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简史

作者简介

马毓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博士，台湾大学法学士，企业人事，收藏家。

内容简介

明朝三座紫禁城 刘伯温说：“南京紫禁城人是打不进来的，鸟倒是飞得进来，比如燕子就可以飞进来。” 皇帝一定是要和其他人不一样，他的尊贵帝位是上天注定，所以，一诏令天下就说“奉天承运”［1］。 中国人向来以龙的传人自居，龙的图案在唐以前，并未被皇室所独占，但是到了宋朝，龙已经成为皇权的象征，皇宫器物常用龙的图案来装饰。北宋哲宗元符年间，政府次颁布禁令：除了皇帝之外，五爪金龙的图案禁止其他任何人使用。 皇帝不但要大家相信他当上皇帝是天命，他是天帝之子，是龙脉传承者，一切礼法、典章制度，所用器物，都围绕着这个前提做文章，甚至他住的皇宫也离不开这个命题，处处讲究。从周、秦汉一直到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的近三千年中，皆是如此。 中国封建社会阶级意识形成后，建筑模仿星象的权力也被统治者垄断——结合天文星象将“天人合一”“唯我中心”体现在都城和宫殿建筑理念之中。战国人石申所著《石氏星经》指出天空的中央是紫微、太微、天市三垣，所以，“中天三垣”的概念常被考虑在都城的建筑中——紫微垣处中心，往往被视为天帝居住的天宫和天帝之子所住宫殿的完美标志。《周礼》中天子“明堂”在概念上指的就是在天空中央的紫微宫。秦始皇的咸阳宫也被称为“则紫微，象帝宫”，效法取象天帝的紫微宫，端居中央。 秦朝的都城设计深受天象影响，在京城营建整体上多方面模拟天象。秦都咸阳的宫殿分布于渭水南北两岸，渭水贯穿国都。波光粼粼的渭水，仿佛星光灿烂的银河，在河上架建宽广的桥梁连接两岸，恰似鹊桥衔接天界，因而在《三辅黄图》中留下了“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记载。渭南的信宫也被更名为象征天极的“极庙”，在阿房宫殿前设置同是奎宿星名的“阁道”，经过正殿的大路当作天文中的“本初子午线”，将这些天象一一体现在都城之中，俨然形成以天下正中、唯我独尊主宰者身份自居的氛围。 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之后，鉴于渭水北岸的秦朝皇宫已成废墟，便选在渭水南岸秦朝兴乐宫一带奠都，命名为“长安”。高祖七年（前200年）开始由丞相萧何主持修建长安宫殿，但萧何自作主张，在秦朝兴乐宫的基础上再扩建后并改名为长乐宫，又在秦朝章台上兴建了规模宏伟的未央宫。 高祖东征归来，见状，勃然大怒，责问萧何：“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萧何答曰：“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刘邦也觉得萧何的这番说辞颇有道理：只有把皇帝居住的宫殿建得壮丽，才能彰显其威严，而且要成为完美的，使后人没有办法再改进、超越。现在虽然已经见不到汉朝宫殿群的全貌，但是从其十余米高及占地五万多平方米的宫殿遗迹可以想见，这些宫殿当年是何等壮丽辉煌。 秦汉时期，礼制上规定皇宫称作“禁中”，到了唐代，人们更是强调皇宫就是天帝之子所居紫微宫的属性，于是，人们开始称皇宫为“紫禁”［2］。从此以后，不再像秦汉偏重京城整体上模仿天象，皇宫不仅要壮丽宏伟，令人敬仰，还要在皇城本身尽量模仿紫微垣星象上下功夫，在建筑规范、名称、尺度及细节上体现天子紫微垣般的尊贵地位。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做得比明朝还要认真。 其实，明朝总共有三座紫禁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打造了两座。 朱元璋出身农民，还当过和尚、乞丐，自然更迫切地希望证明他是上天赐命，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一统天下的皇帝。而容易“晒”其天命尊贵地位的方式，无异于建造符合礼制又讲求龙脉风水的紫禁城，可以无时无刻形象地巍立在皇城之上，让百姓景仰信服。 事实上，朱元璋刚开始专心打造的紫禁城并非南京紫禁城，而是位于他和许多期盼衣锦还乡的开国功臣的家乡——临濠。临濠因位于凤凰山之南，后改名凤阳（今安徽凤阳）［3］。凤阳乃当时的中都，为了取法唐、宋、元都城，朱元璋还派专人前往三朝故都实地考察。凤阳紫禁城之营建可谓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其营建所用材质及华丽程度，远超南京紫禁城及后来的北京紫禁城，不仅“令天下名材至斯”，还遣使到尚未归入图籍的附属国“求大木”。城内木构建筑穷极侈丽，画工彩绘鲜艳夺目，石构建筑华丽奇巧，雕镌图案精美绝伦。重要的是，其规划是遵循《周礼·考工记》中王城制度的规定，严格按照传统的对称原则及中轴线上宫阙的建筑布局。 如果说，北京紫禁城是南京紫禁城的改进版，那么凤阳紫禁城就是明朝紫禁城的母版。虽然凤阳紫禁城曾经是以吴王新宫（南京紫禁城的前身）为原型进行改进的，但终还是凤阳紫禁城建造进度超前。所以吴王新宫在增建成南京紫禁城时，是完完全全以当时的凤阳紫禁城为蓝本。经过前两座紫禁城的建造，北京紫禁城得到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从而使其成为所有紫禁城中的版本。同样的营建经历，在世界中外历史上都不曾再见过。 吴王新宫及南京城的肇建，离不开一位被传颂为“诸葛亮再世”的人——刘基。刘基，即刘伯温，他是朱元璋极其倚重的开国元勋，在朱元璋还是吴王之时，他已被吩咐主持吴王新宫的堪舆营建，《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随着朱元璋称帝及定都南京，南京城的堪舆及营建重任，还是落在了他身上。民间传说一直以为是刘伯温主持修建的北京都城，其实，北京都城及紫禁城开始修建已是他死后三十余年的事。 相传刘伯温为寻觅龙脉宝地建造南京紫禁城，堪舆南京风水，几乎踏遍南京的每一寸地，但是他对如何向朱元璋报告勘测结果伤透脑筋，原来，他发现南京的“龙头之地”竟然在钟山之南的燕雀湖，而且是五百余丈宽、深有百余尺的大湖，湖中如何建造帝王之居？ 姑且不论刘伯温是否真的算出龙头是在燕雀湖中，朱元璋终确实动用数十万民夫和士兵，日夜不停地，硬是把偌大的燕雀湖填平了，然后用了大量的石块和木桩填塞成地基，在上面建起了中国历史上一座经过填湖盖成的皇宫。 现代人若观研南京城布局，再综合历史因素考虑，也将惊人地得出与刘伯温相同的结果。 南京城在明代以前一直是沿着玄武湖至聚宝山这一南北轴线发展的，北部是六朝都城旧址，南部是南唐至元代始终繁荣的原南唐故都。朱元璋攻占南京后，暂用南唐皇宫为吴王府，但是此处腹地狭窄，又接近闹市，搬迁大量居民不易，且将宫殿置于南部闹市区，也不合规制，实在不适合规划帝制规模的宫殿。若将帝宫置于六朝故都宫城旧址，朱元璋又忌“六朝国祚不永”。在玄武湖至聚宝山轴线上的任何位置建造帝宫，均无法跳脱旧城形制的束缚，也难以达到帝宫规模的要求，更何况北部六朝故址和南唐故都旧址皆犯“国祚不永”的大忌，均不可取。南京城西北太接近山区又濒临长江，而明初主要军事威胁来自长江以北地区，建帝宫于此方位将不利防卫。所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位于南京城东北（玄武湖东南）的燕雀湖成为合理的选择。 另一个关于刘伯温神机妙算的传说也替南京紫禁城的历史发展留下了伏笔。 南京城修建完成之后，朱元璋带领刘伯温、李善长、宋濂等一批文武大臣，一起查看刚修好的南京城墙。朱元璋看到城墙修得如此雄伟高大，十分高兴，兴之所至，他对着在场的文武大臣说：“这城墙修得如此雄伟高大，可谓固若金汤，这天底下还有谁能打得进来？” 李善长和宋濂异口同声：“皇上英明，大明基业定能永传子孙千世万代，永垂不朽。”其他臣子亦争相附和，唯有刘伯温在旁一直沉默不语。朱元璋纳闷，就问刘伯温：“贤卿也参加了设计和修建南京城的工作，为何默默不语，你觉得这城墙修得如何？” 刘伯温沉思片刻后说：“陛下，这南京城墙确实坚固无比，他带领的辫子军成为将复辟付诸行动的急先锋。他借调停北洋政府中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机会，于1917年6月7日率领辫子军4000余人进京。 