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新的社会革命

作者简介

[法]魏柳南（Lionel Vairon）法国汉学家、战略学家、远东学博士。2002年，魏柳南进入国防部担任战略委员会战略顾问。同时，从2002年到2010年他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从2004年到2007年在高等商业学院任教，从2006年到2008年在法国三军防务学院主持中国研讨会，另外他在国防高级研究院和法国三军防务学院作关于中国的主题演讲。在法国外交部难民及无国籍者维权办事处（OFPRA）领导过非洲部的工作。从1989年起，被派驻柬埔寨、泰国和伊拉克任外交官，先后在东南亚和中东担任外交专员。 魏柳南于2006年9月在法国艾力普斯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中国的威胁？》法文版，2009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中文版，2013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他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多篇关于国际关系的论文。

内容简介

第一章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最后，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不知能不能问一下？” 2019年3月22日下午，意大利众议院，习近平主席同众议长菲科举行会见。临近结束时，“70后”的菲科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听到众人的笑声，菲科补充道：“因为我本人当选众议长已经很激动了，而中国这么大，您作为世界上如此重要国家的一位领袖，您是怎么想的？” 习近平主席的目光沉静而充满力量，他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首次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就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郑重宣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短短1175 字的讲话中，“人民”（“群众”）一词被提及22 次，单是集中谈论“人民”的部分就占了将近50% 的篇幅。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人民”这个字眼出现了203次。2018年，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句朴素的话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牢牢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坚持来自人民、扎根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这与美国的林肯总统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高无上的主体地位就是民有；依靠人民、带领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就是民治；造福人民、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民享。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政党在实现这一民主和民生理想中的领导作用，以及政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巴西学者罗尼·林斯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时，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明白人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有利于人民的政策，也才能够取得真正的成果。 2013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 周年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一、来自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站在长安街上，可以望见中南海新华门内影壁上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这五个字是毛泽东题写的。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张思德在炭窑内工作时，炭窑突然崩塌，他为救战友，不幸牺牲。3天后，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毛泽东引用了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并亲笔为张思德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 今天，新华门内“为人民服务”的题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它也时时刻刻提醒着每天进出的中共高级干部，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必须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回顾过去40多年，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邓小平形象地用“黑猫白猫”来比喻中共的改革哲学，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判断“好猫”的标准就是他在深圳视察时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其落脚点还是人民，邓小平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的改革没有陷入任何先验的教条，也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以渐进的方式，在实践中探索，凡是有利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做法，就坚持并推广之。 习近平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说，“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在他的心目中，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要把让人民满意作为共产党人最高的价值追求，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时时刻刻要把人民放在心上。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曾写过一篇短文《心无百姓莫为“官”》。古往今来凡有作为的官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一定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态度，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在其著作《之江新语》中，232 篇短论，“心无百姓莫为‘官’”的思想观点占了超过1／4的篇幅。在习近平看来，党员干部不仅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而且要“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讲了一个故事：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把人民放在心上，尤其是要将那些困难群众放在心上。1992年，习近平出版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本书《摆脱贫困》，这本书聚焦的就是扶贫工作，是他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的感悟。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要在2020 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要知道，即便是在当今最富裕的美国，也没有彻底解决贫困的问题。在世界各国的扶贫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即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贫困人数减少，最后的较小规模贫困人口脱贫的难度就越大。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最后剩下来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国家都在扶贫的“最后一公里”铩羽而归。正是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中共才做出了攻坚克难、彻底脱贫的庄严承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要 “以百姓之心为心”，倾听人民的心声，要了解人民在想什么、想要什么。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引用《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来批评某些官员的“官本位”思想。 “以百姓之心为心”首先要摆正关系、端正态度，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为了一己私利，乱上政绩工程。许多引发政府与民众矛盾的举措，诸如上马环境污染项目、违规征地与拆迁等，其背后，要么是官员“拍脑袋”决策，要么是从一己私利、政绩出发，这就是以“己心”代替“民心”。其次，“以百姓之心为心”必须知道百姓之心是什么。老百姓有什么困难、什么需求，这是要深入基层调研、走访才能知道的，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在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共的优良传统，想当年，毛泽东花了32天，通过深入调研，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为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选择奠定了基础。后来，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成为中共制定各项决策时的指导思想。中共的群众路线更是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将调查研究落到实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要将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重心，让改革成果全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十八大以来，中共加大民生投入，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逐步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突出问题；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通过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安排，努力打破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两难，保证人民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总结中共改革开放的经验：“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二、造福人民：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共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十九大报告中，“美好生活”一词出现了14次。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何谓美好生活，则是政治哲人思考的永恒主题。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将“美好生活”（good life）作为政治的主题。他说：“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美好生活而存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仅仅为了生活，有家庭和村庄即可，无须建立城邦，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美好生活。