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传(精)

作者简介

夏坚勇，小说家，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小说、散文和话剧多部。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和曹禺戏剧文学奖。

内容简介

【所获殊荣】 ★“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 ★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作品 ★名校联合推荐图书 ★重点高校阅读必选书目 空间篇 一江南 江南是中国文人的梦境，更是这里的气候、水土、植物和古代先民的生活艺术完美结合的诗篇，它使人们想到的是——水、月光和女人。 人们形容这里的女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水色，这自然是最精妙不过的了。其实又何止于形容女人，江南的一切，原都可以用水色来形容的。这里地滨大海，又加湖沼星罗，河港密布，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日子里，空气中总浮动着潮滋滋的水气。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水的江南会憔悴成什么样子。诗人笔下关于江南的典型意象都是与水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杏花春雨江南”和“小桥流水人家”自是不必说的；即使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或“吹面不寒杨柳风”那样的句子，虽然没有说到烟水气，但那和畅春风中的湿润也是可以想见的。再看看晚唐诗人李涉的那首“暮雨潇潇江上春”，就连绿林豪客也在暮雨中变得那样彬彬有礼。水之对于江南，不仅仅是一道清秀明丽的风景，更是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生命情调。 江南运河就在这情调中娉娉婷婷地流过，从杭州到镇江，这段六百余里的航程虽然只占京杭大运河的六分之一，但是就美学风貌而言，却是最具魅力的一段。杭州、嘉兴、吴江、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只要看看这一串名字，就可以令人想到吴越文化的天生丽质和那种近乎无助的娇娆。 这里的河面时窄时宽，大都呈示出天然河道未经雕琢的形态。水是柔软绵长的，一如江南人的性格，有一种婉约温顺的叙事风格。但水位却很高，白亮亮地从远方浸漫过来。航船走在水里，也走在平原上远近的视线里。高高的船帆须得仰视，船上的居家生活亦历历在目；若是空载，你甚至可以看到船底上寄生的苔藓和螺贝之类，还有舵板上部和下部深浅不同的色泽——那是由于水的浸泡程度不同形成的。水势盈盈欲泼，所谓的河床便被挤压成柔弱的两条，似乎一不小心，那河水就会溢入两岸的灌木丛、桑园或菜花中去。河坡是壁陡的，那是土质的造化。南方的粘土，可以烧制很好的青砖也可以烧制陶瓷的，太阳一晒硬邦得有如石头；水一泡，又显出一种固执的韧性。因此，那河岸虽也见出嶙峋的模样，却在水的冲刷下经年不坍。村前宅后，那洗衣淘米的石阶也只有两三级，村姑们坐在河岸上，可以映照自己姣好的面影，也可以调皮地用脚丫撩拨水花；若头上戴的野花掉在水里，也是可以舒展身姿去拾取的。江南的水，天生具有一种亲和的品格，总能给人以适时的舒心快意。 水边最常见的是芦苇，它们是大运河一路上的仪仗，亦是大运河风情的眉眼，如果问一声“画眉深浅入时无?”那实在称得上是极富于创意的，或苍黛，或萧疏，或浓妆，或淡抹，把大运河的四时情态勾画得很传神。在大运河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比芦苇更忠贞地相伴始终了——不仅仅是江南运河，而是近四千里长河的全程。它那平民化的品格，原本就与大运河很投契的。但江南的芦苇，却又尤为有声有色，那是源于它对季节变换的敏感，在波光云影下摇曳生姿的表现力，以及执着地契入生活底层的温存。