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历史分期与主权:封建和世俗化观念如何支配时间政治

作者简介

8世纪初，那位如今以可敬的比德（the Venerable Bede） 而闻名的诺森布里亚僧侣和学者，为拉丁语词tempus，即“时间”，提供了自己的词源说明。他像通常那样，以复数形式理解该词：“时间（times）取名于‘度量’。”（tempora igitur a “temperamento” nomen accipiunt）从“度量”一词的多种含义来看，它大体表达出了temperamentum一词的重要意义，该词源于动词tempero，即“有节制、划分、规定”。动词accipio［毫不费力地取得、收到、得到、接受］徘徊于主动态和被动态之间，由此也显示了这种词源关系的逻辑：被称为tempora［时间］是因为tempora从事节制、划分与规定。学者们常常把这种对时间规定的重视归因于鸣钟、召集祈祷这类修道院的日常成规，这种看法遮蔽了该词更具雄心也更为实际的历史意图和政治意图。比德对作为某种规定原则的时间分界标非常敏感，他后来成为第一位在历史叙述中使用anno domini［主的年代］（简写作A. D.）来纪年的作家，历史也因此以基督教政治的形式，在时间的某个划分之 处具有了神圣性。这种历史分期——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因于比德——至今依然规定着历法和政治生活。 近几十年来，“时间政治”（politics of time）一直备受关注，而且这种关注并没有摆脱历史与神圣之间颇成问题的关联。事实上，对于时间政治，相关研究已将这种关联视为其概念上的局限，这种关联几乎总是以宗教的中世纪与世俗的现代性之间的分野形式来表达。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历史意识，并且遵循着这些思路：中世纪的人将所有的时间观念都服从于救赎的历史运动和最后审判的必然性，因而并没有真实的、富有意义的历史变化意识；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决定，“中世纪的”时间政治因而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这些争论所获得的解释力通常来自历史分期的经济学模式，因为基督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变被对应于中世纪的乡村农业经济向现代城市商业经济的转变，［2］封建主义到资 本主义的转变就是最典型的表述。这些观念十分普遍，以至于拥有了不证自明的常识性地位——尽管中世纪被认为是一种建构的范畴。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探究中世纪/宗教/封建与现代/世俗/资本主义（或“发达的”）这些庞大而僵化的观念体系，在面对所有对于目的论历史和阶段性历史的挑战时，为什么可以继续存在。它们有什么作用？是什么确立了中世纪/现代这种历史分期的划定原则？它遮蔽了什么问题？……

内容简介

8世纪初，那位如今以可敬的比德（the Venerable Bede） 而闻名的诺森布里亚僧侣和学者，为拉丁语词tempus，即“时间”，提供了自己的词源说明。他像通常那样，以复数形式理解该词：“时间（times）取名于‘度量’。”（tempora igitur a “temperamento” nomen accipiunt）从“度量”一词的多种含义来看，它大体表达出了temperamentum一词的重要意义，该词源于动词tempero，即“有节制、划分、规定”。动词accipio［毫不费力地取得、收到、得到、接受］徘徊于主动态和被动态之间，由此也显示了这种词源关系的逻辑：被称为tempora［时间］是因为tempora从事节制、划分与规定。学者们常常把这种对时间规定的重视归因于鸣钟、召集祈祷这类修道院的日常成规，这种看法遮蔽了该词更具雄心也更为实际的历史意图和政治意图。比德对作为某种规定原则的时间分界标非常敏感，他后来成为第一位在历史叙述中使用anno domini［主的年代］（简写作A. D.）来纪年的作家，历史也因此以基督教政治的形式，在时间的某个划分之 处具有了神圣性。这种历史分期——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因于比德——至今依然规定着历法和政治生活。 近几十年来，“时间政治”（politics of time）一直备受关注，而且这种关注并没有摆脱历史与神圣之间颇成问题的关联。事实上，对于时间政治，相关研究已将这种关联视为其概念上的局限，这种关联几乎总是以宗教的中世纪与世俗的现代性之间的分野形式来表达。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历史意识，并且遵循着这些思路：中世纪的人将所有的时间观念都服从于救赎的历史运动和最后审判的必然性，因而并没有真实的、富有意义的历史变化意识；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决定，“中世纪的”时间政治因而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这些争论所获得的解释力通常来自历史分期的经济学模式，因为基督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变被对应于中世纪的乡村农业经济向现代城市商业经济的转变，［2］封建主义到资 本主义的转变就是最典型的表述。这些观念十分普遍，以至于拥有了不证自明的常识性地位——尽管中世纪被认为是一种建构的范畴。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探究中世纪/宗教/封建与现代/世俗/资本主义（或“发达的”）这些庞大而僵化的观念体系，在面对所有对于目的论历史和阶段性历史的挑战时，为什么可以继续存在。它们有什么作用？是什么确立了中世纪/现代这种历史分期的划定原则？它遮蔽了什么问题？…… 8世纪初，那位如今以可敬的比德（the Venerable Bede） 而闻名的诺森布里亚僧侣和学者，为拉丁语词tempus，即“时间”，提供了自己的词源说明。他像通常那样，以复数形式理解该词：“时间（times）取名于‘度量’。”（tempora igitur a “temperamento” nomen accipiunt）从“度量”一词的多种含义来看，它大体表达出了temperamentum一词的重要意义，该词源于动词tempero，即“有节制、划分、规定”。动词accipio［毫不费力地取得、收到、得到、接受］徘徊于主动态和被动态之间，由此也显示了这种词源关系的逻辑：被称为tempora［时间］是因为tempora从事节制、划分与规定。学者们常常把这种对时间规定的重视归因于鸣钟、召集祈祷这类修道院的日常成规，这种看法遮蔽了该词更具雄心也更为实际的历史意图和政治意图。比德对作为某种规定原则的时间分界标非常敏感，他后来成为第一位在历史叙述中使用anno domini［主的年代］（简写作A. D.）来纪年的作家，历史也因此以基督教政治的形式，在时间的某个划分之 处具有了神圣性。这种历史分期——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因于比德——至今依然规定着历法和政治生活。 近几十年来，“时间政治”（politics of time）一直备受关注，而且这种关注并没有摆脱历史与神圣之间颇成问题的关联。事实上，对于时间政治，相关研究已将这种关联视为其概念上的局限，这种关联几乎总是以宗教的中世纪与世俗的现代性之间的分野形式来表达。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历史意识，并且遵循着这些思路：中世纪的人将所有的时间观念都服从于救赎的历史运动和最后审判的必然性，因而并没有真实的、富有意义的历史变化意识；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决定，“中世纪的”时间政治因而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这些争论所获得的解释力通常来自历史分期的经济学模式，因为基督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变被对应于中世纪的乡村农业经济向现代城市商业经济的转变，［2］封建主义到资 本主义的转变就是最典型的表述。这些观念十分普遍，以至于拥有了不证自明的常识性地位——尽管中世纪被认为是一种建构的范畴。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探究中世纪/宗教/封建与现代/世俗/资本主义（或“发达的”）这些庞大而僵化的观念体系，在面对所有对于目的论历史和阶段性历史的挑战时，为什么可以继续存在。它们有什么作用？是什么确立了中世纪/现代这种历史分期的划定原则？它遮蔽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