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欧洲史：西方文明的滥觞三部曲

作者简介

《牛津史前欧洲史》 巴里·坎利夫（Barry Cunliffe），牛津大学考古研究所欧洲考古学教授，曾任大英博物馆理事。 《牛津古希腊史》《牛津古罗马史》 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牛津大学林肯学院考古与艺术学荣誉教授，以对古希腊与罗马的卓越研究成果享誉世界，精于古希腊的考古与艺术史研究。 贾斯珀·格里芬（Jasper Griffin），牛津大学古代文学教授、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研究员、英国科学院院士，精于对古希腊与罗马的文学研究。 奥斯温·穆瑞（Oswyn Murray），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古代史研究院指导教师.

内容简介

《牛津史前欧洲史》 特洛伊战争不是神话 一百多年前，我们对希腊青铜时代的了解，只是基于迈锡尼和梯林斯的伟大的蛮石城墙，以及它们与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伊和许多希腊英雄不幸归来的荷马史诗传说的脆弱联系上。到了19世纪中叶，学者们怀疑这些史诗故事是否有历史依据。克里特岛和希腊大陆的宫殿文明，其建筑和艺术成就的辉煌，以及其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复杂性尚不得而知。正是由于海因里希·施里曼发现特洛伊和探索迈锡尼与梯林斯的执着决心，希腊大陆的古迹才首次得以展现。迈锡尼竖井墓的黄金和武器、城墙外的圆顶墓和梯林斯宏伟宫殿的遗迹，向他充分证明关于迈锡尼的传说并非虚言：阿伽门农，那个残暴至极以至于不惜献祭自己女儿的国王，用武力统治着一个伟大的国家，他聚敛了超乎想象的财富，在死后又被埋葬在堆积如山的金银之中，就连他的脸上也覆盖着黄金面具。 口头传播的史诗并不以其时间和地点的准确性而闻名，因为英雄个体超越了他的时代限制。而施里曼对他所发现物的相关年代，则并没有一个更超然的学者那么敏锐。对他来说，他的主要发现全都是在一个时期，即根据公元前13世纪的传统，对特洛伊的远征时期。仅在他去世后，他的建筑师威廉·多普菲尔德才继续进行特洛伊的工作，并找到了真正的“荷马”城市。几年以后，地层学和年代学才被其他人充分理解，竖井墓和“阿伽门农的面具”比大陆的堡垒和普遍认为的特洛伊战争的日期还要早几个世纪。 1900年起，阿瑟·伊文思开始探索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王宫遗址。他更多的是被原始文字形式的雕刻印石和泥板所吸引，而不是对一直与该地区联系在一起的米诺斯国王的传说和可怕的人身牛头怪感兴趣。他的发现和迈锡尼的竖井墓一样令人吃惊。在克诺索斯荒芜的小山顶上隐藏着一座巨大的宫殿群，其中有着装饰奢侈的“华丽的”房间，庞大的粮仓和贮油库，以及刻有至少两种未知文字（线性文字A和B）的泥板。他的发现揭示了精湛的手工艺和艺术才能，不亚于任何已知的古希腊文明。意大利和法国的发掘者在费斯托斯和马利亚所进行的挖掘工作，很快就显示出这种辉煌的“米诺斯”文明已经遍布克里特岛的大部分地区。 起初，这些青铜时代的文明显得如此陌生，以至于它们被视为前希腊人的产物。直到1952年，迈克尔·文特里斯才破译了刻有“线性文字B”的泥简，证明其为希腊语的一种古代式，即迈锡尼文明的语言，如果没有米诺斯文明的话，它被认为是古希腊文化的直接祖先。即使有了这一解读，这些社会面貌仍然只是局部的。与来自埃及或近东的那些碑文相比，这些泥简是行政记录，而不是历史或文学文本。这些建筑已被毁坏，墙上的绘画只是碎片。然而，1967年，在锡拉火山岛上的阿克罗蒂里所进行的挖掘，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遗址。这是一座保存着墙上饰满壁画的三层楼高建筑物的城镇。就像庞贝古城一样，在遥远过去的一个瞬间，被突如其来的火山灰和浮石的坠落所埋没。 考古学在克里特岛及其大陆所揭示的深奥微妙的文化社会，对于荷马来说是未知的，施里曼更不知晓。王宫经济的详尽记录、发放给工人的配给量和制成品的收入，都使他们感到惊讶。今天，我们对这些文明的重要性有了更好的认识，虽然仍旧不完善，它们与地中海东部沿岸的邻国或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进行了广泛的贸易和交往。