这是一群为保皇复辟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顽固守旧分子，他们一得到机会，就像饿狼麇集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奔向长久以来的共同目标——复辟。 7月1日一大清早，复辟帷幕正式揭开。 张勋身着朝珠蟒服，头戴红顶花翎，率领一干大清遗老大臣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等涌进内廷，拥戴溥仪重新登基。内廷顿时热闹非凡，各方复辟分子蜂拥而上，个个沐猴而冠，现场谢恩之声不绝于耳。当日清廷还连下多道预先准备好的上谕，其中即有《复辟诏》，宣布“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企图为复辟正名，而且公布更改民国六年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又恢复了整套的封建官制。 沉潜已久的前清遗老遗少纷纷粉墨登场，几成殓服的朝服冠靴又成为新贵们争相抢购的热门货，马尾编成的发辫也被人抢购一空，街头巷尾遍插龙旗。一时之间，北京城里百丑登场，群魔乱舞，在一片诡异的气氛中，上演着让全天下看笑话的闹剧。 在一旁冷眼观看的段祺瑞等了两天，看到各地民众反对复辟的呼声日高，反对者日增，便决定背弃当年与张勋支持复辟的约定。他于7月3日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举兵讨伐辫子军，借此制造他“三造共和”的个人功绩。6日，双方接战。12日，辫子军以落败收场，战事结束。张勋狼狈走逃荷兰使馆。 坐了12天龙椅的溥仪，黯然下台。 仍旧因为北洋政府的庇护，无人追究溥仪的罪责，他依然在他的小朝廷里发号施令。但是，他心里清楚，经过这次复辟，小朝廷的命运一定会有所改变，只是迟早的问题，他必须采取行动，准备应对这不可知的未来。 戊戌变法的推动者康有为，即便在大清改朝换代之后，也一直是保皇党中的活跃分子，参与了张勋的复辟行动。段祺瑞和张勋两方交战之时，他见形势不妙，避居北京美国美森书院，得以渡过险境，但是复辟之心未有丝毫稍减。 张勋复辟失败以后，溥仪虽深居宫中，开始和康有为及其英文教师庄士敦密谋再次复辟。为此，康有为风尘仆仆地在全国各省游说实力派军阀。而居住御花园养性斋的庄士敦则成为将康氏信息传递给溥仪的信使。日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查溥仪养心殿住处时，发现了一批他们密谋二次复辟的信件，其中就包括康有为、徐良给庄士敦的函件。清室善后委员会虽曾以此为复辟确凿证据向北洋政府司法机关提告，但这次未能实现的复辟事件，再次因为政府内的清朝遗老的保护而不了了之。 小朝廷因清朝遗老的庇佑，屡屡从政治险境边缘安然走过。但是，经过“洪宪称帝”和“张勋复辟”两次重大政治变故，民众对小朝廷的危害已渐渐有所认识，开始理解小朝廷其实就是复辟的根苗，只要小朝廷存在一天，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就断不了对封建王朝的眷恋，老是妄想“光荣”复辟。 小朝廷一直是复辟思想和行动的基地，若想真正实现民主共和，应该尽早除之。 溥仪已经警觉到大环境对小朝廷越来越不友善，他的这个“觉悟”来的并不算太迟，所以已经开始做准备，但对紫禁城来说，这却是另一次掠夺的开始。 国家宝贝攒着花 这些财宝每一分钟都在被赠送、出售或典押，甚至被偷窃。 1917年，溥仪在乾清宫被拥立当了12天的皇帝，又匆匆下台。在政权交替中，人们不慌不忙地把合适的旗子挂上，老百姓家中干脆同时准备了共和旗和龙旗，好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动。与此同时，社会进步的脚步没有因此停下来，期盼民主和重视科学的思想已经在民间广泛地传播开来。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和民众觉醒正在此时的中国悄然发生着。 外界的变化在紫禁城内廷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溥仪已经警觉到，《清室优待条件》和袁世凯的保证已经不能依靠，清皇室享有的优厚待遇总有一天会结束，而且这一天可能比想象中会更早到来。 溥仪为了给自己出宫后的生活留后路，开始将宫中大量珍藏以赏赐的名义给了自己的弟弟溥杰，以便将其名正言顺地带出宫去。溥仪和溥杰的“一赏一受”， 其实就是“监守自盗”，而且是按着计划执行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渐渐懂事，溥仪已经十分清楚，复辟大清帝国的愿望和出宫后维持像样的生活都需要大量金钱。于是他未雨绸缪，打起了宫里值钱的字画和古董的主意。 当内务府大臣和自己的老师们清点宫中字画时，溥仪就从他们选出的上等字画中挑出好的，以赏赐溥杰为名，将其运到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所以，从1922年7月13日到12月12日，整整五个月，溥杰每天到内廷上课后回家时，必定带走一个大包袱。 利用这种途径，偷运出宫的都是不可多得、极其珍贵的古董字画，其中就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钟繇、怀素、欧阳询、宋高宗赵构、宋徽宗赵佶、米芾、董其昌、赵孟頫等人的真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稿，还有唐阎立本、王维的人物画，宋马远、马麟的画及夏圭的《江山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名作。他们趁机还把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宋元明版古籍书珍本全部运走了。 就这样，他们前后总共运出大约1000多件字画，200余种宋元明版古籍。 以赏赐的名义流失的珍宝字画，也有不是溥仪蓄意为之的。溥仪过去经常将一些名贵的字画珍籍赏赐予人，主要是他身边的老师们，如宣统八年十一月十四日（1916年，溥仪当时11岁）的单子记载着： 赏??陈宝琛?晴岚暖翠阁手卷一卷 ???伊克坦?米元章真迹一卷 ???朱益藩?赵伯驹玉洞群仙图一卷 ???梁鼎芬?阎立本孔子弟子像一卷 溥仪后来回忆说：“这类事情当时很不少见，加起来的数量远远要超过这几张纸上的记载。”他又说：“我当时并不懂什么字画，赏赐的名目，都是这些内行的专家自己提出来的。”南唐顾闳中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和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宋摹本就是这样被溥仪随手赏给了梁鼎芬和朱益藩，他的两位老师。 这些老师还常以“借”的名义，借出珍贵字画，可往往有借无回——他们借机将宫中之物据为己有。曾有一份《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古玩等糙帐》，是宣统庚申年（1920年，溥仪时年15岁）记的，“诸位大人”指的是陈宝琛、朱益藩，下面或有注“收回”，未注“收回”字样的应该就是已被大人们占为己有了。 溥仪对于北京城里掌有实权的人物一点也不敢怠慢，总是借着他们的生日或新年，以馈赠宫里收藏的古玩字画，作为巴结笼络他们的手段。1923年，曹锟当上大总统之后，溥仪就送给他一份丰厚的生日礼物，包括哥窑天盘口大瓶2件、嘉靖青花果盘2件、玉雕云龙大洗1件、白玉双管甲扁瓶1件、白玉诗意山子1件等21件珍玩，礼品确实琳琅满目，出手的派头就是要令人印象深刻。诸如吴佩孚、徐世昌、张作霖等显赫政治人物自然都是他巴结的对象。 他也曾刻意向日本示好。1923年9月东京大地震之后，溥仪特别选了一批价值不菲的古董字画，送交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代替现金作为赈灾之用。那批捐赠的价值估计绝不低于30万美元，约相当于100万银元，在当时是极大的一笔数目。为同一次震灾，和日本政府关系友好的北洋政府也只不过拿出了20万银元来赈灾。