。 参加宣誓的陪审员们站了起来，拥挤着朝读经台走去。 “请。”司祭说，用浮肿的右手摸着胸前的十字架，等陪审员们走过来。 这位司祭任神职已有四十六年，正准备再过三年，就像大司祭不久前那样，庆祝自己任职五十周年了。自从设立陪审法院以来，他就在区法院担任此职，他非常引以为自豪的是，他带领宣誓的陪审员有数万人之多，而且到了晚年，还在继续为教会、国家和家庭的利益工作，他死后将给家庭留下的资产，除去一所房子外，还有不下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他在法院从事的工作是把手放在福音书上带领人们宣誓，而福音书恰恰禁止宣誓，所以他的这项工作并不出色，不过他从未想过这一点，非但不感到因此而受累，反而喜欢这个驾轻就熟的职业，可以借此结交一些出色的人士。今天他就不胜荣幸地认识了那位著名的律师，对他不胜钦佩，仅仅办理了帽子上插着花朵的老太太的一个案子，就得到了一万卢布。 当所有的陪审员沿着台阶登上高台以后，司祭侧着白发已秃的脑袋，钻进祭披的油腻腻的圆孔，理了理稀疏的头发，把脸转向陪审员。 “举起右手，手指这样捏在一起。”他用苍老的声音缓缓地说，举起每个手指上都长着小圆窝的浮肿的右手，把拇指、中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现在大家跟我念，”他说完，念了起来：“对万能的上帝，当着主的神圣的福音书和主的感召万物的十字架，我保证并发誓，在审理本案时……”他每说一句，中间都要顿一下。“别把手放下，请这样举好，”他对一个放下手的年轻人说，“在审理本案时……” 那个满脸络腮胡子、仪表堂堂的先生，上校，商人和另外几个人，照司祭要求的样子举起手，捏着三个手指头，似乎有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手举得很高，一丝不苟，可是其他的人似乎显得不大情愿和漫不经心。一些人念誓词时声音过于响亮，那口吻仿佛带有斗气的意味：“反正我跟着念，跟着念就是了。”一些人只是耳语般小声念着，老是落在司祭的后边，一会儿好像惊觉似的，不合节拍地赶上去。一些人似乎害怕落掉什么东西，用挑衅的姿势把三个手指捏得紧而又紧；另一些人却不时地把手指松开，然后再次捏紧。人人都感到十分尴尬，只有那个小老头司祭才坚定不移地相信他正在做一件非常有益、而且也非常重要的事情。宣誓完毕，庭长请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陪审员们站起身来，前拥后挤地来到议事室，一进议事室，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即掏出香烟，吸了起来。有人提议选那位仪表堂堂的先生当首席陪审员，大家马上表示同意，于是把烟蒂丢掉或捻灭，回到大厅。当选的首席陪审员向庭长报告选举结果，大家又彼此迈过别人的腿，坐到那两排高背椅子上去。 一切进展顺利，毫不耽搁，而且气氛不无隆重，这种正经八百、有条不紊、庄严隆重的气氛显然使参加审案的人员感到十分快意，也更加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从事一项严肃而重要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聂赫留朵夫也体会到了。 陪审员们刚刚坐好，庭长就向他们说明他们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讲话的时候，不停地变换姿势：一会儿左肘支着桌子，一会儿右肘支着桌子，一会儿身子靠在椅背上，一会儿把胳膊放在椅子的扶手上，一会儿理理纸，一会儿摆弄裁纸刀，一会儿摸索铅笔。 按照他的话说，他们的权利是可以通过庭长向被告提问题，可以使用铅笔和纸，还可以察看物证。他们的责任是审判必须公正，不得作假。他们的义务是保守会议秘密，不准向外界透露消息，如有违反，将受到惩罚。 大家毕恭毕敬地用心听他讲话。那个商人浑身散发着酒气，强忍住不打响嗝，对每一句话都点头表示赞成。 九 庭长讲完话，把脸转向被告。 “西蒙·卡尔津金，请站起来。”他说。 西蒙紧张地跳起来。腮上的肌肉抖动得更快了。 “您的姓名？”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他干脆利落地说，显然事先准备好了答话。 “您的身份？” “农民。” “什么省、什么县人？” “图拉省，克拉皮夫纳县，库皮扬斯克乡，博尔基村人。” “您的年龄？” “三十三岁，生在一八……” “宗教信仰？” “我信俄国教，东正教。” “结婚没有？” “没有，老爷。” “做什么工作？” “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当楼层招待。” “以前吃过官司吗？” “从来没有，因为我以前过日子……” “以前没吃过官司？” “上帝保佑，从来没有。”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叶菲米娅·伊万诺娃·博奇科娃。”