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中国文化的晴雨表)/古典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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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相扑中“东西两横纲”的《史记》与《汉书》 自唐代正式编纂《隋书·经籍志》以来，《史记》和 《汉书》就装饰着历代正史的开头。就像相扑中有东、西两 位“横纲”一样，二者是正史中的“横纲”。不论后来时代 如何变化，这一认识都不曾改变。在不同的时代，二者有的 只是东横纲或西横纲的差别。《史记》和《汉书》究竟哪一 个才是东横纲？通过考察这一点，就能够知道不同时代的学 术氛围。也就是说，《史记》和《汉书》扮演着中国文化史 的晴雨表的作用。 《史记》和《汉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一个是通史一 个是断代史。在西汉，司马迁记叙了从上古到当代的通史。 那么，有记录后世之人的书吗？沿着这一思路，班彪打算写 的是《后传》（《史记后传》），是从《史记》叙述结束时 的武帝时期写起，以记录此后的历史。 但是，班彪之子班固没有采用这个方针，而是书写了 西汉这一个朝代的历史。那么，当然就出现了与司马迁《史 记》重复的部分。班固一边使用司马迁《史记》的文章，一 边将其改成自己的文体。为《汉书》作注的唐人颜师古在《 汉书·叙传》的注中指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明 各篇的撰写意图时说“作某某篇”，而与此相对，班固在《 叙传》中用“述某篇”，这一点正表明班固对司马迁是谦逊 的，是在向其表达敬意。事实正是如此，对比两者，则班固 确实有所改写，而且在关键的地方加以改写，但是文字改写 的比率并不高（因此甚至也被批评为剽窃）。 然而，通史或是断代史，编辑方针上的区别是巨大的 。编辑方针的区别导致了看待历史方式的巨大分歧，或者可 以说看待历史方式的分歧导致了编辑方针的区别。对于作为 通史的《史记》来说，无论是秦始皇还是项羽，只要是一个 时代脉动的中心人物，他就拥有了被收入本纪的资格。但如 果是断代史的话，能成为本纪对象的只能是该王朝的人物。 书写西汉王朝的历史的《汉书》，是不允许汉代皇帝以外的 人物进入本纪的。 见证了过去历史的司马迁的眼睛，拥有所谓上帝的视 角。在宇宙的另一边，他见证着一个叫做中国的地方（那便 是世界本身）所发生的事情。在那里，一个王朝建立了，不 久之后的王朝末期，无道之王出现，下一个王朝便代之而兴 。历史就这样不断循环。也就是说，《史记》虽然终结于西 汉的武帝这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但也包含着将来走向灭亡的 可能性。这一点正是所谓的“预设的程序”（即宿命）。正 所谓历史是“鉴”。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这个词的意 思是最明白不过的。一旦治政失误，无论怎样伟大的王朝也 会衰亡。因此，以历史为“鉴”，行动起来吧。 至于班固的《汉书》，当然也不是没有“鉴”这方面 的意义。因为西汉王朝到了末期便衰微下去，被王莽篡夺了 政权，《汉书》当然也记载了这一过程。但是班固的《汉书 》有一个后世的正史都不具备的背景，即班固生活于复兴了 西汉王朝的东汉时代。这就与比如继元代之后的明王朝所修 的《元史》拥有不同的立场。 明王朝对作为“他者”的元王朝的历史，某种意义上 说可以毫无顾虑地批判式地书写。不，毫不过分地说，对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