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江山——西汉政界往事

作者简介

刘绪义，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入选“湖南省宣传思想文化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作品： 《历史给谁来酿酒——湖湘才子品读曾国藩》《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2009年度新浪中国好书·社科传记类）、《刘绪义读春秋》《刘绪义诗经心得》《天人视界：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曾国荃与晚清大变局》《历史只露半边脸》《后门观史》《老子不生气：老子心态哲学十三讲》（2021年度影响力图书·人文社科类）

内容简介

自 序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史书可考证的大一统的大国强国，也是对中华民族影响至深的一个王朝，其统治期间奠定了汉民族和汉文化的根基。 作为短命王朝大秦的继统者，西汉王朝享国二百一十年， 历十二帝，给中国历史烙下很深的印记。时隔两千多年，透过尘封的历史，我们能从中看到些什么？它有哪些值得三千年后的我们借鉴和深思？ 都说“大国难治”，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秦朝为什么昙花一现，而作为继统者的大汉却能跨越三个世纪？ 是国家治理能力不同的问题吗？ 应该说，西汉自刘邦定鼎以后，一直在探索国家治理模式， 从制度路径的选择到指导思想的变化，都折射出大国之治的艰难历程。 那么，西汉的治理为什么能长期有效呢？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国家治理虽然是一个较新的理论，但同样适用于古代。20世纪 90 年代，西方一些专家认为，南撒哈拉沙漠国家出现普遍性的国家治理失败，根源在于政府的无能为力。强调社会作用以去政府化的治理理论迅速在全世界流行开来。将国家“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在我看来，这种组织起来，一是在制度层面的组织起来，二是以指导思想将民众组织起来。 那么，站在今天回望西汉，西汉的国家治理既有成功的方面，也有失败的方面。 简单地说，国家治理成功与否，往往与两个主要因素有关， 一是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二是选择什么样的指导思想。 在选择指导思想方面，西汉是失败的。 西汉选择了与大秦帝国一脉相传的郡县制，这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和大一统客观需要的国家制度，这是出身于大秦底层的刘邦的一种自觉选择或者说惯性自觉选择，这使他在与项羽历时四年多的相争中能够取得胜利，并且是使西汉能够延续两个百年的根本原因。项羽之败，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企图倒退回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建立一个类似于“联邦”的国家。这就是研究西汉要从秦始皇开始的关键原因——只有了解大秦，才能理解大汉。 刘邦定江山之后，西汉王朝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治理理论或曰国家指导思想的选择过程。一般认为，西汉是以孝治理，但这只是观念层面的指导思想。大国治理更需要一个系统的、宏观的治理理念。西汉初期，出于吸取亡秦的经验教训，统治者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指导思想上采信黄老思想 ；文景之治后，不甘寂寞的汉武帝为了摆脱祖母的?”两大主题时，大汉也就成了“空心汉”。就是这样造就了王莽“被迫”称帝的结局。 “横看成岭侧成峰”，研究历史也是如此。探究西汉的政治，传统的视角是从西北的长安，即黄河的上游来审视。其实，换一个视角，从南边的楚国和东海之滨的齐鲁来审视，或许能得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镜像。 比如，亡秦的是楚人，建立西汉帝国的也是楚人 ；困扰西汉帝国的祥瑞和灾异学说，却发端于东部沿海的齐国 ；西汉后期朝廷致力扶持的儒学同样离不开沿海的鲁国。特别是流行于西汉的《春秋》《诗经》《论语》，以及《古文尚书》，都是来自鲁国这个昔日的礼仪之邦 ；活跃在西汉政坛高层的也多为齐鲁故地的士人。可以说，齐鲁人物对西汉政治影响极为深刻。 因此，要读懂西汉的国家治理，我们必须将视野放到楚汉战争乃至之前的楚国灭亡上。这能给我们理解西汉提供一个更为宏阔的视野，不至于顾此失彼。本书就是从“亡秦必楚”开始，谈到王莽的败亡。前半部分围绕着西汉的制度选择，探讨西汉国家治理的制度奥秘 ；后半部分围绕着儒学的命运浮沉，探讨西汉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转折。 本书写法上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汉史，而是坚持问题意识，选取西汉历史上关键的政治和学术文化事件，从小细节中发掘出大历史背后的隐秘原因，以通俗化的笔法呈现出一幅历史文化画卷，看似没有时间主线，实则草蛇灰线，勾勒出西汉国家治理和历史人物命运的发展必然，给读者呈现出西汉的另一面。 研究历史是要站在过去设计未来的，即所谓彰往而察来。 历史研究有很多种方法，国家治理研究也是一个很宏观的新课题，而我有意打破传统的叙事模式，舍弃惯常的写作框架，力图让读者从中获得对大历史的整体观感。 