庭长转向下一个被告。 可是，西蒙仍旧站着，挡住了后排的博奇科娃。 “卡尔津金，坐下。” 卡尔津金依旧站着不动。 “卡尔津金，坐下!” 可是，卡尔津金还是站着，直到法警跑过去，歪着脑袋，不自然地睁大眼睛，声调可怖地小声说：“坐下，坐下!”他才坐了下来。 卡尔津金像刚才站起时一样，迅速坐下，掩了掩囚袍，腮帮子又一次无声地抖动起来。 “您的姓名？”庭长疲倦地叹了口气，转向第二名被告，眼睛并不瞧她，只顾翻阅面前的文件。审案对庭长来说，已是轻车熟路，若要加快审案的速度，他可以一下审理两个案子。 博奇科娃四十三岁，科洛姆纳县小市民出身，也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当楼层招待。她以前没有吃过官司，起诉书副本已经收到。博奇科娃回答问题时异常果断，那口气仿佛每回答一句话都在说：“对，我是叶菲米娅，我是博奇科娃，副本收到了，我对这事儿感到自豪，谁也不许笑话我。”问话刚一结束，博奇科娃不等人家叫她坐下，自己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您的姓名？”好色的庭长对第三名女被告说话时态度格外殷勤。“应该站起来。”他看见玛丝洛娃坐着不动，温和而亲热地补充说。 玛丝洛娃动作灵活地站起身来，露出顺从的神情，挺着她那高耸的胸脯，一双含满笑意、微微斜视的黑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庭长，没有答话。 “叫什么名字？” “柳包芙。”她迅速回答。 聂赫留朵夫趁庭长审问被告的时候，戴起夹鼻眼镜，逐个打量他们。“这绝不可能。”他目不转睛地瞧着女被告的脸，暗自想道，“可是怎么叫柳包芙呢？”听到她的回答，他心里想。 庭长本打算再往下问，可是戴眼镜的法官生气地小声说了句什么，把他拦住了。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又转向玛丝洛娃。 “怎么叫柳包芙？”他说，“您登记的是另一个名字。” 被告沉默不语。 “我问您的真名叫什么。” “受洗时的名字叫什么？”那位生气的法官问道。 “从前叫卡捷琳娜。” “这绝不可能。”聂赫留朵夫继续对自己说，其实他心里丝毫已不怀疑，这就是她，就是那个半是养女半是侍女的姑娘，当年他曾经爱过她，的确爱过她，并在某种丧失理智的状态下诱骗了她，接着又抛弃了她，以后再也没有想起过她，因为这种回忆太令人痛苦，太容易揭穿他的假象和表明他这个素以品行端正而自豪的人，非但品行不端，而且对这个女人的行为简直是下流透顶。 不错，这就是她。现在他清楚地看到了她脸上那种独有的、神秘的特征，这种特征使每一张脸和另一张脸区别开来，并使每一张脸成为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尽管她的脸如今苍白和胖得不大自然，但是那一特点，那一可爱的、独有的特点，依旧表现在她的脸上、嘴唇上和微微有些斜视的眼睛上，尤其是表现在她的天真的、充满笑意的眼神里和脸上以至浑身上下流露出来的顺从的神态里。 “您早就应该这样说嘛。”庭长还是那样特别温和地说，“父称是什么？” “我是私生女。”玛丝洛娃说。 “那按教父的名字怎么称呼呢？” “米哈伊洛娃。” “她能干出什么坏事呀？”聂赫留朵夫心里仍然在想，呼吸已有些急促。 “您的姓，您现在用什么姓？”庭长继续问。 “随母亲的姓玛丝洛娃。” “身份呢？” “小市民。” “信仰是东正教吗？” “是东正教。” “职业呢？您做什么工作？” 玛丝洛娃沉默不语。 “您做什么工作？”庭长重复问。 “在一个场所。”她说。 “在什么场所？”戴眼镜的法官厉声问。 “您自己明白，是什么场所。”玛丝洛娃说完，莞尔一笑，接着匆匆瞥了瞥四周，又直勾勾地瞧着庭长。 她脸上的表情有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她说话的含义、她的笑容和刚才匆匆瞥视法庭的目光中也有某种可怕而又可怜的东西，庭长不由得低下了头，法庭上刹那间变得悄然无声。旁听席上一个人的笑声打破了这种沉寂。有人对他发出嘘声。庭长抬起头，继续提问： “以前判过刑或上过法庭吗？” “没有。”玛丝洛娃轻声说，叹了口气。 “起诉书副本收到没有？” “收到了。” “请坐下。”庭长说。 被告用盛装贵妇整理曳地长裙时的动作，从后面提了提裙子，坐了下来，把白净的、不大的双手抄在囚袍的袖子里，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庭长。 接下来登记证人的姓名，证人退席，确定法医人选，并请他出庭。然后，书记官站起来宣读起诉书。他读得倒也清楚和响亮，可是太快，以致舌尖音和卷舌音混淆不清，结果他的声音变成了一片连续不断的嗡嗡声，催人欲睡。法官们一会儿把胳膊支在椅子的一个扶手上，一会儿支在另一个扶手上，一会儿支在桌子上，一会儿把身子靠在椅背上，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睁开眼睛，彼此交头接耳。