当然，在有的时候，它也不失浩大的气势，那是在运河与湖沼的交汇处，澎湃起好大一片芦荡。每年端午节的前几天，孩子们便钻进芦荡去剥芦叶。剥芦叶俗称“打箬子”，虽说是“打”，却并不轻狂肆虐，每根健壮的苇秆上只拣一张最嫩的，用心细细地剥下来。扎芦叶用的是柔韧的菸草，他们固执地认为，若用别的东西，便坏了芦叶的嫩香。芦荡深邃而幽远，天上地下全是望不透的绿色，人入其中，仿佛五脏六腑也被染绿了。打箬子的孩子如同一群小鱼游进了无垠的大海，既为它的神奇而陶醉，又因它的幽深而恐怖。因此，他们先用芦叶卷一支芦号，长可尺许，屏起力气吹一声，其声粗犷如老牛，二三里之内都听得到。若有在满眼绿色中辨不清归途的，将芦号一吹，四处便马上响起接应的号声，那声音此落彼起，甚有气势，惊得芦苇丛中的水鸟扑簌簌地飞去。芦号传到远近的村舍里，家家便开始张罗包粽子了。“闻到粽子香，三岁小囡学莳秧。”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季节就在芦叶和糯米的芳香中拉开了序幕，只要嗅一口那气息，你就会知道江南的先民是多么懂得生活，那是一种善于把眼前的寻常物事和日日生计咀嚼出诗意，让劳作和困厄消解在乡土韵致中的大艺术。 待到秋风萧瑟时，芦花便纷纷扬扬地飘舞起来。于是，偶尔便可以看到腰肢丰满的少妇在运河边采撷芦花，那举止神态，流溢着一种母性的柔静。芦花是预备给新生儿充填小枕头的，芦花枕松软、温存，它和孩子的乳名连在一起，也和童年的歌谣连在一起，它是水乡儿女的第一个保姆，从小枕着它，编织着有如水波和月光一般软软的梦，长大了，走到哪里他也是一个江南人。 又过了些日子，冬的脚步便悄悄临近了。落叶上又敷了一层清霜，被西北风赶得无处栖身，枯黄的野草有一种凄凉的色调，芦苇也像庄稼一样收割登场了。当它把挺拔的芦秆交给农家，变成乌篷船的顶篷、贫寒之家的柴门和篱笆墙之后，那曾飞舞出满天秋色的芦花也被和着稻草编成了御寒的芦花靴。芦花靴绝对是水乡的产物，它那朴实得略显拙笨的形象有点像水乡的小船，又有点像居家的小屋，从中你可以体味到一种在憨厚节俭中蕴含的精致和想象力。如果一定要说这中间有什么隐秘性的话，那就是芦苇把它坚韧的根系——关于温情、质朴和创造的美丽——延伸到每位先民的脚下，让他们在劳作和休憩中也体现出一种特有的审美情调。 除了富于浪漫色彩的芦苇，和大运河忠贞不渝地一路同行的，还有纤道——它那裸露在烈日下或寒风中的瘦骨嶙峋的形象，还有纤夫那极具雕塑感的身影，都凸现着某种生命意味，令人想到人类意志力的坚韧和生活中永无尽头的困厄与无奈。 江南运河的纤道又称为塘路，那是人工修筑的河堤，傍着古运河迤逦而行。塘路最精彩的段落在于大运河穿越湖沼隘口时，纤道如长虹卧波，那种典雅与从容让人总忍不住要多看几眼的。若是晴和日子，长堤在水中的倒影仪态万方，连同纤夫的身影都有点吴带当风的味道。这种纤道一律是石块砌成的，上面铺着石板，虽是在清波碧水中款款而过，却也时有起伏，连缀起一座座精巧的桥拱，于是那一溜长堤中便有了上坡和下坡，也有了几许天然的巧趣。这固然是为了在下面让出泄水的通道，恐怕也是为了让纤夫们在单调的跋涉中不时有一种新鲜的视觉感受吧。修筑这纤道的都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当中或许也有纤夫或其家人的，这种悲悯情怀不可能不渗入他们的审美意识。江南不少有名的古石桥，其实原先就是塘路的一部分，例如苏州的宝带桥和吴江的垂虹桥，前者长三百余米，五十三孔；后者长四百余米，八十五孔。可以想见，那是何等的壮观，又是怎样一种吴侬软语般的雅致，似乎那桥孔里随时可以流出不绝如缕的洞箫声，是昆曲和苏州评弹的韵味。它们都算得上是中国桥梁史上的杰作，也是历代文人雅士们吟咏不衰的题材。像米南宫的“垂虹秋色满东南”和姜白石的“小红低唱我吹箫”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名句，同时熟知的还有那些风流放达的浪漫故事。其实对于大运河来说，塘路实实在在的功用是为了解决挽纤、驿运和航行中的风涛之险。所谓大美，从来都是人类在争取生存权利的劳动中诞生的，人们在劳动中“依照美的规律来造型”(马克思语)，使自然人格化，也使人的目的——包括审美——对象化，从而最终实现了一种自由的形式。