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精)

作者简介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ois Hartog）,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新史学”代表人物。1946年生，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荣休教授，任古代与现代历史编撰学教席，同时也是路易·谢赫耐古代社会比较研究中心和历史研究中心（CRH）的成员、历史学术期刊《年鉴》杂志的十五人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年，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成为历史学家协会的六十名初始成员之一。 阿赫托戈深受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德国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影响。他始终关心的问题包括：关于文化边界和他者的思考、时间和时间观念的流变、古代史和对古代历史的使用。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常常是跳跃式的，从不局限于单一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而是在时空中穿梭和捕捉流变。其主要作品有《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出发去希腊》《希罗多德的镜子》《灯塔工的值班室》《古代人，现代人，野蛮人》《尤利西斯的记忆：古希腊的边界叙事》《历史的显现》等。

内容简介

导 言 时间的秩序，历史性的体制 没有人会怀疑，某种时间秩序是存在的，更确切地说，存在多种依据地点和时间而变化的时间秩序。不管怎样，这种秩序都十分强大，以至人们服从于它们却对此毫无知觉：它们自发而来，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知道不知道——哪怕他们知道、哪怕他们不愿意。如果有人想违反这些秩序，就会与它们发生碰撞。一个社会与时间的关系看来没什么可商量，没多少可选择的。秩序（ordre）最直接的意思是前后次序和控制：时间，复数意义上的时间，它可以许可，也可以不许可；时间还会报复，会重建某种被扰乱的秩序，建立公正。因此，时间的秩序（ordre du temps）一下子就阐明了这个乍看上去有点神秘的说法：历史性的体制（régimes d’historicité ）。 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初，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e）就已经使用过这个说法，而且正好是指“万物根据时间秩序，彼此之间达成公正，纠正其不公正”。在希罗多德看来，历史本质上就是一个间隔，这个按代（générations）来计算的间隔将从不公正走向复仇或匡正。历史学家就是以某种方式来探寻神意复仇的时限，他凭着自己的知识，连接链条的两端并使之呈现于众人眼前。这正是克洛伊索斯王的故事的意义所在：他从幸福转向不幸，他先祖巨吉斯（Gygès）的过错终于要第四代人付出代价。但我们这里要探索的路径，却不是这种历史和正义之路。 另外，“时间的秩序”一说让人想起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的秩序》。这篇纲领性的文献篇幅不长但引人入胜，是 1971 年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就职演说，它仍然在启发我们思考，引导我们尝试以别的方式、带着别的问题去工作。对于时间问题，让我们展开类似于不久前福柯在话语方面所做的探索，让我们至少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时间的秩序”实际上是一部著作的标题：这就是历史学家克日什托夫·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关于时间的重要论著。他本人认为，这本书是以“百科全书的视角”探讨“时间本身”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哲学”史。 最近一段时间，时间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期刊专号和研讨会几乎到处可见；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阐发。我们思想方面的全科医生立即诊断出“时间危机症”了！当然是这样，但除此之外呢？这个标签最多也只不过意味着“请注意这个问题”。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著述，从《时间与叙事》（1983年）到《记忆、历史与遗忘》（2000 年），可以作为一个方便的时间框架；在此期间，这位总想与其同代人保持同步的哲学家，先是思考时间经验中的各种悖谬，随后又关注“一种公正记忆的政治”。