写完这本书，脑海里很自然地想起东坡先生的一阕著名的词 ：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愿读者也能从本书中获得一种从容、豪迈的阅读感受。 刘绪义 庚子桂月锁石斋 四个女人的政治 吕后的智慧与“吃相” 吕后的智慧 自春秋战国以来，没有一个女主的智慧有如吕后那般高明。 《史记》称吕雉为人“刚毅”，应该说这个词并无贬义。而且，正是这个吕雉，在刘邦打江山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司马迁说她“佐高祖定天下”，一点不为过。 西汉建立后，从几件大事可以看出吕后的智慧和决断。 一是诱捕彭越。 彭越在楚汉相争中，多次为刘邦立下了大功，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至少有两次对刘邦耍心眼，拒绝听从刘邦的调度。一次是垓下之围前夕，刘邦刚刚吃了败仗，派人叫彭越合力攻打项羽，但他借口魏地刚刚平定，畏惧楚军，不能前往。其实，他的这点小心思早已被张良看透。彭越对刘邦只封他做 魏国之相心有不满，于是，当刘邦封彭越为王之后，彭越马上就行动了。 第二次是刘邦即位后，陈豨在代地造反，刘邦亲征，向彭越调兵，他竟然借口有病，没有亲往。刘邦很生气，派使者责备他，彭越这才恐惧，打算前往谢罪。部下劝他别去，干脆造反得了。彭越虽然没有听从这一建议，但仍然称病不去。 其下属向刘邦控告其谋反，刘邦出其不意，将彭越逮捕。 有司审讯后，认为其反形已具，建议杀掉他。而刘邦却赦免了他，废其为庶人，削职流放蜀地。 也许彭越命数该绝，在途中遇到吕后，彭越向其诉说自己无罪。吕雉不动声色，答应为他说情，将其带回咸阳。她对刘邦说 ：“你把彭越放走，等于放虎归山。”刘邦醒悟，遂将其诛杀。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见吕后在权力斗争中的智慧和决断。 她先前还趁刘邦在外征战之际，与萧何用计杀掉了韩信，成功震慑了其他功臣。 二是临终问相。 刘邦一生在征战中数次受箭伤。公元前 195 年，刘邦终于打败了最后一个反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与大臣们杀白马为盟，订下誓约 ：“非刘不容他人僭越。 王政君对王莽等王氏族人自然尽力扶持，又以太后不宜过问细微琐事之由，以一纸诏书，下令“唯封爵乃以闻”，其余悉决于王莽，于是王莽“权与人主侔矣”。 作为一个女人，缺乏政治远见也是正常的。直到王莽指使党羽上书王政君，称“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 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此时， 王政君才觉察到王莽有篡夺刘氏江山的野心，立即予以驳回。 但满朝文武游说不断，内外压力剧增，无奈之下，王政君只好下诏令王莽居位摄政。 应该说，不仅王政君此前不曾想过，即使是王莽也并非一开始就想夺刘氏江山。 西汉王室政治，自汉武帝开始，即显示出危机，经过昭、 宣之后，汉元帝一改旧制，用儒生，委国政，“汉家基业由此衰败”。历史给了汉哀帝以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男人都搞不定的事，一个后妃如何能力挽狂澜？ 王莽一旦坐上权力的马车，其惯性便推动着他一步步走向欲望的巅峰。王莽的所作所为，又让人心的天平都偏向他。一方面，对于影响自己权力的人，王莽毫不手软将其铲除 ；另一方面，他荐举人才不遗余力，获得了士人的好评。王莽甚至一次性加封汉家宗室三十六人为列侯，其余也皆有所赐，以此赢得汉室的好感。以至泉陵侯刘庆主动上书，请求王莽如周公辅成王之故事。 王莽之子王宇对于王莽禁止平帝生母与平帝相见的做法十分不满，暗中配合卫氏对王莽施加影响。王莽得知后，竟将王宇毒死，并诛灭了卫氏全家。王莽以杀子的举动，获取了大公无私的赞誉，他还为此自作书八篇，以戒子弟。王政君怎么会相信一个敢于杀子的人，有夺位之心？因此，她将王莽所作的八篇文章颁发各地，让学官作为教材。 王莽做皇帝后，对王政君也做了精心安排，称其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他完全可以废掉这个姑母。 始建国元年（公元 9 年），王莽建立新朝，让安阳侯王舜去向王政君索取玉玺。王政君怒骂 ：“你们父子一家承蒙汉家之力，才能世世代代都得到富贵，你们既没有报答他们，又在他人托孤之时，趁机夺取国家，完全不顾恩义之道。为人如此，真是猪狗不如，天子怎么会有你们这种兄弟？而且如果你们自以为得到天命而成为新皇帝，想要改变正朔服制，就应该自己做新的玉玺，流传万世，为何想要得到这个亡国的不祥玉玺？ 我不过是个汉家的老寡妇，随时都可能会死去，所以想要拿这颗玉玺陪葬，你们终究是得不到的！”说完，王政君随即痛哭流涕起来，旁人也跟着垂泣。最后她将传国玉玺取出，砸到地上。这一番举动应该不是演戏。 对于大权在握、人心所向的王莽，一个八十岁的妇人又能做什么？她除了诅咒，只有痛哭后悔的份儿。 一千六百多年后，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激评王政君 ：“亡西汉者，元后之罪通于天矣。论者徒见其吝玺不予、流涕汉庙、用汉伏腊而怜之，妇人小不忍之仁，恶足以盖其亡汉之大憝哉！今有杀人者，流涕袒免而抚其尸曰 ：吾弗忍也，而孰听之？……老妖不死，日蚀月龁，以殄汉而必亡之，久矣。故曰 ：罪通于天也。” 在王夫之眼里，王政君这个老不死的妖，是亡汉的罪魁，“罪通于天”，远超班彪“妇人之仁”的指责。问题是，即使王 政君早死，谁又能阻挡王莽夺取汉家江山的图谋？谁又能改变 这一历史？ 四个女人的政治，概括起来就是后宫政治，而后宫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或者说是伦理危机，它说明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西汉政治的空心化。 