一个宪兵几次要打哈欠，好不容易才忍住。 几名被告当中，卡尔津金不停地抖动腮帮子上的肌肉。博奇科娃挺直腰板坐在那儿，神色镇定，偶尔用手指头伸到头巾底下搔搔头皮。 玛丝洛娃时而坐着不动，瞧着书记官，听他宣读，时而浑身战抖，似乎想进行反驳，脸涨得通红，随后重重地叹口气，双手换了下姿势，往四周看了一眼，又目不转睛地盯着宣读起诉书的人。 聂赫留朵夫坐在前排第二把高背椅上，摘掉夹鼻眼镜，望着玛丝洛娃，他的内心深处正进行着一场复杂而痛苦的思想活动。 十 起诉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毛里塔尼亚旅馆有一名旅客突然死亡，经查该名旅客为库尔干市二等商人费拉蓬特·叶梅里亚诺维奇·斯梅里科夫。 “经第四警察分局医官验明，死亡系因饮酒过量引起心力衰竭所致。斯梅里科夫的尸体当即入土安葬。 “案发数日后，斯梅里科夫的同乡挚友、商人季莫欣自彼得堡归来，获悉斯梅里科夫死亡情由，遂即表示怀疑有人图谋他所携带之钱财，将其毒死。 “此项怀疑已由预审证实，现查明：（一）斯梅里科夫死亡前不久曾从银行提取现款三千八百银卢布。而封存死者财物时发现的现金仅为三百一十二卢布十六戈比。（二）死前一日及死前最后一夜，斯梅里科夫曾在妓院和毛里塔尼亚旅馆与妓女柳包芙（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在一起，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曾受斯梅里科夫之托，在他本人不在旅馆时，从妓院到该旅馆取钱，她使用斯梅里科夫交给她的钥匙，打开他的皮箱，取走现金，当时在场的有毛里塔尼亚旅馆的楼层招待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和西蒙·卡尔津金。玛丝洛娃打开皮箱时，博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均在场，目睹箱内有面值一百卢布的钞票若干叠。（三）斯梅里科夫和妓女柳包芙返回毛里塔尼亚旅馆后，该妓女受卡尔津金的唆使，给斯梅里科夫饮下一杯白兰地，酒中掺有卡尔津金交与她的白色药粉。（四）第二天早晨，妓女柳包芙（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即将斯梅里科夫之钻石戒指一枚卖与其妓院鸨母，即本案证人基塔耶娃，自称戒指系斯梅里科夫所赠。（五）斯梅里科夫死后次日，毛里塔尼亚旅馆女招待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即至本地商业银行，在其活期存款户头上存入一千八百银卢布。 “经法医检查，解剖斯梅里科夫的尸体并化验其内脏，查明死者体内确有毒药存在，据此可以断定，死亡系因中毒所致。 “玛丝洛娃、博奇科娃、卡尔津金等三名案犯均不认罪。玛丝洛娃辩称，确系受斯梅里科夫委派，从其所谓工作之妓院到毛里塔尼亚旅馆为该商人取钱，她用商人给她的钥匙打开其皮箱，并遵嘱取出四十银卢布，未曾多取分文，此点博奇科娃与卡尔津金可以证明，因开箱、取款、锁箱之际二人均在场。玛丝洛娃还供称，当其第二次来到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时，确曾在卡尔津金的怂恿下，使该商人饮下掺有一种粉末的白兰地，她以为此粉末系安眠药物，可使商人入睡，并可及早脱身。戒指实乃商人所赠，因其受到该名商人殴打，放声痛哭，且欲从其房间离去。 “叶菲米娅·博奇科娃供称，她对丢钱之事概不知情，她未曾进入该商人房间，出入房间者仅玛丝洛娃一人，商人如有财物被盗，亦系柳包芙持该商人钥匙来取钱时所为。”玛丝洛娃听到这里，周身战栗一下，张着嘴，看了博奇科娃一眼。“当法庭向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出示其一千八面银卢布银行存单，”书记官继续念道，“并询问其款项来源时，她供称，该款乃她与卡尔津金十二年之积蓄，她已准备与此人结婚。另据西蒙·卡尔津金第一份供词，他和博奇科娃，受持钥匙自妓院赶来的玛丝洛娃的唆使，共同窃得该款，并与玛丝洛娃及博奇科娃均分。”玛丝洛娃听到这里，周身再次战抖，甚至一下站了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想开口说什么，但被法警制止。“最后，”书记官接着念道，“卡尔津金还供认，曾将粉末给玛丝洛娃，以使该商人入睡；而在第二份供词中，他否认参与偷窃和将药粉交给玛丝洛娃，并将全部罪责推与玛丝洛娃一人。关于博奇科娃存入银行之款项，他的供词与博奇科娃相同，系二人在旅馆当差十二年中所得之小费。” 此后，起诉书中列举了对质记录、证人的证词、法院鉴定人的意见，等等。 