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论衍义

作者简介

萨孟武（1897~1984），名本炎，孟武为其字，福建福州人，著名政治学家。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士，回国后历任上海各大学教授。1927年，任总政治部宣传处编辑科科长，192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官兼编辑部主任，1930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普通行政系教授，越一年兼任系主任，另兼陆军大学教官、中央学校教授。抗战军兴，随政校上庐山、抵芷江、入重庆。国民参政会成立，遴选为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历任中山大学、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兼院长。政校复校，兼任政治系研究所教授，并曾任立法委员。著有《政治学》《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水浒传>与中国古代社会》《孟武自选文集》等著作。 萨孟武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制度、理论的研究，能不落俗套，深入浅出，贯通中西，对中国政治学的形成影响很大。几本随笔式的小书，以小说解说学术观念，独具特色，也颇得读者欢迎。 萨氏对于中华民国宪法有着精辟的见解，批抨早年时期的国民大会代表之言笔，被部分前司法院大法官曾用来解释宪法。萨孟武被认为是近代著名的中华民国宪法书籍著作人，亦是少数被学院派的学者认同是分析解辟中华民国宪法的专家。

内容简介

余希望读者先阅导论，而后再读每章每节每项目所述，而后更能了解本书之要点。本书分三章，每章成为独立单位，阅者可合而读之，亦可分而读之。因此，文字不免重复。 本书名称本来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体系及其演变”，书名稍长，但不用是名，不能涵盖全书的内容，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希望缩短，以便读者容易记得，乃改为“儒家政论衍义”，而以原书名附在其后。（本书虽以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为纲展开，但其所引古籍及史事等实不限于先秦，故现省略副书名。——编者） 宋儒真德秀著《大学衍义》，但所衍者止于格致诚正修齐，而治平犹阙。明代丘濬著《大学衍义补》，揭治国平天下之道。本书写法是依丘书的体裁，但只以孔孟荀之言为纲，不若丘书之纲那样芜杂。例如丘书卷十三《藩民之生》，中有一纲“汉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下加“臣按”云云七十余字，本书因为书名（先秦儒家）关系，以“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云云”（《论语·颜渊》）为纲，而将汉惠帝六年之令加入解说（书中凡用仿宋体字者均是原文，正文等于丘书之按语）之中，先引叶适、管子之言，说明“庶”何以必要；次述汉唐初年讲求民庶之法；又次说明既庶了，就要富之，先引先哲之言，再列举历代户口、垦田、米价等等，以证明庶而不富，为患更大；最后讨论先富后教，除引勾践先生聚而后教训，并引孟荀二子之说，以及董仲舒、李觏、王安石之言，以加强孔子学说深合于为政之道。又如丘书卷十五《宽民之力》，以《礼记·杂记》“孔子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为纲，下加“臣按”云云，约一百六十字。本书亦以孔子之言“一张一弛”为纲，而解说有一千一百字以上，由人类心理，说明人类若长期紧张，而无弛缓为之调剂，精神力不免疲惫而至于蹶竭。长期弛缓，而无紧张为之调剂，精神力又由松懈而至于麻木。秦灭六国之后，理应采用“弛”的政策，使民稍息仔肩，顾乃虐用其民，终至一夫夜呼，乱者四应，秦祚因之而亡，此张而不弛之过也。宋自澶渊和谈之后，边患并未解除，理应采用“张”的政策，使全国奋发图强，顾乃苟且偷安，政风士气多务因循，以致金兵南下，宋室不能不偏安于江左。南渡既久，君臣上下又复文恬武嬉，歌舞太平，于是元兵南下，宋祚亡矣，此弛而不张之过也。 本书定名为“儒家政论衍义”，其原名为“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体系及其演变”，著作在先，改名在后，兹分析原书名借以说明本书的内容，读者可先阅此篇导论，而后再阅每章每节每项目之所述。现在先就“体系”及“演变”两语说起。 （一） 书名用“体系”二字，盖吾国先哲讨论政治，多从人之情性出发，由各人看法的不同，而展开各自不同的政治思想。他们思想内容虽然歧异，但均能整然成一体系，举最显明之例言之，孟子言性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性既善，故他不言刑赏以劝善惩恶，而尤反对战争。荀子言性恶，性既是恶，自应用刑以惩恶，设赏以劝善。在必要时，且宜用兵。孔子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性本来相去无几，其后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即人众不能皆善，也不会皆恶。如何使人习于善而不习于恶？除少数贤人能够自动地“安而行之”之外，对于绝大多数的人，必须应用“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礼记·表记》）的道理。