吕后的专权，所凭借的是她在刘邦平天下过程中的贡献或资历 ；窦氏在汉初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纯然是西汉“孝治” 的表现 ；卫氏则是西汉后宫政治的一个特例，她的背后站着一个强主 ；王政君的临朝，与吕后并无本质区别，既是西汉后宫政治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后宫干政之典型。她们的共同点都表现为与帝王的权力冲突，二者之间此消彼长。表面上都是以孝治国的产物，实质则是西汉政治空心化的表现。尤其是吕后、 窦氏、王氏，她们的身后其实都站着一个“空心汉”。究其原因，与其说是权力斗争，不如说是西汉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缺乏一个稳定的、成熟的体系。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不稳定、不成熟， 才让权力有了斗争的冲动。这种斗争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它使高层政治出现空心，这才是西汉最终为后戚王莽所利用并取代的深层原因。这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王权帝制政治模板，后 世历史并不乏这种状况，武则天、慈禧就是两个典型。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但是，这一次，刘邦再次中箭受伤，而且伤势日渐严重。 然而，颇为奇怪的是，在刘邦弥留之际，竟然是吕后亲自探问刘邦死后的人事安排 ：“萧何死后，谁可以做丞相？” 刘邦说 ：“曹参。” 吕后又问曹参之后何人可接其班，刘邦答道 ：“王陵可以，但王陵智谋不足，需要陈平辅佐，但是陈平没有决断。周勃为人忠厚可以做太尉，日后安定刘氏江山的人一定是他。” 吕后进一步追问之后的安排，刘邦也颇无奈地说 ：“以后的事情你也不会知道了！” 其时，丞相萧何在，太子也在，刘邦竟然没有召见他们及群臣来宣布后事，反倒被吕后捷足先登了。 虽然其时尚无母后干政的禁令，但是作为一代天子，应当明白继位者乃是太子，其时太子刘盈年已十六。即使太子年幼， 也应召见辅佐太子新君的顾命大臣。这一反常的举动，倒不是表明刘邦相信吕后的能力，而是表明吕后的智慧，也预示她将 在新皇帝的政治生涯中发挥重要作用。 吕后“临终问相”一事，首先表明她并不想夺取丈夫的基业，相反，她这样一问，倒是有极力想维系汉室江山的用意。 假如她真的想像后来的武则天那样，又何须问刘邦呢？因此，人们将她与武则天相提并论，实在有些冤枉了她。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书“惠帝本纪”，却书《吕太后本纪》，后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根本没有把惠帝看作皇帝，政归吕氏，惠帝只是傀儡。加上在《吕太后本纪》中，“太史公”这样评价 ：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 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一句“女主称制”，似乎坐实了惠帝有名无实。 其实不然。“称制”的意思一般理解是即位执政，但吕后并未即位。加上惠帝在位仅七年，时间太短，因此《史记》其实 是将惠帝和吕后合为一传。 惠帝虽然文弱，但并非没有掌握权力。 惠帝二年，丞相萧何去世。萧何去世前，惠帝亲临相国府，问其身后安排。萧何推荐了齐相平阳侯曹参。尽管刘邦先前有安排，可惠帝还是亲自处理。 辟阳侯审食其是吕后心腹，依靠太后势力，为非作歹。惠帝下令逮捕审食其入狱。试想，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天子能做的事吗？想想光绪和慈禧就能明白。 惠帝见到吕后制作的“人彘”，知道是戚夫人后，大哭而病了一年多。他让人转告吕后，斥其毫无人道，以致自己都无法治理天下。看看历史上那些无权的皇帝，敢这样责问母后吗？ 吕后杀戚夫人及其子刘如意，想毒死惠帝的哥哥刘肥，其实都是为了确保惠帝的帝位和权力。虽然下手狠了些，但还是尽量避开惠帝，私下里下手。 吕后这么做，其实正是补惠帝之缺。惠帝仁弱，高祖在世时就有些看不惯，对他不放心，几次想更立太子。其间也多亏吕后周旋。 吕后的“吃相” 自春秋战国以来，没有一个女主的“吃相”有如吕后这般难看。 吕后的“吃相难看”主要表现在分封诸吕上。 惠帝在世时，吕后外戚没有一个被分封为王。惠帝死后，吕雉以追封她已故的两个哥哥为王开端，大哥吕泽为悼武王， 二哥吕释之为赵昭王。 公元前 187 年，吕雉封侄子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侄孙吕通为燕王，追尊其父吕文为吕宣王，封女儿鲁元公主的儿子张偃为鲁王，将吕禄的女儿嫁给刘章，封刘章为朱虚侯，封吕释之的儿子吕种为沛侯，封外甥吕平为扶柳侯。 次年，吕台去世，其子吕嘉接续为吕王。 又两年后，吕雉封其妹吕媭为临光侯，侄子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吕后先后分封吕氏家族十几 人为王为侯。 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刘邦所确立的“非刘姓不能封王”的规矩，给人的观感确实是一门显赫，权势煊天。 然而，仔细一看，这些封爵中有名无实者居多。有的是死后封王，如吕后的父亲和两个哥哥 ；的很快被废，如吕嘉因行为放纵于次年被废。真正有权的只有三个王 ：赵王吕禄、梁 王吕产、燕王吕通。 至于其他的侯，也大多是为汉室定鼎立下大功的吕氏，多封几个侯爵也是情理之中的。 然而，就是吕氏出于私心的这副不雅的“吃相”，最终反而害了吕氏一族。 