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无光集/六合丛书

作者简介

张晖，1977年生，南京大学文学士（1999），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博士（2006），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2008-2009）。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理论的研究。

内容简介

一 中国的“诗史”传统 中国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国度，以至于凡是在诗 歌史上被 称为“诗史”的作品几乎都被视为是伟大的，因为这 些诗歌的 内容指向了确凿可证的具体史事，所以其价值不证自 明。而我 们在阅读诗歌时，也早已习惯从诗歌中寻找各种历史 信息，诸 如作者的生平、家世、交游等，以为谈史的资助；而 罔顾诗人 殚精竭虑地在格律和形式之间铺排、展开其诗艺、美 学、情感 和思想。这种阅读倾向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常见，就是 对于具有 良好文史修养的专业批评家而言也是如此。但与普通 读者喜欢 在作品中搜索年、月、日、地理、人物等直接的历史 信息不同， 专业批评家往往更喜欢从诗歌的比兴、美刺、讽喻等 修辞中去 窥测诗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从而将多义的诗歌指向 具体而又 特定的历史语境。 久而久之，我们已习惯在诗歌阅读中另辟通往历 史的蹊径， 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诗史互证” ——来配 合这一阅读目的。清初以来，著名学者钱谦益、朱鹤 龄、仇兆 鳌、浦起龙等人注释杜诗，姚文燮、王琦等人注释李 贺诗，朱 鹤龄、姚培谦、冯浩、张尔田等人注释李商隐诗，都 试图将孟 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理论与“诗史”理 论结合起 来，通过对诗中的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典故、词义的训 释来阅读 诗人如何在诗中传达对重大现实事件的看法，从而形 成一套娴 熟运用于诗歌阅读并服务于历史学的“诗史互证”的 方法。这． 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邓之诚、陈寅 恪等人的 发挥，至今仍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界。 需要追问的是，这种以诗为史的观念究竟是如何 形成的呢？ “诗史”一词从晚唐《本事诗》开始正式成为文 学批评概 念。《本事诗》里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 毕陈于诗， 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可见 在其语境中， 所谓的“诗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杜甫在安 史之乱中 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歌；其次，杜甫在写作这些诗歌 时，记录 了他流离陇蜀时的全部事情，连十分隐密的事也不例 外，甚至 没有任何遗漏。两者缺一不可，构成“诗史”的内涵 。此后， “诗史”一词的内涵得到不断地增衍。如果加以简略 概括，大致 有十七种之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比如《新唐书》 里专门强调 “善陈时事的律诗”，理学家邵雍则将之理解为一种 “追求普遍 性的诗学”；还有强调“知人论世”的，杜诗忠实记 载客观事物 如酒价、年月日、地理、数字、人物等，杜诗的叙事 功能，杜 甫忠君爱国；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诗史”的内涵 ，影响大 多止于一时、一地甚或一人。综观历代的“诗史”说 ，其问贯 彻着一个最为基本的核心精神，那就是强调诗歌对现 实生活的 记录和描写。 从孟綮《本事诗》强调杜甫流离陇蜀时记载所见 所闻的诗 歌开始，“诗史”说就不断强调诗歌对于外在现实世 界的记录和 描写。宋代的“诗史”说虽然繁杂，但无论是《新唐 书》所说 杜诗中“善陈时事的律诗”，还是其他的论述强调杜 诗的实录、 史笔、知人论世、叙事等，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基本 的文学理 念，即诗歌的内容须记载、反映外在的现实世界。而 明代复古 诗论中的大量论争以及清代王夫之、钱谦益、施闰章 、陈沆等 人的论述，也都是在不违背此一理念的情况下展开的 。可以说， 强调诗歌记载现实生活的“诗史”说，起源于晚唐， 到明代就 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一贯要求诗歌描 写现实、 反映现实、记载现实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诉求。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诗歌须描写现实既是“诗 史”说中 的一个基本内涵，也是历来中国诗歌理论中的一个常 见论说。 方孝岳曾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提到《左传》赋予许 多《诗经》 中的诗歌以本事，即表明在中国早期的文学观念中诗 歌是要以 具体的现实生活为依据的。(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 》，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7—19页)到了汉代的 《毛诗 序》，更加清晰地表明诗歌要记载“一国之事”和“ 天下之事”， 诗歌和现实之间由此产生了密切的关联。至唐代白居 易在《新 乐府序》中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 “核”即真实 的意思。(许慎如此解释“核”(覈)：“覈，实也。 ……遮其辞 得实日覈”，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 书局1963年， 第158页上。)白居易说诗歌背后的事“核而实”，即 强调诗歌记 录事件的真实性。在这种观念下，诗歌就要尽量做到 对现实的忠 实再现与模仿。 较之汉代《毛诗序》、中唐元白新乐府运动等理 论，“诗史” 说在对于诗歌如何记载现实生活的问题上无疑概括得 更为简洁 与凝练。“诗史”说不但继续强化了诗歌对现实模仿 的创作倾 向，而且它的众多内涵从各个方面、诸多层次给了这 种创作倾 向予具体而微的指导、说明。诗歌记载现实的观念和 创作倾向， 正是由于“诗史”说的推波助澜，自宋代以后才得以 深入人心。 从中国诗歌史的历程来看，自觉运用诗歌来记载 重大历史 事件的行为，无疑始于杜甫。宇文所安发现，当时除 杜甫外 很少有其他诗人记载安禄山的叛乱(贾晋华译《盛唐 诗》，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24页)。宇文所 安的观察 十分敏锐，他注意到杜甫这一自觉的创作行为实际上 已经不同 于当时流行的对于诗歌本质的理解——宇文所安在此 并未对此 作出说明。需要补充论述的是，杜甫对诗歌本质的理 解无疑已 经开始转向诗歌应记载重大历史事件，这种对诗歌本 质的新理 解一旦转化为创作实践，就使得杜甫在诗国里不断地 得以开疆 拓土。而杜甫这种注重诗歌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创作 观念之所 以能在后世形成广泛的影响并被普通作者接受且运用 ，乃是自 晚唐孟綮以来诸多“诗史”说推波助澜的功绩。 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