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六记/三联精选

作者简介

曾彦修（1919—2015），四川宜宾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3月调中央宣传部。1949年南下，参与创办《南方日报》，任首任总编辑。1954年5月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划“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做编务工作。1978年夏调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1983年申请退休。著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牵牛花蔓》《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半杯水集》《京沪竹枝词》《天堂往事略》《微觉此生未整人》等。

内容简介

一 土改记异 概况 1952年大概是2月中旬，我在广东工作的时候，由于 土地改革的命令急如星火，虽然在此地还相当不具备土地 改革的条件，主要是领导土地改革的一个条件，即领导土 改的庞大的干部队伍还不存在的缘故，大家都不知道什么 叫“土地改革”的时候，上面急如星火的道道命令下来， 即刻就要全面土改。我被命令带领一支庞大的土改队伍， 开赴当时属于广东肇庆地区的一个山区穷县云浮县（依当 时的情况看来，似乎像个极穷县）去做全面的土地改革， 这算先行县。这个队伍大概二三百人，是以广东省的文化 干部队伍为主，其次是华南革大的一批工作人员，再次， 是一批岭南大学（原属教会大学，但成绩相当有名）的毕 业而未分配工作的学生。总人数恐有二三百名。我当时是 一个南下干部，虽然1947—1948年在山西、河北、山东参 加过三个省一年半的土改，心里还是很慌；其余的人均未 参加过土改，我觉得这次下去难办得很。但所幸临时增派 华南革大的一个部主任老王同志，一个北方的老根据地的 干部。我自知经验不能同他比，靠他了。幸运的是，云浮 县委赵书记是南下干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有在 山东与东北的地方工作与土地改革的长期经验。因此，事 情就好办多了。而且，我看得出来，赵书记是主张求稳， 反对大乱特乱，反对反复翻烧饼（东北叫“煮夹生饭”） 的。因此，从根本上我们三人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们这个队伍中，有些大名人，如画家关山月，作家 陈残云、韩北屏、杜埃等，倒也显得队伍壮大。 从根本上改变冷冷清清的工作方式 当时是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尤其是武汉中共中央中南 局，特别是（代）第一书记邓子恢的规定办事的，即：土 改工作队进村后，必须绝对地、长时间地“访贫问苦，扎 根串联”，建立或重建阶级队伍之后，才能谈得上进入斗 争，如反霸、斗争地主等阶段；之后是分田阶段；再之后 是建党建政、动员参军等阶段。再之后，又是另派工作队 来搞“复查”等等；一个否定一个，一个说前一个“右 倾”。已形成宪法，半点不能移动。 开始我即不赞成这一套，因为我在山西、河北、山东 进行过土改近一年半，知道怎能照这个模式进行。照此办 理，一场土改前后要拖两三年，工作队动不动就要换三几 次。翻烧饼、煮夹生饭，一次一套，统统反右，从不反 左，不把农村搞得稀烂才怪。但那一套在当时是最高主持 土改的人十分坚持肯定的，因此，我们几百人下村后，也 不得不照此办理：工作组进村后。照样是冷冷清清，找鳏 寡孤独扎根串联，行动偷偷摸摸，怕地主富农“狗腿子” 看见，群众则久久也不知这些工作组是来干什么的。如此 搞了近两个月后，冷冷清清，工作没有什么进展。我感到 如此“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下去，半年之内群众也发动 不起来，我们反而变成是做地下工作了。 如此下去，又要把一村土改，三年完成了。于是，我 在县里同县委赵书记、副领队王某某同志协商，我提出将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从根本上改变工作方式，大张旗 鼓，大范围接近群众，震慑极少数可能的坏人和土改的反 对者，以减少弱小穷人的怕报复的顾虑。我提出大村的工 作组内，应设一“小公安局长”，他的任务就是一天到晚 上门去找我们怀疑为坏人、“狗腿子”、顽固土改对象的 人谈话，要使他们紧张、心慌，转而老老实实，停止地下 活动。现在是我们每访一家贫下中农，都要回头看看有没 有“狗腿子”跟着。一句话，我们必须变守势为攻势，即 从根本上变被动为主动，变被坏人监视改为我们监视他 们，变秘密工作为公开工作。(P1-3)

这是曾彦修在晚年对自己人生坦诚的回望，曾老的一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书中涉及到中国现当代史中重要的历史事件，他始终坚信着人的一生不是由文字写成，而是由一个人的终身行动写成的。在这部书，他像探案一般将所谓的结论抽丝剥茧，还事实以本来的面目，只为表达一个微小的愿望：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

书籍目录

前记  一 土改记异 二 打虎记零 三 镇反记慎 四 肃反记无 五 四清记实 六 反右记幸 附录 一个地下党员被人供出后有无不被捕的可能？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急如星火 特载 吴江 一本有严肃意义的书

试读内容

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本书中的几篇回忆，均为新写。时间虽已过去很久，但一切如在目前，写作十分顺利。其中“四清记实”部分，我以为极其有趣。虽然它的基本内容，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曾以《审干杂谈》之名，在北京群众出版社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小册子，但那书名有点像是在号召加强阶级斗争似的，在社会上也无影响。出人意料的是，老大哥吴江同志竟然看了此书，并写了长文予以多方嘉奖，这给了我的激励。于是，一块顽石变成了一片美玉。高山流水，感激无涯。因此，这次我又用心将这些事重新写了一遍，事情由简而繁，看起来可能更有趣一些。“四清”弄了两三年，被“清”者何止千万人，可惜未留下多少真实的记录。一次一位访问者听我讲了一两个此中故事，笑着说，你这怎么有点像侦探案一样。我说，很对，有的地方像福尔摩斯侦探案 ；不仅如此，有的地方还有点像日本的推理小说呢，不过那时还没有推理小说之名。细致推理精神均可运用。

本人一生写的东西，重要的应该就是这篇所谓《审干杂谈》了，因为那是拼着我的生命去证明了那三十个人都是无任何罪行的——而这却是同“四清”的目标根本相反。我又不是用“一风吹”的办法，而全都是凭真凭实据得出的结论——任何神经正常的人都能接受的结论。同样地，在我一生中，在1952 年的“三反”运动、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我做的也全是一模一样的事，今就此三事新写一点儿回忆，列入本书中。人的一生不是由文字写成，而是由一个人的终身行动写成的。一切要由实践检验。像“三反”，至今已过去六十年了。事实证明，我单位别人的“打虎”的事是全错的；我这之后立刻“放虎”并没有错。

另外，我因为在“反右”中出了点名，可能有人以为我准是个能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现在，我把这事也简单写出，其实连什么小事也没有。有关“反右”问题的，对我传说很多， 虽均认为我是自动报名的，但与真相仍差很远。因此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1957年我划“右派”一字。此事除了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等知道外，其余在社会上确无一人知道任何东西。

因此我就一直不说，因为说了也无人相信。现在在2012 年10月出版的戴文葆先生纪念册《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上，有殷国秀老同志的一篇文章，间接提到了我，而且复查了档案，

我就能讲讲此事了。

我写此书，有一个微小的希望，即：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颂扬相反的东西。

作者 2013 年 8 月中旬

媒体评价

这本书里讲的是，作者亲历的真实的历史，贯彻了作者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处事精神，值得一读。 ——吴道弘 六十年前，我就在彦修同志麾下当小兵。从那时开始，我已深深感到这位老领导敢于坚持真理，绝不退让、动摇。 ——沈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