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青春文学

作者简介

宋迅 宋迅，1986年生于贵州习水。2013年获台湾《联合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创作迷雾河系列小说十余篇。作品见于《山花》《青年作家》《十月》《收获》，代表作《去南方》《绿血》《最后的夏天》《瀑布旅馆》，现筹备长片电影处女作《去南方》。 叶昕昀 叶昕昀，1992年出生，云南曲靖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硕士毕业，小说和评论见于《收获》《作家》《安徽文学》《文艺报》等。 蒋在 蒋在，中国作协会员。英美文学硕士。小说见于《人民文学》《十月》《钟山》等。出版小说《街区那头》，诗集《又一个春天》。曾获“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钟山之星佳作奖。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 周婉京 周婉京，青年作家及艺术评论家，1990年12月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博士、美国布朗大学哲学系任访问学者，现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任教。自2009年起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及艺术评论，曾获得第45届香港青年文学奖与首届台湾罗叶文学奖。著有作品《清思集》《相亲者女》《隐君者女》《新贵》等。 何喜东 何喜东，1988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高研班学员。作品发表于《文艺报》《中国艺术报》《北京文学》《延河》《飞天》《地火》等，多篇小说、散文获省部级奖项。著有《时代答卷》《地火升腾》。 阿微木依萝 阿微木依萝，作家，现居四川凉山。主要著作有《檐上的月亮》《羊角口哨》等。 丁东亚 丁东亚，1986年生，祖籍河南，现居武汉。有中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钟山》《当代》《花城》《山花》《天涯》等期刊发表，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曾获第七届湖北文学奖等。 三白 三白，原名钟蕖，1997年生于四川，长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毕业，现于德国弗莱堡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小说曾发表于《青年作家》。 张春莹 张春莹，1994年生，湖北荆州人，湖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生，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有小说发表于《青年文学》《江南》《作品》《长江文艺》《滇池》等刊，另有文学评论见于期刊，曾获第七届湖北文学奖，2019年度长江丛刊文学奖。 张林 张林，北京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方向硕士毕业生，曾获北京大学第八届王默人小说创作奖、中国（金东）·首届艾青微诗歌奖、十月文艺出版社“我的平凡世界”征文奖，创作及评论散见于《文艺报》《香港文学》《特区文学》《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 徐小雅 徐小雅，1987年生于广西南宁，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理事，柳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曾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数次。作品散见于《钟山》《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广西文学》《青年文学》《雨花》等，有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出版有个人小说集《少女与泰坦尼克》《单纯》。 