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 : 1861—1884

作者简介

林文仁 台北市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现服务于台湾东南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著有《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以及《清史论集》《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世界文明与多元文化》《深坑乡志续编》（以上合著）等，并于各类史学集刊及学术会议发表论文逾四十篇。近年仍赓续从事中国近代派系政治与人文通识教育的相关研究。

内容简介

崇厚使俄案：南北势力消长的转折点 同治九年，新疆的局势随阿古柏攻占天山南北而愈演愈烈。同治十年，俄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总署照会俄国，质问占领之理由何在？俄称乃代中国收复，俟中国号令一旦可达伊犁，定然奉还。话虽如此，俄人于中国恢复西北之能力从不以为然，未料至光绪四年，究竟在左宗棠主持之下，天山南北全境肃清，这便令俄国必须履行归还伊犁之承诺矣。事至于此，俄人虽经推托，终须面对谈判的现实。俄国政府遂提出两条件，一者中国政府要能保护国境安全，再者偿还历年用于伊犁之政费。如此一来，便须办交涉了。细数其时具实际外事经验的人才，曾纪泽在英国，陈兰彬在美国，李凤苞在德国，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焘则交卸未久，势不愿出。算来具资望者，只有久任三口通商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且曾出使过法国的左都御史崇厚了。 在朝中大小满汉臣工之中，崇厚确实是洋务工作上的一把老手。然而，其资历与才具不甚相仿，却也是官场中人所共感者。郭嵩焘在津案期间与崇厚有较密集之磋商，便曾指崇厚“无能一言其窾要”。因此，其时使俄人选之决定过程中，一度曾将曾纪泽列为主要考虑对象，但终因沈桂芬力主崇厚，才使任命案最终底定。崇厚之崛起于洋务系统，早在咸丰后期，但真正被视为主要参与者之一，仍在同治九年津案后充出使法国大臣，“是为专使一国之始”。以其时沈桂芬在外交决策上已是实际主导者之地位，崇厚有此，沈、崇之关系自不在话下。以是而观此际沈之力主崇厚使俄一节，也就毫不令人意外。在沈而言，崇厚之才具如何，彼未必不知，但一向以来，崇厚作为总署及军机对外决策之执行者，亦未见大失，甚且正因其平庸，反更能忠实履行以沈为首之外交体系处事原则与指示。以沈之经验，不能不知由俄人手中谈回经占之地，岂能容易。但以天山南北路肃清，民气方张，若不将伊犁收回，必更成千夫所指，尤其北派正驱“清流”以振其势，洋务要角，南派大员之一的董恂亦已在被参之列[3]，返还伊犁一事若不能有善果，“清流”岂能放过总署或军机？对军机、总署施压，实亦即以打击南派。因此，伊犁交涉不能不速办，且务须能有交代。交代之义为何？殆以收回伊犁为宗旨，且要能圆满平静。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崇厚去国之前，必与沈桂芬等洋务当家者有此商榷，且取得共识。欲求圆满平静，势须付出代价，亦在不免。沈若有失策，恐唯在于对崇厚之处事能力评估过高，而料不到崇厚为求达致“交代”之宗旨，轻重拿捏上如此不智，致使事情不但无以圆满解决，反治丝益棼，授人以柄。 崇厚抵俄后，经长时间之谈判，光绪五年秋方告完成。全约共18条，其于中国之唯一所得，真的只有“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除此之外，其余有16条是载明中国需履行之义务。