当时，表面上看起来只是溥仪个人的一次义举，但是从后来日本政府包庇溥仪和帮助他进行“满洲国”的复辟行动，可以推测出他讨好列强，应该早已是他深藏心中的复辟计划的重要步骤之一，只是宫中的宝物又成了被利用的无辜工具。 小朝廷开销繁重，虽有民国政府一年四百万银元的拨款，仍是入不敷出，为维持小朝廷的排场，溥仪不惜拍卖或典押宫中的珍贵文物，典当珍品从来也没有赎回的打算，许多稀世珍宝就这样流落民间，有些从此永远回不了家。 广为人知的一次典押，莫过于由溥仪岳父荣源经手的那一次。抵押合同日期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31日，签字双方的一方是内务府的绍英、耆龄、荣源，另一方是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甘斋，抵押品有金钟、金册、金宝和其他金器，抵押数额80万银元，期限1年，月息1分。合同内规定，40万银元由16个金钟（共重111439两）作押品，另40万银元的押品则包括金宝10个，金册13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共重10969.796两）；不足十成的金器36件（共重883.8两），嵌镶珍珠1952颗，宝石184块，另外还有玛瑙碗等珍品45件。单就这后一笔的40万银元抵押来说，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物件以金块价折卖，其余的珍宝则完全白送。 押品中的16个金钟，就是乾隆为庆祝自己的八十大寿，下令从全国各地征敛黄金，铸造的16枚精美绝伦的纯金编钟。作为昂贵之乐器，当之无愧。它不但不同于以往的编钟使用青铜铸造，发音原理也非按编钟大小而有高低不同，这组16枚金钟基本上大小一致，完全是依照钟壁的厚薄不同来调节声音的高低，厚度的变化仅仅在1.2到2.2厘米，钟壁越薄，音调越低，反之则音调越高。铸成之后，每逢紫禁城的重要典礼，乐师都会敲击这组金钟演奏。在宫中的100多年间，它见证了清朝的荣盛与衰败。这样的国宝，就这样被典当出去了。 这一切的一切，宫里的人看在眼里，自然人心惶惶，也不得不担忧自己的前途，各自在暗地里替自己未来的生计打算。 紫禁城表面平静，里面却混乱失序，盗窃活动异常猖獗。溥仪大婚刚过，“皇后”凤冠上的全部珍宝就都被偷换成了赝品。他回忆说： 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人不偷的，而且尽可放胆地偷。偷盗的方式是各有不同的，有拨门撬锁秘密地偷，也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的偷。太监大都采用前者方式，大臣和官员们则是用办理抵押或标卖，借出鉴赏，以及请求赏赐等等，即后者合法的方式。至于我和溥杰采用的一赏一受，更是的方式。 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在《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中对这个现象曾经有这样的描述：“这些财宝每一分钟都在被赠送、出售或典押，甚至被偷窃。” 庄士敦告诉溥仪，在北京地安门内的烟袋斜街新开了许多古董店，店内卖的古玩几乎都是货真价实的内府珍品。稍加打听，就知道这些店的老板不是宫里的太监就是内务府的官员，溥仪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紫禁城当时藏宝多的地方是建福宫。溥仪说他曾经在16岁那年，出于好奇，要太监打开了其中的一座库房，他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随便打开一个，全是手卷书画和非常精巧的玉器，这些都是乾隆皇帝喜爱的珍玩。后来，连他自己大婚时用的物品和全部礼品也都存放在这里。 他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少财宝，没有个数目，“这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他当时就下令清查宫里的藏品。 建福宫的清点才刚开始，宫里就着火了。据说那场火还是东交民巷的意大利公使馆消防队发现的，消防车开到紫禁城叫门的时候，守门的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结果大火将建福宫花园及其附近的宫殿建筑烧成了焦土，大量文物珍宝毁于一旦，究竟烧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个谜。 据内务府所说，烧毁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古书几万册。但是光灰烬里被烧熔的金、银、铜、锡，内务府找北京的金店来投标，一家金店终以50万元的价格中了标，据说只是从熔化的金块、金片中就整理出17000多两黄金。内务府把剩下的灰烬装了许多麻袋，分给内务府里的人，其中有人把从麻袋的灰烬里提炼出的金子，做了两个直径和高度都是一尺上下的黄金坛城，送给北京的两座寺庙。可见这场火灾损失之巨，实在难以估算。 结果，逊帝溥仪的反应就是，下令把火场清理后，将那里改成供他个人消遣的网球场。 一时政变促离宫 他了解情况后，心里已经有数。虽然他一向担心、怕发生的事终还是发生了，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是让他们上上下下惊慌失措。 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一直是民主共和的隐患，帝制复辟的温床。建福宫大火之后，在国人的一片谴责声中，溥仪搬出紫禁城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这个历史必然的真正发生，却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命运把这改变历史的机遇留给了冯玉祥。 1924年11月4日的北京寒风凛冽、黄尘蔽天，一辆黑色小汽车疾速驶抵旃檀寺门口。这里在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之后，已经成为倒戈军的总司令部。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调动亲信鹿钟麟部队秘密回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所有北京要冲和重要机关，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将总统曹锟囚禁于南海延庆楼。新任京师警察厅总监张璧从车上下来，飞快地进入大厅。 冯玉祥正在大厅等着他。 “打电话叫你来，就一件事，过去跟你谈过。明天你就去办吧！”冯玉祥开门见山地布置任务。但是张璧想不起来是什么事情。 冯玉祥哈哈大笑，直接点明了说：“怎么，忘了？就是那个小孩的事嘛！” 张璧想起来了，原来冯玉祥指的是要他驱逐逊帝溥仪出故宫。 冯玉祥接着愤愤不平地说：“我心里搁件事，这次非抓紧不可！”“民国六年张勋复辟，破坏共和，捣乱虽在张逆，祸根实在清廷。看样子不取消《清室优待条件》，不把逊帝那小孩请出宫，今后难免有人再搞复辟，今后共和政体势难安宁！” 张勋搞复辟时，冯玉祥曾经率军讨伐过张勋的辫子军。结果，张勋逃进荷兰使馆，逍遥法外。段祺瑞以讨逆名义，赶走张勋恢复共和后，身为前清旧臣的段祺瑞，重揽政权当上国务总理，溥仪也得以继续安居廷内，不曾受到干扰。冯玉祥当时就十分不满，曾两次通电，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取消《清室优待条件》，段祺瑞也只随便敷衍，发了一道通缉复辟诸犯的电令后，就不了了之。1918年徐世昌继冯国璋就任大总统后，竟明令赦免张勋，就更成为冯玉祥一直心中纠结的一件憾事。 他趁着自己可以左右北京政局，黄郛摄政内阁刚组成之际，就抓紧操办这件事了。 冯玉祥继续向张璧交代：“摄政内阁今天下午六点开会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即日起请溥仪出宫。由瑞伯（鹿钟麟）、你、李煜瀛（李石曾）三个人明天一早就到故宫执行。” 