起诉书的结语如下： “鉴于上述事实，兹对博尔基村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三十三岁，小市民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四十三岁，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二十七岁，提起公诉：该等罪犯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合伙预谋，窃取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及钻石戒指一枚，共值二千五百银卢布，并蓄意谋害斯梅里科夫的性命，用毒酒将其灌醉，致使该名商人死亡。 “罪犯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典》第一四五三条第四款及第五款。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令》第二〇一条之规定，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及小市民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现交由区法院会同陪审员审理。” 就这样，书记官读完了这份冗长的起诉书，把它一页一页整齐地放好，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双手理了理他的长头发。大家轻松地舒了口气，愉快地意识到，审讯即刻开始，一切马上就要水落石出，正义定会得到伸张。唯独聂赫留朵夫一个人没有体验到这种感觉：他已陷入沉思，他十年前认识的那个清纯可爱的姑娘竟然做出这等事来，不禁让他惊骇万分。察署长家当侍女，但只在那儿待了三个月，因为署长虽是个五十岁的老头儿，却不停地调戏她。有一次，他纠缠得特别凶，她发起火来，骂他是浑蛋和老鬼，使劲推了他一下，他就倒下了。她因粗暴无礼而被解雇。再找地方做事儿已无必要，不久就将生产，她住到乡下一个又做产婆又贩卖私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产婆刚给村子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过生，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生下的男婴被送进育婴堂，据送去的老太婆讲，婴儿一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搬进产婆家时，身上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做工挣的，一百卢布是勾引她的那个公爵给的。等她离开产婆家时，她手里只剩下六个卢布。她不会省钱，不仅自己花，别人向她要钱，她也总是给他们。产婆收她四十卢布算作两个月的生活费——伙食费和茶点费，二十五卢布用作送婴儿去育婴堂的费用，四十卢布被产婆借去买奶牛，另外二十卢布买了些衣服、礼物，随便花掉了，因此当卡秋莎病体复原时，她已身无分文，非找工作不可了。她在一个林务官家里找到一份事儿。林务官是有妻室的人，但也和警察署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开始调戏卡秋莎。卡秋莎十分讨厌他，尽力加以回避。可是他比她老练和狡猾，更主要的是他是主人，可以任意支使她到什么地方去，终于抓住个机会，占有了她。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正巧碰见丈夫单独和卡秋莎在房间里，就扑上去打她。卡秋莎不甘示弱，两人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被赶了出来，连工钱也没给。于是，卡秋莎到了城里，住在姨母家。姨丈是个装订工，以前日子过得不错，可如今丢掉了所有的主顾，酗起酒来，家里的东西，逮住什么拿什么，都换酒喝了。 姨母开着一个小小的洗衣店，她和孩子们以此糊口，并供养不可救药的丈夫。姨母希望玛丝洛娃到她店里当洗衣工。可是，玛丝洛娃看到姨母店里的洗衣女工们过的苦日子，心里犹豫起来，又到荐工所找做女仆的差事。差事找到了，雇主是一位太太，她家只有她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她到那家才一个星期，上中学六年级的留着小胡子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调戏玛丝洛娃，不让她安宁。做母亲的把一切都怪罪到玛丝洛娃头上，将她辞掉了。新的差事一时没有着落，可巧玛丝洛娃在荐工所遇到一位手上有好几个宝石戒指、光裸的胖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知道正在找事儿的玛丝洛娃的处境后，给她留下自己的地址，约请她到家里去。玛丝洛娃去了她家。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并打发侍女送一张条子到什么地方去。