正是与地中海东部，特别是与埃及的这种联系，提供了希腊和爱琴海事件的进展年表。可确定年代的对象，如希腊的埃及圣甲虫形宝石，或古埃及风格下的克里特岛和迈锡尼的陶器，使得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比基于碳14测定更精确的编年框架。在此基础上，锡拉火山喷发可以确定为大约公元前1525年。然而，新的测定火山喷发年代的科学方法，表明了一个几乎要早一百年的日期。这个问题尚未解决，但是辩论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传统年表不确定性的关注。如果新的日期得到确认，则在此关键结点之前和之后，在以下记述中所概述的整个框架都需要进行调整，尽管一个阶段相对于另一个阶段的日期将保持不变。 《牛津古希腊史》 希腊神话与赫西俄德 　　直到20世纪，“神话”实际上仍然意味着“希腊神话”。但是现在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已经从世界各地搜集到许许多多神话故事。因此，人们很快发现，希腊神话在许多重要方面存在不同凡响之处。希腊神话的绝大部分都与男女英雄有关，也就是说，与过去某个特定时期的男人和女人有关。他们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比现代人更有魅力，但他们并不是神。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就没有如此多地涉及英雄。希腊神话绝少谈到动物。整体来说，尽管也有诸多例外，希腊神话是对日常生活的夸张或提升；不像许多世界传统故事那样是纯粹的奇谈幻想。希腊神话的这种特性，给现代的一般神话学理论制造了诸多认知困难。 　　希腊神话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无处不在和重要性。比起现代传教士和旅行家们通过与说土著语言的人交流所能了解的大多数原始部落社会，古希腊社会要进步得多。从荷马到阿提卡悲剧，诗人都借助神话来表达他们深邃的思想。历史学和哲学都自神话思想脱胎而来，诗歌和视觉艺术也总是离不开神话主题。 　　当然，希腊也有其宇宙观，即讲述那些纯粹在神圣层面上发生的世界创造以及其他故事的神话。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赫西俄德在他的《神谱》（Theogony）中，讲述了大地该亚（Gaia）和她的儿子兼合作者——天空乌拉诺斯（Uranus）的诞生及他们是如何分离、宙斯如何成为神界统治者的故事。这个故事深受东方源头的影响，与真正的希腊崇拜或希腊宗教联系甚少。另一个明显更早的传说是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常被称为科瑞（Kore），“处女”——被冥界的王诱拐。她的母亲德墨特尔（Demeter）气愤伤心之余，使整个世界变得寸草不生。后来科瑞回到她母亲的身边，但是每年只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她不得不待在地下世界。很自然地，人们就将她不在的这段时间与庄稼在地里没长出来之前的“死亡”联系起来。 　　赫西俄德的《神谱》中插入了一大段冗长的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明。然而事实上，早期希腊人的思想与此说法并不相同。有的时候，据说人是从白蜡树上长出来的，或者由普罗米修斯用黏土做成，又或者从石头里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宙斯是所有人类的“父亲”。这些传说对《圣经》的读者来说似乎十分陌生，因为《圣经》开篇就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亚当与夏娃的故事。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创世记》之后，亚当的名字就没有再次出现在《旧约全书》之中，对“开端”的表达通常要归之于亚伯拉罕（Abraham）或摩西（Moses）。早期的人类并没有像那些受进化论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人一样，始终意识到自己的起源。 　　另外一个一开始就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一个关于神话的标准或者正统观点。