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中国特色的新诗--三四十年代南方学院诗人群研究(精)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章绪论 **节“新诗底分歧路口” ——30年代新诗坛的格局与问题 基于对1917年到1927年中国新诗的全面考察，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17—1927)〉·导言》中提出了这个**的说法： “若要强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不妨分为三派： 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朱自清： 《导言》，见赵家璧主编、朱自清编选：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八集》，上海：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8页。朱自清的看法简明准确，值得信任。尽管许多评论家对中国新诗**个十年创作上的成绩表示不满，但不可否认的是，“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在这十年里取得了可资一谈的成绩。《女神》(1921年8月，泰东书局)和《死水》(1928年1月，新月书店)无愧于早期“自由诗”和“格律诗”的**代表，而李金发的《微雨》(1925年11月)庶几具备了“象征主义”的特质。 新文学革命发难之后，从**个十年诞生、成长并不断融合的“自由”“格律”与“象征”三大诗潮，在进入30年代逐步转化为两大诗潮的分裂： 一方面是后期新月派与象征派合流发展为现代主义诗潮，另一方面是普罗—左翼诗潮的蓬勃。以后设的视角来看，20世纪30年代这两股主流诗潮的矛盾与纷争主要在于： 为艺术还是为革命？为个人还是为大众？积极接*传统还是片面追求现代性？在当时一些活跃而有影响力的新文学批评家那里，这些分歧表现得尤为清晰。 1930年10月，《现代学生》创刊号刊发了沈从文的《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文章把新诗分为三个时期进行研究，它们是： 一、尝试时期(1917年到1921或1922年)，这是相对于旧诗词的渐变而非蜕变的时期； 二、创作时期(1922年到1926年)，诗的革命创于尝试期而完成于创作期，中国新诗在这一期的成绩为*好； 三、沉默时期(1926年到1930年)，虽然在诗艺技巧上继续改善，但由于社会对于诗歌的关注减弱以及作者不容易在“文字的**”和“韵律的**”上**第二期，所以“消沉”了，而专门从事“喊叫”的诗人大量出现则需要诗坛的警惕。沈从文抓住了新诗三个时期的特质，认为**期的诗是作为文学革命**的一种，而第二期的诗则在形式技巧上皆完成了，第三期的诗歌则在诗歌的发展方向上提出了新的可能。 1934年12月，《诗歌季刊》刊发蒲风的《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详细介绍了从“五四”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新诗的概况。中国新诗，蒲风认为可以分作三期： 一、尝试期和形成期(1919年—1925年上)； 二、骤盛期或呐喊期(1925年下—1927年)； 三、中落期(1928年—1931年)； 四、复兴期(1932年—1934年)。蒲风以政治变动作为分期的标准，清楚地表明他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之重视。在这篇长文中，他采取了泰纳关于艺术的“三因素说”(即人种、环境和时代)，对有关诗作进行了深入的解析。蒲风特别重视诗歌与劳苦大众的关系，要求诗歌不但有形式的进步，*要有赋予启示的“社会意义”，这就难怪他既对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的技术形式方面的努力表示肯定，而又预言他们的趣味必然被人“遗忘”，并认定“写实”才是中国新诗的出路。 1935年的11月8*，《大公报》文艺副刊开设《诗特刊》，主编为创作、理论和翻译俱佳的梁宗岱。创刊号上，梁宗岱作《新诗底十字路口》收入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诗与真二集》时，此文题目改为《新诗底纷歧路口》。，称“我们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分歧的路口”，而新诗的前途取决于“我们底选择和去就”。