晚上，一个留着已经变白的长头发和白胡须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间；这个老头儿立即坐在玛丝洛娃身边，眼睛闪着光，笑眯眯地上下打量她，同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听见女主人说：“是个雏儿，乡下来的。”然后女主人叫玛丝洛娃过去，对她说，这是位作家，钱多得很，只要她讨他喜欢，他是不会舍不得金钱的。她讨他喜欢了，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答应和她常常相会。钱很快用得精光，一部分还了欠姨母的费用，一部分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过了几天，作家派人接她再去一次。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要她搬到一个单独的房子里去。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租下的房子里，却爱上了住在同院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她自己把这件事告诉了作家，然后搬到一个很小的单独的房子里去住。那个店员起初答应和她结婚，后来却不辞而别，去了下诺夫戈罗德，显然把她抛弃了，玛丝洛娃又成了孤身一人。她本想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可是警察不准她住。警察分局的局长对她说，只有领取黄色执照帝俄时代官方发放的妓女执照。，经过医师检查，她才能住下去。她只好又去姨母家里。姨母看到她身上时髦的连衣裙、披肩和帽子，十分恭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提要她当洗衣女工的事，认为她现在过的是上层生活。而对玛丝洛娃来说，如今的确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女工的问题。她现在十分同情地看着前面几间屋子里的洗衣女工们过的那种苦役般的生活，她们脸色苍白，胳膊枯瘦，有的已经得了痨病，冒着三十度指列氏温度，相当于摄氏三十七点五度。的肥皂水的蒸汽，在不论冬夏都大开着窗户的屋子里不停地洗呀，熨呀，她想到自己也要服这种苦役，就不寒而栗。 正是在这个时候，在玛丝洛娃没人做靠山而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早就吸上香烟，而在她与店员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之后，又越来越迷恋上喝酒。酒所以吸引她，并非因为酒味甘美，而主要是因为酒可以使她忘记她所遭遇的痛苦，可以使她随心所欲，增强自尊，没有酒，她就不可能这样。没有酒，她总是感到心情沮丧，自惭形秽。 牙婆请姨母吃饭，并把玛丝洛娃灌醉，然后提出要她进本城一处上好的、最高等的场所，又向她列举这一行当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面临着一场选择：要么是屈辱的女仆地位，这将使她难以避免来自男人的纠缠和秘密的、临时的通奸；要么是有保障的、安稳的、合法的地位和公开的、法律许可的、报酬优厚的、经常的通奸。她选择了后一种。此外，她想以此来报复诱骗她的公爵、店员和所有欺负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个吸引她并使她最终做出决定的原因，那就是牙婆说的，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衣服——丝绒的、罗缎的、真丝的衣服和舞会上穿的袒露肩膀和手臂的服装。当玛丝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黑丝绒绲边黄灿灿的袒胸露臂的真丝连衣裙时的情景，就再也经不住诱惑，把公民证给了牙婆。当晚，牙婆叫来一辆马车，将她送进了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从此，玛丝洛娃开始过上一种长期违背上帝和人的戒律的生活，有千千万万妇女过着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准许，而且受到庇护，最终十个妇女中有九人会染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 夜晚纵酒狂欢，白天昏昏沉睡。