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中国：只要路走对谁怕行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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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研究员，著述和电视作品分获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十余项重要奖项,多部作品产生广泛影响，《伟大也要有人懂：小目标 大目标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获2017年年度“中国好书”并入选中宣部第八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推荐活动，《速读新时代》获2018年年度“中国好书”，《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入选2020年“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等

内容简介

四条街道的“密码” 问　读懂中国，人们最先想要弄清楚的是中国到底想要什么；追求什么；是什么样的驱动力，让中国人如此发奋地改变自己的面貌。 答　了解中国想要什么，先要知道中国不想要什么。人们要回答的不是一道逻辑题，而是一道历史题。中国人今天想要什么，是因为近代历史曾经告诉中国，不能有什么，应该避免什么，在走向未来的行程中应该追求什么。 问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西方人常常不理解，谈自己的今天和明天，中国人总喜欢从昨天开始，从近代以来的遭遇说起。 答　中国人很敬畏历史。许多时候，他不是从理念来推导未来，而是习惯于从曾经经历的事情和陷入的处境中来推导未来。今天会怎样，不是因为“昨天之后注定会有个今天”，而是靠你在昨天经历了什么遭遇，积累了什么经验来决定的。 中国人不是无缘无故地喜欢谈论近代历史，而是因为近代以来的遭遇，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沉淀为中国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基本参照，成为他们“不想要什么”的理由，“想要什么”的动力。 就说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人们是怎样梦想中国的。 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新中国。“新中国”这个称谓是怎样来的呢？政论家梁启超在 1902 年发表了一篇政治幻想小说，叫《新中国未来记》，里面描述了 60 年后的中国模样。 对“新中国”构想得更加仔细的，是一位叫陆士谔的上海老中医。他在1910 年也发表了一篇小说，名字就叫《新中国》。小说的主人公酒醉后梦游未来，发现未来的新中国收回了帝国列强设立的“租界”，上海的工人们过上小康日子，不少有钱人把自己的金银细软搬到船上运往外国投资。作者还写到上海有了地铁，有一座铁桥跨过黄浦江通向浦东，而浦东到处都在“辟地造屋”。 这些在今天做到的事情，竟然在 100 年前就被这位老中医“梦想”到了，无意中，把“新中国”想象成为实现历史愿望的应许之地。 他们为什么会在一百年前“梦想”新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实在是跌落到了谷底。他们看到的和遭遇的，是 1900 年的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是清王朝政府的统治危机四伏，无药可救。为摆脱旧中国的厄运，他们要梦想未来。 这些梦想的本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当时提出的诉求：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受李大钊影响的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气魄更大的诉求：“改变中国和世界”。果然，今天的中国，迎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问　这些诉求，或许就是中国“想要什么”的愿望，但还不是很具体。 答　如果没有具体的步骤，再宏大的愿望也实现不了。我们还可以从今天司空见惯的一些现象中，体会一下中国人具体想要什么。想必你会发现中国许多城市都有一些相同名称的街道。 问　倒也是的。我在好几个城市里都碰到叫“北京路”的街道。有一次，我在上海顺着西藏中路走着，一拐弯，就到了北京西路，当时感到很好奇，也很困惑，上海的街道为什么叫“北京路”。 答　这还不是最典型的。中国城市的街道名称，重复率最高的有四个：中山路、解放路、人民路和建设路。为什么这四种路名的存在感最强？它们潜藏着中国人想要什么的“密码”。 “中山路”，是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些城市为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设立的，有告慰中华民国“国父”的意思。 “解放路”，主要指代 1949 年左右人民解放军攻占各个城市的时候，部队入城经过的街道，它们大多处于比较繁华的市区。 “建设路”，大多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个城市大搞工业化建设的时代风气。像四川成都、河南洛阳的建设路，便得名于一些大型工程项目与工厂企业沿路而建。 “人民路”，表达的是摒弃旧的社会风俗，迎接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江苏苏州的人民路最有意思。这条街道先后叫“三元坊”“护龙街”“中正街”。叫“三元坊”，是为了纪念苏州在清朝出现的第一位“连中三元”的大才子；叫“护龙街”，是因为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巡视苏州，苏州的官员曾经在这条街上集体拜迎。抗日战争胜利后，“护龙街”改名为“中正街”，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字“中正”。 1952 年，苏州这条重要的南北大动脉，决定与封建社会、民国时期的社会元素说再见，改名“人民路”，宣告城市的主人是人民。 这些街道名称，沉淀着几代人的历史愿望和价值诉求。 “中山路”要表达的是对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创建共和国的纪念。“解放路”要表达的是 1949 年的巨变，让中国人民从帝国列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建设路”则表达中国古代选拔官员，实行科举考试制度。