鹿钟麟时任京畿卫戍总司令，自北洋新军学兵营与冯玉祥相识后，追随冯玉祥戎马生涯近40年，成为其麾下一员名将。因其人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故有“鹿小鬼”之绰号。李煜瀛，字石曾，是晚清大学士李鸿藻第三子，早年留学法国，后与张人杰、吴稚晖等创办《新世纪周报》，宣传无政府主义。1917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20年任中法大学董事长。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为当时京城教育文化界名流。有人认为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是觊觎宫中珍宝或另有政治目的，用意多有不可告人之处，冯玉祥等人就是看重李氏的国民代表身份和社会影响力，力邀其参与行事，可表明“逼宫”合乎民意，出于公心，借以杜绝可能出现的流言蜚语。 同一时间在紫禁城内，溥仪和他的后、妃、皇室人员自从7年前张勋复辟失败后，从不曾如此忐忑不安过。曾经全力维护清室的总统曹锟竟然垮台，还被这位反大清、反帝制、讨张勋的冯玉祥拘禁起来。长久以来一直驻守故宫和景山的1200多个士兵，今天也刚被冯玉祥的国民军缴了械，即将被改编到北苑部队，追究原因，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只表明是为了“统一军权，维护治安，别无他意”。 溥仪只能强作镇静，拿《清室优待条件》和袁世凯的手谕承诺自我安慰。如果做坏打算，即便这护身符真的不管用了，在过去的13年里，曾经费煞苦心的用“赏赐”“借出”种种名义，偷偷从紫禁城运出的不少珍贵古玩字画，就是防着被赶出紫禁城的这一天，能为将来的生活派上用场。 可是，这晚他还是翻来覆去，无论怎么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宝熙和侍卫大臣荣源准备前往养心殿参加溥仪的“御前会议”，刚离开隆宗门附近的值房，转了个弯，朝北走，远远地望见十几名身着灰色军服的士兵和二十多名警察从西侧雨花阁前绕过来，带头的三个人就是鹿钟麟、张璧、李石曾。 平时，不要说是大批军警进不了内廷，就是民国政府政要进宫，也要通过宫内太监先行禀报，断无未经禀报擅自入内之事。所以，看到这批军警，他们不仅吃惊，应该说是恐惧万分。 隆宗门是通向内廷要地养心殿的要道，在清代一次被强行进犯，还是在嘉庆年间，林清起义军攻打紫禁城时，就曾攻进西华门、隆宗门，后来受阻于内右门外，才未能直取养心殿，隆宗门上的牌匾至今还看得到当时的箭镞，是嘉庆皇帝为警示后人特意下旨留下的。 这些日子，为了保护溥仪、婉容、文绣及同治皇帝两位遗孀居住的养心殿和西六宫一带的安全，平日总是加锁加封，严禁出入。这也是绍英等人朝北绕路走的原因。他们万万没有料到鹿钟麟等无声无息地已经深入到禁卫要地隆宗门附近。 其实在此之前，鹿钟麟等一行人早已来到北侧神武门和北上门一带，继前一天缴了故宫、景山守卫士兵的军械，他们又缴了两门卫兵及神武门外营房里共480名警察的军械，留下带来的少数军警看守神武门和内廷主要通道，随后才率领其余军警直奔隆宗门值房。 到了值房，主要目的就是向内务府传达摄政内阁修正《清廷优待条件》决议的内容，而决议大致内容是：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宣统尊号，与公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政府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特支200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优先收用旗籍贫民。溥仪即日移出宫禁，可自由选择住所。一切私产归清室，公产归政府。执行者为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和国民代表李石曾。 绍英等四人读完决议，互相对看，好久说不出一句话，脑中可能已闪过将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悲惨日子，剩下50万远不够溥仪过日子，哪还有他们的油水可揩，更别说马上得离开他们熟悉的宫禁。老于官场世故的绍英强作镇定后说：“好！好！我们这就转达皇上。” 鹿钟麟喝住：“慢！都这时候了，你还‘皇上皇上’的！你看过修正条件，还能再叫‘皇上’？” 绍英对着李石曾：“您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难道您忍心有此一举？”李石曾只是淡淡一笑，没做声。 绍英又朝着鹿钟麟：“您和故相鹿傅霖是一家人，求您个情，务请不要逼迫过甚！” 鹿钟麟声严厉色道：“我们是前来执行内阁命令。何尝逼迫你们？要知道，原来的优待条件根本不合情理，如今的修改条件，对清室仍属破例照顾。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 绍英一行人这才急忙赶去向溥仪报告情况。这时的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苹果，他了解情况后，心里已经有数。虽然他一向担心、怕发生的事终还是发生了，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是让他们上上下下惊慌失措。 他们找尽理由哀求宽容搬家的时限，从一个月、十天，后要求三天。几次交涉，鹿钟麟坚持废帝必须“当日”出宫！ 李石曾还表明：“凡属私产，先可不必收拾，门上加锁加封，日后来取。至于宫内所藏历史文化物品，均系国宝，只能封存宫内，收归国有，不能归爱新觉罗一人一姓所有。” 见绍英还在犹豫，鹿钟麟对着副官大声吩咐：“传我的话到景山，事情尚在磋商，要他们两个钟头内切勿开炮！”接着掏出怀表，看了一眼说：“现在是一点多钟，等到三点为止！”话虽是对副官说的，其实是说给绍英四人听的，显然是当时鹿钟麟为逼宫耍的小心机。 就在这个时候，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收到宫中有变的消息，正好赶到，绍英等就随着载沣直奔溥仪处。 一个多小时后，绍英等人回到值房，作了大清、民国交接年代很容易理解的一个动作。他向鹿钟麟交出了两方宝玺，一方是“皇帝之宝”，一方是“宣统之宝”。 没多久，溥仪及其妻妾、载沣在前，绍英、耆龄、宝熙、荣源、太监宫女等在后，缓缓走出御花园，登上国民军开到顺贞门前等候的五辆汽车。鹿钟麟、李石曾乘辆，溥仪、载沣等乘第二辆，溥仪妻妾及宫女乘第三辆，张璧等人乘第四辆，绍英等人乘第五辆，依次驶出神武门，径赴醇王府。 从宣统元年元月元日起就挂在宫内，逐日按宣统纪年更改日期的日历牌子，也被摘了下来，牌子上写的正是这天溥仪出宫的日期。 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 到此，帝制总算彻底走进了历史。从此，皇室也永远告别了紫禁城。 小朝廷回归梦碎 这封义正词严的复信发布后，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睹。不但重挫清室遗老妄想恢复优待条件的企图，粉碎溥仪重归小朝廷的梦想，也间接批评了执政府从中维护清室利益的言行…… 皇帝走了，皇宫仍在，皇宫紫禁城的未来何去何从？这一次又轮到由谁来做主？ 溥仪被驱逐出宫，北京城里到处响起了鞭炮声。但是局势变化之快，不由得让人觉得这次逼宫的胜利纯属侥幸。因为冯玉祥很快失势，黄郛的摄政内阁也仅仅维持了22天便结束，取而代之的，仍旧是十分眷顾大清皇室的段祺瑞，他对逼宫一事便极其反感。 这一切起因于冯玉祥希望能改善军阀割据局面，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临行前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割据。这恰好刺痛皖系段祺瑞和奉系张作霖两个军阀头目的切身利益，为保持割据局面，两人决定联合抵制孙中山与冯玉祥势力的发展。张作霖违背先前对冯玉祥的许诺，调奉军入关，又和段祺瑞共邀冯玉祥天津会晤。 