彭湖 彭湖，笔名诺亚，土家族，1989年3月生，湖南湘西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班第十四期学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毛泽东文学院培训部副主任、湖南作家网副主编。从事短篇小说和童话写作，作品散见于《花城》《芙蓉》《湖南文学》《少年文艺》（江苏）《花火》《小溪流》等刊物，出版作品《第三岸》《玛丽与空中房子》《画镇》《哑江》等。曾获“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金鲸奖，第三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 沈轶伦 沈轶伦，1983年生，解放日报社记者。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 杨沁 杨沁，女，四川广汉人，生于198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为出版社编辑。 贾若萱 贾若萱，1996年生于河北保定，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湘江文艺》《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物，著有短篇小说集《摘下月球砸你家玻璃》，曾入选2017年度河北小说排行榜，获第六届西部文学奖、首届《湘江文艺》双年新人奖，现为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 王若虚 王若虚，198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已发表中短篇四十余部，散见于《收获》《小说界》《上海文学》《萌芽》等刊。已出版长篇小说《马贼》《尾巴》、中短篇小说集多部。曾获“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一等奖（合著）、时报文学奖小说佳作奖。 瑠歌 瑠歌，199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波士顿大学。著有诗集《公路旅行》、小说集《灵魂住着老头的少女》。 唐糖 唐糖，1989年生，重庆人，北京

内容简介

最后的夏天 宋迅 一九九七年，我十五岁。 那时我生活在贵州迷雾河县，迷雾河到这里变成了可以行船的宽阔水道，河水穿城而过，向东蜿蜒几十公里后在四川合江县汇入长江。 我爸那时在县国营钢厂做销售，常出差，我一年到头也见不了他几面。那两年他主要去的是广东、深圳一带，有时候回来会给我带一些电子表、游戏机、随身听之类的新潮玩意儿。 我爸喜欢穿带花纹的衬衫，抽三五烟，头发三七分，用摩丝固定住，看上去颇有些意气风发。当他和他那些狐朋狗友一起喝酒时，总是最神采飞扬的一个。 我妈在县工会当干事，她对仕途毫不热衷，也从不参与同事朋友间那些家长里短的议论。我妈身材高挑，长得也漂亮，喜欢跳舞，曾经业余学过几年舞蹈，功底不输科班，周末经常被各单位邀请去文化馆教跳舞，我妈舞教得好，对学生也很有耐心，因此颇受尊敬，大家都叫她谭老师。谭老师每次跳完舞回到家心情都很愉快，脸上看不到一丁点疲惫。因为跳舞，我妈容易给人一种开朗乐观的印象，但我知道她内心其实有点多愁善感。她喜欢看电视剧，暑假前好几个地方台在放《鬼丈夫》和《孽债》，每天晚上我在房间里假装做作业，她就在客厅调小音量看电视，好几回我出来都发现她眼睛通红。 据说我爸妈曾经感情很好，他们是在贵阳上大专时的同学，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说他们是郎才女貌的一对。我爸当年是个才子，写过不少诗和小说，但我外婆并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她觉得我爸野心大，不是踏实过日子的人，将来一定不会对我妈好。即使如此，我妈还是坚定地和我爸结了婚，结婚前他俩甚至还私奔过一回。 对这些事我一直有所怀疑，因为我从没觉得他们有多恩爱，也看不出外婆对我爸有任何不满，更没见过我爸看书写作。直到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他们卧室书桌那个平时上锁的抽屉钥匙没拔，趁着没人在家，我打开了它。 抽屉里放着存折、国库券、旧粮票、我的婚嫁险保单、我妈的集邮册、获奖证书、避孕套之类的东西。