每三年在地方上进行一次“乡试”，得第一名的叫“解元”；然后在中央政府主管人事的部门“礼部”举行“会试”，得第一名的叫“会元”；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再行选拔，得第一名的叫“状元”。“连中三元”，说明这个考生很了不起。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人民路”表达的是，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 问　从普通的街道名称，读出这些内含，听起来确实有趣。但西方国家似乎并不习惯这样来阅读。 答　这样阅读，属于回到历史常识。只有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最不想要什么，最想要什么。 中国曾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中生存了几千年。1840 年走入近代历史，突然遭遇由强而弱的巨大落差。 西方近代的历史是从两件事情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前者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者是让解放出来的人通过环球航行，把自己的愿望和意志扩张到整个世界。为此，西方创造了征服世界的先进工具——工业文明。这就奠定了近代西方“想要什么”的心态：我想要的，能够得到；按我的模样塑造世界，可以做到。 中国比欧洲晚了几百年才走进近代历史，也是从两件事情开始的。 一件事叫“花瓶的碎落”。尽管 19 世纪前期中国创造的财富仍然占到整个世界的 20% 以上，但封建社会的统治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当时的中国，就像一个古老易碎的青瓷花瓶，看起来硕大精美，却经不起外部世界哪怕轻轻的一击。从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远道而来的西方“客人”，毫不客气地对中国实行野心勃勃的征服和掠夺。 再一件事叫“悲情地追赶”。过去中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帝国的衰落，突然把它推向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世界洼地。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追赶世界发展潮流。于是，充满悲情地向西方学习，不断交出昂贵的学费，希望能换取“真经”。 “花瓶的碎落”，让中国人经历了各种苦难，从而明白他们最不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悲情地追赶”，让中国人竭力奋起，从而明白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从“最不想要的”到“最想要的” 问　近代中国，到底告诉你们不想要什么和想要什么？ 答　最不想要的有三样东西：混乱失序、屈辱压迫、贫穷愚昧。与此相应，最想要的也是三样东西：统一稳定、平等自主、富裕文明。摆脱“最不想要的”，实现“最想要的”，合起来，就是“中国愿望”。 这三大愿望，像是从昨天发来的三个“通知”，每一个“通知”既是诉求，又是使命。由于近代以来中西方发展水平落差太大，中国对这三个诉求，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敏感和强烈；实现使命的过程，也显得格外曲折和剧烈。 问　先说说摆脱混乱失序、追求统一稳定的愿望。 答　从1840年到1949年，在一百多年的时间中，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 看起来是大一统的国家，实际上已经是一盘散沙。人口虽然多达四亿五千万，比当时欧洲的人口总和还要多，但控制中央政权的统治者缺少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全社会缺少凝聚力，极度混乱，由此让国家失去许多尊严和自信。 1911年推翻清王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但各地却由军阀把持，没法统一和稳定，人们看不到扭转混乱局面的希望。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叫了38年。 1928年之前的17年间，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军阀首领，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出任过总统或国家首脑的有7个人，当过政府总理的有26个人。政府内阁变动次数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有47次，其中最长的存在17个月，最短的只有两天。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地方政权，经常是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之间纷争不已，都是靠枪杆子说话。 国民党1928年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却分成许多派系，相互之间时常兵戎相见。统治山西近30年的军阀阎锡山，特意把山西境内的火车铁轨修得窄一些，为的是防止外省势力的侵入。四川军阀多如牛毛，大的占一二十个县，小的占几个县。每个“占地为王”的军阀，为了证明自己的势力，都要各搞一套“大而全”的东西。比如，除了中央政府有自己的海陆空三军体系外，割据东北、广东的军阀，也有自成体系的海陆空部队，连只拥有四川十几个县的一个军阀，也自称海陆空三军司令，只是因为他购买了几架飞机。 乱局带来的不光是国家政治悲剧、经济秩序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法维持稳定，无数老百姓更不得安身立命，到处流离失所。打了14年的抗日战争，导致3000多万人的死亡，其间，因为黄河决口，就有几十万人葬身鱼腹，480多万人倾家荡产，上千万人无家可归。 民国时期，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说出来都吓人一跳。100元法币，在1937年能买两头牛，1941年能买一头猪，1943年能买一只鸡，1945年能买一条鱼，1946年能买一个鸡蛋，到1949年5月，只能买0.00245粒大米。 也就是说，如果以1937年为标准，国民政府印发的纸币，到1945年6月上涨了2133 倍，1948年8月是725万倍，新中国成立前夕是31667万倍。有个形象的说法，在1949 年年初的上海，你需要挑一担钞票才能到饭馆里去买一碗面条来吃。 问　这样的乱局，很有些像今天人们说的“失败国家”。 答　为了扭转混乱局面，中国人做了很多努力。