至于吕氏死后，朝廷发生的一场流血之变，史称为“诸吕作乱”，实是一大冤枉事。 吕后在世时，诸吕并无擅权害人之举，甚至连违法的事都不见诸记载。诸吕如果真的想作乱，为何不在吕氏在世时行动，非要等到吕氏死后才开始？ 真相是，刘氏子孙和拥刘大臣们不甘心大权旁落，趁机发起攻势，要诛灭吕氏势力。诸吕为自保，不得已而与之对立。 吕氏临终前就对这种局面有所预料，她安排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北军，梁王吕产居南军，并且叮嘱他们，“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显然，吕氏担心的是他们的势力不敌，这般安排绝非作乱之举，压根儿没有制人的意图，而是避免为人所制。 至于吕禄，其女是朱虚侯刘章之妃，作为诸吕的核心人物， 他竟然相信郦寄所言，轻易交出兵权。郦寄说 ：“吕氏立三王， 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这是事实，吕氏分封三王，是朝中大臣主动提出来的，并经过了大臣的商议，而不是吕氏强行所立的。 郦寄劝吕禄到封国就任，交出兵权，以避嫌疑。吕禄相信郦寄所言，准备交出将印，将兵权交给太尉周勃。于是派人告知吕产及诸吕老人，他们有的人认为可以，有的人认为不行， 犹豫未决。这哪里像一个有谋划有组织的作乱家族？只有其姑吕媭明确反对，而她所担心的是，一旦交出兵权，吕氏会死无葬身之地。 吕禄交出兵权后，周勃行令军中 ：“跟吕氏走的右袒，跟刘氏走的左袒。”结果，军中将士都左袒，表示愿意跟随刘氏。可见，即使手握兵权的吕禄也没有笼络军心，否则不至于一个心腹也没有。这哪里有一点作乱的痕迹？ 率兵来到未央宫的吕产，既没有进攻，也没有返回自己掌控的南军大营，而是焦躁不安地徘徊在未央宫门外。莫非诸吕都是一群白痴？白痴还敢作乱？ 倒是周勃获悉刘章控制了长乐宫后，当即大开杀戒，将吕氏族人，无论老幼，一律处死。 历史上的“诸吕作乱”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固然是由吕后所引起的。但是“作乱”二字背后疑点重重，实不该加诸于诸吕头上。事实上，尽管吕后生前“吃相难看”，但还算是恩怨分明。赵翼早就说过 ：除了赵王刘友之死，梁王刘恢之自杀，是因为与吕后关系不和，甚至曾公开表示要报复 ；其他如代王刘恒及其母薄太后、淮南王刘长，皆安然无恙 ；吕氏曾想毒死的惠帝大哥刘肥，因献出一郡，吕后待之如初 ；朱虚侯刘章借侍宴行酒之机，以军法斩诸吕逃酒者一人，吕后也没有加罪于他。 至于张良、陈平、周勃、灌婴等一批被刘邦看重的安刘老臣，吕后一个都没有动。吕后应该算是对得起刘邦了。很显然， 所谓“诸吕作乱”，只不过是一段为了掩盖这场权力斗争而改写的历史。 窦氏：黄老学的拥趸 在儒家的道统里面，黄帝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儒家只提尧舜和夏商周三代。 然而，在西汉初年，黄帝却成了超越三代的至尊。钱穆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黄帝的传说出现得比较晚。但是按理说，道家的至尊老子要比儒家的圣人孔子要早，事实上在老子、孔子那里，虽然“圣人”很崇高，但都没有出现具体的名字，孔子提到最多的也就是周公。 说起来，这都不过是后人制造出来的。 西汉初，黄帝和老子怎么会结合成黄老学，这一直没有人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 如果结合一本流行于战国时期叫作《黄帝内经》的书，大致可以明白，这个黄帝也是提倡寡欲、自然无为的，和道家的老子旨趣一样。二者还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都讲求养生长生之道。 道家的流行，应该与秦汉之交杂家出没频繁密切相关，特别是燕齐神仙方术的鼓吹，暗中与之通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政治上，刘邦、项羽都是打着“诛暴秦”的旗号，推翻了秦帝国，因而逻辑上自然要反秦之道而行，以休养生息取代严刑峻法。这样，黄老之学就成了他们合意的治国理论依据。 严格地说，黄老之学也是杂家，并不是纯正的道家。 当时的儒家不仅没地位，而且或许根本没有成“家”，只是一种学术思想的流行。它能进入西汉殿堂，多亏一个叫叔孙通的儒生。 叔孙通作为秦朝的博士，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曾拿儒生的帽子撒溺，于是他便穿着楚国的短衣求见，这才见到刘邦。 刘邦手下的功臣大都粗通文墨，不讲什么礼法。大汉建立后， 看到他们吵吵嚷嚷的样子，身为帝王的刘邦渐渐不耐烦了。这时，叔孙通见机便提出制定一套朝仪。 刘邦同意了，但希望简单一点。叔孙通率一班儒生演习了一个月，刘邦去看，觉得不错，便将其应用于朝堂，令文武百官学习，这才让刘邦大开眼界 ：我到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 但是，这些儒生始终没有得到参政的机会。西汉初年的丞相萧何、曹参、陈平、周勃、张苍等，出身或者是刀笔吏，或者是武将，或者是策士，或者是道家，他们对于儒家压根儿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与崇信。对于治理国家的制度，也没有打算创新什么，有的甚至主张照搬秦朝，因袭而已，有的觉得还是简单为好，萧规曹随就行了。 迫切希望参与政治的儒生，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这种境况要改变，还得等一个女人死后。 这个女人就是窦氏，继吕氏之后西汉初期又一个掌握大权的女人。 她名叫窦漪，原本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平民出身。 