下午三四点钟疲倦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饮矿泉水解酒，喝咖啡，穿着罩衫、短上衣、睡衣懒洋洋地在各个房间闲逛，从窗帘后面向窗外张望，无精打采地相互对骂；然后洗澡，擦油，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衣服的事同老鸨争吵，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涂脂抹粉，描眉毛，吃甜腻的食物；然后穿上袒露肉体的鲜艳丝裙；然后走进灯火辉煌、装饰华丽的大厅，客人陆续到来，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与客人们通奸，其中有年轻人，中年人，半大孩子，朽迈的老头，单身汉，结了婚的人，商人，店员，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鞑靼人，富人，穷人，健康人，病人，酒鬼，不喝酒的人，野蛮人，温和的人，军人，非军人，大学生，中学生——各个阶层、各种年龄和性格的人们。又是喊叫又是调笑，又是打架又是音乐，又是吸烟又是喝酒，又是喝酒又是吸烟，音乐从傍晚一直响到黎明。只有早晨才能脱身，昏昏睡去。每天如此，每个星期全都如此。周末的时候，去一趟国家机关的一个部门，担任公职的官员们和男医生们，有时态度严肃认真，有时态度轻薄猥亵，践踏了不仅人类天生具有，而且动物类也天生具有的那种足以防止犯罪的羞耻心，反复查看这些妇女的身体，向她们发放许可证，以便让她们继续犯罪，犯她们上一星期和同谋者共同犯下的那种罪行。于是，下一星期依旧如此，而且无论冬夏，不分节假，天天如此。 玛丝洛娃如此度过了七年。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进过一次医院。在她跨入妓院的第七年、第一次失身的第八年，当她二十八岁的时候，她出了事，为此被关进监狱，并在与杀人犯和盗窃犯一起监禁了六个月之后，现在被押往法院受审。 三 当玛丝洛娃行了很长的路，累得精疲力竭，正在押解兵的看押下走近区法院的时候，她养母的侄子，当年诱骗她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还躺在高大的、铺着羽绒褥垫和揉皱被单的弹簧床上，身穿干净的、前胸熨得十分平整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敞开领口，吸着香烟。他目不转睛地注视前方，心里想着今天该做的事和昨天发生过的事。 他想起昨天在很有钱、也很有名望的科察金家度过的夜晚，大家都认为他应当和他们家的女儿结婚，不禁叹了口气，扔掉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出一支烟，可是又很快改变了主意，把两条光滑白净的腿伸到床下，用脚找到鞋子，拿起真丝长袍披在肥胖的肩膀上，迈着又快又重的步子，走向卧室隔壁的盥漱室，里面充满了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非自然气味。他用特制的牙粉刷净镶补多处的牙齿，用芳香含漱剂漱口，接着上下洗了起来，并用各式各样的毛巾擦干。他先拿香皂洗手，用刷子仔细刷洗长指甲，在大理石制成的大洗脸池里洗过脸和粗胖的脖子，然后走进卧室旁的第三个房间，这儿已准备好了淋浴。他用冷水冲洗肌肉发达、脂肪丰富、肤色白皙的身体，拿毛茸茸的浴巾揩干，穿上洁净的、熨平整的内衣和擦得像镜子一样光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小刷子梳理鬈曲的黑色小胡子和头顶前半部已经稀疏的鬈发。 他使用的所有物品、所有化妆品，如内衣、外衣、鞋子、领带、佩针、袖扣，全是最高级、最昂贵的，不大起眼，却朴素、耐用和物有所值。 聂赫留朵夫从十来条领带和胸针中随手选了两件——从前他做此事觉得新鲜有趣，现在却兴味索然了——穿上刷得干干净净、码放在椅子上的衣服，走了来，虽然算不得精神饱满，却也干净利落，浑身散发着香气。他进了长方形的餐厅，昨天三个农民已把镶木地板擦洗一新，上面摆放着高大的橡木餐柜和同样质地可以活动的大餐桌，桌腿雕成狮爪的形状，宽宽叉开，十分壮观。这张铺着浆硬的、绣有巨大家徽的薄台布的餐桌上，放着装满浓香四溢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盛着煮过乳皮的罐子和放有新鲜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食具旁边是刚收到的书信、报纸和新一期的《两大陆评论》原文为法文。以后叙事中出现的法文，皆用楷体标出，不另加注。杂志。聂赫留朵夫刚要拆阅书信，忽然从通往走廊的门里平平稳稳地走来一个体态丰满、已过中年的妇人，身穿丧服，头戴花边发饰，遮掩着头发上变宽的分缝。她叫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原来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母亲不久前在这所宅子里去世后，如今留下来给少爷当管家。 阿格拉菲娜多次跟随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出国，在国外住过十来年，言谈举止，有些贵妇人的派头。