前面说的政论家梁启超，1902年梦想“新中国”的时候，还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意在增强社会的凝聚力，走出自在散乱的状态，联合成一个自觉群体，进而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打个比方。人们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伦敦的白金汉宫、纽约的时代广场、巴黎的凯旋门，悠闲散步、匆匆路过或漫无目的地参观，这时候，他们是同一个空间下各怀心事的“自在体”。如果有人突然大喊一声，“地震了”“有炸弹”，这些各怀心事的“自在体”便成为一个有心理共振的“自觉群体”，他们接受的信息和夺路逃生的反应便趋于一致。 形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愿望，对解决一盘散沙的乱局，就起了这种猛喝一声的作用，从而使统一和稳定成为人们最想要的东西。 1949年，中国共产党实现大陆地区的统一。 20世纪末以“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让香港和澳门跨过漫漫长夜回到祖国的怀抱。现在，就只剩下台湾了。今天的中国人觉得，将来统一台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重大标志。 近代乱局还“通知”中国人，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所以，新中国不搞联邦制，而是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和谐、人民的安居乐业，看得格外重要。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甚至还说过一句名言：“稳定压倒一切。”中国政府的治国理政，由此形成改革、发展、稳定这样一个“三脚架”。没有稳定，再好的执政思路，再好的发展思路，都无从谈起。 问　谈谈摆脱屈辱压迫、追求平等自主的愿望。 答　近代中国人所受的屈辱压迫，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来自外部的，有近代以来帝国列强的侵略压迫；来自内部的，有封建和半封建统治者对人民大众的剥削压迫。 追求平等自主的愿望，相应地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同西方国家平等相处；二是实现国内各种人群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平等关系。 问　有些像政治宣传，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答　先说来自外部的屈辱和压迫。 至今，人们还能从拍下的一些老照片中，看到这样一些中国人形象：穿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辫子；或斜躺在床上，手里捧着长长的烟枪；或拉着洋包车奔跑，双眼却显得迷茫。 西方人还用摄影机拍下一段“大变活人”的魔术资料。在这些影像中，“变”出来的西方人，个个威武雄壮；最后“变”出来的是一个留着小辫子的中国侏儒，刚一出现在舞台上，就受到此前“变”出来的那些西方人戏弄和殴打。 毛泽东说过，在近代以来的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抗日战争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迫使中国和他们签订的条约中，要中国向八个国家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理由是这个国家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必须人人有份。 所有中国人在屈辱和压迫面前，都不能置身事外。 除了香港、澳门被长期租占外，一些国家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青岛等地，建立起脱离中国主权的“租界”，甚至长期驻扎军队，其军舰或商船享有在中国内河航运的特权。 让人惊讶的是，从1853年起，连最直接体现国家主权的中国海关大权，也一直掌握在帝国列强手中。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担任中国的总税务司长达年。1927年，担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梅乐和，搬到上海海关大楼办公时，曾用他戴的戒指上的钻石在窗户玻璃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以示“不朽”。 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1949年以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就是说，主权是不完整的。 中国一直尝试着收回丧失掉的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属于战胜国阵营的中国，提出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收回来。这个可怜的诉求，被英、美、法三国主导的“巴黎和会”拒绝了，反而把山东半岛的权益转给了日本。人们的痛苦和绝望，真是到了顶点。 你知道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去世时的临终愿望是什么吗？“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诉求是多么的朴实，希望世界上有“平等待我之民族”，希望国家不分强弱、大小能够平等相处，希望中国能够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 讲述这些过去的事情，不是“记仇”，而是说，中国人对以强凌弱的不平等国家关系，有着非同一般的经历和感受。 中国人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自己站起来，才可能有平等地位。这就可以理解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要说“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在人们心灵深处唤起强烈共鸣。“站立起来”，不是说高人一头，其实质是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始终把独立、自主、安全、尊严摆在突出位置，始终把“和平”“主权”“平等”这些理所应当的交往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生命线”。70多年来，中国和西方之间发生的许多故事，中国对外部势力干预自己的内部事务那样敏感、那样反感，都与维护这条“生命线”有关。 