其中之大者，包括：自蒙古及天山南北输入商品，不课税金；自西伯利亚至张家口，归俄敷设铁道；自陕甘至汉口，既榷常税，其杂税概免；嘉峪关、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库车置领事官；俄船可行驶于松花江；伊犁城及旁近地，凡俄所有土地及建筑物，不在还付例；给俄政费补偿500万卢布；以霍尔果斯河之西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尽让与俄，凡一千数百平方里等。易言之，“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虚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且代价极昂，近乎适得其反。全文一传回北京，恭王便感不像话，此无异“将中俄一隅问题，扩大为全面交涉”了。遂去电崇厚，表示不许。但崇厚其时已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之资格，于八月十七日在黑海附近雅尔塔的里瓦几亚（Livadia）宫与俄国外交部完成订约，随即启程返国，只留下参赞邵友濂在圣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崇厚但求交代任务而不持大端、不明利害的颟顸作风，当然是大错；但未俟朝命，竟敢就此订约返国的行径，不啻益增前者所能引起的不满效应，更是错尽错绝了。 “清流”对崇厚，原就不存好感。光绪四年九月，崇厚出发往俄时，决定由海路前往，不走陆路，便被“二张”合作上了一道《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 今航海而往，不睹边塞之实情，不悉帅臣之成算，胸无定见，而遽蹈不测之地，将一味迁就乎？抑模棱持两端乎？ 是折之中，有几句就崇厚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名义出使所发的反对意见，事后看来是不幸而言中，更可见崇厚之性格才具，自有所共见者。其云“勿庸授与崇厚全权便宜名目，遇有重见创举，驰奏候旨”，庶几免于“不慎于始，虽悔何追”之慨。“清流”早作此议而枢垣未依，结果一一应验。恭王以降之枢、译诸臣固感气折，“清流”中人当然更是为之沸然。此于北派而言，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自不在话下。而且，此几乎全看北派如何主动作为，南派只能被动因应，甚且犹须收拾后续发展，真正是突入危地。 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崇厚“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其所议各条并总理衙门前后章奏发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公议”的旨意下，除旋于次日到京的崇厚已现朝不保夕之危外，交由公议之旨，也为“清流”及北派吹响了号角。于是十二月初五日，张之洞一马当先，上折言宜战，搭配盛昱与以王仁堪为首共22人署名的两份“主杀使臣”的折子，颇有先声夺人之势。张折中就崇厚所许俄人者，提出所谓“十不可”，并倡言“四要”：计决、气盛、理长、谋定。“何谓计决……力诛崇厚则计决；何谓气盛……明告中外则气盛；何谓理长……缓收伊犁则理长；何谓谋定……修武备则谋定……要之，武备者，改议宜备，不改议亦宜备；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此中外群臣之公议，非臣一人之私见。独谋在疆臣，作气在百僚，据理力辩在总理衙门，而决计独断，始终坚持，则在我皇太后皇上。”语气甚壮，而在此西征方克之时，也格外能挑动信战情绪。张折中甚且已为令左宗棠、李鸿章及立功宿将如彭玉麟、鲍超、杨岳斌、刘铭传等或在籍或在任共十数人，如何在此际各取行止做了规划，相较于盛、王两折纯论杀使臣，且“旁及于保荐使臣之人”，似更令人感到对枢廷尤其是对沈桂芬极其不利的氛围。 “清流”的意向，在一般官僚普遍显得茫然游移、无所措手的情况下，形成一股牵引决策的力量，甚至垂帘的两宫都受到强烈感染。十二月初十日的廷议上，两宫即有“此事委曲已久，不意要挟至此，万不能忍，若再从之，上不能对祖宗，下不能对天下臣民”之谕。首度议事即有此，可见“清流”言动之力。当然，其时满朝上下，除少数大僚如军机大臣及李鸿章等少数人外，几皆沉浸在西征告成的胜利气氛中，一时之间许多复杂的问题都有被简化思考之倾向，也可想见。其势如此，也难怪当日廷议之际，两宫再三宣谕“后面跪者有所见即奏”，却“皆寂然”，其间几乎只翁同龢一人“语最多”，而所言已大不同于昔日津案期间对持强硬论调者许以“词气甚壮”之见识矣。翁在过去两年来，与沈桂芬关系之加深及渐成南派一核心成员的事实，由此中或多或少亦可见其讯息。翁且于稍后又单独有所上奏，内言天下绿营之无用、可裁及海关各处中饱之现象，以呼应前日御前所陈，且借以重申缓索伊犁之议。 也就在翁上奏的这一天，“清流”要角中的宝廷、黄体芳及张之洞又各上封奏，且蒙召见达六刻之久。其中，宝廷所力争者在毁约；张之洞则以筹兵筹饷，作数千言；黄体芳则专劾恭王及李鸿章。三者所陈，适成一气，宝廷的折子里甚且有“改崇厚之新约易，改枢廷之成见难”等语，“清流”之气盛可以想见，其进一步成果：崇厚于此日以办理伊犁事件不善，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 内外交煎，对处处被动的军机而言当然压力沉重，但其中又以沈桂芬的境最为困难。作为外交事务的实际主导者及崇厚的主荐人，沈桂芬一方面必须承受“清流”试图将责任追溯、扩大到保荐及决策者的压力；另一方面，将崇厚交部议处，办到革职拿问，国际舆论反应已由俄使凯阳德的质问，发展到各国公使的集体抗议，凡此，都须沈桂芬主持交涉大计。此外，由“清流”之劾，军机与部分晓事大吏如李鸿章之主和立场，已然清楚。真欲走和之一途，安顿朝中宜战声浪外，如何令俄国同意改订既成之约，又是另一重难关。 诸端纷杂，千头万绪，但若细理其中线索，有一个问题的解决是正本清源之所在，此即“清流”及隐身于“清流”背后的北派是否能认清现实，善体实际负责决策的枢垣，绝不为启衅论者煽风，甚且要全力控制火势的用心。与其被动等待北派善意的响应，毋如主动创造契机。没有比有效掌握根本因素，更有创造转圜空间的可能。此根本因素所在，即居家守制的李鸿藻。 “清流”之奉李鸿藻为宗师，已是朝局中一个现实。即以此次中俄伊犁交涉，李鸿藻的意向仍是“清流”议劾的一主要依据。今日，我们可以见到其时俨然是清流党在伊犁事件中议论的主攻者张之洞，致李鸿藻的26通密函。在这批多用暗语且不附日期，但皆谈中俄伊犁交涉的密件中，有对条约内容的讨论，有对决策者直率甚且严厉的批评，几皆与“清流”之立场及议论相合。而“所望惟在公耳”，亦甚见其怀。密函之中，对南派的攻击亦成基调之一，例如： 吴江（沈桂芬）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将帅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辅之以嘉定、常熟，祸不可言，事不可为矣。某苦口言之，欲公烛悟其奸耳。 函中嘉定、常熟，分指廖寿恒及翁同龢，皆其时沈桂芬渐见密切的咨议对象，翁尤以其地位之便力作持稳之论，张之洞函中之厌绝，除了政见差异方面的意气外，与李鸿藻论而作此，党同伐异之成见亦显。函中提及翁同龢，更呼应了前此所论彼于光绪四年在政治态度上的具体转变。观诸此期间翁同龢之日记，与居丧之李鸿藻过从仍密，但若细心比较，与前此最大差别，即翁几已不与李论时政，而只叙私谊，此一转变之个中消息，甚可玩味，衡于实际发展，则不难想见。否则以李、翁昔日近乎同志之关系，一年前后，张佩纶有折攻之于先，张之洞也有函深诋于后，李鸿藻能无反应？ 翁于中俄伊犁交涉期间之言论，即便不算与“清流”针锋相对，至少亦是大相径庭。即以十二月初十日廷议观之，在两宫词气甚壮、一廷俱寂之际，翁独持“谋国之方以保境息民为大，境不保民不息，则据理与争，但欲用兵必先筹饷，非空言可了”。此语即以两宫而言，亦似当头一盆冷水，遑论以张之洞为主搏者之“清流”。