我找到一个档案袋，里面是一些八十年代的校报和文艺期刊，有诗歌和短篇小说作者一栏上写着我爸的名字——逸飞。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旧笔记本，一个封皮上写着“为人民服务”，一个封皮上印着《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剧照。我翻了翻那两个笔记本，上面全是我爸写的诗和小说，显然没发表的比发表的多得多。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我爸的字竟然很好看，简直和字帖一样，我不清楚为什么我的字那么烂。 我还在抽屉深处找到了我爸妈年轻时往来的几十封信，信里主要讨论了人生和诗歌、小说，其余内容肉麻至极。 尽管我错过了他们的恩爱时光，但我见证了他们感情逐渐变糟的过程。 一九九七年夏天，那是我初二的暑假，我爸出差已经四个多月了。他这次出差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久，给我妈打电话的频率也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少，次数有限的通话也总是吵个不停。 有传言说他在南方还有别的女人，甚至有了家庭，但我从没听我妈跟任何人提起过那些传言。 我爸回来那天我没在家睡，我甚至以为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那天我在大衣柜里醒来时，余欢已经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做暑假作业了。 窗户开着，白色的窗帘随风轻摆，她的胳膊在阳光下显得更白。屋里很安静，她的房间门也开着，可以看到客厅地板刚拖过的水迹，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露水味道。 余欢是我初中同学，也是我女朋友。她爸和我爸当知青时在一个地方插队，所以我和她从小就认识。并且我们小学也是同学，那时候她是少先队大队委，是那种经常在六一晚会上台发言的角色，我在县电视台就至少看到过她两次。 她涂着口红和红脸蛋，系着鲜艳的红领巾，站在摆着花篮的主席台上，低着头，照着面前的稿子字正腔圆地念着。她皮肤很白，口头禅是“真的假的”。 昨天余欢说她爸妈去外面打牌会很晚才回来，让我晚上去她家，要给我一个惊喜。晚上我去找她，问她是什么惊喜，她张开嘴，给我看她的牙齿，原来她刚刚摘了戴了三年多的牙套。 她问我好不好看，我仔细看了看，她的牙齿竟然变得整整齐齐，就说好看。 “真的假的？”她说。 “真的。” 她听了很高兴，说今后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笑了。有那么一阵儿我觉得她挺可爱。 余欢是我们学校乐队的黑管乐手，她先让我在客厅听她吹了一阵黑管，然后带我去她房间让我看她的新玩偶。 看完那些玩偶，我们坐在床上，开始接吻。那不是我们第一次接吻，却是我感觉最好的一次，我吻着吻着，开始把手伸向她胸前。她不让我碰她胸部，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她力气很大，我竟然没有挣开，后来便不再坚持。我们吻了很久，直到大家都感觉有点头晕才分开。我拉开窗帘，外面早已漆黑一片。 就在我意识到自己该回家时，客厅传来开门声，接着我听到她爸妈在说话，像是她妈在为出错一张牌埋怨她爸。她爸是我们学校高中部的教导主任，在对学生严厉方面名声在外，我们暗地里都叫他“根号二”。她爸没回嘴，显然她家是她妈说了算，这是我的一个新发现。 她妈敲余欢的门，问她为什么还开着灯不睡觉。她妈是个银行职员，余欢说她做过三八红旗手，每分钟能数三百张钞票。我见过她工作时的样子，数钱的动作让人眼花缭乱。“已经半夜十二点了！”她妈说。 “我都洗漱完了，马上就睡。”余欢说着给我使了个眼色，然后关了灯。 我从窗户往下看，她家在三楼，没办法从窗户出去。 “你今天就别回去了，”她压低嗓音说，“明天再回去，他们明天一早要去上班。” “那一会儿我睡哪儿？”我也小声说。 “你就睡这里面吧。”她打开她的大衣柜。 “行不行啊？”我看了看。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在里面睡。”她说，“你又比我高不了多少。” 我脱了鞋，钻进衣柜，里面的空间只能让我勉强躺下。 她把我的鞋藏到床底。 “晚安。”她朝我微微一笑，从外面半掩上衣柜门。 “你醒了？”余欢转过身看着我，“睡得怎么样？” “你爸妈呢？” “都上班去了。” 