汉惠帝时，她以“家人子”的身份入宫伺候吕太后，后被赐予代王刘恒。 窦漪乌鸦变凤凰，和刘恒公子变皇帝一样，完全出于意外， 富有戏剧性。 这个窦氏生于何年何月都不载于史册。她原本是清河郡人。 在吕太后外放宫人赏赐各诸侯王之际，窦氏向宦官请求将她放到离家稍近的赵国去。那时宫廷中的公务员也太不负责任了， 一如后来汉元帝时，著名的王昭君本来有沉鱼落雁之容，却因为没有贿赂画工，结果被画得很丑，以致没有被元帝选中，而被作为与匈奴和亲的对象，远嫁塞外。这个宦官也将窦氏的嘱托给忘了，将窦氏安排到代国去了，成了刘恒身边的女人。 阴错阳差之间，代王刘恒却成了皇帝，刘恒就是汉文帝。 即位后，窦姬被立为皇后。景帝即位后尊其为皇太后。建元元年，汉武帝即位，尊其为太皇太后。 这位窦氏一生侍候过三个皇帝。她在文帝时，并没有什么特权，而且因为生病导致失明，逐渐失宠，以致文帝的另一个妃子慎夫人与她这个皇后平起平坐。 文帝即位之后，信奉的还是黄老之学，崇尚俭朴。有一次他想造一个露台，唤匠人做预算，算出来需要百金。不料，这一个小数目竟使文帝吃了一惊 ：“百金，这是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啊！”就放弃了。这样的风范，自然对窦皇后影响很大。窦氏后来成为黄老学的铁杆拥趸，和有着这样一位皇帝丈夫关系重大。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死后，太子刘启即位，这就是景帝，窦皇后的儿子。 做了太后的窦氏，刚开始在景帝期间倒并没有明显地干预朝政，唯一一点，就是希望自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能接班做皇帝。 景帝与刘武本来兄弟感情不错，有一次酒后还表示自己百年之后会将帝位传给这位小弟弟。但是，窦太后的亲侄子窦婴却提出反对，传弟不传子，这明显违背了高皇帝刘邦的规矩啊！窦太后由此便记恨这个侄子。窦婴只好称病不出。 后来，景帝废掉太子刘荣，窦太后见有希望了，便提出要立刘武为太子。此时一个叫袁盎的大臣又提出反对。结果袁盎竟然被梁王安排的刺客刺杀掉了。 景帝得知真相后，与刘武的关系便变了。刘武也命薄，很快就病死了。 刘武之死，窦太后一直怪罪景帝 ：帝杀吾子！ 刘武死后，窦太后变得有些怪异。她明确要求景帝及窦氏子弟不能不读黄老之书，要遵其理而行。 景帝倒也无所谓，他本来就奉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但他身边的儒生博士们不乐意了。 一个专门研究《诗经》的博士叫辕固，因在窦太后问其关于老子的学说时，贬了一通老子，就被窦太后关进兽圈里去与野猪搏斗。 景帝在位十六年，去世后，太子刘彻即位，就是汉武帝。 窦氏升格为太皇太后之后，竟然同自己的孙儿冲突起来了。 祖孙俩的冲突明面表现在一个好黄老，一个“乡儒术”，其实骨子里是汉武帝不愿意活在祖母的操控之下，没有自由。 作为祖母，窦氏并不直接与孙儿对着干，她有最好的撒手锏，就是一个“孝”字。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英武如汉武帝， 都不敢违背孝道。他对这个历经三朝的女人毫无办法。 年轻的汉武帝试图一改此前的无为政治，想做出一番改革， 于是重用了一批儒生，对研究《诗经》的赵绾、王臧等委以重任。 建元元年（前 140 年），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等建议立明堂以朝见诸侯。窦氏知道后，心里嫌其多事，但隐忍未发。 第二年，赵绾又奏请武帝不必向长乐宫（太后所居）奏事，意图排除窦氏的干扰，为改革省去麻烦。窦氏知道了，无法再忍，便痛下辣手，暗中搜集了二人谋为奸利的证据，拿来责备武帝重用这种人。武帝无奈，把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都予以免职， 将赵绾、王臧逮捕下狱，最后赵绾、王臧二人都自杀了。包括明堂在内的诸多新政都予以废除，方才了事。 这是汉武帝初次尝试改革时遭到的重大挫折。 窦氏都用些什么人？著名的“万石君”就是一个典型。景帝时期的太子太傅万奋，俸禄二千石。他的四个儿子皆为二千石，因此，合起来就是“万石”，故称万石君。《资治通鉴》说他们“不言而躬行”。窦氏还让万奋的长子万建担任郎中令，少子万庆担任内史。 武帝在祖母这种威压之下，无所作为，直到建元六年（前135 年），窦氏去世，武帝才迎来了他的春天。 卫氏：国母的幸与不幸 祖母窦氏死后，汉武帝的人生开挂了。 他对内实行改制，易服色、改正朔，将汉初以来实行的无为之治一变而为大刀阔斧的变革 ；对外北征匈奴，出兵漠北， 展示其文治武功和一代有为之君的气象。同时，他还进行了无数次的东巡，以封禅、求仙。 一句话，他彻底改变了过去政出后宫的传统。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好皇后，也由此为他的文治武功引来了得力助手。 偶遇真命天子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 139 年）春三月，上巳日，西汉时称 “祓禊”，魏晋以后称为上巳节，又称“三月三”。十八岁的少年天子汉武帝刘彻从祭祀先祖、祈福除灾的霸上（也就是白鹿原） 回宫。 处在京都长安的平阳侯府邸，一个叫卫子夫的歌女和平常一样应主人之安排给客人献唱。但她明显感觉到，这一天来的客人非同往常。 卫子夫从小便生活在平阳侯府，她的母亲就是平阳侯府的家仆。 这个平阳侯曹寿娶了汉武帝刘彻的大姐平阳公主。这天进府的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汉武帝，他顺路来看望大姐平阳公主。 在卫子夫上堂献唱时，平阳公主早将先前物色好的十几个女孩子精心打扮，令她们拜见少年天子，然而武帝对她们谁都没有看上。平阳公主只好叫她们退下，摆上酒菜开筵。当卫子夫等一群歌女上来时，从众歌女中，刘彻一眼便看中了卫子夫。 