以德报德就是用赏，使民“利而行之”。以怨报怨就是用刑，使民“勉强而行之”。(《中庸》)孔子言政，绝不轻视人之情性。现在试问孟荀二子均是战国时代的大儒，何以两人思想如斯分歧？案孔子对于“仁”的道德观念有两种解释，一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即仁不问对方人格如何，均以爱待之。二是“子曰，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大学》)，孔颖达疏“仁人能爱善人，恶不善之人”，即仁乃视对方的人格之善恶，善者爱之，不善者恶之。孟子侧重“爱人”，故为政应由恻隐之心，不用刑杀。荀子兼顾“能爱人”，又“能恶人”，故他说“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正论篇》）。孟荀二子对于孔子所说的仁，各采用其一说，于是二子对于其他道德观念，见解亦不相同。孟子以羞恶之心为义，辞让之心为礼（《公孙丑上》章，《告子上》章“辞让之心”作“恭敬之心”），即礼义均内在于吾人之心。吾人能够无失“本心”，自能自律地循礼守义。 荀子依《礼记·乐记》所说“礼自外作”，“义近于礼”，而认礼义均在于外，而非在内。何谓礼？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劝学篇》），“非礼是无法也”（《修身篇》），即礼就是法。何谓义？荀子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强国篇》）观“限禁”二字，又观礼就是法之言，可知礼义都是在外。荀子又依《中庸》“义者宜也”，而谓“先王制礼义以分之，使人各得其宜”（《荣辱篇》）。盖人众未必均能自律地循礼守义，必须从外加以强制，使人他律地循礼守义，而后人人才会各得其宜，孟荀二子思想的分歧在此。 （二） 书名何以用“演变”二字？大凡思想虽由事实而发生，而事实的变化又可改变思想的原有意义。秦汉以后，学者多宗孔子之道，然乃渐渐离开原始儒学，依时代的变迁，渐次改变儒学的本质。举一例说，关于君臣关系，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即忠只是相对的义务。孟子有草芥、寇仇之语，荀子有“从道不从君”之言（《臣道篇》）。魏晋以后，朝代更易有甚弈棋，君位不安于上，百姓涂炭于下。隋末，文中子王通曾说，“无定主而责之以忠……虽曰能之，末由也已”（《中说·事君篇》）。但他又说，“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废昏举明，所以康天下也”（《中说》同上）。唐兴，太宗改先秦儒学之相对的忠而为绝对的忠，太宗“谓侍臣曰，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五季丧乱相承，五十余年之间易代五次，长者不过十余年，短者仅二三年，朝为天子，暮为囚徒。因朝代的兴废，造成政局的棼乱。因政局的棼乱，黎民就随之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时承唐末方镇大乱之后，人民疲惫不堪，其易姓更国号不是由于民众暴动，而是由于军阀火拼。安重荣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安重荣传》），所以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开始就说，“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臣光曰）。自兹以降，名教之说大盛，绝对的忠成为政治上道德的铁则。及至明代，自太祖始，每位天子无不专制，视臣下如奴隶，廷杖之事不绝于史，于是反抗暴君的思想又发生了。方孝孺说，“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贵之，将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逊志斋集》卷二《深虑论七》，中华版）。“如使立君而无益于民，则于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于百执事，莫不有职，而不能修其职，小则削，大则诛。君之职重于公卿大夫百执事远矣。怠而不自修，又从侵乱之，虽诛削之典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天耶？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职，则君以为不臣；君不修其职，天其谓之何？其以为宜然而祐之耶，抑将怒而殛绝之耶，奚为而弗思也？”（同上卷三《君职》）方氏此一段话乃本于《孟子》，“孟子谓齐宣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推孟子之意，此际应该易位。方氏虽然赞成孟子之说，但生在名教社会之内，不敢明白说出放伐暴君，只能将殛绝之责归之于天。明末清初黄梨洲著《明夷待访录》，中有《原君》及《原臣》两篇文章，其思想多本于方孝孺。他依孟子放伐暴君之说，赞成汤武革命，但不能再进一步，主张民主。此无他，人类的思想不是从空创造出发，而是按照事实而渐渐发生。吾国历史没有民主的事实，所以学者不能若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由研究希腊文化而发现了民主制度。中国民主思想乃萌芽前清光绪初年，由严复翻译西书而后大畅于世。 （三） 本书名为“先秦”，但先秦以后的事，亦尽量述之。举一例说，孟子有“一治一乱”之言，本书于该条下，先引东汉仲长统之说，他谓乱世长而治世短，且世愈下，而乱愈甚（《后汉书·仲长统传》理乱篇）；次引司马光之语，他谓天下一分一合，合短而分长。当然合是治世，分是乱世（《司马温公集》卷三《进五规状·保业》，中华版）。