在《时间与叙事》中，利科“直接切入时间经验和叙事行为”，但“没有顾及记忆”。他的第二部著作正是要弥补这个欠缺，探讨的是介于时间和叙事之间的“中间层次”。他从历史之真的问题转向记忆之实的问题，两个问题都没有被弃之不顾。 米歇尔·德·塞尔托此前稍早时在一句话中已经带过一笔，“三个世纪以来，对过去的客体化很可能已将时间变成了一门学科中的不假思索之物，而这门学科却总是将时间作为分类的工具”。这个说法引人深思。在以下的文字中，我将从对当下的追问出发，做某种思考的尝试。 历史性的体制 在我们信步浏览的伟大参照物的画廊中，历史性的体制这一概念该放在何处？它的抱负要小太多太多，它的意义——如果真的有的话——十分有限！历史性的体制只是个方便的工具，它不奢望述说过往世界的历史，更不消说未来的世界了。它既不是历史时间学，也不是关于历史的言说，更不是批判当下的时间，或者为之惋惜，至多也只是想阐明它。当今的历史学者都深知，不要去采用任何高高在上的视角。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必须把头埋在沙子里，或只在档案里爬梳，困于他的时代之中。他更不想再重复那种受单一时间驱动的历史——而时间本身也受单一的事件节奏（staccato）支配——或者正相反，仅受长时段与极长时段的缓慢时间驱动的历史。承认社会时间的多元性带来的可理解性资源，现在看来舍此已经不可能。所有这些层状的、堆叠的、错位的时间，每一种都有自己的节奏，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是其热情的发掘者，他身后还有很多追随者。他们使得问题日益精细和复杂化，从而大大丰富了社会科学的考察方式。 历史性的体制这一假说是从我们当下的世界出发而提出来的，目的是让历史学家就我们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这里说的历史学家是指这样一种人，他要面对好几种时间，他在当下与过去之间建立某种来往关系；不过，这里的过去毋宁说是复数的过去，它有时还很遥远，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这种往来运动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性。历史性的体制从不同的时间经验出发，志在成为一种解释学工具，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各种时间或整体意义上的时间——而不是单数的唯一的时间——但主要是各种时间危机的时刻，当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不再确然无疑，这种危机便到来了。难道这不首先是某种时间的“危机”吗？因此这是近乎一种从内部阐明今日关于时间之追问的方式。诸种范畴的含糊给今天的时间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究竟是面对一种已被遗忘的过去，还是一种被过分唤起的过去？是面对一种几乎从视阈中消失的未来，还是特别阴森逼人的未来？是面对一种不断在即刻中耗尽的当下，还是几近停滞和没有尽头——如果不是永恒的话——的当下？这还是一种澄清各种争辩的方式，如关于记忆与历史、记忆反对历史、遗产仍然不够还是已经太多，等等。 这一概念就是在这样产生的设问空间中运作的，它的价值因这种往复运动而生，其存在也是为了这种运动。虽然自古以来的每一种存在都有某种时间经验，但这里我并不打算从整体上进行考察，不会从最真实的到最细致地拟制的、从最私密的到最公开的、从最有机的到最抽象的都面面俱到。１需要再次重申的是，本书首先并尤其关注组织有关时间的经验并使其能够诉说出来的范畴，更准确地说，关注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些范畴或普遍形态之间的扭合形式和模式。这些同时作为思想和行动的范畴，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社会中，是如何发挥作用、如何使某种时间秩序的展开得以可能并为人感知的呢？在此处或彼处、昨日或今天，人们关乎怎样的当下、面向怎样的过去和未来？因此本书的分析集中于历史（作为文类或学科）的内部，但所有历史学，无论最后采取何种表达方式，都须以一种或多种时间经验为前提，都会参照、反映、显露、光大或抵触它们。因此，借助历史性体制，我们可以触及历史学的生产之所以可能的一个条件：根据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相互关系，某些历史学类型可行而其他的类型则不可能。 如果根据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理论，历史时间是因经验空间与期待视阈之间产生距离而出现的：它诞生于这两方面之间的张力。历史性体制正是试图阐释这种张力，而本书也正是要探究这种距离。更准确地说，是要探究这种距离的不同类型及这种张力的不同形态。对于科泽勒克，现代的时间结构以未来的开放性和进步为标志，其特征在于经验和期待之间的非对称性。自 18 世纪末以来，因为加速而产生的效应，历史可以概述为经验和期待之间不断加剧的不平衡的历史。因此，“经验越稀薄，期待越宏大”的说法，可以作为这一演进历程的总结。早在 1975 年，科泽勒克就在思考现代时间的“终结”，或走出现代时间这样的问题。“经验越深厚，期待越谨慎和开放”，这个说法不就意味着某种终结吗？ 而此后呈现的难道不是一种相当不同的形态吗？