当刘彻起身去更衣时，卫子夫陪同，结果，不出意外，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史记》说，汉武帝是在尚衣的轩车中宠幸了卫子夫。 卫子夫于是得以进宫。 然而，奇怪的是，卫子夫入宫一年多时间里，再也没有受到汉武帝的宠幸。如果不出意外，她也将成为后宫中无数怨女之一。 然而，第二年，汉武帝决定将宫中多余的宫人释放出宫。 卫子夫这才有机会再见到刘彻，便哭着请求他将她释放回家。 这一见面，大概唤起了刘彻的荷尔蒙，他再一次临幸了卫子夫。 卫子夫不仅没有出宫，反而因此开始受到宠爱，并怀孕。 刘彻的皇后就是著名的金屋藏娇之主，大长公主刘嫖之女陈阿娇。仗着母亲帮助胶东王刘彻立为太子出了力，陈皇后格外骄横。卫子夫受到大幸而怀孕，陈皇后却多年没能生育孩子，女人间的嫉妒使其将卫子夫视为眼中钉。 没想到，长公主刘嫖竟然做出一个荒唐的举动，派人去抓捕在建章当差的卫子夫弟弟卫青，欲杀卫青。幸亏卫青的朋友公孙敖及时相救，使卫青免于一死，否则就没有大汉出征匈奴的辉煌了。 此事没有瞒过汉武帝，他不仅将卫青召为建章监，而且加封其为侍中。 元光五年（前 130 年），陈皇后因为巫蛊之事被废。两年后，卫子夫为二十九岁的汉武帝生下一个皇子，因而被立为皇后。元狩元年（前 122 年），七岁的皇子刘据被立为皇太子。 西汉后宫中罕见的贤内助 这一次意外的相遇，改变了卫氏家族的命运，不仅卫子夫本人受到汉武帝的宠爱，而且其家族也得以显贵，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卫子夫的长姐卫君孺嫁给太仆公孙贺为妻，汉武帝爱屋及乌，公孙贺亦因此更受亲信 ；二姐卫少儿仅仅与开国功臣陈平之后陈掌有私情，陈掌就被汉武帝召见，担当詹事 ；弟弟卫青则升为大中大夫、长平侯，后又两次益封，是名副其实万户侯。卫青之后，又有五人为侯，特别是他的外甥霍去病，二十一岁即成为大司马，掌管军政。以至有民歌唱 ：“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卫子夫成为皇后时，西汉著名的辞赋作家、郎官枚皋特作《戒终赋》一篇献给卫皇后，一改往日诙谐的文风，劝诫卫皇后要懂得慎终。 虽然不知道卫子夫对这篇赋理解得有多深，但直到后来她朱颜辞镜、色衰爱弛，她依然记着枚皋的劝诫。 她的家族并没有因为卫子夫的显贵而徒享清福。卫青、霍去病等一批卫氏外戚，屡次身披战袍，率汉家儿郎征战沙场， 七次出征，六入匈奴，出生入死，在祁连山麓立下赫赫战功，基本瓦解了北方匈奴的势力，解决了汉朝几十年的边患，也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慷慨豪情和暴骨他乡、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 即使后来汉武帝移情王夫人、李夫人等其他后妃，但是受“戒终”之警，深晓月盈则亏、盛极必衰之理的卫子夫仍然能做到宠辱不惊，一心修行，公正处事，一反此前吕后、窦氏的做派，不仅不伸手要权力，而且还特别注重“善自防闲，避嫌疑”，赢得了武帝对她的高度信任。武帝每次外出，将宫中之事全部托付给卫子夫，而卫子夫并没有恃权而骄，而是处置得非常到位，每件事都有记录，等汉武帝回来又一一报告，令武帝 很满意，有时干脆让她免了汇报。即使在卫青、霍去病相继离世之后的十七年里，她依然能够得到武帝的礼遇与尊重。史家称其为西汉最好的贤内助，可以说她有国母之风。 卫子夫身居汉宫四十九年，为后三十八年，自陈皇后被废以后，汉宫不复有妒妇悍后，更无妃嫔相争。 更难得的是，卫子夫为汉室引来了如卫青、霍去病等一批外戚干臣，他们为汉武帝外征匈奴，内理政事，做出了重要贡献。霍去病之弟霍光身奉四帝，躬辅三朝，“受遗命，佐幼帝， 行遗策，兴废立”，成为西汉政权交替间的稳定器，算得上西汉 中期的第一功臣。这是后话。 一代国母之不幸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国母之风的难得的贤内助，却仅仅因为一次诬告而遭遇不幸。 卫子夫及其家族基本上做到了干净清白，无隙可寻。然而， 却因为太子刘据得罪了汉武帝的宠臣江充，结果引来一场大变。 先是征和二年（前 91 年），发生了公孙贺父子巫蛊事。 丞相公孙贺的儿子，身居九卿之一太仆高位的公孙敬声， 仗着自己是皇亲贵戚，行事骄奢，不守法纪，竟敢擅用北军军饷近二千万钱。事情败露之后被捕下狱。这时，汉武帝下诏欲抓捕的阳陵人朱安世却迟迟未能归案，公孙贺为了保住儿子，便请求抓捕朱安世以赎公孙敬声之罪。武帝答应了。没想到， 归案后的朱安世竟给公孙贺一家引来大难，他在狱中上书诬告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行巫蛊诅咒天子。汉武帝最忌恨巫蛊，陈皇后就是先例。因此，公孙贺父子均冤死狱中。 本来春秋已高的汉武帝身体不如以前，病久不见好转，出了这一档子事之后，更疑心左右身边人行巫蛊事。 史载，能通五经的夏侯始昌曾经预言了巫蛊之祸 ：“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宫柏梁台灾。先是，大风发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灾日。后有江充巫蛊卫太子事。” 宠臣江充为了防止将来太子即位于己不利，便决定先下手为强，构陷太子，就说武帝生病是因为有人行巫蛊诅咒天子。 于是，武帝命江充为使者，成立专案组，专治巫蛊之案。 江充得了尚方宝剑，便指挥巫师四处掘地寻找木偶人，但凡挖到就逮捕周围的人，并以炮烙之酷刑逼供认罪。百姓惶恐之余相互诬告，致使冤死者前后共计数万人。 当然，这并非江充的目的，他乘胜扩大战果，逐个搜查后宫，甚至连皇后卫子夫的椒房殿也不放过。但是，将整个禁中的御座掘地三尺，仍没有找到江充想要的“证据”。 七月，江充终于将铁锹挖到了太子东宫，在按道侯韩说、 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的帮助下，江充得到了桐木人偶。 