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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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始终推崇诚信。“ 诚”被认为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它是一个人的美好内在，相比于一个人外在华丽的 衣饰，内心的“诚”是一件水不过时的衣饰。与人交 往，以“诚”为基础说话办事，是对他人的尊重，一 个人的时候以“诚”为原则，反观自我言行，是对自 己的诚实和负责。对自己诚实，还要不断累积自己诚 实的念头，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守诚之人。曾国藩 是一个主张“诚”的人，但他遵循的“诚’，和一般 的“诚”相比略有不同，带有几分为臣的忠诚、血性 的义气，以及不容人质疑的坚定。 咸丰初年，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 样子。臣子们于是直陈时弊，各抒己见。一时纷纷纭 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 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 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 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他口中的“书生之血诚”与 “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咸丰三年正月，他发 出自己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 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 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不要钱，不怕死”，是曾国藩对国家、朝廷的 赤诚之心。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的 奏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 一力经理”，绝不含糊。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 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 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 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 作医治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 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 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 第三要不急功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又说：“大 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 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 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 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的精神 力量，也是他实现“复礼”、“礼治”的重要保证和 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徵所说“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 ，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在政治上如此，在军 事方面，曾国藩也努力实践“诚”。 金陵之战时，曾国荃呕心沥血，不过是为了占有 攻破天京的头功，对于曾国荃的这点心思胡林翼知道 ，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 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手中 。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里时，可急坏了曾国 荃。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 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 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 信：“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 为什么不以实情剀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 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 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 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 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 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条轮船人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 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攻克金陵、苏州。李鸿章也 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 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 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 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 ，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信中，曾国藩对弟弟的批评之意不掩而发，其千 言万语背后不过一个主旨：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说， 言不由衷都是不合乎为臣原则的行为。曾国藩虽然理 直气壮地指责弟弟，但他本人也并不是时时处处都以 “诚”为原则。在他看来，偶尔的不诚并不代表全部 ，也不能否定一个人的处事原则，就像对敌人、对恶 人，就没有诚的必要。 生活中也有很多善意的谎言，是没有任何恶意， 也不会造成伤害的，这样的不“诚”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毕竟这样的善意谎言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我 们还是应该做到诚实，真诚待人，真诚做事。 曾国藩的一生对人诚恳，做事诚实，他的生活少 些遮掩，胸怀中多些坦荡。在现代，“诚”是情商中 必不可少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诚还 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何时何地，对待怎样的人或事， 尽量做到诚实，会让我们的人生减少许多遗憾，多很 多色彩。诚为人立之本，没有诚，一个人也就不能称 之为人了。坚守“诚”这一字，是对别人、对自己最 大的尊敬。 在只有自己的时候，人会暴露出最真实的本性， 显露出最真实的自己。这种情境下，我们可以不用去 考虑任何人的感受，不用为了说一句话就思前想后， 心思千回百转，所以人们可以在独自一人时放开一切 束缚，无拘无束地做自己。这样独立而没有束缚的空 间是每个人在心底的渴望。 有这样的空间，做回最真实的自己固然好，但是 物极必反，在好的同时弊端也在悄然出现，如果不注 意不克制，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众人眼光的注 视下，偶尔地为自己松绑可以减轻压力，但是因为没 有公众眼光的约束而毫无节制地放纵自己，有可能会 演变出一些不合理的行为，这样反而会让人远离安然 。 一个擅长与自己独处的人，反而在一个人的时候 严格要求自己。这种带着镣铐舞蹈的人。之所以要给 自己一个框架规范，目的是为了让自己不因放松而放 纵。这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自制力和自知力，以求做到 “在独处无人注意时，也要谨慎不苟”。 曾国藩在逝世前，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 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他把“慎独”列为四条处世经验之首，足见他对“ 慎独”的重视。一个人的时候能够慎独，管好自己， 那么在人多的时候，对自己会有更大的把控力，从而 对人际往来应对自如，游刃有余。 曾国藩真正开始慎独的修养历程是在道光二十二 年十月初一，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了这一天的经历： “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 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知几也……”所谓“知几” “研几”，都是对自我的省察。《易经》中说：“几 者，动之微也，”内心深处每一个念头的活动，每一 个念头都自己察知，如此才能在“独”时“慎”。 曾国藩在倭艮峰先生的督促下，每天都学着倭艮 峰先生的样子静坐，读《易经》，写日记检查自己的 心理、行为。他每日静坐半时，以求提高自己的心性 修养。静坐的过程中，两耳屏蔽嘈杂的声音，两眼默 闭不看沧桑变幻，身体和心灵在沉寂和思维中安静， 从而获得心境的升华和清明的认识。他的静坐已不再 仅仅是养性的方式，而是一种对人生进行沉淀和积累 的行为。 心静对一个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个人如果心浮 气躁，没法静下来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客观地看待事 情，也就不可能觉察出自身的错误；但是只要稍稍人 静，稍作停留，仔细反思，自然会恍然有所悟，认识 到自己错在何处。沉静中获得自知，而人一旦有了自 知之明，有了这一觉悟，就能慢慢加深自己心静的功 夫。当这番功夫到一定的火候“遏欲”“循理”就不 会是刻意，而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行为。有了这样一门 慢慢加深的静功，就算不静坐，也能时时警惕自己的 想法，把每一个不像话的念头扼杀在萌芽状态。P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