事实上，荷马史诗里用某种形式讲述的故事，并不会阻止后来的诗人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讲述。一个明显的例证，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抒情诗人斯泰西科拉斯（Stesichorus）创作了一首诗歌，根本否认海伦曾经到过特洛伊，那么特洛伊战争也就无从说起。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他的《海伦》里颠覆性地利用了这个传说中的讽刺因素。 　　而希罗多德以高度的理性主义分析说，以上观点是正确的，要不然特洛伊人很显然会在他们的城市被摧毁之前放弃它。“而在我想来，荷马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他补充说，“但是由于这件事情不像他所用的另一个故事那样十分适于他的史诗，因此他便故意放弃了这种说法。”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经过公元前5世纪的理性启迪，人们对诗人和他们讲述的神话有怎样的历史价值判断。当然，我们也从希腊文学的起点看到了诗人对谎言的拒斥。“我们知道如何把许多虚构的故事说得像真的。”缪斯对赫西俄德说，“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知道如何述说真事。”梭伦，他本身也是一个诗人，他用韵文的形式说：“诗人说了很多谎言。”每个新的诗人都有权利用他自己的方式解释传统，而他的听众并不会觉得自己应该将他的讲述作为事实来接受，不管他讲得多么富有吸引力。 　　有些神话与宗教仪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关于科瑞的神话。当她失踪以后，她的母亲赤着脚、空着腹，满世界游荡寻找她。在厄琉西斯秘仪（Eleusis）中，一个被称为“艾姆比”（Iambē，这个称谓很明显与那种经常用于粗鄙的个人攻击的抑扬格韵律有一定联系）的妇人说着淫秽的笑话劝说她微笑，并且与她分享一种特殊的大麦饮品（kykeōn）；她重新夺回了自己的女儿，也给人们以祝福。所有这些都由那些汇聚在一起发动厄琉西斯秘仪的人付诸实施。在他们从雅典到厄琉西斯的长途行进中，一直禁食戒饮。在这朝圣过程的某个特殊时刻，他们会淫秽地呼喊。他们的开斋就是喝这种特殊的大麦饮品。女神从忧伤转为高兴的过程，被模仿成在黑暗的秘仪厅堂中突然燃起火焰，随之而起的是众人的欢呼。很明显，这些崇拜者是模拟女神的受难——将这一仪式与耶稣受难经过的苦路14处 （Stations of the Cross）相比较并非不合情理——不同层面的神话和仪式在此是一致的。 　　但是神话不仅仅意味着这些。德墨特尔的愤怒使世界陷入反常和疯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大地的丰产不再，似乎人类会死去，神也得不到崇拜和尊敬了。普通生命可能受挫这一观念，更增加了生命延续的价值。而伴随着播种入土会产生焦虑情绪，即种子很可能不能生长。这种焦虑在这一神话中化为具体形式，被归于过去，并且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种子即将死去然而又得以重生，暗示了复活和不朽的观念。“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翰福音》12:24）种子被种入地下，消失在黑暗中，然而它还活着，并且会再次长出来；科瑞被带到了地下世界，然而她回来了；因此厄琉西斯秘仪的教义许诺一种死后更幸福、更荣耀的生活。 　　某些神话，如科瑞神话，不仅与仪式紧密相关，还与颠覆一般文明生活的观念密不可分。在利姆诺斯岛（Lemnos）上，每年有9天时间，所有的火光都被熄灭，人们停止家庭生活，到处弥漫着阴郁的气氛，男人们藏匿起来，女人与男人分居。新的火种取自德洛斯（Delos），净化过的新火焰燃烧起来，之后会有一个伴随着笑声和交媾的欢乐节日。与这些行为相对应的神话故事是这样的：利姆诺斯岛上的妇女受爱神阿芙罗狄忒惩罚，身上散发出难闻气味，因此丈夫们拒绝跟她们亲热；然后她们就谋杀了所有男人，直到阿尔戈英雄们突然到来之前，这座岛上就一直只有女人。这些女人欢迎英雄们的到来，赛会和宴会都举办起来，岛屿又开始人丁兴旺了。伊阿宋（Jason）与女王许珀茜柏勒（Hypsipyle）生了一对孪生兄弟（这对孪生兄弟后来又有了神话般的人生）。无疑，利姆诺斯岛上的妇女事实上在分别期间食用了大蒜，就像我们所知的雅典妇女在“塞拉节”（Scira）或“地母节”（Thesmophoria）所做的那样，显示她们停止了性活动。