问　你的意思是，中国人想要的，就是独立自主地去做自己的事情，不对别人指手画脚，也希望别人不要对自己做的事情指手画脚？ 答　平等的国际关系，确实应该这样。 问　再谈谈近代中国人遭遇的来自内部的压迫和不平等。 答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既指消除外部压迫，实现民族独立，也指摆脱内部压迫，实现人民解放。 我们把旧中国看成是一个半封建国家，意思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 1911年还推倒了封建制度，建立起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完全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是不存在了。但是，民族资本一直受到外国资本和国内封建经济的双重挤压，发展缓慢。在政治上形成的人数不多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挤压，始终成不了大气候。 更主要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包括受地主盘剥的农民，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在封建军阀队伍里讨生活的下层士兵，在传统礼教压迫下挣扎着过日子的女性等，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社会关系上受歧视，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有一个典型例子。20 世纪20、30年代，四川省拥有一个军以上的实力军阀有八股。他们各自向其管辖的地区收税，收税之多到了什么程度？田颂尧的二十九军，1935年已预征田赋到 1978 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 1935 年已预征田赋到 1991 年。 更匪夷所思的是，湖南省慈利县，1931年，田赋已预征到2017年。这样的盘剥和欺压，可谓是天下奇闻。 如此境遇，自然成为中国人最不想要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结束了这种压迫状态，重建了社会秩序。主张官员和群众之间，不同社会职业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社会地位一律平等。 平等，也就意味着民主。 费孝通教授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发表文章说：“我很早就听见过这民主两个字……但是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呢？我不明白。”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一进会场，看到的是“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带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大家聚集在一起发表政治意见。费孝通由衷感到：“最近这6天，我上了一课民主课，所得到的多过于过去的5年，甚至30多年。” 不光是费孝通有如此感慨，民主建国会的政党领导人黄炎培，在1949年最后一天发表文章说：“一九四九年是每一个人抬头的第一年，是群众抬头的第一年，今后我们做人，不可以不认识人，不可以不认识群众。”“从这里起，人的生命宝贵起来了，人的生活被重视起来了。” “抬头”和“人的生活被重视起来”，就是当时人们理解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含义。 平等和民主，目的是让国家成为人民的国家。 什么叫人民的国家？新中国的名称叫“人民共和国”，国体叫“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即国家权力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政权叫“人民政府”，军队叫“人民解放军”，国家机器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公共部门叫“人民铁道”“人民邮政”，学校老师叫“人民教师”，看病的地方叫“人民医院”，作家们办的刊物叫“人民文学”，中央银行叫“人民银行”连使用的货币，也叫“人民币”。 为什么都有“人民”二字？那是真心实意地要实现社会关系的平等，并且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让“人的生活被重视起来”。 问　说说人们摆脱贫穷愚昧，实现富裕文明的诉求。 答　20世纪50年代，我们经常用“一穷二白”来形容自己的国家。所谓“穷”，是指生活水平低，生产力水平低，人们普遍不得温饱。所谓“白”，意思是人们的文化知识就像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记录。借指中国存在大量不识字的文盲，全社会科学文化水平低，精神世界贫乏，愚昧落后的习俗比比皆是。 先说中国的“穷”。 历史总是在比较中看出差距。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27美元，而亚洲各主要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44美元，其中印度是57美元。1950年，有记录的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高到低进行排列，中国位列倒数第7位，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不会有异议。 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让5亿多人吃上饭，不饿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头等大事。一直到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在罗马召开，各国代表还听到一个恍若世界末日的预测：由于人多地少等原因，中国绝无可能养活10亿人口。 这个预测没有应验。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心谋求发展的原始冲动。中国人穷怕了，为了改变命运，他们“拼搏到无能为力，勤劳得感动自己”。 世界上很难看到的奇观在中国屡屡发生。为了开山造渠，引水灌溉农田，河南林县人民用将近10年的时间，以接近原始的生产方式，用绳索把手持铁锤、钢钎的人吊在悬崖上面，只见那人双脚一蹬，飞在空中，然后回荡到悬崖石壁，利用身体的惯性冲力，一锤一钎，或砸或撬，硬是在太行山脉的石壁里造出一条“人间天河”。