在这种形态之下，经验空间与期待视阈之间的距离增大到极点，达到了断裂的边缘。因此历史时间的衍生看来已经暂停了下来。当前对于永恒的当下的体验可能就源于此，这种当下难以觉察，几乎静止不动，但不管怎样，它还是试图为自己产生出特有的历史时间。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只有当下，这当下就像上面满是粼粼波光的一片辽阔的水面。那么，是否能说现代时间，即这一特别的时间结构或者历史性的现代体制，已经终结或散去了呢？对此我们还一无所知。但危机无疑是存在的。我所说的当下主义，指的正是此刻，正是当前的这种时间经验。 本书不是普遍史，也不是时间史，甚至也不是有关历史性体制概念的论著，而只是专注于历史的某些时刻及这些时刻的某些话语，只是选择几个著名人物，阅读并再读几篇文献，以考究其中蕴含的或统率其篇章的时间经验类型——尽管原作有时对此并不清楚。本研究不准备列举人类各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可能经历的所有历史性体制。我的思考受当下处境的触发，上溯到遥远的时间上游，不断地使思考始终保持距离以更好地回望当下，但我绝不沉迷于俯视当下的幻觉中。出于思想上的信念和个人的爱好，我再次选择了“使线条移动的运动”，着重考察边界和极限，转变或折返的时刻，以及各种不协调的情况。 我在《希罗多德的镜子》（Le Miroir d’Hérodote）一书中曾将这种方法作为组织原则。在西方历史学黎明时分出现的希罗多德，究竟处于门槛的哪一边？在门槛内还是门槛外？他尚未成为还是已经是历史学家？是历史学之父还是个撒谎者（menteur）？当在法国史学这一更有限的领域内碰到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时，我也同样以之为组织原则。我跟随他穿越了一个世纪。他生于 1830年，在法国大革命 100 周年时去世，当然，他是历史学家，甚至是过于历史学家了。但他的这一身份同样是摇摆不定的：对历史—科学而言是如此——尽管他曾是这一理念最严肃的推动者之一；与新索邦相比同样如此——尽管那里的第一个中世纪史讲席就是为他设立的。这一摇摆不定的身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这就是我的菲斯泰尔案例研究所要阐发的主旨。至于尤利西斯，那本《尤利西斯的记忆》是探讨古代世界的文化边界问题的著作，对我而言它是这一视角的一个象征。作为原初的旅行者和自身就是边界的人，他就是那个不断确定边界、冒着迷失的危险穿越边界的人。尤利西斯及其跟随者是希腊文化空间中不断变换头衔的旅行者，他勾勒出了一种希腊认同的轮廓。随着他们的旅行，在一种文化的空间和长时段中，希腊人的旅程（itinéraires）就此构建起来，这旅程对感知发生混乱、转向和重构的危机时刻十分敏感。 今天，由于使用多重历史性体制这一概念，我的研究对象不同，处境也不一样。这次是在时间经验和历史之间出现了新的旅程，它在一个时间危机的时刻自我延展。视野已经拓宽，当下已经变得更为直接，但观察、研究和前行的方式是恒常的：这已成为我的工作方式。 1.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回归对人的思考，反思现代生活。 在新旧社会交替的间隙，人们往往会产生断裂感，这种时间的空隙与秩序的危机让人无所适从。本书纵览古代到当代的社会进程，将“时间秩序”“历史体制”等关键要素抽离出来，重新回归对人本身的思考，为解决社会交替与发展中产生的缺口与紊乱提供思路和方向。 2.“新史学”地标性作品，强烈的现实关怀，史学危机的突围之作。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年鉴派”代表的新史学模式的功过是非的议论与评判，成为学术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创新的一个重要话题。社会环境变迁对史学发展提出新要求，“批判的转折”呼声日趋强烈。本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关乎史学乃至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的探索，突破当代史学理论研究的重重危机，成为“新史学”代表作。 3.摒弃说教式分析，抛开全景式描述，不局限于单一时间和地域，选取关键性历史时刻，阐释社会变化，填补理论真空，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纵观古今，但绝非填鸭式历史教科书。作者选取古罗马、古希腊、法国大革命等关键性历史节点，抽离出历史性的多种体制，阐释社会变化，探究当代危机的解决之路，既填补了理论研究的空白，又有相当程度的现实意义。 4.不仅介绍了史学前沿理论与概念，还辐射到历史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理论探讨中。 本书提出的核心概念，如“当下主义”“时间经验”“历史性的体制”等，是当代史学前沿理论讨论的热点，作者从荷马史诗谈到“广谱城市”，从大革命讲到“垃圾空间”，已然突破史学界限，辐射到文学、哲学、建筑、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具有广泛的研究和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