结果，冯玉祥鉴于自身军力单薄无力对抗，被迫同意与张作霖、卢永祥等共同推举段祺瑞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由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11月24日张作霖率兵进京，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宣布“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段祺瑞的上台，张作霖的进京，冯玉祥的失势，让原来对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一直怀恨在心，伺机反扑的清室遗老王公旧臣们欢欣鼓舞，开始为恢复优待条件、溥仪回宫明里暗里的大肆活动起来，不但频繁奔走于段祺瑞、张作霖府邸之间，还到处散播流言蜚语，造谣中伤冯玉祥，攻击反对为处理清宫遗绪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 冯玉祥辞职第二天，逊清皇室人员马上出来声明“所有清室修正优待条件，不能认为有效”，溥仪本人更是登报声明出宫时的签字是因为受到胁迫。 逊清皇室离开紫禁城之后不久，黄郛摄政内阁即公布通过《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该条例公布6天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长为李石曾，除清室代表，委员会同时聘请了汪精卫（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陈垣、沈兼士、鹿钟麟、张璧、俞同奎等名流担任委员，其职责就是进行清宫公产私产的认定及一切善后事宜。中国历代各朝更替，都有前朝宫中收藏文物为新王朝接收的传统，所以清室善后委员会认为清宫中历代宫廷传世之宝，都应归于全民，属于民国政府所有。 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召开的次委员会，身为清室代表的五名委员不但拒不到会，还以清室内务府名义致函临时执政府，公然声明“碍难承认”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后委员会如有决议事件，亦不能认为有效”。 清室遗老敢如此公然抵制清室善后委员会，是仗着有段祺瑞这个不忘故主的大靠山和他的秘书长梁众异，梁众异和清室遗老陈宝琛等私交甚笃，不但成为他们在府中的耳目，暗地里还常替他们出点子。他们也因此自信稳操胜算，越加肆无忌惮，更不把清室善后委员会放在眼里。 清室善后委员会原定在12月22日进行的点查预备会，因执政府内务部公文的阻挠而被迫停止。 这时，一位叫庄蕴宽的人挺身而出。当年袁世凯称帝时，全国六十位议员有五十九位支持，只有他一人冒死反对，从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威望。后来他被民国政府委任为审计院长，此时也成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监察员，参与推进清点宫中财物的工作。他极力保证清室善后委员会执行的公允和正当性。 内务部总长龚仙洲也认同庄之见解，呈摺段祺瑞说明清室善后委员会所订清查规则“均尚缜密周妥”，建议“不妨仍照该会原议办理”。他因病住院，及嘱其次长王耕木面陈段祺瑞，商量解决之道。 阅了呈摺，秘书长梁众异依然坚持要清室善后委员会停止点查。段祺瑞对溥仪出宫及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立一直不满，早就迁怒于冯玉祥和李石曾。虽然李石曾在他就任临时执政的第二天，特意拜会他并对此二事有所解释，但二人言语来回之间多次冲撞，更加深了他对李石曾的不满。李石曾在这次清室善后委员会不执行执政府停止点查的命令，更是令他恼火。 但是，当着内务部次长的面，他又不便驳回龚总长的建议，一时忍住没有发作，只是吩咐说：“可以就适才大家谈到的几点，用内务部名义，再补充几点办法，送清室善后委员会执行。” 补充办法拟了五条，段祺瑞这才在龚总长呈摺上亲笔批下“可，如拟办”四个字。 这四个字，就等于在法律上确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存在。这样李石曾这些人，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带着一批北大系的学者进入故宫。 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工作的正式开始，就在1924年12月24日这一天，在李石曾的带领之下，首先从乾清宫开始，按规定，每一个宫殿的物品按千字文次序，编一个字，然后依次编号。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木踏凳子，就把它登记下来，成了天字号文物，当然也成了日后茶余饭后的笑料。 当时对参加点查的工作人员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一要有铺保，即商家为其作保，若人员有窃盗等不轨行为，商家承担赔付责任，二要有人保，即商家换成社会人士，亦承担出问题后的赔偿责任。 当时把点查叫“出组”，工作完毕叫“退组”。出组时大家必须在一个地方一起工作，绝不能单独行动。点查初期正是隆冬时节，宫内又不能生火，为预防偷窃情事，他们用带子扎紧袖口，结果两手在寒风中根本无处可藏，有时点查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墨盒里的墨，毛笔的笔尖常被冻成冰块。而清点工作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毫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制定出一系列严谨的规定。每次出组的名单都印着组长和组员的姓名，具体流程包括查报物品、登记、贴票、事务记载。每次退组都要贴封条上锁，同时要求所有退组工作人员留下影像，以备日后查档所需。经初步清查，清廷遗留下的文物有117万件之多。清宫宝物的未来，值此多事之秋，注定一时还摆脱不了命运多舛的起伏。 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成立一周后，孙中山先生抵达北京。清室遗老旧臣绍英、耆龄、宝熙、荣源四人联名给中山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溥仪被逼仓促出宫，违背《优待清室条件》，即不合约法第六十五条，因此，请求中山先生维护民国信用，保守信义，为逊清“主持公道”。此信攻击矛头直指已经倒台的黄郛内阁及冯玉祥将军。 1925年1月6日，孙中山要汪精卫按其意起草，用秘书处名义回复，逐点驳斥绍英等四人的无理要求。复信开头即言：“凡条件契约，义在共守。若一方既已破弃，则难责他方之遵守。民国元年之所以有优待条件者，盖以当时清室既允放弃政权，赞成民治，销除兵争，厚恤民生，故有优待条件之崇报。” 信中列举逊清皇室所为事实，直指清室已将民国元年《清室优待条件》及民国三年《优待条件善后办法》“毁弃无余”—— “乃自建国以来，清室既始终未践移宫之约”。 “而于文书契券，仍沿用宣统年号”。 “对于官吏之颁给荣典赐谥等，亦复相仍弗改”。 民国六年复辟罪人张勋既死，清室又予以“忠武之谥”，明示“复辟之举，实为清室所乐从。” 复信接着明确表示：“综斯数端，则民国政府对于优待条件势难再继续履行，吾所以认十一月间摄政内阁之修改优待条件及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 这封义正词严的复信发布后，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睹。