可选的路有两条： 一是自由诗的，是一条捷径但是前途无望，因其只能算作近代欧美诗歌“支流的支流”，乃是极小的目标； 二是与欧洲文艺复兴各国新诗运动并列，走一条具有“无穷的发展和无尽的将来”的道路。第二条道路是梁宗岱对于新诗发展的理想所在。同时，他还说“除了发见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我们看不见可以引我们实现或接近我们底理想的方法”，诗人们需要“脚踏实地地去努力，按照个人底个性去尝试，去探讨，去钩寻”。可行的办法，是“创作，理论和翻译”，因为创作有助于“施行和实验”，理论可以“指导和匡扶”，好的翻译是“我们前进的一大推动力”，因其有助传达原作的神韵并使诗歌的“韵律和格调”得以见出，从而成为“移植外国诗体的一个*可靠的方法”。 在30年代的中国诗坛，诟病“自由诗”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强调形式格律和音节的重要性，也*不出人意料，因为以徐志摩和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已经引起了对于“自由诗”的反动，而后起的“现代诗派”也已经声名鹊起了。此文的特别处在于，梁宗岱在文中明确指出欧美自由诗运动*声势浩大的“象征主义”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大浪淘沙，站得住的诗人不过四五位，而且只那“有规律的一部分作品”才得以剩下。这样的事实，不能不让他震惊了。要知道，一年前，他还发表了长文《象征主义》，为新诗的象征主义摇旗呐喊呢！尽管梁宗岱素来重视新诗的形式，尤其是格律、音节和韵等体现“音乐性”的形式元素《论诗》(1931年3月)中有一半以上的篇幅专讲新诗的音节问题，梁宗岱认为“那简直是新诗的一半生命”； 即便在《象征主义》(1934年1月)一文中，“声”也是其所谓的“官能底任务”，或者说“契合”得以达成的重要因素； 《论诗》(9月至12月)中所说的“纯诗”的元素，除了“色彩”，就是“声音”。，但直到此时，他才明确地提出“发见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是新诗发展的路途。综观梁宗岱前后时期的诗论，可以说这个看起来没多少新意和创见的论调，是其基于长时间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鉴别后做出的审慎判断，是在占有并理解大量信息后的自觉选择。明眼人能看出来，他在这时所谓的“自由诗”“格律诗”和“象征主义诗歌”都已经不是中国新诗**个十年结束时的那三个有着同样命名的概念了。到这个时候，经过了理论探讨、创作实践以及翻译的帮助，可以说这几种诗歌已经在运动中融合和此消彼长了。 那么，两手不再空空的中国新诗，怎样才能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大的原则其实是一致的： 对症下药、取长补短、综合发展。 以戴望舒为例，1928年8月的《雨巷》，可以说是**个十年的“格律”和“象征主义”所能结出的*好的果实； 到了1929年4月，戴望舒就拿出了《我的记忆》和《断指》这类同样杰出而风格相异的诗作； 再到1932年11月，戴望舒又结合自己的创作，以简洁而精练的《诗论零札》对前人的诗论进行了提升和改善。正是凭借这理论和创作的双重的成绩，戴望舒一跃成为现代诗派“诗坛的**”。再说现代派。显而易见的是，它已经*不是前一个十年的“自由”“格律”和“象征主义”所能包含的了。现代派诗人一方面继承和开拓**个十年的有益部分，譬如他们有重提“诗的散文化”的，仿佛早期白话诗“作诗如作文”，他们又有“新格律诗试验”，仿佛要追求诗歌的“三美”，然而这都是经过了反动之后的再思考，内涵已经比初期*深入一层； 另一方面他们还向*深、*广的诗歌领域发起冲击，譬如对“古典的内容”的回归、“诗的非个人化”追求、“新的智慧诗”等。当然，现代派不是30年中国新诗的全部，中国诗歌会诗人群和后期新月派也基于自己对于诗歌的理解，进行着试验和探索，他们也有着对于**个十年的继承和创新。这样，中国新诗在**个十年所开创的传统，在艺术形式上的多方面探索，在这几个诗人群体中进一步得到了拓宽和加深。虽然不能说**个十年是“巨人”，但不能否认它为后来者提供了还算可靠的肩膀。 从1930年沈从文的《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到1932年戴望舒的《诗论零札》，到1934年蒲风的《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再到1935年梁宗岱提出“十字路口”(或“纷歧路口”)，创作支持理论，理论反作用于创作，就是在这样的螺旋式的场景中，中国新诗越来越丰富了。 