这一来，太子非常恐惧，他想向父皇申辩，但被江充控制，无法见到汉武帝。 在少傅石德的建议下，太子决定反击。他向母亲卫子夫调用皇后的中厩车驾，取出武库兵器，并调长乐宫卫队，以奸臣造反的名义征兵，与江充等人在长安城中展开激战，七月壬午日，将江充缉拿杀死。 太子起兵后，汉武帝尚清醒地判断出太子一定是受到了江充等人的陷害才这样做的。于是便派遣使者入长安探查。而这个使者竟然因为胆怯不敢入城，回报武帝谎称太子造反要杀自己。 正是这一次诬告，引得武帝龙颜大怒，失去理智，派左丞相刘屈氂发兵“讨逆”。 太子兵力有限，根本不是丞相的对手，只好逃出长安。此时的汉武帝还有机会改变事态，一来有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讼太子冤，二来太子还躲藏于外。可是，有所醒悟的汉武帝并没有宣布赦免太子。导致在地方官围捕的过程中，太子不肯受辱，自杀身亡，随同的两个皇孙也被害。在长安的太子一家除了尚在襁褓中的幼孙刘询即后来的汉宣帝外，全都遇害。 与此同时，汉武帝派人收缴皇后玺绶。卫子夫因无法自释，便以死明志，自杀身亡。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就这样收场。直到第二年，因田千秋上书为太子鸣冤，汉武帝才悔之晚矣。他盛怒之下，还恢复废除百年的夷族之刑，将已死的江充夷三族。 这里，且不说太子冤不冤，只说国母。如果说卫子夫有错的话，唯一的错就是同意了太子刘据调用了她的车驾。而武帝竟然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念其德行，就收其玺绶，逼成冤案。 只能说武帝心底里的不安全感，导致他丧失了基本的理智。 《资治通鉴》的记载更详细 ：“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变幻无所不为。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 ；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无道。上怒，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上心既以为疑，尝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惊寤。” 从中可以看出，巫蛊之风已盛行于宫内，但与《史记》中江充在后宫中挖地三尺，一无所获的记载相矛盾。即使宫内真的流行巫蛊，责任也在汉武帝，正是他在外狂热地求仙，才导致后宫受其影响，迷信巫蛊。 王政君：是“汉室老妖”吗 良家子华丽上位 西汉一朝，那些厉害的女主大多出身不是很好。吕后虽然家境稍好，有一个有钱的父亲，但也处于底层，嫁给穷光蛋刘邦后，她不得不亲自动手干活。 窦氏更是如此，出身于农家的窦氏本来是要被清理出皇宫的，她自己也做好了回赵国的准备，却阴错阳差地被派到了代 国，被代王看上，成了皇后。 王皇后王娡，也就是汉武帝的亲娘，汉景帝的第二任皇后， 竟然是个二婚，嫁给景帝前已经有过一次婚姻，还生了孩子。 卫子夫也出身奴婢。 只有昭帝的上官皇后出身豪门，是霍光的外孙女。 这些女主的华丽上位，都大大出乎她们自己的意料。 王政君也差不多。她的父亲王禁只是一个廷尉史，贪酒恋色，不成大器，其妻李氏最后难以忍受，愤然离家另嫁他人。 王政君的出生伴随着一个神话，不知是富贵之后附会出来的，还是真有其事。其母李氏怀着王政君时，竟然梦见月光照射到自己胸前。王政君长成大姑娘后，性情温顺，颇懂妇人之道。貌美聪慧的王政君在十四五岁时许嫁了一户人家，可正要成婚，男方却突然死了 ；后来东平王要纳她为妾，不料还没入门，东平王也死了。 连续“克死”两个男人，引起了包括她父亲在内的很多人的震动。父亲请人为女儿占卜，占卜者说 ：“梦月入怀，此女贵不可言啊。”如果联想起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在怀孕时也曾有段 “梦日入怀”的传奇，就会觉得汉宫的女人都了不得。 于是，王禁便将希望寄托在这个女儿身上，并在王政君十八岁时将她献入宫中。 皇太子刘奭宠爱的司马良娣死后，皇后在后宫中挑选了五个女子准备送给太子。不想，太子对这五个女子毫无兴致，但又不想违逆皇后的懿旨，便随口说了一声 ：“其中有一个人还可以。”他并没有具体说是哪一个。因为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最近，而且打扮素雅，大家都以为太子属意的是王政君，便将她送到太子宫。 这一切都来得太偶然了，刘奭宠幸了王政君，她竟然一次枕席就怀孕了，生下太子的第一个儿子刘骜，这让宣帝喜欢得不得了。 汉元帝刘奭即位后，王政君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后。 她是史上最长寿的皇后之一，活到 84 岁。也成为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后之一，在很多人眼里，她既是大汉王朝的守护者， 也是大汉王朝的终结者。 乱世中不该承受之重 一个女人到了九重深阙，就难免成为权力的奴隶。 王政君也不例外，况且她历汉四世而不衰，自然有她的办法。 一是怀柔术。 王政君为人谨慎，遵法循礼，给人以温婉无争、宽容大气的印象，既无傅太后之骄恣，又无赵氏姊妹之荒淫，可谓后宫中之贤者。这正是她的柔术，也是她本性善良的体现。 竟宁元年（前 33 年），汉元帝驾崩，汉成帝刘骜即位，尊母亲王政君为皇太后。此前傅婕妤很得宠爱，生下定陶王刘康，元帝想改立刘康为太子。王政君与其兄王凤、太子刘骜都为此感到恐惧，幸得史丹拥护，才使元帝打消了这个念头。成帝即位后，王政君知道元帝生前喜爱刘康，所以仍然对刘康待遇优厚，并不因为以前废立太子之事而与其产生嫌隙。 当王政君之兄王凤为了隔离成帝与刘康，要求刘康回到封国时，刘康只好离开。京兆尹王章看不过去，劝汉成帝不能再任用王凤，并推荐名声好的中山王之舅冯野王。