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国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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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12508415
顾颉刚(1893—1980),中国现代学术大师,古史辨学派创始人,中国现代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奠基人。先后在厦门、中山、燕京、北大等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创办朴社、民俗学会、禹贡学会等,主编《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等。1954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年归国,加入共和党,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家,哲学史家。曾就学于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会议主席。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论著编为《三松堂全集》。
关于静安先生做遗老的原因,我是很原谅的。他 所以能有今目的学问,罗叔蕴先生实有诱掖奖进的大 功。罗氏比他大十余岁,他以前辈礼事他。罗氏处事 的才干比他好,他的职业与生计也就常常靠他。起初 ,他们俩都是极新的人物,罗氏所办的《农学报》和 《教育世界》杂志,大半是静安先生的翻译和撰述。 罗氏做江苏师范学校监督,他便做该校教员。罗氏做 学部参事,他也在学部里任事。光复后,罗氏移家到 日本,他便跟了去。罗氏在日本大举出版考古学的书 籍,他便帮他做考订纂录的事情。因为他和罗氏的关 系这样密切,而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 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他在这个环境之 中也就难以自脱,成了一个“遗而不老”的遗老了。 等到一成了遗老,骑虎难下,为维持自己的面子起见 ,不得不硬挺到底了。所以我们论人,不可专看人家 的外表,也要设身处地地替人家想一想。静安先生虽 然比我们这辈人大了二十年左右,但他的头脑很清楚 ,他从少年时就看外国文书籍,对于世界潮流哪会不 知道,哪会在现在时候还迷信忠君的旧见解。他做遗 老明白是他的环境逼迫成功的。他是一个穷书生,若 没有罗氏的帮助,如何能够得到一个不问外事,专心 读书的境界,他的学问怎能有今日这般好。既经靠了 罗氏的帮助而得学问的成功,他又如何能与罗氏分道 扬镳,反面若不相识。所以他今日的自杀,中国的政 府与社会应当公同∞担负责任。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 学问的机关,凡是有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可以恣意 满足他的知识欲,而又无衣食之忧,那么,静安先生 何必去靠罗氏,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如 今,他用了数十年的努力,在史学界上贡献了许多成 绩,为中国在国际间挣得了仅有的荣誉,到头来只有 自居于反革命的地位而先伏其罪,政府不抚恤他,社 会上不了解他,大家只觉得他是一个清室的忠臣而已 ,这岂不是一个大冤枉! 他的学问,恐怕一般人要和别的老先生老古董们 相提并论,以为他们都是研究旧学,保存国粹的;这 是大错误。学问的新旧决不在材料上,而在方法上, 思想上。例如天上的星,古人看着只觉得一粒星就是 代表一个人,星座的转移就是表明人类的命运,所以 看了星可以得到占卜的用处;但现在的天文学者看了 ,他就没有这种可笑的思想,他只是要研究明白天体 的情状。堪舆先生下乡,他要登山以望云气,挖地而 看土质,他与研究地质地文的科学家所观察的对象相 同,但他们观察的目的和见解却是恰恰相反。所以同 样的拿到一本旧书,信仰它的糊涂虫和研究它的学者 ,他们得到的结果是绝对不同的。静安先生在十余年 前治哲学,文学,心理学,法学等,他的研究学问的 方法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自从跟了罗氏到日 本,始把这些东西一齐丢掉,专力于考古学及史学。 他对于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 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嘈B要研究,他用 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不过这一点他因 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所以讳莫如深而已。他对 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 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 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 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 了许多。这和一班遗老们迷信古代,将“圣道,王功 ”常挂在嘴边的,会相同吗?一班人因他和罗氏契合 ,合称为“罗王”,以为他们的学问是一致的,实亦 不然。罗氏不过机会好,他碰见了许多古物,肯去搜 集编录而已,他在学问上心得并不多,他的方法至多 是清代经师的方法。静安先生驳许慎,驳郑康成,他 都不以为然,说他太胆大了。难道研究学问不该胆大 吗?所以,我们单看静安先生的形状,他确是一个旧 思想的代表者;但细察他的实在,他却是一个旧思想 的破坏者。如果他能再活上二三十年,给他继续拆穿 的神秘一定很不少,中国古史的真相就暴露得更多, 而思想革命也就易于成功了。因为这样,我对于他的 学问,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 。他在古史学上,和崔东壁、康长素诸家的不同之点 ,崔康们是破坏伪的古史,而他是建设真的古史。不 幸崔康们破坏伪古史已颇有些规模,而他的建设真古 史则尚没有大成功。例如《殷周制度论》,他确想把 所有材料综合起来,探求商周史的中心问题的,但对 于伪书未加以严格的别择,不能尽善。其余的著作则 都是些材料,尚没有贯以统系。这是因建设比破坏为 难,有如造屋与拆墙之比。假使他能享上寿,他的屋 子必可造得好好的。(这半年中,我永远度着飘流转 徙的生活,手头无书可检,不能对于他的学问作一切 实的批评,很抱歉。俟生活安定,当另作一文论之。 ) 他已经死了,我们总要想想:何如可以使得将来 类似他的人不致再蹈这类的境遇,受这类的恐怖,作 这类的牺牲?P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