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邀约

作者简介

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月落荒寺》《望春风》等，中短篇小说《隐身衣》、《蒙娜丽莎的微笑》《褐色鸟群》、《雨季的感觉》等；另有论著和散文随笔《雪隐鹭鸶》、《小说叙事研究》等。

内容简介

写作固属不易，阅读又何曾轻松？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实际上不过是一系列文字信息而已，它既在语法的层面上（为我们经验所熟知）陈述事实，也在隐喻的意义上形成分岔和偏离；它既是作者情感、经验和遭遇的呈现，同时又是对这种经验超越的象征；既是限制，又是可能。既然文学作品的意义有待于读者的合作，我更倾向于将文学视为一种邀约，一种召唤和暗示，只有当读者欣然赴会，并从中发现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时，这种邀约才会成为一场宴席。读者之于阅读文本，我以为有些类似于杜牧所说的“丸之走盘”，一方面“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另一方面，“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参见杜牧：《注孙子序》，见《樊川文集》（卷一），陈允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中国古代的阅读理论特别强调意会、冥会和会通，作者所召唤的是一个可能的潜在读者，也就是能够发现文本意图的那个敞开的时间中的读者。而阅读目的只有在发现“模范作者”之后才能实现。冥会和意会，指的就是两者的相遇，不过两者何时相遇，以及能否相遇，这就涉及许多复杂的条件和因素。也就是说，写作和阅读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哪个主动、哪个被动，谁是主导、谁是附庸的关系。阅读的成败取决于两者的会通，写作者的姿态，说到底仅仅是一个邀请而已。普鲁斯特对现实主义的厌倦与憎恶是人所共知的，他认为作者唯一的职责仅仅在于解释，而非记录。而后者最恰当的艺术形式是绘画和电影。写作作为一种解释活动，它仅仅是一幅幅杂乱的速写：相对于绘画，速写并不留意事物的整体、逻辑、因果性及其意义，它所关注的是一些特殊的局部，诸如语调、表情、举止等等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东西。他关注的是所有这些反复出现的声调、表情、举止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普鲁斯特试图编织出一张大网。当他从水中拉起来，网中也许没有一条鱼，但每一个网眼上都布满了晶莹剔透的水珠。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鲁斯特摆脱了捕鱼者的身份，而把自己悄然变成了水滴的收集者。但是，写作作为一种解释，它描述的对象并非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而同时是六十个人，无数件事。参见普鲁斯特：《复得的时间》，见崔道怡、朱伟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424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也就是说，普鲁斯特所要解释的，并非单一平面的事物，而是以复数形式所呈现的所有事物。这些事物储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沉睡、发酵、生长，一件事涉及另一件事，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像水面荡漾开的波纹，又像花朵编织成的花环。同质化 现代交通的发展和传播途径的革命性变化导致了“远方”的消失，使得作者在表达其经验的信心受到打击，其次作者本身在大众传媒的塑造过程中也不可能全身而退，他所拥有的经验也越不具备具体可感的质地，作家成为了同质化经验的牺牲品，也加剧了这种同制化倾向。 追求独特性的经验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我们的经验如何在语言的上下文语境中和复杂的文化系统中得到确认、留下印记并产生特定的意义。 陌生化及其后果 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手法》：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寻找或者创造新形象，而是通过特殊的手法将这些形象重新安排以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艺术和文学的功能之一是感觉事物，而非认知事物，是表现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的感觉真实，而非这一过程的认识论。 陌生化不是怪诞、离奇，而是希望把经验和事物从功利性、被遮蔽的语言方式和习惯中解放出来，通过疏离这一手段恢复我们对事物的感知。 文学和艺术活动本来就是一种带有强烈偏见的激情。偏见不仅仅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也是作者从事写作活动的内在动力之一。 典故与互文 中国文化的一个倾向：沉迷于不断追溯逝去的记忆，打捞被时间所覆盖的历史文化碎片。文学写作既可以看成对过去的记忆，也可以看做一种历史碎片的反复叠加，更是对历史遗迹的凭吊。其中重要的元素是用典。 诗意品读 理性赏鉴 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格非邀您共赴一场华美的文学盛宴。 诗意打通阅读与写作、理论与文本、作者与读者，经典“格非式”的叙述贯穿全书，从迷离的“花非花”开始，一路摇曳生姿，如此的文学盛宴岂能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