城邦既是人实现美好生活的保障，也是人实现美好生活的舞台。优良的政体可以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提供各种外在的善，如国家的独立、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司法的公正、环境的优美；人积极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则可以发展自身内在的善，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差不多同时，中国的儒家也提出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构想——大同社会。成书于汉代的《礼记·礼运》篇借孔子之口描述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小康社会是一个可以通过努力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的社会状况；“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社会图景，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大同社会有几个基本特征：其一，领导者为贤能之人，他们大公无私，充满奉献精神和仁爱之心；其二，整个社会“讲信修睦”，是一个和谐美满、互敬互爱的大家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其三，人人各得其位、各安其位，“男有分，女有归”，“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其四，社会的弱势群体得到很好的照顾，“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五，人们没有私心，积极为社会贡献力量，以至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近代以来，康有为著《大同书》，把中国大同理想与西方文明相结合，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孙中山将“大同之治”视为中国“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他将“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己任，为实现“大同”创造政治前提。 毛泽东将《礼运》中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关联起来，并以革命家的豪情，提出“15年内赶上英国，50年内超过美国”的口号，要在有生之年实现共产主义。但事与愿违，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雄心壮志结出的却是一枚难以下咽的苦果。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对美好社会的愿景和阶段性目标适时进行调整。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小康”一词在汉语中起源很早，它表达的是人民对于社会和谐稳定、生活富裕安康的美好期盼。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了“小康”概念以及在20世纪末中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5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进一步用量化的经济指标对小康社会进行了说明：“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思：“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到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应该说，历史没有辜负邓小平，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共的雄心壮志真的让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废待兴起步，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村巨大的生产力，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城市的生产力也得到释放；开办经济特区，外资不断引入，经济活力不断增强。中国不仅按照原定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而且提前于1995年完成了翻两番的任务；到2000年，如期实现了既定的小康目标。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物质极度缺乏、生活相对贫困到物质极大丰富、生活相对富裕的飞跃，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小康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指标所能反映的，中共的目标不仅要让经济指标数字好看，更要让经济指标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邓小平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原因何在？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 按照他的构想，小康社会是人人皆小康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人人都能过上富裕安定的生活。他还提出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习近平也多次表明：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随着“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中共又适时地丰富小康社会的内涵，从生存型小康社会概念转变为发展型小康社会概念。2002年，刚刚跨入新的世纪，中共就在十六大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小康社会的内涵也从单纯以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总体小康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小康；十七大加入“社会”维度，从“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十八大又加入“生态文明”维度，进一步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社会蓝图。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过去4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让环境的承载能力不堪重负，经济发展方式与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在习近平看来，只有“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才能“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中共对美好生活的构想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计，而是基于历史和现实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的。 它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共在提出其美好生活的阶段性目标时，从中国传统中找到了“小康”这样一个朴素的词。千百年来，“小康”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潜意识，一个普通的农民、工人都知道“小康之家”是什么意思。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中共就非常善于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善于将从西方学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老百姓一听就懂的语言来实现有效的政治和社会动员。毛泽东时代曾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来描绘美好生活的图景，习近平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来充实小康社会的内涵。 它有现实的考量，有经有权。尽管中共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在不同时期，中共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提出现阶段的任务。中共对美好生活的构想是基于现实的情况，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提出的现实可行的目标。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只是一个小目标，首先解决温饱问题，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有实现了物质上的富足，美好生活才有可能；等温饱问题解决了，中共马上往小康社会概念中填入新的内容，逐步将其升级为小康社会2.0版、小康社会3.0版，使之超越单纯的经济指标，发展为“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当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之后，中共又在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提出了具体的步骤和安排。如此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中共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 它有民意的基础。它植根于人民，回应了人民的愿望和需求。1984年10月1日，35周年国庆首都群众游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游行队伍行进中自发地打出了一条横幅——“小平您好”——此画面瞬间传遍世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记忆，也成为中共政策深得民心的象征。邓小平从革命的战火中走出来，他是深刻了解人民的疾苦的。同样，习近平的7年知青生涯也让他和人民心心相通：“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他去了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看望了很多贫困家庭，他说：“他们渴望幸福生活的眼神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2013年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在中共勾勒的美好社会蓝图中，它首先是一个丰裕繁荣的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有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它也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平衡、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司法更加公正、政治参与渠道更加畅通，人民享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它还是一个有尊严有温度的社会，人民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它更是一个安全舒适的社会，有更便捷的公共服务、更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更安全的社会治安环境，人民有更多闲暇和条件追求高品位的精神生活。 中共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有助于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近年来，中共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努力推动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描绘了一幅美好世界的蓝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三、依靠人民：“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个解放区前后共出动民工543万人，支援前线。车轮滚滚，遮天蔽日。“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老百姓们正是唱着这样的歌谣、推着小推车勇往直前冲向战场。