在我看来，这种“自由”乃是美的最高境界。江南的“白玉长堤路，临河古戏台，乌篷小画船”历来是大运河畔一道令人心醉神迷的风景，它们都是水乡先民们生活中最寻常的创造和拥有，但它们却无愧于美的经典。 正是这如诗如梦的江南，孕育了如梦如诗的江南运河，现在，它落落大方地启程了。 二六朝旧道 北纬30°，东经120°——杭州。 首先听到的是涛声，隐隐地如九天罡风，又有如荒原巨兽。天空是钢蓝的，潮头势若奔马，起初却并不作腾跃状，只看见巨大的浪涌在层层推进中起伏，那是大会战前的盘马弯弓。但会战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浪涌渐渐按捺不住了，渐渐变得拥挤起来，并在争先恐后中破坏了原先的序列。旌旗亮出来了，盔甲在阳光下明晃晃地闪耀——那是浪峰上跃跃欲试的浪沫。层层推进的浪涌转瞬间演变成澎湃的巨涛，冲撞、呐喊、桀骜不驯，张扬着生命的激情，终于在防波堤前高高跃起，发起了决定性的一击。原先那罡风巨兽似的吼声，随之雷霆一般炸开——巨涛被炸成了碎片，幻化出灿烂的七色虹彩。但天空仍然是钢蓝的，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呼啸而来的第二拨、第三拨潮头…… 这就是钱塘潮，为了给大运河壮行，钱塘江铺排了这样堪称惊世奇观的盛典。 严格地说，大运河是没有上游和下游的，杭州只是它最南部的端点，它在这里终结，也在这里启程。因此，它的每一次启程，实际上也带着上一次远行的风尘气息：燕赵大地的慷慨，齐鲁苍原的古种鱼鹰，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在白天，我曾不止一次地见过，它用一只脚站在河埠头的水跳码或歪脖子柳树上，那姿态很闲适也很优雅，很难让人联想到那个冤死的童养媳：我也从来没有听到它在白天鸣叫过，当然也无从知道那叫声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不是也一样的叫人心里发冷。它实在称得上是大师级的天才演员，它用自己的形象和声音塑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而且这两种角色从来不会重叠。它那凄苦的叫声似乎只出现在夜间——是那些闷热且无风的夜晚，风车孤傲地守望着夜空，有如一只巨大的蝙蝠，那平日里吟风弄月的布篷虽挂得很满，此刻却疲软地耷拉着，仿佛漫天悬挂的尸布。—切都在期盼着什么，却又总是无望。只有看风车的老人在高高的人字架上吹芦笛，那声音呜咽袅袅，如怨如诉…… 风车永远显摆着一副乡村贵族的派头，它自负、冷漠、桀骜不驯，无论是有风或无风的日子，它总是习惯于在人们期待以至渴望的目光中我行我素。它的性格更接近于大家阔少。事实上，它那昂贵的身价也不是一般的小户人家所能拥有的（即使到了我的童年时代，也不是每个生产队都有风车），小户人家的耕作更接近于古典方式，他们靠的是原始的水车——牛拉的，或人踏的。 牛拉的水车至少已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是农耕中国最富于风情意义的乡村小景之一。水车的车棚是一座圆锥形的草庐，有如一只硕大的斗笠。除去播种和收获，在夏日的大部分日子里，这斗笠里总有一阕叙事风格的散曲在不紧不慢地演奏，老水牛把它蹒跚的脚步，没日没夜地消磨在这里永无尽头的圈道上。比之于风车的倨傲和张扬，老式水车实在不那么富于激情，它是平和本分的，坚韧含蓄的，又是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它从来不幻想出现奇迹。它永远是一种节奏，不急不躁，如歌的行板，千年万载地延续着。这节奏和着瓜棚豆架上花粉的清香，稻田里热烘烘的腐草气息，还有新鲜而潮湿的牛粪味，一同伴着乡村孤独的无眠。看车人总是一副半醒半睡的样子，手中的鞭梢时不时地掸一下牛屁股，蜻蜓点水似的，说不清是驱策还是抚慰。有时候，他实在耐不住四处的寂寞，便会信腔野调地唱几句，这一唱反倒更显出了四处的寂寞。到后来，那声音便有了点挣扎的意味。最激动人心的是抓到了几只刚刚蜕变出来的肉蝉，埋在熏蚊烟的火堆里。那火堆焐的是半干的巴根草，欲燃不燃的，味道很好闻。待水车走过两圈后，那肉蝉便飘出股诱人的香气。于是从火堆中扒出来，用心细细地剥去头壳，受用中间那嫩嫩的一块好肉。