不但重挫清室遗老妄想恢复优待条件的企图，粉碎溥仪重归小朝廷的梦想，也间接批评了执政府从中维护清室利益的言行，对黄郛内阁修正优待条件及冯玉祥促成溥仪出宫的举措给予支持，这对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有鼓舞肯定的作用，更是为故宫博物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清室善后委员会认为，依照国际惯例对皇室宫殿处理的方式应该尽早对公众开放，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故宫应该成立博物院，而早提出这个动议的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在这20世纪初期西风东渐、新旧交接、矛盾机遇共存的时代，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带领北京大学迎接五四运动，真正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此时的北京大学，培养的不再是封建官场的候补官僚，而是充斥着自由思想，向往全新社会发展的“现代公民”。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是追求革新的戊戌变法仅存的成果，刚好坐落在紫禁城北侧紧邻的马神庙和嘉公主府旧邸。 溥仪出宫前，固守着紫禁城，维持着他宣统年号。每逢初一、十五，身着朝服的清室遗老招摇过市入宫“朝觐”的情景，民国老百姓见多了也只是见怪不怪，但在仅一街之隔的北大教授学生看来，却是一件极其荒唐可笑的事情，对于旧皇宫内种种荒诞戏码很难不生发出改变的欲望。 处在如此蓬勃发展的思想激荡中心，将故宫建立为博物馆［1］已经呼之欲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非常重视为公众服务的博物馆，也极力推崇西方将注重实物的博物馆作为教化公民之地的重要手段。鉴于清室不断以赏赐、出借等方式将故宫历代珍藏盗运出宫，招致原属国家文化遗产流失，经蔡元培等学者的倡议，终于在1913年冬，北京政府决定接收清廷在热河、辽宁两地行宫的文物20余万件，开始在故宫南半部的武英殿、文华殿分批轮流展出，是为古物陈列所，开故宫博物院之端。 应该说，古物陈列所的开设为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开了先河，它既创造舆论氛围，也积累了相关经验。只是民国乱世，政局不稳，溥仪小朝廷仍在，博物院的真正成立没想到竟是12年之后的事。 搁置十多年的故宫博物院，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才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很凑巧但不意外的是，在故宫博物院建立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石曾来自北大，当时他是北大生物系负责人。不仅如此，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初的中坚力量，多是北大的重要教职员，如代替蔡元培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的蒋梦麟是北大代理校长，还有李玄伯（法文系）、沈兼士（国学研究所）、俞同奎（化学系）、袁同礼、徐鸿宝、马衡等，延请的顾问如文史大家朱希祖，史学大家陈垣，胡适、鲁迅等都是北大资深教授。 特别是北大文学院的“三沈二马”。“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两兄弟。沈士远是《庄子》专家，沈尹默讲《诗经》《楚辞》；沈兼士讲小学音韵，《说文》释义。马裕藻当时是文学系系主任，马衡研究金石学。他们五人在民国初期学术界名噪一时，都在故宫博物院创建初期参与工作。如沈兼士先担任文献馆馆长，后又兼任图书馆馆长；沈尹默担任古物馆专门委员；马衡担任古物馆馆长，后又任院长。他们参加初的文物点查工作天天出组，毫不怠慢。其他年轻些的工作人员，也多来自北大文学、史学、法学院和国学研究所，如：单士元、庄尚严、朱家济、董作宾、傅振伦……，实在无法一一列出。 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北大的精神，还竭尽所能地丰富完善博物院的一切：陈垣要求整理文献要“秤不离砣”，过程中连档案包装都不许丢失；马衡带领古物馆进行传拓，所有专门的技术人员都从北大借调；沈兼士极力强调将新发现史料文献迅速出版，并将书画珍玩结集出版以飨大众；庄尚严从故宫次对外展览就洞悉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弱点，呼吁学界直视问题所在；傅振伦利用故宫文物出国展览的机会，汲取国外博物馆经验，提供有效改良建议……诸如此类，故宫博物院一开始就能架势不凡，真是得益于这些精英的力量。 回顾故宫建院初期的历史，可以大胆地说，故宫博物院建立初的精神准备，正是来自以李石曾为代表的北京大学。90多年前，正是这些人，以及他们在学术和工作上的成就，将刚诞生的故宫博物院和北大联系起来；将90多年前故宫博物院所能达到的状态，和北大联系起来；也因为北大人的介入，故宫博物院才能更加独立于北洋政府的控制，得到自我的充分发展。 翻开紫禁城的下一章——故宫博物院，新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 伍 皇宫变成博物院 （1925—1949） 故宫初期历险难 在故宫博物院的挣扎萌芽期，有一批忠诚的守护者……即使在千军万马之前、生命危急之时，他们仍旧大义凛然从容抗拒恶势力，为的就是把故宫完完整整地呈现给大家，传承给下一代。 1925年10月10日，就在这一天，紫禁城乾清门广场前聚集了3000多位重要人物，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了一个新匾额，是李石曾写的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大家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开幕典礼前来。皇室宫殿，这数百年来的禁地，从这一天起，将对外正式开放。 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今以后，这里不再是皇宫，而成了一座博物院。 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走进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这浓缩中国建筑艺术精华的宫殿群，这庋藏深宫里的大量历代珍贵书画瑰宝，原属于过去明清皇室的专享，从这一天开始，一一展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之前。 为了这一天的早日来到，一批幕后工作人员，其中大多是北大师生，完全不计较工资微薄，尤其像李石曾、易培基、庄蕴宽、陈垣等特聘无酬领导们，无不积极参与工作，每次点查必到，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成立博物院，因为他们知道，溥仪为能回归紫禁城，处心积虑，博物院一天不开，他们就无法不担心，而且后来点查中的发现，证实他们的担心是对的。 1925年的7月31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溥仪养心殿卧室时，发现清宫遗老梁金、康有为和溥仪串通密谋复辟的文件，文件中有要清室“速自设博物馆，连合中西，共同筹办”。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清室遗族打算极力先争取故宫的主控权，以待配合复辟的良机。鉴于当时北方时局动荡不安，应尽早开放宫禁，杜绝觊觎者之心，成立博物院迫在眉睫。清室善后委员会遂决定不等点查全部完毕，立即成立故宫博物院。清室善后委员会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李石曾担任理事长，暂不设院长，由理事长主持院务。 就这样，故宫才开放两天就涌进了50000多名参观者。其实，这时的故宫博物院只开放了故宫的后半部，除了展现旧礼制维持原状的重要宫殿，其他配殿及原来空闲的宫殿则特设古物、图书、文献等多处专门陈列室。这让民众有机会透过实物接近皇家文化及经典艺术精髓，同时此举实际上阻断了清室遗族重返故宫的计划，故宫博物院主事者也成了他们的心头大恨。 