从此，常年干旱的林县有了水，人们有了生存和生活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有几亿农民为了挣点比种地多一些的钱，背井离乡，告别妻儿老小，到城市里来打工。自己干不动了，就让没有考上大学的儿子女儿出来干，为的是在家乡盖起一栋属于自己的合适住房。 那些考上大学的儿女们又怎样呢？2019年，中国媒体曾经热烈讨论过“996”现象，说的是一些在科技公司工作的白领青年，一般是上午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 在西方国家，这样的劳动强度不可能出现。习惯于周末到郊区别墅或其他什么地方休闲的西方人发现，只有中国人在城镇里开的商店或饭馆继续经营，除了诧异不解，或许还有所不满。 让勤劳的人们过上好日子是中国政府70多年来始终如一的目标。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除贫困”。摆脱贫困，实现富裕，在中国政治议程中占有特殊地位。 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别开生面地设立了一个“县委书记、县长奖”，其中一项就叫“率先致富奖”。一位获奖的农民至今保存着颁发给他的红皮证书，内页里写着：“甘国田，男，42岁，正定镇顺城关农民，种花专业户，一九八四年纯收 14000多元。授予率先致富奖。批准人：习近平（印）、刘树章（印）， 85年1月20日。” 再说“白”。 在旧中国，因为战乱、受压迫和贫穷，发展科学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异常艰难。1935年，北方的学生喊出一个让人心痛的口号：“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在抗日战争中，许多学校不得不迁移到西南一角办学。 连沉淀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批故宫文物，也辗转南迁到四川的一个村庄，后来又被迁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到北京的故宫。 1949年，五亿四千万人口中，不识字的文盲约有四亿三千万人，文盲率高达80%。在识字的人当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的人有多少呢？当时的估计是200万人左右，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037%。那时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标准很低，凡是从事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工作的都算，哪怕你只是个初中或高中毕业生。 这样的文化基础，使旧中国普遍缺少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形成许多愚昧的民风民俗。比如，迷信神鬼风水，不讲卫生，靠巫婆神汉治病，女人裹小脚等。大文豪鲁迅在 20 世纪30年代曾描述过中国的落后和愚昧，说外国人用鸦片来治病，中国不少人则把它当饭吃，连一些本来是中国发明的科技产品，也用错了方向：“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愚昧习俗往政治军事领域延伸，一些本来充满正能量的事件却弥漫着让人啼笑皆非的诡异气氛。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把西方基督教改造成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谎称天父天兄下凡附体，来行使权力。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多数信徒以为靠念咒喝符就能刀枪不入打退侵略者。 那些满是负能量的事件，则因为理性的缺失而愚昧不堪，显得精神卑弱。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不少老百姓只是看热闹，觉得国家的存亡与自己没有关系，有的人为了钱，甚至帮助侵略者填壕沟、扶梯子攻城。 1931年日本军队侵占东北，东北有几十万中国军队，十倍于敌都不止，除陆军外还有空军和海军，但结果是放弃自己的家乡，撤出东北。抗日战争中，不少人径直投靠日军，成为不齿的汉奸。在一些地方，汉奸队伍比日本侵略军还要多。 这些现象，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主流，但屡屡出现，并非偶然。故事背后的逻辑是，由于贫穷愚昧，缺少科学文明，就像一个人身体弱了，应有的精气神也没有了。 为了摆脱愚昧，在1919 年前后出现的相当于西方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核心主张就是民主与科学。许多知识分子，还提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还有一批人跑到农村办学校、搞改良，一心要推动乡村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搞革命也是从提高农民文明素质和思想觉悟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识字扫盲运动，开办了无以数计的各种类型的工人、农民文化补习学校，孜孜不倦地推动“移风易俗”和“文化革命”以改造社会。这里说的“文化革命”不是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的话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蠢无知的命。搞技术革命，文化革命”。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抓物质文明，是解决“经济贫穷”；抓精神文明，是解决“内心世界的贫穷”。随后又推出“科教兴国”战略、提倡“先进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文化强国”等，都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 ☆ “四史”领域大家之作，可以一口气读完的“解读中国” ☆ 从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中读懂中国从哪里来到何处去，可读性极强，代入感极强 ☆ 既探幽历史又特别关照现实，从“996”到抗击肺炎疫情等问题在书中都有呈现 ☆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案例真实生动，说理令人信服 ☆ 没有阅读门槛，是最广泛的读者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四 史”的必读书，尤其适合作为大中小学德育教育的参考书，帮助孩子了解“何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