但抓到肉蝉的机会毕竟不多，寻常的消受是在火堆里烤蚕豆荚、小红薯、青玉米棒子之类，都是称得上时鲜的。时光在这既不偷懒也不贪求的大转盘上悄悄地流逝，车棚的影子从西边移到了东边；树上的知了在疲惫中奋起，又在奋起中疲惫；夕阳西沉了，月亮升上来，香椿树叶间的月亮一会儿明亮一会儿朦胧。水车的节奏仍然是不急不躁的，这是千年万载的节奏，千年万载的承诺。等到枣花落了，荷花谢了，村头谁家的院子里飘来幽幽的桂花香时，车棚里的这阕散曲才告终结。赶车人便把老水牛拉到晒场上，还是那副轭头，另一端却挂在碾场用的碌碡上。 若是天公作法的风车加上牛拉的水车仍是不济，水乡的汉子们便只能自己爬上水车了。 踏水，这是大旱年头的无奈之举，也是水乡男性们生命的舞蹈。一色的精壮汉子——一般是八个，坐下来喝酒正好一桌——齐排排地趴在水车上头的横杠上，逆光望去，那脊梁都是一般的骨骼峥嵘，在阳光下炫耀着雕塑般的质感。说是趴，其实并不做依靠，只有那些初次踏水的后生才会死死地抱住横杠，生怕一脚踩空了会摔下去，那姿势被人们戏谑为“吊田鸡”。踏过水的，老到了，只是双手轻轻抚着横杠，有如琴师抚着琴台，骑手挽着缰绳，很随心所欲的。双脚交替踩在车拐子上，是温情脉脉的抚摸，只把身体重量的势能传递过去。三十二只车拐子，排列的角度都有精当的设计，为的是让八个人的力量均匀地作用在车轴上。若从排头看去，八条汉子的身姿便有如多米诺骨牌一般，次第矮下去，又次第高上来，呈现出一波一波的流动感。起先的节奏很舒缓，戽板上端的水头也是娓娓而谈的风格，慢条斯理地注入渠道。忽有人带头喊一声号子，其余的人一齐呼应。戽板在槽筒里的抽动声变得宏大起来，仿佛一队训练有素的士兵，行色匆匆地赶赴前线。号子越来越急，是小快板的节奏。戽板上的水头高高跃起，映着明晃晃的太阳，飞珠溅玉一般灿烂。八个人的步点都被那领头的号子提调着，脚板和车拐子的接触不再是温情脉脉的抚摸，而是粗暴的撞击。撞击过后身体向上一弹，几乎有一种要飞翔的感觉。这是最富于阳刚气息的男性的舞蹈。男性的美是要在运动中展示的，现在，他们身体的每个部位——腰、腿、腹、胸脯、肩膀、手臂——都在运动中展示出最富于力感的线条。是哪一位诗人的诗句——胸膛是一面大鼓，不，他们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是大鼓，擂出生命巨响的，是他们血管里猩红的节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荷尔蒙的气息。车水号子的节奏有如打夯一般富于冲击力。阳光是激情的轰炸，燃烧着对土地和女人的渴望。大汗淋漓也罢，粗喘如牛也罢，那都是极度快感的宣泄。在局外人看来，这无疑是世界上最惊险的舞蹈。车拐子是流动的实在，脚步却有如百米赛跑中的冲刺一般。这时候，你不能踩错一个步点，也不能偷一点懒。上了那阵势，就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味道，你只能抖擞身躯，跟着大家的节奏冲刺。想偷懒，吊田鸡?作为一个男子汉，那几乎是永世抹不掉的奇耻大辱。好在这样的惊险只是瞬间的华彩乐章。少顷，号子又由小快板转入舒缓，水车又回复到原先的节奏。却不是曲终人散，只是暂且收敛住，那身姿仍像多米诺骨牌一般，次第矮下去，又次第高上来，呈现出一波一波的流动感，在重整旗鼓似的。包括他们胯下的那玩意，也是晃荡晃荡地蓄势待发。 这里应该交代一句，不知是哪辈子形成的习俗，这里的男人踏水，从来不穿裤衩的，那是真正的放浪形骸。 前些年，我曾在海边见过下海小取的男人们归来，当他们担负着海货走在茫茫海滩上时，也都是赤条条的一丝不挂。问他们，说是适意。再问，又说是赶远路，胯下的皮容易擦破；加之出汗多了，盐分都积在裤衩上，很折磨人的。我想，踏水的汉子不穿裤衩，其原因也大致差不多。顶着火辣辣的日头，浑身的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再加上超强度的劳动，这些都使得裸体成为一种快乐。人类有时会产生某种返祖欲望，特别是在展示他们原始生命力的时候，这种欲望会更加强烈。某种风俗的形成，起初大抵只是为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而且其中又总该潜藏着一份美的。