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感慨万千：“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征程中，中共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依靠人民。“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在战争年代，中共就是靠发动群众，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装备精良的蒋介石；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仍然是靠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未来，中共还会依靠人民，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就像习近平一再强调的，“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 1922年，中共二大就提出了“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是中共群众路线的萌芽。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对群众路线的内容不断进行完善，并将其作为中共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共真诚地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45年，当毛泽东得出这一结论时，他是总结了中共14年抗战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经验，毛泽东相信，“六亿神州尽舜尧”，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创造历史，“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将群众路线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讲的就是如何依靠人民，构建美好社会，创造美好生活。 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说：“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 战争年代，中共拜人民为师，赶跑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和平时期，中共拜人民为师，谱写了改革开放的雄伟篇章。 1937 年底，刚刚就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带领队伍进驻河北阜平时，战士们仍穿着从延安出发时的灰布单衣，有的还残留着平型关炮火烧穿的焦洞。为此，正在筹备成立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出号召：全民动员，赶在严冬到来之前，让战士们穿上棉衣。他们从各地采购土布、棉花和染料，在山沟里建起了军服厂。新成立的军服厂，刚开始在调配染布颜料时对土布着色问题久攻不下，不是着色不匀就是褪色。聂荣臻得知情况后指示说：“要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从土生土长的山区人民那里，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果然，在阜平南街的大槐树底下，几位正在染布的妇女向前来询问的八路军献出了祖传的染布“土方”——将春夏两季收获的槐花碾碎、调匀，和颜料拌在一起，染出的布不仅色调鲜艳，而且日晒雨淋不褪色。土布染色的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这只是中共在战争期间拜人民为师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正是通过拜人民为师，中共找到了一条通往建设新中国的康庄大道。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只有40多年历史的重要文物，一份由18位农民签署的“生死状”。这份“生死状”签署于1978年11月24日的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中。18位农民秘密开会，冒着坐牢的危险，签订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1978年，这是一个勇敢的壮举。1979 年是小岗村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在遭遇罕见大旱的情况下，小岗村仍然取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交售粮食6.5万斤，自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的18倍。 重要的是，中共高层对农民此举的反应。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随后，中共在若干地方进行包产到户的试点，并于1982年1月1日出台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中共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 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中共绝大多数改革举措最初的灵感都是来自普通民众。中共通过一套完整的政策试验机制，将普通民众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吸纳进来，进行完善，再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政策进行推广。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 从群众中来，以人民为师，“善于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真知”，这只是中共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面则是“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让这些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化作他们自觉的行动。在中共看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当好群众的“学生”，也要当好群众的“先生”。 中共会对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进行分析、辨别、提炼和总结。群众的意见是零散的、未经反思的，往往建立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之上，有时甚至是“错误的”“非理性的”，党要对群众的意见正确与否进行判断，并据此形成公共政策。在这一点上，中共不同于其他政党，它既反对精英主义，又反对大众主义。一方面，中共不能同意熊彼特式的精英主义，将大众排斥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另一方面，中共也不会走大众主义路线，简单地将公共政策建立在对群众意见进行加总的基础之上。在中共看来，将大众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是“关门主义”，这会使中共脱离群众；完全跟着群众走则是“尾巴主义”，这会丧失中共作为先锋队伍的性质。董必武对此曾有非常精到的批评：“有些同志以为实行群众路线不需要党来领导，这也不对。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利益是不能实现的。”“像群众长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群众才不致走错路。” 中共要在精英主义和大众主义之间寻找平衡，既不能脱离群众，又不能唯群众马首是瞻，而是要来自群众，又领导群众。因此，再回到群众中去的意见并不是群众的原始意见，而是经过中共提炼和综合后形成的、能代表最广大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正确的意见和决策。 正确的决策形成之后，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让群众认识到这些政策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并将其转化为他们自觉的行动。中共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它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能有效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依靠群众来实现其关于美好社会的宏伟构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其完备的组织构架。中共不仅有自上而下、组织良好的党组织体系，而且还有一套在西方社会没有的群团组织体系。前者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在党内能取得高度共识，后者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能有效地传递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群团组织”是群众团体组织的简称，和西方社会广泛存在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不同，它并非由社会自发组建，而是由党组建的。它们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其中，最重要的群团组织是工会、共青团和妇女联合会，俗称“工青妇”。中共对群团组织的功能定位是党联系特定社会群体的桥梁和纽带。为了有效发挥其“桥梁和纽带”的功能，这些群团组织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完整的组织体系，就像一个功能良好的传输网络，能将中共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基础上形成的各项政策通过不同的渠道抵达每一个神经末梢，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和有效的社会动员。 在领导人民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历史征程中，从群众中来，是共正确决策的源头活水；到群众中去，是中共强大执行力的力量源泉。 中共十八大以来，一个新词——“治理”（governance）流行开来，而此前普遍使用的词是“管理”（administration）。 从“管理”到“治理”，虽仅一字之差，反映的却是中国政治社会逻辑的根本性转换——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以人民为中心，更加重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转向政府和民众的双向互动；从单纯强调政府主导转向社会多元主体的有序参与和协商共治；从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转向强调服务型政府建设。它意味着社会治理方式的一场革命，共治共建共享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平等、参与是其前提，对话、协商是其手段。正如中共十九大所倡导的，要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保证人民“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依靠人民，进行新的社会革命。 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往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本书针对新时代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矛盾和特点，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建设重大战略转型：改变唯GDP，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为执政目标；放弃粗放型增长方式，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供给侧改革；以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要求；把平衡发展提高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将生态建设提高到生态文明的高度，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新命题等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伟大实践中，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娴熟的政治领导、鲜明的政治立场、强烈的历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