五个月后，“三·一八”惨案［1］发生，段祺瑞执政府枪杀多名示威爱国志士，示威原本是抗议八国不合理撤防要求的爱国行动，被转嫁为李石曾、易培基等鼓吹共产主义引起的暴动，导致惨案的发生，而他们被嫁祸通缉的真正原因，就是在故宫问题上长期跟段祺瑞执政府对立。 李石曾、易培基走避通缉，故宫博物院顿时龙无首，只得推举德高望重的庄蕴宽实际负责院务。由于当时故宫无人负责，鹿钟麟派驻故宫的部队也因奉军战场失利必须撤退，故宫将陷于无部队保卫的困境，庄蕴宽才毅然接下“维持员”这个苦差事，结果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难题不断，而且一个比一个难对付。 他先借调内务部的警察队承担故宫保卫的任务，又以私人名义向银行贷款以维持院里开销。直鲁联军进京后，提出故宫腾出房子供军用的要求，他又周旋京畿警备总司令部出面制止，当大军开到神武门前准备进入，冲突即起之际，幸亏总司令部参谋及时赶到，化解危机。 代理总理杜锡珪走马上任后，因为他既是吴佩孚系人物，又是原清朝海军宿将，逊清遗老认为有机可乘，一方面以清室内务府名义上书国务院，一方面由康有为致函吴佩孚，公然提出“恢复优待条件，并迎逊帝回宫”的要求，希望借吴佩孚之力，推翻冯玉祥先前不利于清室的种种安排。当时报纸揭露了清室遗老的这些活动，也发表了大量各界谴责清室意图的消息。直到吴佩孚迫于形势，撇清自己帮助“复辟”的嫌疑，不再插手，杜锡珪内阁终否决了清内务府的上书，这次策动溥仪返宫的活动才有所收敛。 但是，另一批清室遗老又开始蠢蠢欲动。杜锡珪内阁经过秘密磋商，决定结束清室善后委员会作为故宫博物院维持员的工作，另外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来接管故宫，前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分别被推举为正、副委员长。在赵尔巽、孙宝琦的鼓动下，迎接溥仪回宫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代表清室善后委员会的陈垣、庄蕴宽坚持不退缩，强烈要求仔细点交清楚才能交接，而赵尔巽、孙宝琦只希望一切从简办理，好立刻交接。 企图依附赵、孙回宫的投机分子自然对陈垣怀恨在心，竟然暗地里勾结军阀宪兵逮捕陈垣，借机报仇，同时施加压力，迫使庄蕴宽尽快办理交接。庄蕴宽四处奔走营救陈垣，国务院仍持续施压催促交接，终因陈、庄的坚持，赵尔巽、孙宝琦没能顺利接管故宫，愤而辞职，杜锡珪这时也辞了代理总理之职。好不容易，故宫又一次脱离了险境。 杜锡珪内阁解体后，故宫终于摆脱保管委员会的纠缠，但又再次进入无人负责的状态。为了保卫新生不久的故宫博物院，李石曾发起组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并致函国务院，未料等待回函期间，赵尔巽因交接不成，对庄蕴宽的不配合耿耿于怀，怂恿军阀张宗昌下令逮捕庄蕴宽，围困庄宅直到深夜一点，幸亏张作霖部属解围。惮于时事多变，李石曾不再徒劳等待国务院回复，遂于1926年12月9日成立“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吸纳学者、官吏等各方人士共同参与，集合群力，暂时继续主持故宫博物院院务，但是维持会所遇难题和维持员时期相比，也不遑多让。 张作霖就曾三次染指故宫，插手故宫事务。首先是清室要求发还寿皇殿清帝后像风波。寿皇殿在景山之北，是供奉清帝后像所在，因年久失修，有漏雨毁损帝后像之虞，所以移放至宫内，后此事虽以帝后像放回寿皇殿告终，清室也视之为胜利。其实，寿皇殿也是归故宫博物院管理的宫殿，自无所谓交还。但此风波全因清室载涛恳请张作霖施压而起，借张之手伸进故宫之序幕。 几个月后，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严重短缺，职工薪津无法按时发放，工作无法展开，所以决定出售永寿宫的银锭、金砂、茶叶，以解燃眉之急，却因张作霖一纸命令暂缓执行，就一直被耽搁无法执行下去。事隔许久之后，才由原清宫内务部人士透露：有人密告这是为南京政府北伐筹措军费之举，所以向故宫展开侦查工作，终因诬告内容并非事实，毫无所获才结束侦查。而安国军政府对故宫的猜疑，导致势必接管故宫的决心从此更加重了几分。 一直到了1927年的8月，张作霖又促使国务院决议清太庙、堂子改归内务部管理，存于大高玄殿的军机处档案则归国务院保管。维持会决定放弃清太庙、堂子，而力争有史料价值的档案。 任何人都打不进来，但是……” 朱元璋和周围的人听到“但是”两个字，都竖起了耳朵，想听下去，朱元璋马上接着问：“但是什么？赶紧说。” 看了一眼朱元璋，再看了一眼其他人，刘伯温说：“南京紫禁城人是打不进来的，鸟倒是飞得进来，比如燕子就可以飞进来。” 大家一听，哈哈大笑，以为是玩笑话，唯独刘伯温还是没笑。他没笑是因为他话中有玄机，朱元璋和当时到场的一些人一直到死都不明白，倒是当时在场的活到朱棣打进南京那天的人，他们才明白刘伯温的话不是说着玩的——刘伯温说的燕子，就是燕王朱棣。 朱棣，也是日后建造北京紫禁城的明成祖。 嘉靖不走东华门 紫禁城作为重要的礼仪上演场所，它的建筑也处处显示了规范礼仪的作用。 朱厚熜准备继承皇位，一路疾行到北京，到了宣武门外，忽然不走了。 马上就要登上皇帝宝座，还有什么需要犹豫的？原来，礼部安排的继位礼仪是要朱厚熜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而不是由午门。 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会注意到，东华门的门钉只有八行，而其他三座门——午门、西华门、神武门——的门钉却有九行。这一细微的差别，在将近五百年前，曾经引发了一场撼动朝野的政治风波。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他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所以，皇太后决定由他的堂弟湖北藩王朱厚熜继承皇位。而礼部安排他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先到文华殿追认武宗的父皇为父，获得皇太子的身份，然后再继承皇位。 东华门的门钉少了一行，在等级上低于午门、玄武门，也低于西华门。这道门因为接近作为太子宫的文华殿，是太子出入紫禁城的当然通道。皇帝本人，几乎从来不走东华门。 强硬的朱厚熜甘冒失去皇位的风险，断然拒绝礼部的要求，坚持自己是来当皇帝的，怎能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宫，而固守礼仪的大臣也敢于和即将继位的皇帝抗争。双方僵持不下，后来皇太后考虑皇位不能久虚，妥协了。朱厚熜如其愿由大明门正中御道经午门进宫继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 到底是什么魔力让双方如此固执己见？不就是一套为继位设计的典礼仪式吗？ 封建帝王的家世脉络必须非常清楚，继位皇帝跟前任皇帝必须形成直系关系，如此才是一脉相传。朱厚熜与武宗朱厚照同辈分，如果他想得到继承皇位的资格，就必须先过继给孝宗为子。 嘉靖从东华门进宫，就意味着他愿意先认武宗的父亲孝宗朱祐樘为父，成为过继给伯父的儿子、武宗的弟弟，自己的父亲朱祐杬反而成了叔父。而朱厚熜偏偏又是一个孝子，还打算把自己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这在明朝显然是违反祖制的。当时大臣们就分为两派：一派以张璁为首，支持嘉靖的这个想法，为议礼派；另一派以首辅杨廷和为首，他们坚决反对嘉靖的想法，认为祖制绝不可破坏，为护礼派。 两派为了嘉靖过世的父亲和在世的母亲的称谓和其他礼仪形式争议不休。当议礼派逐渐占据上风时，护礼派决定用非常手段向皇帝进谏。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一支包括了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和御史三十人等共二百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嘶声呼喊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呼天抢地，一时声震阙庭。 