既然成了约定俗成的东西，人们也就见怪不怪，反倒觉得有趣。当女人们走过那一队放浪形骸的汉子身边时，只是微微别过脸去，却照样搭话，并不脸红的。那水车上的汉子们便愈发招摇作态，意气风发，显见得是做人来疯。 风车，水车，当然还有更简易的戽斗，它们都是里下河的叙事文本和思维模式，也是里下河的记忆——不光是关于水的记忆，还有岁月、人事、情感和风景。在里下河的生活画卷中，它们几乎是最重要的审美中介——土地与河流，播种与收获，风云变幻与哀乐情怀，生存的困厄与生命的风姿，等等。它们世世代代地坚守在乡村的小河边，带着陈旧的桐油和苔藓的气味。小河曲曲弯弯，又枝枝蔓蔓，义无反顾地簇拥着它们的精神领袖——大运河。里下河的水都是长流水，里下河的河都是活水河，从任何一个河埠头上船，都可以抵达运河上的大码头，也可以抵达水乡的任何一个村舍。如果说里下河的水道是一棵长青的大树，那么大运河就是这棵树的主干，所有维持生命的元素，都是通过树干来输送的。当然，所有的青枝绿叶也同样供养了树干。大河有水小河满。反过来说，小河有水大河也不会亏的。这是手心手背的意思，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意思。因此，大运河在这里不光流得坦荡滋润，也是华彩雍容的。 这是大运河从扬州经江都再往北的一段流程。现在，伴随着视线里的一抹古城垣和几座砖塔，它的前方铺展开一派更浩阔的水面——高邮湖、宝应湖和洪泽湖，它的生命将不得不和惊涛骇浪的动荡联系在一起。 八雄浑与苦难的记忆 湖的闯入几乎是猝不及防的，一点铺垫也没有。于是对于运河来说，便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大振奋，只觉得眼前白光光的一片，风也浩荡水也苍茫，那气势是它这一路上从未见识过的。即使是长江，虽也气可吞天，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毕竟只是极粗豪的一脉，一眼便可以望到对岸的，那阵势有点像夏日的雷阵雨，说过去就过去—了，哪及得上眼前这横无际涯的一派烟波，浩大得令人头昏目眩。大运河不得不收敛住一路上的悠闲与散漫，来不及酝酿一下情绪就投入了对方的怀抱。这投怀送抱是多少有点被动的，也是不知就里的。但既然投入了，就只能抖擞精神跟着感觉走。这就如同一位清纯女子和陌生男人的厮混，明明知道那是风险莫测的勾当，但一旦被激情所裹挟，朴，悴的。在那里，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经霜的红叶亦可以保持几个月的生命。西北风刮过了，雪花也飘过了，原野上的草色顶多不过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着些许绿意的，只待一夜春风就可以苏醒。即使在最严寒的冬日，江南的晴空下总有一种明朗的情调。哪像这里的冬天，一阵寒风就吹尽了满天秋色，冬天说来就来，满眼都是肃杀之景。刚进入郢都时，还觉得这里的宫殿宽敞得很排场，不愧王者气象。待到西风扑面，落叶生悲，却只有大而无当的感觉。特别是夜晚歌舞过后，曲终人散，燃烧的烛火一盏盏地熄灭了，空旷的大殿阴森森的有如古墓，没有一点生气，只有侍卫和宫女的身影鬼魅一般。郢郡，亦如同这里的女人，在被他粗暴地揽进怀里揉搓了一顿后，已觉得没有多大意思了。 这些当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随着冬季的来临，吴军的供给日渐困难起来。衣衫褴褛的将士们在冰天雪地里浴血苦战，还常填不饱肚皮。江南那明朗而温丽可人的冬日，已成了遥远的梦境，军队的士气亦有如这里的天气一般，一天比一天晦黯。他们离后方太远，数万大军的日用衣食都得仰仗江南，每一粒粮食，每一寸战略物资，都要历经江、河、海、陆的重重周转。冬日的南黄海无异于死亡之路，淮河也开始封冻了，阖闾只能求助于北方诸国，这些国家对楚国的怨恨由来已久，但自己又不愿出头讨伐楚国，他们当然有义务援助吴国。但人家既然没有对楚国公开宣战，援助便只能偷偷摸摸地搞暗箱操作，即打着援助蔡国的旗号，先把粮食运到蔡国境内。到了第二年的夏季，随着战局的糜烂，这种援助也达到了高峰。《春秋》经文中因此留下了这么一句看似没头没脑的记载： 夏，归粟于蔡。 