司马光之前，李觏以为人之情，治极思乱，乱极思治，但未说明治乱的原因（《李直讲文集》卷二十一《备乱》，商务版）。明代李贽则以质与文为社会治乱的原因。质是治世，文是乱世之所由生。其所谓“质”似指大乱刚平，一切均归破坏，但人口锐减，大众只求粗食以充饥，陋室以蔽风雨。文似指乱后小康，大众忘记前此的艰苦，而要求珍食美屋。然人口蕃息，物资渐渐缺乏，又引起乱事的发生。社会反复着一质一文，即一一乱，而现出弱肉强食的现象，这是天演的公理，虽圣人莫如之何（《李氏藏书》卷一《世纪总论》、《温陵集》卷十九《答人难无为》、《道古录》）。本书复引《淮南子》所说，“世治则愚者不能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淮南子》卷二《俶真训》）。更引王符之言，“治世一成，君自不能乱也，况臣下乎？乱世一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潜夫论》第三十一篇《明忠》）。最后则说明我自己的见解，我认为一治一乱是由民生问题即土地问题而发生。土地问题可分两种，一是土地的生产不能供给全国人口的需要，这叫作社会之绝对的贫穷；二是土地的生产固然可供全国人口的需要，但土地乃为少数人所兼并，多数农民无田可耕，沦为流民，这称为社会之相对的贫穷。相对的贫穷尚可用社会政策以拖延危机的爆发。绝对的贫穷在生产技术幼稚之时，除取得新土地之外，势必发生大乱。大乱之后，人口减少，土地成为无主的土地，遂由政府分配给人民，由是社会又现出小康的局面。小康既久，人口又复增加，土地又发生问题，这是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在一治一乱之中，我们不可轻视士人的作用。吾国过去士人均投身政界以求衣食，所以士人人数与职官额数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士人过剩，若有大部分士人不能吸收于官场之内，而变成游士，社会必现出杌陧不安的现象。关此，苏轼有《养士》一篇文章说明。其次必须注意的，则为商业资本。社会呈出小康之时，社会安定，农业生产物随之增加。农产物生产的增加，须赖商人运贩于市场之上。商人蓄积财富，而因社会之贫穷、消费力之低落，又令商人不愿投资于工业，只依“以末得之，以本守之”的方法，投资于土地之上。于是农村之内发生兼并的现象，农民失去土地，变为流民。一方有游士，他方有流民，于是大乱现象便因之形成，所以古代政府常施行重农轻商政策。 （四） 本书名为“儒家”，而以孔孟荀的思想为纲，即取三子之言为标题，而后加以解说。解说除引太史公所举“六家”之外，如杂家、兵家、纵横家等等，凡足供参考者均引之。先秦以后，自《吕氏春秋》而至前清末叶严复所译西书的按语（按语才是严复的思想），亦尽量引用。有的且与西洋类似思想比较，例如儒家的民本与西洋的民主有何区别，中国何以有民本而无民主思想，西洋民主思想发生原因何在，发展如何，均举在《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条下。又如孟子的政治学说有的地方颇似欧洲中世末期的“暴君放伐论”（Monarchomachos），本书举出三点，以作比较：（1）暴君放伐论主张“王权神授”，孟子则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如何而知天意，孟子说，“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2）暴君放伐论主张放伐暴君。孟子赞成汤放桀，武王伐纣，且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3）暴君放伐论主张废君立君应由代表当时特权阶级的三级会议执行。孟子亦谓贵戚之卿有易君位之权。 （五） 书名为“政治思想”，案古人思想都是政治思想，不但吾国如此，就是西洋也是一样。盖有识之士均欲利用国家权力以解决社会问题，于是讨论政治便成为各时代的中心思想。远者如希腊的柏拉图、亚理斯多德，罗马的波里比斯（Polybius）、西塞禄（Cicero），近者如武力说、多元论、社会主义、独裁思想等等各种著作，哪有一种不谈政治？不过有的欲建立新制度，有的则拥护旧制度，因而思想有所不同而已。兹宜特别告知读者的，本书虽定名为“政治思想”，其实，“政治制度”“政治现象”，凡问题与政治有关者无不简单述之。举数例说，内朝官的迩臣如何演变为外朝官的大臣，述于《礼记·缁衣》“子曰，君毋以小谋大，毋以内图外”条下。历代禄俸述于《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条下。历代民众叛变与宗教的关系述于《荀子·天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条下。其他借题论述政治制度、政治现象之事，不胜枚举，这是本书内容的大要。 本书起稿于1976年，完成于1982年，前后修改6次，既是作者的心血之作，又是其晚年封笔之作，可谓其政治思想的盖棺论定与学术生涯的总结之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发前人之未发，虽然借鉴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与丘浚《大学衍义补》之体例，但却不若古人著书这般条理芜杂，而是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归结到孔孟荀三种儒家思想的衍伸与创发，并从人性出发，结合礼法、刑赏、君臣、教育、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来说明中国古代政治的原则与特色。可谓融合了古代治学精神与现代学术方法的“中体西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