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作者简介

范金民，1955年生。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史的研究与教学，代表作有《江南丝绸史研究》《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及海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内容简介

"商品经济使江南地区能够提供繁重的赋税 明清时期，江南重赋，全国为最。明中期，经济名臣丘濬说：“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嘉靖时，礼部尚书顾鼎臣也说：“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康熙初年，江苏巡抚韩世琦也说：“然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具体说来，江南八府明初田地不到全国的6％，而税粮却高达23％，后来田地上升到7％强，又经宣德年间的大幅度减税，税粮比例下降为21％强。到明后期江南田土在全国的比例下降为6％强，而赋额却仍然与明中期持平。通计有明一代，江南田地仅占全国6％强，而税粮却占全国近22％，也就是说，在明代，各地上交给朝廷的税粮，每5石就有1石多是由江南提供的，江南以1/16的田土交纳了1/5以上的税粮。体现在每亩平均交纳的税粮上，江南的地位也是相当突出的。明初亩均税粮，全国仅为0.038石，江南高达0.143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4倍，以后因减赋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仍为全国的3.5倍。入清以后，江南田地上升到全国的7％强，而上交银两下降为17％弱，但米粮本色却高达近77％，单就本色而言，地位更为重要了。如果考虑到全国400万石漕粮江南占了40％以上，民间要以数石之粮运一石漕粮，则江南的实际负担还要沉重得多。 江南能够支撑这最为繁重的赋税，完全依靠发达的丝棉绸布及其他手工业商品生产。徐光启说，明代松江赋税十倍于宋，“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清初，户部尚书车克说松江“赋役之供，糊口之计，全赖棉”。乾隆时人也说：“议生计者，女工诚不可缓，浙之杭、嘉、湖，江之苏、松、常，蚕以治丝，织以成布，一岁而数百万之大利，皆女工所自出也。”道光时，包世臣仍认为，“木棉梭布，东南杼轴之利甲天下，松、太钱漕不误，全仗棉布。”同治初，李鸿章等地方官更将清前期江南如额完纳税粮归结为商品流通下的民间富实。他们说：“江苏尤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阗充溢，甲于寰区。当是时，虽担负之夫、蔬果之佣，亦得以转移职事，分其余润，无论自种、佃种，皆以余力业田，不关仰给之需，遂无不完之赋。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明清时人的这些看法，揭示了江南重赋得以成立的关键。重赋征收固然反映了封建朝廷对江南人民的榨取程度，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江南的富庶程度。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封建朝廷持久征取重赋提供了可能，从而也为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选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南宋时便广泛流传的谚语“苏湖熟，天下足”，它反映了当时这些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的地位。到了明清时期，江南在人均田地日益下降，边际报酬日益递减的情形下，仍是全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区，直到太平天国战争，江南始终走在全国的经济的前列。 江南经济是如何持续发展的？推动它久盛不衰的动力何在？学界中提出的江南“最低生存水准”“人口压力”“边际效益递减”等理论是否与明清江南的实态完全相符？ 作者范金民教授从江南商品的生产、流通、市场、商人商帮及其组织，以及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之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对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进行全方位且系统性的研究，为我们展现明清江南商业完整、生动的画卷，揭示了商业兴盛在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使江南农民得以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使江南地区能够提供繁重的赋税；为江南人才辈出奠定了经济基础。作者对史料的精审辨析，对明清江南商业发展问题考校评骘，提出诸多独到而令人信服的见解，这些创见使《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史、商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是研究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