王凤得知后，称病不仕。王政君亦为之垂泪，甚至不进御食。汉成帝也因为自幼倚赖王凤，不忍废弃他，只好继续任用。不想，王凤还职后，立刻诛杀王章，不过此事与王政君没有关系。 王政君的小弟王曼早死，因而王政君对王曼的儿子王莽格外关心。 汉哀帝即位后，着手排挤王氏外戚势力，强化皇权。他为了提高自己祖母和母亲家族傅氏、丁氏的势力，封祖母傅昭仪为恭皇太后，母亲丁姬为恭皇后，食邑与王政君相等。王政君看到后非常不安，但她没有吵闹，也没有霸道，反而要大司马 王莽“乞骸骨”回家。 哀帝没有批准王莽的辞呈。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等对王政君说 ：“皇帝听说太后下令贬斥王莽，非常伤心。大司马如果不复职，皇帝就不敢听政了。”于是王政君又令王莽复行视事。 在与哀帝外家的争锋中，王政君的柔表现得十分鲜明，面对傅太后的咄咄逼人之势，王政君总是主动避其锋芒。除了要求王莽等“避帝外”，又让王氏族人赈济民众以获声誉。 正是凭借着那种能屈能伸的性格和谨慎守礼的处世态度， 王政君在历次权力斗争中都能安然渡过难关，且始终处于政治 核心。 二是有决断。 成帝皇后许氏及其家族许嘉“自元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虽然王凤也是大司马大将军，但按西汉旧例“后父重于帝舅”，许氏对王氏存在极大的威胁。 恰好此时灾异不断，刘向、谷永等人皆将其归咎于后宫， 而许皇后又深得皇帝独宠，王政君即以忧“上无继嗣”为由， 对许后进行限制。成帝也迫于压力，在“后宫女宠太盛，将害继嗣”的舆论压力之下，对许后逐渐冷落。 后来赵飞燕入宫，诬告许后“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皇太后大怒，下令废黜许后。汉哀帝即位后，政权落入祖母傅太后及生母丁姬手中，于是傅氏和丁氏外戚势力迅速膨胀，与王氏冲突不断。 当政敌傅太后、丁太后死后，哀帝无子而崩，王政君“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 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然后又让百官举荐王莽为大司马，选九岁的中山王刘衎奉哀帝后，她自己则临朝摄政， 如此便轻而易举地将权力收入囊中。 哀帝所拔擢的傅、丁两家迅速被王氏铲除。王政君依然被尊为太皇太后。 元始五年（公元 5 年），汉平帝死后，孺子婴继位，众人请求王莽效法周公辅佐周成王的故事。王政君认为不可，但无力阻止。王莽遂辅佐孺子婴，自称是摄皇帝。这自然引起很多人的厌恶。王政君听闻后说 ：“众人所见者略同，我虽是一妇人，也知道王莽这样做必定会给自己招来灾祸，这种行为万万不可。” 有历史学家认为，王氏能历经四朝而不衰，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了王政君这个女人。正是这个“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的女人，目睹了西汉的衰亡，是她亲手将传国玉玺交给王莽，断送了西汉国祚。在王莽代汉过程中，王政君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不用怀疑，王政君确实是个非常有政治智慧和政治权谋的女人。但如果将王莽代汉的责任都归咎于她，恐怕也不公道。 王政君在王氏权力鼎盛的过程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她和王氏族人配合得非常好，但应该说这都是为了保住权力。至于最后王莽代汉，那只能说是这种权力的惯性作用。 事实上，王凤、王音和王根这些手握重权的王氏族人，既无谋反之心，也无叛逆之实。到了汉哀帝时，王氏势力其实已经被打压至谷底。 借司隶校尉解光弹劾王根之机，汉哀帝将王根逐出京师，并将王氏举荐的官吏悉数罢免。此时大司马王莽的口碑很好， 因而既未有专权之势，也未被权力触动。高昌侯董宏承旨，以 《春秋》“母以子贵”之义请尊哀帝生母丁姬为帝太后。此议一 出，遭到丞相孔光、左将军师丹等人的坚决反对。哀帝迫于压力，将董宏免为庶人。不久，未央宫举行宴会，内者令为傅昭仪设帷幄，坐于王政君旁。王莽呵斥道 ：“定陶太后不过是一个藩妾而已，怎能与至尊并坐？”遂撤去其座。王莽此举，乃为维护王政君之地位，因为这明显有违礼制。 尽管这样，过了两年，汉哀帝还是尊傅昭仪为帝太太后， 丁姬为帝太后，王莽则被贬逐新野。到元寿元年（前 2 年），王政君年事已高，哀帝才将王莽与平阿侯王仁召还京师。 汉家老寡妇 王政君临朝称制时，王莽竭力维护其合法性，通过对“行西王母筹”谣言事件重新做了一番祥瑞性解读，将一个灾异事件变成一个祥瑞事件，将“汉室三厄”之应归结为赵、傅、丁、 董等人的乱政，一再强调傅、丁危及汉室的恶行，所谓“天降丧于赵、傅、丁、董”，又曰 ：“予唯赵、傅、丁、董之乱，遏绝继嗣，变剥嫡庶，危乱汉朝，以成三阸，队极厥命。” 相反，王政君称制则有兴复广大汉室之功，故曰 ：“天明威辅汉始而大大矣。” 面对傅太后的无礼挑衅，王氏子弟处处维护王政君最高国母的地位， 江山如何定，草蛇灰线见玄机；国家这么治，汉宫月下话得失。 西汉自刘邦定鼎以后，一直在探索国家治理模式，从制度路径的选择到指导思想的变化，都折射出大国之治的艰难历程。 本书着眼于“大国之治”这一主题，聚焦西汉200年的政治与学术，重点揭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秦朝为什么昙花一现，而作为继统者的西汉却能跨越三个世纪。探究西汉的政界，传统视角是从西北的长安，也即黄河的上游来审视。本书以新颖的视角，从南边的楚国和东海之滨的齐鲁来审视，从而得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镜像。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