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叙述方式

作者简介

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2014）、《依然如旧的月色》（2014）。

内容简介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一百年了，需要反思的内容很多，而我个人认为最应当注视的方面，是思想上的激进主义与现实中的强权政治。 辛亥革命作为政治革命，其目标是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人民主权的共和国。作为专制王朝的清朝是被推翻了，但人民主权的“民国”是否真正建立起来了？ 辛亥革命前，在国外的革命党人自然是激进主义者，他们在与改良派的论战中，充分表现出强烈猛进的性格。孙中山在东京发表了“三民主义”，描绘了新国家的政治面貌，但真正要回到国内来做事，依靠的却是在社会底层中失意的会党。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力量，又怎么可能达到理性的结合？而合作的结果，一再显示出激进主义的尴尬。孙中山后来的合作者，也多半是失意的军阀。 辛亥革命前，在国内的立宪党人，被视为温和主义者。但这些温和主义者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激进的？预备立宪要做的工作非常之多，预备立宪的时间却只有九年。但宣布立宪的清朝中枢，并没有在预备工作上花功夫，推动立宪的立宪党人，也没有在预备工作上花功夫，所争论的焦点却是最为不足的预备时间。从九年（1917年）到五年（1913年），从五年争三年，其实就是明年（1911年）。而真到了1911年，立宪党人普遍地转向革命。历史最为根本的特点是“不可改变性”，历史学家最为基本的态度是“不可去假设”，但我却时常会忍不住想象：若是九年立宪成功，若是五年立宪成功，中国的命运又会怎么样？ 1913年，袁世凯逮捕国民党国会议员时，当时的人们有没有想过“五年立宪”？ 1917年，黎元洪总统借国会之力赶走段祺瑞总理，张勋借机复辟，南方各省发起“护法”时，当时的人们有没有想过“九年立宪”？ 在辛亥的时代，激进主义占尽了风头，一旦遇到现实生活中的强权政治，遇到袁世凯，遇到其他军事强人，结果都败下阵来。也就是说，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行为的传统规则。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史，空气中飘荡着儒家文化的“王风”，骨子里又是强权政治的霸道。虽说是“霸王道杂之”，但“王风”真遇到霸道，还只能是甘拜下风。由此可认真思考辛亥革命时中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结构，是否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是否已经到了政治革命的前夜？如果这些社会基础、政治结构没有充分变化，又应该如何来改变？ 革命对此能起多大的作用？历史学界原有的历史结论，由此显得不那么明确肯定，变得模糊起来。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也超出了历史学家的专业范围，应该交由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由他们来分析和解答这一类历史的疑问。 辛亥革命后，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的国家，这种政治制度的“领先”只能是一种表象，中国传统政治的基因并没有消退而失去其作用。我作为历史学家，注意的仍然是徘徊的现象：1908 年，清政府提出“预备立宪”，1924年，孙中山提出“训政时期”。两者的相似点我是知道的，都是需要时间，但两者的差异点又在哪里呢？ 日俄战争的后果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朝政府犯下决定性错误，英、法、德、美、俄、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八国组成联军侵华，占领了北京。由于地理条件和英国陷于布尔战争等因，日军的数量在八国中是比较大的，是进攻北京的一路主力。与此同时，俄国以保护中东路、中东路支线为名，出动了13万军队，占领了东北的要地。《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军队陆续撤出北京等地，而俄国军队却赖在东北不走。英、美、日本皆对此表示不满，而日本感到的威胁最大——俄国在海参崴和中国东北的双重存在，不仅将使日本无法控制朝鲜半岛，且无法进入大陆。 由此，日本加速了英日同盟的进程，以争取国际援助，避免“三国干涉还辽”时的孤立。日本频频与中国政府及地方大员商量抗俄对策，使之对俄政策上态度强硬，拒绝签订承认俄国占领东北现状的条约。日本的这一做法，在中国引出了许多好感。当时中国学生大量赴日本留学，在此鼓动下，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即将完工，日本感到军事压力增大，于1904 年2 月中止谈判，发动了对俄战争。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其主战场在中国东北，最为血腥的战事发生在旅顺与沈阳。清朝虽有与俄国军事同盟的密约，但在俄国占领东北的情况下，同盟已不存在。清朝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宣布局外中立。至此，日本的外交目标完全达到了。1905 年，战败的俄国与日本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俄国让出南库页岛，承认朝鲜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并将其获得长春以南到旅顺的中东路支线和旅顺、大连两港转让给日本。日本成了东北亚的主人。 从1895 年的《马关条约》，到1905 年的《朴次茅斯和约》，这十年中发生了什么？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辽东半岛因三国干涉而失去，此次再次夺回，并得到了朝鲜与南库页岛。 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希望依靠俄、德、法三国来对抗日本，结果失去了青岛、旅顺、大连、湛江，而胶济路、中东路与中东路支线，更是使山东、东三省完全处于危险之中；由此再想依靠英国、日本来对抗，仍是一无所获， 对英国是失去了威海与新界，日本战胜俄国后，东三省的南部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北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中国的灾难是大大增加了。 1895—1905 年，是中国外交大失败的十年，也是日本外交和军事大胜利的十年。一位美国学者认为，1898—1908 年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两国没有战争，日本对中国的改革事业充满着同情，等等。我个人认为，这只能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1905 年，日本对大韩帝国进行“统监”，1910 年，日本与韩国“合并”。 1917 年，日本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占领青岛与胶济路，1922 年，因美国等国的反对，日本撤出青岛并允许中国“赎回”胶济路，但保持其在山东的影响力。 1928 年，日本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1932 年，日本制造伪满洲国，苏联随后将中东路北部的权益出售给伪满洲国（1.4 亿日元）。 以上所有这些，似乎都可以看成1895—1905 年日本应对远东国际关系变化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合乎逻辑的后果。 ★近代史大家茅海建最新文章精选，史料、史识、史笔交相辉映 ★长程观察重要问题和转折时刻，重建史实，发现历史事件的主线 ★在文献史料与历史现场穿梭， 实践历史叙述应有的方式，不增不减，不美化也不丑化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已过百年，需要纪念还是反思？ ★晚清思想革命的主体，是激进的新派知识分子还是“守旧”的洋务运动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