我从衣柜里爬出来，站在屋中间用力伸了几个懒腰。 “你先去洗个脸吧。”她说，“我的毛巾是粉红色那块。” 我对着水龙头洗了脸，在架子上找到那块粉色毛巾，上面有一股雪花膏的味道。 余欢从冰箱里给我拿来面包和牛奶。“这是你的早餐。”她说，然后继续用圆规在草稿纸上画着几何图。我站在她旁边，抓了她一缕头发去拨弄她耳朵。“别闹。”她放下圆规，严肃地看我一眼。 我只得坐在床上一边吃早餐一边看她做暑假作业，可能她觉得刚才对我的态度有些过分了，细声细语地问我今天打算做什么。我说不知道，可能去找高阳。她问我做没做暑假作业，我说还没开始做，她说她要赶快做完那些暑假作业，过几天她妈妈单位组织去深圳旅游，她要一起去。 “深圳就挨着香港，香港回归那天我觉得我有点激动。”她说，“我和我爸妈一直在看现场直播。” “你下午去不去游泳？”我问她。 “我要做作业。”她头也不抬地说，把本子翻到下一页。 我顿时觉得索然无味。“我要回去了。”我说。 我家离余欢家不算远，只需要走两条上坡的街，穿过一条石板巷。 快到那条巷子时我遇到了那个常在我们学校附近转悠的疯老头。他是个驼背的跛子，有一口烂牙，留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要是你再靠近一点，就可以看见他布满额头的伤疤。他在巷口的垃圾堆里拣了点吃的，然后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我最害怕遇见的人，我躲在暗处，直到他走远我才出来。 我家楼下停着一辆黑色桑塔纳，司机是个男的，看着眼熟，应该是我爸的朋友。 我装作没看见那人，径直上了楼。 门开着，爸妈竟然都在客厅，今天是星期二，这个点家里不该有人。 “这就是你所谓的商量，你太虚伪了。”我听见我妈说：“齐逸飞，”那是我爸的全名，“你是全世界最虚伪的人。”当我妈叫我爸全名的时候，就说明她在发火。 我爸穿着衬衣西装，在茶几上整理证件和材料，似乎马上要出门办一件要紧的事，我妈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压发箍把头发往后面拢着。 “爸！”我说，“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晚。”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楼下好像有人在等你。” “我知道。”我爸说，但他没有要继续和我说话的意思，我朝我的房间走去。 “齐新！”我妈大声叫住我，“昨晚干什么去了？”她问我的语气和刚才跟我爸说话的语气几乎没有区别。我爸也看了看我，但他的眼神似乎在说他知道我昨晚去了哪儿，或者根本不在乎我去了哪儿。 “我去高阳家了，”我说，“昨晚在他家住的。”我有过几次在高阳家过夜的先例。 “怎么不打个电话回来？”我妈瞪着我，“你不知道我会担心你吗？” “忘了。”我避开她的眼睛，尽量表现得温顺，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激怒我妈。她正在发的脾气显然跟我关系不大，我不希望引火烧身，也不想帮谁转移注意力。 “你也不管管你儿子吗？”我妈看看我爸，“每天外面野，现在夜不归宿也学会了。” “你还是应该打个电话回来。”我爸装作语重心长地说，“下次你要在外面过夜最好提前跟你妈说一声。”他额头前垂着几缕头发让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尽管他的话毫无说服力但我还是答应了他。“我做作业去了。”我说着躲进卧室，反锁了门。 我躺在床上，随手拿起一本《七龙珠》看，但一点也没看进去，又换了一本《柯南》，还是没办法投入，我竖着耳朵听他们在说什么。 “好吧，我承认我已经决定了，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办停薪留职，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爸说，“趁还年轻，再拼一把。” “我最后悔的就是这个，当初答应你去广东。”我妈说，“你的变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你知不知道朱老三在青龙镇开了一家炼铁厂？你知道那个炼铁厂是怎么运作的吗？就是把我们厂的废铁渣弄到他的炼铁炉里再炼一遍，有时候那些铁渣几乎全是铁。他就是个草包，成天就知道到处鬼混。”我爸说，“我要是有这样的路子你以为我不会用吗？我只能去南边闯闯。” 我认识这个叫朱老三的，他人很瘦，戴副金丝眼镜，是钢厂厂长的小舅子，也是我爸的狐朋狗友之一。有次他在我家打麻将，管二筒叫奶罩，让我记住了他。