这9天是一段颠覆的时间：妇女占据优势地位，既不吸引男人注意也不可接近，既没有烹饪活动也没有献祭仪式。然后一切在狂欢中恢复常态。我们又看到了一般文明价值的强化，看到了一种焦虑的释放，这段时间的张力自然居于两性之间。在固定的周期里，妇女从日常家庭生活圈子激烈地解放出来，男人们可怕的秘密在于，害怕他们的妻子和女性的邪恶潜能公开化，因此他们有可能提出和解。这种妇女拒绝她们平常女性角色的神话数不胜数。她们的自然角色、她们的目的，就是结婚。在神话中，那些拒绝婚姻的女性成了猎人或者户外的女孩——通常来说，户外是属于男人的。选择像阿塔兰忒（Atalanta）和卡利斯托（Callisto）那样生活的女孩，还是会屈服并走向婚姻。还有一些人在婚姻里表现出反常的举动。对妻子的畏惧集中在性行为方面的不当和不忠，于是我们发现了像菲德拉（Phaedra）那样勾引青年男子的坏妻子。预言家安菲阿鲁斯（Amphiaraus）知道，一旦他加入七将攻忒拜的毁灭之行，就会一去不复返，因为他的妻子接受贿赂让他走向死亡。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aemnestra）趁他不在的时候有了个情人，并且在她的丈夫回来之时谋杀了他。神话中妇女所表现出的恶行或者拒绝她们角色的做法，实际上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定义和认可。当我们将注意力转到对英雄的渴望时，将会发现男人的潜力也在神话中以同样的方式被限制或阐释。 《牛津古罗马史》 奥古斯都的继承人风波 　　奥古斯都作为罗马帝国的个元首，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新秩序具有连续性，不管动机是出于利他还是出于对自己成就的自豪感，又或者是凭本能遵循罗马贵族的王朝法则。正式的世袭继承原则是不可能的，但让选定的继位者作为实际上的“副元首”或“假定继承人”跟自己共事，通过选票使其获得必要官职与提名以及权力与尊严，则并不困难。 　　奥古斯都早的储君人选可能是马尔凯路斯，他是奥古斯都姐姐屋大维娅的独子，生于公元前42年。公元前25年，马尔凯路斯娶了奥古斯都的孩子，即女儿尤利娅；公元前24年，马尔凯路斯在仕途上飞黄腾达，超过同岁的奥古斯都继子提比略。奥古斯都对外甥兼女婿的明显青睐很可能招致了某些激烈反对，重要的反对者是元首不可或缺的朋友兼将领阿格里巴。但公元前23年马尔凯路斯的早逝使得该问题得以解决。 　　现在，能力卓著的阿格里巴成为众望所归的君人选，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病重时把带有自己私章的戒指交给阿格里巴，两年后，阿格里巴与马尔凯路斯的遗孀尤利娅结婚，两人共育有三男两女。同年，奥古斯都把帝国东半部分的控制权完全托付给阿格里巴，阿格里巴随后前往高卢，然后去西班牙终镇压了当地的坎塔布里人。公元前18年阿格里巴被授予5年的保民官权力，该权力于公元前13年又延长5年。可以说，此时阿格里巴的“统治权”已经与奥古斯都本人的一样“伟大”；或者可以说，在帝国任何部分，只要公共职责需要，阿格里巴的“统治权”至少“等同于”所有其他行省总督。 　　公元前12年阿格里巴的死亡颇出人意料，当时他才50岁，人们期望他能比大体同龄的奥古斯都多活一些年月，因为阿格里巴身体健康，奥古斯都则身形有些单薄。阿格里巴与尤利娅的两个儿子盖乌斯与卢基乌斯后来被他们的外祖父（即奥古斯都）收为养子，两个孩子分别出生于公元前20年与公元前17年，当时还只是孩童。奥古斯都的眼光又转向时年30岁的继子提比略，要求他跟妻子离婚，然后娶再度守寡的尤利娅。但提比略与尤利娅的婚姻毫无爱情可言，因为尤利娅既任性又专横，两人本来生育了一个男孩，可惜夭折了。使提比略感到屈辱的是，让他做储君显然只是权宜之计，盖乌斯与卢基乌斯成年后会自取代他的地位。 　　于是，提比略离开政治中心，隐退到罗德斯岛。这一冒险举动可能是出于自尊心，也可能是出于深思熟虑，提比略可能指望自己的强势母亲李维娅，即奥古斯都的后妻，能够保护自己免受严重伤害。继承人厄运继续降临到执着的奥古斯都头上，卢基乌斯于公元2年死于今天的马赛；盖乌斯于公元1年19岁时任执政官，后被派往东部执行重要任务，为引导他顺利完成承担责任的步，奥古斯都安排了经验丰富的顾问陪同他一道，但盖乌斯身染重疾，于公元4年2月返回罗马途中死于吕西亚。 　　此前两年，提比略已返回意大利，但尚未出任公职。现在，奥古斯都的储君人选只得又转向提比略，因为奥古斯都已年过65岁了，不可能再有其他人选了。