在郢都的宫殿里，阖闾吞咽着盟国提供的品质很差的陈年谷米，批阅着前方战事吃紧的奏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当初的心雄万夫和气吞万里都化作了眼下痛苦的思考。他曾无数次对着地图上那个令人沮丧的“匚”形发呆，那是吴国伐楚的进军路线，也是后来的后勤运输线，两条横线是长江和淮河，右侧的竖线是风涛莫测的海上航程：这似乎是上苍的安排．自远古以来，人们就见惯了日西落，水东流，泱泱吴楚，沃野千里，竟没有——条河流是南北方向的。如果江淮之间有一条便捷的水道，吴军何至于要兜这么一个“匚”形的大圈子?又何至于傻乎乎地跑到南黄海去受风浪之苦。天不助吴，时乎?命乎? 阖闾的叹息中透出一种历史的无奈，而所谓历史的智慧往往就隐藏在由这种无奈而引发的异想天开之中。也许就在这时候，一条沟通江淮的人工运河开始了它最初的构想。 吴楚战争历时一年，最后以吴国的失败告终。从表面上看，吴军失败的原因是：一个强大的第三者——秦国——的介入，吴国自家的内乱(阖闾的弟弟夫概在国内自立为王)，以及越国趁机入侵。但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吴国劳师远征，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勤供应无法保障。溃败的吴军仍旧是从原路回国的，一路上的仓皇狼狈可以想见。疲惫不堪的将士早已归心似箭，千疮百孔的征帆再也鼓荡不起当初那席卷千军的豪气了。舰队沿着淮河顺流东去，广袤而蛮荒的江淮大地坦荡在青天碧落之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湖沼草泽间弥散着苦艾野性的香味和泥土中腐草的气息，这是一片人类的斧斤和犁铧未曾触及过的苍原。此刻，壮心不已的阖闾肯定会想到许多，列国之间的争霸战方兴未艾，一次战争的失败当然算不了什么，江东子弟多才俊，重整旗鼓，逐鹿中原，吴军还会再来的。他日卷土重来，吴军肯定不会重蹈这次的路线了，让地图上那个令人沮丧的“匚”形见鬼去吧。这江淮之间的千里沃野，既然可以放缰驰马，为什么就不能扬帆泛舟呢?如果在这里新辟一条南北方向的水道，让吴国的舟师和战略物资直接由江入淮，然后再沿荷、泗、沂、沭诸水北上，一举抵达燕赵齐鲁，吴国称霸的日子还会远吗? 荒原无言，多少世纪以来，它就这样一直在无言中等待。九月的阳光懒懒地流淌，天高云淡，秋风惆怅。荒原，在死一般的静谧中演绎着沧桑的含义。 为了战争，一条沟通江淮的伟大工程已经呼之欲出了。 请不要诅咒战争，因为它从来就是人类最迅捷的交流方式，也是人类文明最原始的助产婆，虽然它充满了毁灭、血腥和惨绝人寰的呼喊，但谁能否认，正是战争与和平的相互濡沫(请注意，是濡沫)，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呢? 时在公元前505年，吴王阖闾十年。 3冤家 现在，本剧中的另一个主角——越国——悄然登场了。 中国历来是个政也就由不得自己了。放荡就放荡一回吧，这是生命赋予青春的特权，在感觉的诱惑下，理智从来都是苍白无力的。 现在，大运河成了湖的一部分，湖也成了大运河的一部分，它们在互相拥有的同时也互相同化，运河具有了湖那浩阔的神貌，湖也具有了运河的浪漫风情。就自然景观而言，这里是融气势与妩媚于一体的大手笔，最能让人心旷神怡的了。 日月星辰是交替着与运河作伴的，它们监护着运河与湖的激情碰撞，也监护着运河从柔静变得浩大。每天，当晨曦从运河大堤上刺槐树坚硬的轮廓后面渗透进来时，星星开始从空中和水底悄悄隐去。这是万籁俱寂的时刻，天地万物都在屏息凝神地注视着水面上瞬息万变的光影——从乳白到橘黄，再到粉红，然后是洒落满河胭脂般的玫瑰红，最后是天地间一片大亮，无数光点在水面上流金溢彩。阳光在穿透黑暗的同时也穿透了宁静，首先不甘寂寞的是美丽的白鹭，它欢快地飞出芦苇丛，伸展着双翼掠过水面，头部和脖子的线条有一种顾影自怜的优雅。于是到处都有声有色地欢乐起来，野鸭、鹁鸪、斑鸠、鱼燕、白头翁，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鸟雀，都在晨光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仿佛一支交响乐队在此起彼伏地调试音准。