不过我爸的话也不能全信，某种意义上他是个相当自以为是的人，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他还从来没有真正佩服过谁。 “你去广东目的是什么自己心里清楚。”我妈提高了声音，“别找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 “谭敏，你什么意思？” “别把每个人都当傻子。” “我没想到你会信那些鬼话。”我爸痛心疾首。 “我说了，别把每个人都当成傻子。” “我们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我爸说，他声音小了很多，却说得很坚决。 “我承认，”我爸说，“生意场上难免有逢场作戏的时候，但仅限于此，我可以对天发誓。” “你的信用已经破产了。”我妈说，我听见打火机点烟的声音。 “我不想和你吵架，只想和你心平气和地谈谈。”我爸说，“还有人在楼下等我。” “如果问我意见的话，没有问题。”我妈说，语气潇洒得近乎轻蔑。 我听见我爸的大哥大响了。“好的，嗯。”他说，“这就过来。” “我们另外找个时间好好谈谈吧，下午行不行？”他说，“我要迟到了。” “可以，”我妈说，“下午我在单位等你。” 过了一会儿，有人敲我门，是我爸，这回他给我买了一双白色的波鞋。 “穿上试试。”我爸说。 我把脚放进去。 “大了。”我说。 “是吗？”我爸伸手到我脚后跟试了试，“你不要使劲往前顶啊。” 我显然没有。 “没关系，”他在我肩上拍了两下，像是在安慰我，“先放着，过两年就能穿了。” 我爸出门后，我妈接了个电话，大概是教跳舞的事，她说她周末去不了，“家里有点事，”她说，“嗯，最近可能都去不了了。” 过了一阵，我听见敲门声。 “我睡了。”我在被子里说。 “我上班去了，中午有事不回来，一会儿你就自己在外面吃，我知道你身上还有钱。” “知道了。”我说。 “晚饭你可以去外婆家吃，”我妈说，“我可能要晚点回来。” 紧接着，我听见客厅关门的声音。 我试着睡了会儿，但一分钟也没睡着。我去客厅看电视，有个台在放《西游记·金光寺》，那集我看过不下八遍，怎么都搞不懂万圣公主为什么要跟九头虫而不是和小白龙在一起。看完那集我又换了一通台，之后打开VCD，取出里面的《英语日常五百句》，再把一盘孟庭苇的卡拉OK碟放进去。 我选到第十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音乐开始后电视屏幕出现了椰树成排的海滨风光，沙滩上，一个穿着三点式的漂亮女人含情脉脉地朝我走来。我把声道换成原唱，坐在沙发上一边看一边自慰。 结束后，我关掉电视，取出影碟，把原来那张放了回去。 我去浴室冲了个凉，给鱼缸里的金鱼喂完食，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河面发了一阵呆。我家在县城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阳台正好可以看到迷雾河最笔直的那段河道。现在是汛期，迷雾河涨大水，变成了红色，上周下过几场大雨，雨停后一连几天都是烈日炎炎。 我打开冰箱，发现里面有半个西瓜，切了两块坐在客厅吃。吃西瓜的时候风吹开了爸妈的卧室，我看到我爸的大旅行箱立在墙角。以前他有个棕色的密码箱，就是香港电影里常见的那种，现在他换了一个黑色的更大的密码箱，但密码依然只有三位数。 箱子很沉，我几乎拎不动。像以前一样，我想打开它看看里面有什么，也许我可以在某件衣服的口袋里找到一张女人的照片以及这个女人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上最好写清楚了她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最后还留着这个女人的地址电话和全名。我费力地放平箱子，预感这一次里面应该有我要找的东西。 我打开得颇轻松，这和我之前的努力有关，破译原先那个箱子的密码曾花了我很多心，我爸没改密码，犯了兵家大忌。 里面主要是他的衣服，隔层放着一个黑色笔记本，那是个人造革封皮的高级笔记本，笔记本上还有一颗银色的扣子，那是他的账本。 我照例先检查笔记本，他的字迹越来越潦草了，上面记录着每笔钢材生意的收支和回扣，以及每个月月初他和另外两个合伙人的分红。从最近的数字来看他们的生意在越来越——我爸早就已经在南方搞第二产业了。 但那上面没有我想要的信息，我把笔记本放回隔层，开始一件一件地检查衣服。 所有衣服都干干净净，找不到任何痕迹，也没有一点异味。我爸是什么时候有反侦察意识的？或许他早就发现了我在对他进行秘密调查？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一条西裤的屁兜里发现了蛛丝马迹。