于是，提比略正式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被授予为期10年的保民官权力，以及等同于元首本人的“统治权”，这些权力的期限于公元13年皆得到延长。 　　这一时期尤利娅荒淫无度，私生活的丑闻不断，或许是因为她作为奥古斯都的女儿，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目标，跟她结婚就可获得其幼子储君的监护权。奥古斯都终于对女儿失去耐心，于公元前2年将她流放到小岛潘达特里亚，5年后，尤利娅获准返回意大利，但只能待在意大利半岛足尖部位的勒基乌姆，直到死去。她去世时，提比略刚即位数月。尤利娅的母亲，奥古斯都的首任妻子斯克里波尼娅则自愿陪伴女儿在流放中度过余生。 　　不过奥古斯都仍然没有放弃在自家血脉中延续皇位的努力。提比略已有子嗣，他的次婚姻生育了一子德鲁苏斯，此时已16岁，但奥古斯都还是要求提比略收养18岁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日耳曼尼库斯是提比略已故弟弟德鲁苏斯的长子，其母小安东尼娅为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之女，此外，日耳曼尼库斯还娶了尤利娅的女儿，也就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阿格里披娜，因此，日耳曼尼库斯的子女也即奥古斯都的曾孙和曾孙女。 　　提比略于公元14年继承元首之职，但具体即位时间的模糊不清显然使得古代史家困惑不已。这部分是因为当时状况的独特性，元首的继承未有历史先例，也不可能采用“国王驾崩了！新王万岁！”之类的历史悠久的君主继承仪式。而且提比略跟其后继任的元首们不同，他早就分享了养父的权力，公元4年他就成为奥古斯都“统治权与保民官权力之伙伴”。依照法律，这些特权是他个人的权利，并非来自别人的委任，奥古斯都死后他的权力也不会失效。 　　提比略早在20岁出头时就在军事与内政方面表现出色，他任职的地方有东部、日耳曼与巴尔干地区，公职生涯只有在隐退那几年才中断。提比略在年逾55岁时开始执掌政府，此时他的能力与资历皆已无人可比。但他的性格严厉而内向，加之私生活中一连串悲哀经历的负面影响，精神有些抑郁不安。重要的是，奥古斯都拯救了因内战而支离破碎的世界，使之恢复了和平与安定，而提比略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自信与声望，同时他也缺乏奥古斯都那样高明纯熟的手腕。奥古斯都能够在临终床榻上以和蔼机智的口吻说：“大家是否都满意我的演出？”而提比略则与之相反，人们永远无法确知他的内心想法。由此产生一种流行的看法，即提比略是一个虚伪之人、一个伪装高手。 　　事实上，若论伪装，真正的根源并不在提比略个人，而在于他所继承的、由幻象大师奥古斯都创造的一整套元首政制系统，因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手法笨拙，该系统的伪装才被揭露。人们批评该系统的欺骗性，但后来放弃了探寻该系统的致命缺陷，因为他们终于发现根本不存在其他替代系统，于是系统的问题便被简单归咎于皇帝个人的失败。虽然口气有些勉强，历史学家塔西佗还是承认提比略统治的早年政绩颇佳，但提比略跟奥古斯都一样，总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提比略也被丧子之痛弄得心力交瘁，公元23年，他的养子日耳曼尼库斯与亲子德鲁苏斯已先后离世，只留下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且已近暮年的提比略。接下来，皇帝和帝国要何去何从…… ◆100多位史学巨擘，40余年打造牛津经典！ ◆在英美等国经久不衰，单本销量超100万册！被誉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读的书”！ 受到全球读者广泛认可！ ◆牛津大学出版社镇社之宝！ ◆既是专业级，又是入门级！ ◆时间+空间=双重视角的全景欧洲史 ◆翻开《牛津史前欧洲史》，为你揭开史前欧洲神秘的面纱！巨石阵其实是远古教堂？特洛伊战争原来不是神话！ ◆翻开《牛津古希腊史》，为你揭示古希腊的政治、哲学、艺术、文化如何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 ◆翻开《牛津古罗马史》，带你追寻古罗马从一个小村庄到地跨欧亚非大陆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