航船工的炊烟升腾起来，静静地融入水面上的雾气中。渔舟上的橹桨也启动了，鱼鹰在船头上注视着水面，似乎在进行某种哲学思考，脖子上的金属环闪着幽暗的光。 现在太阳已经升上了刺槐的树梢，湖东岸的运河大堤上隐隐传来独轮车的响动和老水牛那总是带着几分幽怨的叫声。有村妇在翻晒麦秸，或许是刚刚经历了阴雨，天气才放晴，阳光下弥散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村妇后面跟着一群鸡鸭，欢天喜地地争吃麦秸中的麦粒、小虫，还有蚯蚓。起先黄狗也跟在后面凑热闹，但一见到无所收获便悻悻而去，跑到远处，对着运河上的航船无端地吠叫。河堤下的茅屋前，晒衣服的竹竿上长出了黑色的斑纹，孩子们把它取下来作为捕蝉的工具，他们用一根细竹枝弯成一个椭圆形的小圈圈绑在竹竿上，然后在那小圈圈上“摹”上蜘蛛网。早晨新织的蜘蛛网带着极强的黏性，那本来是蜘蛛用来捕获猎物的。孩子们就举着这长竿拍子，看准了树枝上那正叫得忘乎所以的呆货，从后面悄悄地罩上去，那蜘蛛网便粘住了呆货的翅膀。他们用母亲的缝衣线把蝉拴在长凳脚上，希望能看到它怎样蜕出一只蝉壳来。但这种希望总是落空，那拴在长凳脚上的小生命不是成了大公鸡的美食，就是在某个冗长而闷热的午后，被看水车的老爷爷放到熏蚊烟的火堆里去了。而这时候，那个捕蝉的孩子已经驾着放鸭的小船进入了湖荡的深处。蒹葭苍苍，水天茫茫，那里无尽的野趣正好放逐一个少年天真浪漫的情怀。 这种牧歌式的情调当然只是在晴和日子里，若是风急浪高的洪水季节，大运河便不得不屈从于另一种命运。在湖的裹挟下，它成了一个失去了操守的助纣为虐者。如果有人站在运河大堤上留心一下东西两边的地貌风水，对运河助纣为虐的后果肯定会不寒而栗的。大堤的西边是湖，浩淼的湖水接天而来，它因浩大而恣肆，又因恣肆而喜怒无常。在它拍击堤岸时，隐含着一种不安分的野性和压抑不住的扩张欲望。大堤的东边是旷野，阡陌纵横，村舍连绵，这就是风情绰约而又多灾多难的里下河。凭肉眼也能看出，湖的水位要比旷野的地平高出不少，里下河的乡民们实际上是在运河底下生活的。或者说，这一段运河实际上是被里下河的乡民们扛在肩膀上的。大堤一旦溃决，里下河顿成泽国。而高邮湖这一段运河大堤又堪称险中之最，历史上几乎每两三年就要溃决一次。面对着水灾的悲惨景象，连乾隆那样养尊处优的太平天子也忍不住写过《下河叹》的诗，诸如“下河十步九被涝，今年洪水乃异常”、“宝应高邮受水地，通运一望成汪洋”之类的句子虽然狗屁不通，却多少也有几分纪实价值和温存的伤感。千百年来，浊流冲决大堤的情节一再演绎，成了里下河不堪回首的记忆。那些惨绝人寰的大场面都化作了地方志中悲天悯人的记载，而无数尖锐的剧痛和哀伤的细节则深深地埋沉在历史的深处。但京师里的达官贵人们关心的只是漕运，从明代弘治年间开始，为了避开高邮湖的风涛之险，保障漕运畅通，朝廷开始为这一段运河修建复河，把运河从湖中剥离出来，并用块石加固临湖的西岸，以防湖水的入侵。清代以后，又在运河东堤上设置了五座所谓“泄洪归海”的滚水坝，每当洪水泛滥，即掘开五坝以泄洪水。但坝外并没有修建导洪渠道，且距离黄海尚有二三百里之遥，因此，每次开坝，运河以东数县的百万生灵便成了釜底之鱼。“一夜飞符开五坝，朝来屋上已行船。”多少生存之梦的破灭只在顷刻之间，多少苦心经营的家园在报警的锣声中随波漂逝，多少鲜活的生命成了游走故乡的孤魂野鬼。可以想见，签署这道开坝的指令，需要一种多么义无反顾的胆略和气魄!其实对于当权者来说，这只不过是每年的例行公事而已。自大运河开通以来，泱泱京都的日用衣食便仰仗于此，小民百姓的蝼蚁之躯算得了什么呢?遥望着里下河的汪洋大波和啼饥号寒的灾民，运河上的漕船连翩北上。由于洪水的托举，那艨艟巨舟有一种凌驾的姿态，仿佛行驶在天上一般。云帆高挂，百舸争流，那实在是满目疮痍中的一幕壮观。 里下河的乡民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年复一年地加固圩堤。这种努力有如月宫里的吴刚挥动利斧砍伐桂花树一般，几乎注定了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苦役。高邮宝应一线的沿湖大堤堪称是大运河全程中最伟硕的杰作，也是水来土掩这一朴素思想最经典的造型。如果把某一段大堤沿横断面剖开，你几乎可以看到历史上每一次洪水的痕迹：已经炭化的木桩、人和动物的白骨、沉船的遗骸、远古的祭祀用品、劳动工具、盛饭的瓦罐、石块、瓦砾、土囊，等等。