那是两张叠在一起的登机牌，登机牌被水洗过，皱皱巴巴，字迹模糊。我轻轻地把它展开，能看出来都是上个月五号中午从广州飞往上海的，连座，一张乘客是我爸，另一张旅客姓名栏赫然写着三个字：苏，后面两个字非常模糊，我拿放大镜看了半天依然无法辨认。 最后我把登机牌按原来的折痕折好，塞回西裤屁兜，衣服一件件叠好，按顺序放回去，关上箱子，拨回之前的数字。我把箱子立起来，小心地摆到原来的位置。 我出门去找高阳，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家。 高阳和我是穿一条裤子的哥们。他话不多，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表情，和他不熟的人会以为他为人冷漠，但实际上他很仗义，对朋友有求必应。他对学习没有丝毫兴趣，成绩在班里长期倒数，但在机械方面是个天才，他甚至做出了一把可以打穿薄木板的钢珠火药枪，有一阵他走到哪儿都把那把枪随身揣着。 高阳爸妈很早就离了婚，他跟他爸过，他爸是个长途客车司机，住在客运公司的司机宿舍。他妈在县城另一头开餐馆，已经再婚并且和新任丈夫有了新孩子。新孩子是高阳的说法，当时我们在聊他父母的情况，高阳说：“嗯，再婚了，并且有新孩子了。”我没觉得这种说法有什么问题。 偶尔我会和他一起去他妈那里取生活费。那些生活费里有我的一部分，我妈把我的零用钱卡得很死。 我经常去司机宿舍找他下象棋。我和高阳棋艺不相上下，但要是他爸在的话就会帮高阳参谋，那种情况下我就毫无招架之力。某种程度上我挺羡慕高阳，我从来没和我爸下过棋。 司机宿舍在县城郊区的汽车站附近，我在路边花五角钱坐面的过去。那一带是县城的红灯区，高阳家楼下就有一家温州发廊，一到晚上里面就亮起红色的灯。我经过发廊时门开着，两个穿睡衣的年轻女人在门口费力地拧一条刚洗完的床单，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坐在小板凳上逗隔壁台球厅的小黑狗，但我没看见里面最漂亮的那个。 高阳一个人在家，正光着膀子修我那盒Beyond乐队的磁带。带子断了，他用梅花起子打开磁带盒，仔细地把带子断掉的两端用双面胶粘到一起，再一点一点地绕回去。 他拧上最后一颗螺丝，把磁带放进录音机，按下播放键，声音就跟以前一模一样。 我们一边听歌一边下了盘棋，那副棋红子少个炮，就用可口可乐的红色瓶盖代替。那盘棋高阳赢得很轻松，还想来，我说，不了，今天不在状态。 他意犹未尽地收起象棋，打开电视，电视台全面检修，于是他拿出小霸王我们打了一会儿坦克大战。 那个游戏我们配合默契，一个负责在前线进攻，一个负责在大本营附近防守，最高纪录是六十五关。那天我们准备挑战这个纪录，虽然我状态频出，但高阳却发挥超常，竟然有惊无险地打到了六十四关，眼看打破纪录在望，没想到突然停了电，我们面面相觑，只得下楼打台球。 下楼时温州发廊的卷帘门已经拉了下来，女人们不知道去了哪儿，床单被套整齐地挂在晾衣绳上，噼里啪啦地滴着水。 台球厅只有我们两个客人。看店的是一个我没见过的女孩，穿一件黄色连衣裙，脸上有几颗好看的雀斑，像是比我们大几岁。 她坐在柜台边跷着腿看一本叫《黄金时代》的书，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让我不太敢去看她，高阳说她是老板在外地上大学的女儿。 我们要了离柜台最近的那个球台，每次我击球时都觉得她好像在偷看。一度我和高阳拼得很凶，但当我鼓起勇气朝那女孩望过去时，发现她一直都在很认真地看书，还不时发笑。我顿时泄了气，输得溃不成军。 连输几局后，我说饿了。高阳说他家里没吃的，于是我们坐面的进了城，一人吃了碗羊肉粉，又去冷饮店吃炒冰。 那天全都是我结的账，我爸走之前偷偷塞给我一百块，那是他给得最多的一次，但我没有表现出半点高兴。我知道他一直希望我对他热情点，但我做不到，我唯一能为他做的就是也不对别人热情。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有点不对劲？”高阳用勺子戳着炒冰里的几颗葡萄干说。 “没有啊。”我说。 “今天你干什么都不在状态。” “我可能是，有点中暑。” “中暑？”他怀疑地看着我。 “中午睡觉忘了开电风扇。”我说，“差点被热昏。” “不对，你今天话特别少。”他说，“看起来有点不高兴。” 为了表现得高兴，我告诉了高阳昨晚我被堵在余欢卧室里的事。 “那你没有和她干点什么啊？”高阳终于放了心，咬着吸管看着我一脸坏笑。 “没有。”我说，“随时都可以。” “但我暂时还不想。”又加了一句。 “那昨晚上你在哪儿睡的？” “衣柜。”我说。 “衣柜？”高阳说，“她居然让你睡衣柜？”