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理制礼：朱子《家礼》与礼法之治

作者简介

刘依平，男，湖南湘潭人，哲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和古典文献学研究，校点《读史管见》《李湘州集》等古籍著作，主编（联合）《熊十力集》八卷本，曾获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二等奖。

内容简介

朱子不仅是集宋代新儒学之大成的“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至关重要的“礼”学家。他一生考礼、议礼、行礼。在同时代儒者当中，朱子向来以通晓礼学而闻名，如吕祖谦、张栻、陆九龄(陆九渊的哥哥)，都曾向朱子请教过礼仪问题。他终身奉守礼法，主张礼是学者的修养门径，要以礼教人。从十四岁起，他先后完成了《诸家祭礼考编》《祭礼》(又称《祭仪》)、《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童蒙须知》《家礼》等礼学著作，并在晚年纠集同道、学生，集中全部精力致力于《仪礼经传通解》的编写;此外,他还修订推行了《增损吕氏乡约》《弟子职》等前儒礼学著作。无论在个人践行方面，还是在学术创造方面，朱子都担得上“礼学家”之名，正如美籍华人学者陈荣捷教授所说:“朱子一生重礼。\"' 朱子的礼学著作在后世有极大的影响，其中又以《家礼》为最。《家礼》又称《文公家礼》，前身是一本名为《祭礼》或《祭仪》的书。《祭礼》最初写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当时朱子刚结束为父亲服丧，着手按礼祭祀亡父。但他认为民间流行的祭祀礼仪颇有不完备之处，为了让祭礼更符合儒家礼学精神，他在考订诸家祭礼的基础上，作了这部书。他又分别于乾道四年(1168年)和九年(1173年)两度对此书进行了修订，规定了家庙制度、木主制度，春夏秋冬四时祭、始祖之祭、先祖之祭、祢(nǐ)祭(父考母妣)等七种正祭，以及节(包括端午、中元、重阳等)、元旦、祭日、墓祭等六种小祭'。大约是在淳熙四年(1177年)以后，朱子以《祭礼》一书为基础，增加了通礼、冠(guàn) 礼、婚礼、丧礼等内容，编成了《家礼》一书。因此，《家礼》首先应是满足家中日常生活礼仪需要而编纂的一部行礼之书。 但是,《家礼》又绝不仅仅是朱氏家族一家之礼书。在作《祭礼》时，朱子就与张栻、吕祖谦、汪应辰等当世名宦名儒展开了往复讨论,他们都表达出一个类似的想法:以目前所定礼仪为蓝本，先在自家施行，在积累数年经验后，对其加以修订补正，再向其他士大夫家庭推广。因此，《家礼》不仅仅是一家之礼仪，而且是朝向士大夫家庭的一种普遍性的礼仪设计。但也许是因为在具体仪节上分歧过大，令朱子意识到必须先全面、系统地考定古代礼仪，再来制定通行于世的今礼;也许是因为随后朱子陷入政敌的攻讦，为免落下自比圣贤、制礼作乐的口实--总之，朱子不再修订《家礼》，甚至在《家礼》的稿本被僧童窃去后，也没有试图恢复这部著作，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了《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工作上。 有趣的是，朱子礼学著作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不是他生前尚未完稿，临死前犹念兹在兹的《仪礼经传通解》，而是一度亡佚，却又失而复得的《家礼》。朱子逝世八年以后，也就是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朝廷终于给朱子平了反。在宋、元、明、清四个王朝的推崇下，朱子学逐渐从民间的学问跃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家礼》一书也在朝野上下的合力推动下，成为组织儒家型礼法社会所依据的重要典籍，影响中国社会800多年。日本学者伊东贵之教授指出，从汉代到唐代，传统礼学的宗师是全面注解三部古老礼书的郑玄;而朱子则是“近世八百年礼学之祖”'，可以说是从宋代到民国这一时期的礼学宗师。另一位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教授则将《家礼》与《仪礼》相提并论，认为《仪礼》是“中国古代礼文献之代表”，《家礼》则是“中国近世(元明清)礼文献之代表作”2。而从空间地域来看，《家礼》不仅成为中央王朝的意识形态，同时还在朱子学的学术思想影响力和中央王朝政治影响力的挟持下，辐射了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安南(今越南)等地在内的整个汉字文化圈或日东亚文化圈，构筑起东亚文明的共同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