就诗论而言，在1935年前后谈新诗道路的重要文章还有孙作云的《论“现代派”》(1935年5月，《清华周刊》)、金克木的《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1937年1月，《新诗》，署名柯可)、朱自清的《新诗的进步》(1937年1月，《文学》，署名“佩弦”)、茅盾的《叙事诗的前途》(1937年2月，《文学》)、叶公超的《论新诗》(1937年5月，《文学杂志》)。在这些论文中，评者大致都对新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过品评，由于关注和取向的不同，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孙作云希望诗歌在内容、意境、音律、形式、时代等方面下功夫，朱自清希望人们对于新诗的观念还要继续打开，茅盾肯定了新诗的叙事化倾向并鼓励长诗写作，金克木以“主智”“主情”和“感觉”来看待中国新诗，并以为中国新诗形式方面的新方向是散文诗、叙事诗和诗剧，叶公超用了不少篇幅谈格律，号召诗人大胆读旧诗，告诫大家警惕新诗的“八股诗”，而可以通过诗剧的形式使得新诗与生活保持接近。“对症下药、取长补短、综合发展”是努力的方向，是一个时期里的目标，然而具体的想法和做法总有不同。构成新诗的各种元素，与新诗相关的方方面面，无论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实在是纷杂多样而又各具合理性，着实不容易把握。既然齐头并进难以实现，那么只能各取一端，或者两端，这是不能苛求的。这一点，当时的人们肯定也意识到了，不过遗憾总是难免。金克木的文章几乎通篇都在谈语言和形式的问题，而不顾及艺术以外的东西，通过反复的取舍论证，明确提出了“散文诗，叙事诗，诗剧，是新诗形式方面三大可能的开展”，并以为“新诗还是有自己的千变万化的正体的”，可是在文章的结尾处，他仍说： “然而我们*后还不能不有一句问话： 在现在的血腥的世界中，不沾血腥的东西，又有谁能断言他的确定的前途呢？”个中吊诡，不言而喻。 回到沈从文、蒲风以及梁宗岱的关于中国新诗发展之路的文字，不难发现他们各自的偏颇： 一是或偏于艺术形式建设或偏于思想内容的拓展所造成的分立，二是个人抒情与社会关怀的对立，三是吸纳传统与现代追求的紧张关系。新诗要向前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只能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了。 “十字路口”一说，倒是生动而准确，它肯定了以往的成绩(毕竟有了如此多可选的道路了)，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到底选择哪条或者哪几条道路呢？)。于是乎，在经过白话自由诗潮、新诗形式运动和象征派现代派诗潮以及普罗左翼诗潮的连续发展和相互偏至之后，中国新诗的确处于“十字路口”： **，一方面新诗的形式建设、诗艺的提高成为许多诗人的共识，甚至有所谓“纯诗”的提倡，但另一方面，新诗的社会视野确实比较狭窄，而左翼诗歌虽然有强烈的社会意识，但比较忽视新诗的艺术，这两者仍然处于分裂之途； 第二，在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仍然有不少片面之见，一方面，左翼诗潮继承了白话诗潮的解放精神，而**信奉诗的自由主义，让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形式传统对立起来，另一方面，新形式主义诗潮主要学习的是西方的浪漫主义，在形式上则*中国古典格律诗的启发，而象征派现代派诗潮则在象征诗艺与古典婉约诗词间寻找到了契合点，但这两股诗潮对传统都是片面的继承，格局不大。 “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丛书”（以下简称“优博丛书”）精选自2014年以来入选的清华大学校级**博士学位论文（Top 5%）。每篇论文经作者进一步修改、充实并增加导师序言后，以专著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优博丛书”选题范围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主要领域，覆盖清华大学开设的全部一级学科，代表了清华大学各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反映了相关领域*新的科研进展，具有较强的前沿性、系统性和可读性，是广大博硕士研究生开题及撰写学位论文的**参考，也是科研人员快速和系统了解某一细分领域发展概况、*新进展以及创新思路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