翁随后又言：“二十年来所谓自强者安在？要从朝廷起，振刷精神，尤须定以限制，日有课月有程，方好。”言及战备，翁更敢作近乎指张之洞等辈大言炎炎之语：“西路重兵尚可恃，东三省仅有虚名，北路喀尔喀四部弱极，奈何？”廷议而敢力言此，难怪张之洞必视为祸根，诋沈之际，不忘带上一笔。 南皮如此，常熟对“清流”又岂能无异怨于心？在翁之日记中，表现最为清楚者，莫如张之洞、盛昱及王仁堪三折发下之时，百僚聚于内阁同观。翁形容其时景况：“百僚相顾，不发一言，骈头看折，杂然一群鹅鸭耳。”观折者如鹅鸭一群，所观之折又能高明若何？翁之文字中，如此俚俗之喻，甚是少见，但亦对其彼时心绪传达得更入神。党祸之成，不仅非一日也，且何止于政见一端。 就沈桂芬而言，当务之急，在求拉近与李鸿藻间之认知距离，并一定程度地冲淡党派意气。非如此，不但南派之压力难减，交涉之事要能在短期间内取得正面进展，亦必不容易。关键不只在言路上不松口，而且军机上也将有新变局：此因守制的李鸿藻，一交明年（1880）正月，便将服阕复起，以“清流”之盛与李向来帘眷之隆，重入军机及总署想必不成问题。这使得沈桂芬在期望李鸿藻立场有所调整这一点上，更见迫切。而欲为此难行必行之事，以沈而言，又非翁同龢不可。于是在翁的日记中，出现了俄事期间第一次与李就此相谈的记载，事在十二月二十三日。 今日之下，我们已甚少注意到此短短数言的记载，更难可知晓该日两人究竟曾有何对话。但三日后的一项旨意，却令人顿生联想，此即十二月二十六日，命嗣后王大臣等对俄事应有咨商之处，知照洗马张之洞前往。由相关记载观之，并无迹象可示此事乃两宫直接旨谕，换言之，应是军机叫起时商得，甚至一如平常，乃军机请示裁决的。依此，则军机上主动促成此事之可能性不小，如是，则沈桂芬必为主之者。关键在三日前翁、李之面商，而这又有两种可能：其一，翁、李之商，李对沈表达谅解与同情，而沈许以必全力促其重直军机，并以援张之洞参与决策，以示善意。唯衡诸此后李返军机，北派于俄之态度仍无明显转变的情形来看，翁、李即有言及，结果恐并不能如沈所期者。何况，以李帘眷之隆与其时“清流”之见重，李未必会对沈促其重直枢廷之诺有所见情，而加取予。若此，则另一种可能，翁、李之商并无具体结果，沈乃与恭王、宝鋆等在两宫面前议促张之洞参与决策讨论，此举既可拢络张之洞，示好“清流”，亦表示了对可能将重返军机的李鸿藻之尊重，观瞻在外，自见高明。尤其重要的是，张之洞一参与其事，“清流”便不再纯是局外人，可一径放言高论，制造决策者之困扰。以沈之权略，此自有可能。而证诸十二月二十六日之集议，只讨论总署另遣使臣，改议新约之奏稿，而不谈和战大计，张之洞虽有异见，认为此举是“重辱国体”，周旋一时余，毕竟在宗旨已然、孤掌难鸣下，画稿而散。无形之中，似乎代表“清流”也不反对和平了结之议。 ？全员恶人？“南派”“北派”此消彼长，阴谋阳谋之下的大清国运 政变、垂帘、内讧、罢黜、杀戮，本书重点考察1861—1884年清朝重大历史关头的官僚政治生态，从侧面探讨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够翻云覆雨的政治土壤与人性幽暗。内乱平息、洋务运动、“开眼看世界”都不足以让大清逆风翻盘，无休止的内斗让国家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次次错失良机，也重新审视近代知识分子的灵魂之问：大清到底是怎么亡的？是什么，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 ？不同于多数宫廷史，以派系政治为切入，细看帝国决策核心军机处的复杂局势 为什么肃顺必须死？为什么恭亲王也必须下台？本书以“派系政治”角度研究晚清史，切入帝国中央权力枢纽——军机处，细看汉族官僚在最高统治者权力平衡术中的游走，李鸿藻、沈桂芬、王文韶、张佩纶等汉族“南”“北”官僚接连登场，还原晚清宫廷政治真相，揭示主导政治走向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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