他笑得要死，“你睡得进去啊？” “舒服得很，”我说，“你睡过就知道了。”我没说假话，除了稍微挤了点之外，其实躺在里面有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我睡得很踏实。 但他还是笑个不停。 “那你呢？”我说，“你和乐珊做过些什么？” 乐珊是高阳的女朋友，她很漂亮却没有半点漂亮女孩的架子和坏脾气，她有一口白净整齐的牙齿，是那种你不会轻易拿来和别人比较的女孩。乐珊她爸是监狱的狱警，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乐珊说现在她家里还有一把54式手枪。她妈是110接线员，只要打110就可以接通她的电话。乐珊身上有一股神秘的气息，我曾经也喜欢她，但怎么说呢，现在我和她是哥儿们。 高阳不笑了：“你昨天居然在衣柜里睡了一晚上。”说完又笑了两声，“你不要跟别人说你认识我。” “你和乐珊做过什么？”我把刚才那问题又问了一遍。 “不能告诉你。”他突然间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这属于个人隐私。” 喝完冷饮我们去录像厅看《射雕英雄传》，白天录像厅人不多，我们也不在乎放到哪一集，坐下来就看。每放完一集老板就来收下一集的票钱，我嫌麻烦一下子给了他五集的，但我只看了两集就倒在沙发上昏昏欲睡，直到高阳把我叫醒，此时郭靖和欧阳克正在桃花岛比武。 “放到哪儿了？”我说，刚才半梦半醒间断断续续地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爸一副欧阳克的打扮。 “不看了，”他说，“刚才乐珊呼我，叫我们去游泳。” 我们找老板退掉剩下的钱，从录像厅出来。 太阳很毒辣，把整座县城晒得热气腾腾，街上空空荡荡，行人寥寥无几，只有树上的蝉此起彼伏地叫着。我们经过宣传海狸鼠养殖的门市，往日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人全不见了踪影，就连一向活泼的海狸鼠也躺在水泥池底一动不动地喘着粗气。 我们约在电影院碰头，远远就看到乐珊站在台阶上吃冰棍。她穿着白色T恤，牛仔短裤，边吃冰棍边一脸茫然四下找人的样子简直让人着迷。 那是我暑假里第一次见她，她晒黑了，却变得更好看。她把冰棍递给我们，我们一人在一角咬了个豁。我贪了点，咬了一大口，冰块直冻腮帮子。 “余欢呢？”乐珊问我。我、高阳、乐珊、余欢，我们四个都是初中同学。 “她出不来。”我说，“我叫过了。” “真没意思。”乐珊说，“次次都出不来。” 我们往县城唯一的那家“东郊”游泳池走去，乐珊说她刚从外婆家回来，乡下什么都好玩，但就是没地方游泳，所以回城第一件事就是找我们游泳。乐珊很喜欢游泳，她是我见过的游泳游得最好的女生。 “这个暑假我还一次都没游过呢。”乐珊说，她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真想现在就跳进水里。” 路上我们看到去游泳的人都在往回走，有人和我们说“东郊”今天不营业，但我们还是决定亲自去看看。到了那儿，果然泳池已经放光了水，两个穿雨靴的工人正在池底用长柄刷清洗池壁上的青苔，空气里飘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明天再来。”“东郊”老板噼里啪啦地按着计算器，“先洗池子，再放一晚上水，明天中午才能满。” “怎么办，高阳？”乐珊一脸失望，“我想游泳。” “那还不简单。”高阳朝我挤挤眼。 我们顺着游泳池边上的一条小路朝山里走去。 山里有个水库，也是县城的水源地，有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游泳。但你得小心，常年有个一根筋的看守住在那儿，如果被他发现的话，他会把你放在岸边的衣服裤子都拿走，无论你怎么求饶都不行，除非父母亲自来道歉才会还给你，如果你父母不来道歉，那你就只能光着屁股回家。 小路两边大多是绿油油的水稻田，有好几拨小孩在田埂上抓蜻蜓。经过一片开满荷花的荷塘时我们一人摘了一张荷叶顶在头上，走了大概半小时我们来到一个山口，旁边的石壁用红色油漆写着“封山育林、严禁烟火”几个字。再往里走就是林区了，周围全是树木，不时可以听见山林深处传来的布谷鸟叫。 “但愿看守今天不在。”我说。 “他喜欢抓我们。”高阳说，“他一个人住在山里太无聊了，没人受得了天天待在这里面。” “我受得了。”乐珊说，“我喜欢亲近自然。” “我也受得了。”我说，乐珊的想法更多的时候总是和我保持一致。 “你们都算了吧。”高阳说，“住三天就能让你们发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