嘉靖皇帝闻之大怒，派人将员外郎马理等四品官以下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入狱，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姑令待罪。在抓捕现场，锦衣卫瞬间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左顺门前血迹斑斑。这些血迹清楚地表明一个事实：十八岁的嘉靖皇帝心意已定，而且是不能被逆转的。 结果，五品以下受杖者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十七人因伤势过重而死，四品以上夺俸。又将杨慎、张原等纠集者施行廷杖，张原当场被杖死，其余或被削职为民，或被发配边疆。 嘉靖十五年（1536年），太子宫文华殿被改成皇帝的便殿。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三殿重建落成，正殿名称不再用“奉天”，改 在维持会正设法保留档案之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务院又下令彻查故宫历年清查及保管文物的情况。他们表面上从“彻查”入手，实际是寻找借口推翻维持会，好把管辖故宫的大权抓到手中，而“彻查”源于张作霖的翊卫长载涛声称故宫藏有金锭三百万。他们打算查个究竟是否真有藏金，但彻查结果证明此举纯属捏造事实，彻查过程中也没有发现管理上有任何弊端或缺失，连带军机处档案之事也不了了之。但是安国军政府早已下定决心准备改组故宫人事。 1927年9月20日国务院成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取代各界人士以私人资格组成的“故宫博物院维持会”，王士珍为委员长，王式通、袁金凯为副委员长。不过，院内负责事务人员无多大改动，规章、制度、工作仍照旧，因为得到了安国军政府的支持，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一切都比较安定，虽无多大建树，也没有发生大事故，寿命也不长，成立八个月后，到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就告终结。 故宫博物院从1925年建院到此时，虽只有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却已经经历临时理事会、受“三·一八”惨案通缉牵连无人负责、维持员、保管委员会、维持会、管理委员会等多次人事改组和无人负责的空窗期［2］，物换星移，时光流转，牵动着这一切变动的主旋律终究是政局的不稳定。在力保小朝廷的袁世凯死后的12年间，故宫见证了五位总统、一个执政、一个大元帅，他们轮番粉墨登场，但不管是谁在台上，都把目光对准了故宫。 在故宫博物院的挣扎萌芽期，有一批忠诚的守护者，他们是高素质、爱文化的知识分子，怀抱着严谨而又极富人文色彩的建院理念，能吃苦又不怕苦，更不畏惧军阀的张牙舞爪，即使在千军万马之前、生命危急之时，他们仍旧大义凛然，从容抗拒恶势力，为的就是把故宫完完整整地呈现给大家，传承给下一代。故宫博物院因为有他们和他们的初创精神，一开始便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虽然几经风雨摧袭，依然生生不息，并且在几番波折后，迎来了个黄金时期。 故宫院长光环沉 故宫博物院在易培基的领导之下，短短几年的改革建树颇多，已经将故宫博物院带进个黄金发展时期。但是他在不断努力推进故宫博物院一切工作的同时，没防到背后被人放冷箭，终落得身败名裂。 北洋军阀的主脑轮番上阵各领风骚的这台戏，终于在1928年6月3日北伐军兵临北京城下，末代统治者张作霖被迫退出北京，而戏终人散、落下帷幕。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同一个月的18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派易培基前往北平接管故宫博物院，同时议定其组织法和理事会组织条例。 故宫博物院上下无不欢欣鼓舞，期盼就此结束北洋政府统治下的混乱飘摇的状态，能让院里各项工作早日步上轨道。 不料一个星期后风浪骤起，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议案，认定故宫为逆产，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并分别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国府会议讨论过后，竟然通过这一荒谬提案，同时决定重新复议先前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决定和法令。 短短时间内，好坏落差如此之大，故宫博物院上下各人的心情像跌落谷底一样冰凉。他们震惊又气愤，但是立马又开始分头筹划对策。易培基当时生病，不便出面。北平方面，由沈兼士、吴瀛等邀请招待各界人士，散发建院宗旨的书面说明，制造舆论和社会影响力；南京方面，易培基和李玄伯一起征得张继的同意，由李玄伯拟稿，请张继出面呈文给中央政治会议并到场参会，呈文针对经亨颐所提谬议一一驳斥。 尤其应对经亨颐提案中：“皇宫不过是天字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将拍卖大宗款项，可以在首都建一所中央博物馆。” 张继呈文中即批驳道：“故宫已收归国有，已成国产，更何逆产之足言？故宫建筑之宏大，藏品之雄富，世界有数之博物院也。保护故宫，系为世界文化史上尽力，无所谓为清室逆产尽力也。且故宫诸藏物，皆由明清两代，取之于民，今收归国有，设院展览，公开于民众，亦至公也，与拍卖之后，仅供私人之玩弄者，孰公孰私，不待辩而即知矣。”“至经委员以为拍卖古物，可以建筑博览会；是直如北京内务部之拍卖城砖以发薪矣，尤而效之，总理在天之灵，亦必愤然而不取也。” 易培基也是中央政治会议成员。在这次会议上，他反复强调故宫博物院单独建院的必要性，从多方面指出经亨颐提案的不当，也补充了张继呈文中立论不足的地方。讨论结果，经亨颐提案被否决，中央政治会议成员一致决议维持有关故宫博物院原议决案。 192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易培基对故宫并不陌生，他曾经和故宫一起共苦难，同欢笑。对于如何补强设施、完备博物院功能，使其迅速步上正轨，他知之甚详，有太多想法，好不容易等到承平时期，他巴不得都能马上执行。 在1928年6月国民政府派易培基接管故宫博物院时，除参观路线上的主要宫殿，不少宫殿仍是破旧不堪。光绪皇帝的宠妃珍妃居住的景仁宫，在珍妃冤死之后，就已经不曾有人住进来，如今已破败得不成样子。承乾宫和景阳宫也因长久闲置，残坏破旧。许多殿顶都杂草丛生，瓦琉破散，到处漏雨，宫门、殿墙、陛阶、栏杆颓倾倒塌，随处可见，至于油漆彩画脱落，黯淡无光的，和需要小修小补的地方，更是不计其数。再不抢修维护，他们就将一天天朽坏下去。 当时故宫博物院所需事业费用，主要依靠庚款基金会临时拨给的三万元维持，并未从国民政府领到分文。因此能用于维修古建筑的经费十分有限。正当此时，蒋介石、宋美龄来到故宫参观，知道古建修葺抢救缺乏资金，蒋当场写了手谕，捐款六万元，作为抢修古建专款，成为故宫有史以来笔捐款。 开先例以后，来故宫参观的军政要人、各国公使、外宾为维修古建捐钱的也日益增多，其中如英国大维德爵士捐款626440元，用以修葺景阳宫作为瓷器陈列室；美国盐业大王摩登先生捐款3625元，修葺景仁宫作为铜器陈列室；美国柯洛齐将军夫妇捐款6500元，中山公园董事会、周作民、倪幼舟两位先生捐款6500元，等等。有了这些捐款，再加上处分故宫物品、出售门票及发行出版物的盈余，这才能开始有重点地陆续修好一批急需修葺的宫殿。 易培基心中的另一件急事就是尽快完成故宫文物的点查。1924年溥仪出宫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已完成大部分的点查并且将其报告公之于世。未清点的部分，因建院后动荡的政局一再受干扰而迟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