她从小生活在聂赫留朵夫家里，当他还叫小名米金卡的时候，就对他十分熟悉。 “早晨好，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菲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聂赫留朵夫开着玩笑，问道。 “有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女佣早就送来了，还在我房间等着呢。”阿格拉菲娜说着，把信递给他，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好吧，这就看。”聂赫留朵夫说完，拿过信，发觉阿格拉菲娜的笑容，不由得皱起眉头。 阿格拉菲娜的笑容表明，信是科察金公爵小姐写的，依她看来，聂赫留朵夫正准备和小姐结婚。阿格拉菲娜的笑容所表达的这种推测，让聂赫留朵夫感到不快。 “那我叫她再等一会儿。”阿格拉菲娜拿起桌上放得不是地方的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把它换了一下位置，平平稳稳地走了出去。 聂赫留朵夫打开阿格拉菲娜交给他的那封散发着香味的信，读了起来。 既然甘愿成为您的备忘录——信写在一张边缘不齐整的灰色厚纸上，字体尖细而稀疏——现在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当出庭陪审，因此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照您昨天所答应的，以您惯有的轻率态度所答应的那样，陪我们和柯洛索夫去看画展；除非您愿意向区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为的是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刚离去，我就想起了这件事。千万不要忘了。 公爵小姐玛·科察金娜 信纸背面附着两句话： 妈妈要我告诉您，您的那套餐具将等您到深夜。您务必要来，时间悉听尊便。 玛·科 聂赫留朵夫皱紧眉头。这封便函是科察金娜公爵小姐两个月来在他身上下的巧妙功夫的继续，目的在于用一条条无形的线把他和她越来越紧地拴在一起。不过，年龄不算太轻、又没有处在热恋之中的男人，往往在结婚的问题上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而对聂赫留朵夫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他纵然下了决心，也难以现在前去求婚。这个原因并非他十年前诱骗过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这件事已被他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也不会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个原因是他眼下与一个有夫之妇有私情，虽然从他这方面看，这种关系现在已经中断，但她却不承认他们的关系已经中断。 聂赫留朵夫与女人交往时显得非常腼腆，然而正是他的这种腼腆挑起了那位有夫之妇想要征服他的欲望。那个女人是县首席贵族的妻子，聂赫留朵夫常去那个县参加选举。这个女人终于勾引他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日益令聂赫留朵夫感到迷恋，同时也日益感到厌恶。起初，聂赫留朵夫经不住诱惑，后来又因为在她面前有负罪感，所以不得到她的同意，他不能中断这种关系。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有心，也无权向科察金娜求婚。 桌子上正巧放着这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看见他的笔迹和邮戳，聂赫留朵夫的脸一下红了起来，顿觉精神亢奋，每当他面临危险，往往总有这种体验。不过，他的激动是多余的：那位丈夫，聂赫留朵夫主要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来信通知聂赫留朵夫，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局的紧急会议，他请聂赫留朵夫务必前来，以便在地方自治局会议讨论有关学校和铁路专用线等当前重大问题时给以支持，这些问题预计将遭到反动派的强烈反对。 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人士，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与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出现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并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丝毫也不知道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因这个人而经历的种种痛苦的时刻：记得有一次他以为丈夫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做好了决斗的准备，拿定主意决斗时朝天开枪；还记得那可怕的一幕，当时她在绝望中跑到花园里的池塘边，想投水自尽，他赶快跑去找她。“我现在不能去，在她没有答复我之前，也不能采取什么行动。”聂赫留朵夫暗自想道。他在一星期前给她写了一封态度坚决的信，承认自己有过错，准备用任何方式来弥补他的过失，不过他依然认为，他们的关系应当一刀两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她好。他正在等待这封信的回音，到现在还没有接到回信。没有回信多少是个好兆头。假如她不同意断绝关系，她早就写信了，或者像以前那样，索性亲自赶来了。聂赫留朵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心里酸溜溜的，好不难受，同时又使他感到高兴，毕竟有了可以摆脱这种折磨人的虚伪局面的希望。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田产的管家写来的。总管写道，他，聂赫留朵夫，必须亲自来一趟，以便依法取得继承权，此外还要对继续经营田产的问题做出决定：是按照老夫人在世时的样子经营呢，还是按照他以前曾向老夫人建议而今又向年轻的公爵建议的方法经营，也就是增加农具，把分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改由自己耕种。总管写道，这样经营更为上算。同时总管还表示歉意，原定本月一号汇上的三千卢布，耽误了几天时间。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他推迟汇款的原因，是怎么也收不齐农民的租金，他们刁钻愚顽，不得不求助官府，强制他们缴纳。这封信既让聂赫留朵夫高兴，又使他不快。高兴的是他感到自己拥有庞大的家业，不快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原是赫伯特·斯宾塞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社会有机论的创始人之一。的狂热信徒，身为大土地占有者，他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原文为英文。一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的观点深感震惊。凭着青年人的坦率和果敢，他不仅口头上讲土地不应当成为私有财产的对象，不仅在大学里就这一问题写过论文，而且当时在行动上把一小部分土地（这块土地不属于他母亲所有，而是他本人从父亲名下直接继承的）分给了农民，因他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如今他继承母亲的遗产，成了一个大地主，他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间选择一条：或者像十年前处理父亲留下的两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自己的财产，或者默认自己以前的全部想法是错误而荒谬的。 第一条道路走不通，因为他除去土地之外，没有任何生活资料。他不愿去任职，同时又养成了奢侈的生活习惯，他以为自己很难改掉这一习惯。再说也没有这种必要，因为年轻时候的信仰、果敢、虚荣和逞强好胜的欲望，已不复存在。至于第二条道路——否认他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的，后来又从亨利·乔治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著作中找到出色论证土地私有制不合理这一明确无误、颠扑不破的道理，他无论如何也是办不到的。 恰恰因为这个缘故，管家的信令他感到不快。 四 聂赫留朵夫喝过咖啡，朝书房走去，查看通知书上要求几点钟到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需要穿过画室。画室里立着一个画架，架上反放着一幅已开了头的画稿，墙上也挂着几张画稿。这幅他下了两年工夫的画稿，这几张习作，以及整个画室让他想起了最近以来强烈体验到的一种感觉，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