甚至还有其他很难说得出来由的东西，例如成袋的面粉。翻了地方志后才知道，历史上某年发大水时，为了保卫运河大堤，抢险的泥土都没有了，只得把附近面粉店所有的面粉都当土用了，但大堤最后还是没有保住。这些遗骸成功地穿越了漫长的时间隧道，它们是大运河的记忆，千百年的历史就这样被压缩在一堵扁平状态的土层里。时间在这里是凝固的，也是沉默的，但沉默比黄钟大吕更具有耐久的生命力。它们的职能不在于展示本身的物理性能，而在于重现特定的历史情绪。它让人们的心中升起一种对苦难和悲怆的缅怀之情，逝去的岁月就是以这种方式被追问的。但它们无疑又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它们不光带着那个时代的质地和形态，而且还有场景、情感和激烈的精神氛围。你看那一具具白骨，几乎还带着他们殉难时的原始形态，你可以想象那骸骨横陈中的某种秩序——舍生忘死的壮烈、前赴后继的英勇、互相救助的酽酽乡情，等等。这是道德的秩序。还有那辆独轮车的遗骸，也完全是里下河特有的格式，被当地的人们称为“山车”的那种。和普通的独轮车不同，那中间有一道高起的可作隔离亦可作倚恃的“山脊”。现在，它也陈列在大堤横断面的土层里，看起来像是某个隆重场面丢弃的仪仗。在填入大堤之前，它曾经是这一带最能负重的陆路运输工具，而身份又要比普通的“平平车”尊贵，一般只用于负载人和粮食，那些小有田产的土财主出门，大致也就是这种规格。当然，它也肯定曾不止一次地接待过盛装的新娘，在唢呐和彩礼的簇拥下撒下—路迎亲的欢悦。 大运河流过了它生命中最惊险而放荡的青春，也流过了历朝历代那些镇水的铁牛和记载灾难或功业的石碑，现在，它终于流到了淮安。 九清溪馆与清晏园 沿着大运河从南往北或从北往南走，这是一种跨越地理概念也跨越人文风景的旅行。南方和北方——树、土地、风和建筑物，还有阳光、河畔的野花，甚至人们脸上的神态都是如此不同。但这种不同，你只有站在她的一端遥想另一端时才会强烈地感受到。而在行程中，那些微小的转换你几乎很难觉察。这就如同季节的演变，总是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悄悄完成的。所谓“绿肥红瘦”只是一种情绪化的臆想，诗人百无聊赖，自己并不曾去细看。试问，同是杏花春雨，谁能说出它在两个江南小镇里的姿态有什么不同?但是若站远了看，地域的风景还是各有神貌的。南方毕竟是南方，那湿漉漉的青石码头和石拱桥；那划入水乡梦境的乌篷船；那油纸伞上极富音乐美的雨声；那宅基浸在吃水线以下的旧木楼(俗称河房的那种)；那弥漫着诗意的雨巷，青灰色的瓦檐有一种淡淡的惆怅意味；那村妇手臂上编织得很艺术的竹篮，还有竹篮里的芦笋、藕段、菱角和马兰头(关于它有一首很有情致的民歌)，所有这些都散发着江南特有的柔婉和温丽，当然也都在精致中略显逼仄。而北方的格局就粗犷多了。北方是枯水季节宽阔得可以跑马的河滩和远方又大又圆的落日；是坦荡无垠的大平原上排列得像哨兵一样的挺拔的白杨树；是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小驴车优哉游哉的散漫情调；是冬日里冰糖葫芦的色彩和煊羊肉、老白干、烤红薯的香气；是坐在简朴而厚实的院落里抽叶子烟的老农的目光(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澎湃着生命激情的红高粱)。南方和北方，是情致与气概，浪漫与质朴，月明画舫与长城浩歌，小桥流水与俊鹘盘云。大运河就从这风景中流过，她孕育着风景，自己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如果不满足于这种过于大而化之的划分，我们当然还可以看得更仔细些。于是我们便发现了河——不是大运河，是那几条来自高山峻岭的天然长河。它们才是真正的大师，它们本身的性格、气质，还有色调，如何温情脉脉地濡染了风景，又无可争议地界定了风景。在大运河的行程中，它曾先后与五条大河遭遇，除去首尾两端的钱塘江和海河外，其余的三条大河正好把她裁截成四段色调不同的风景。或者说，在中国的东部地区，每两种地域风景和色调的交界处，恰恰都有一条大河，它们分别是：长江、淮河和黄河。 这中间，最重要的是淮河。法国文艺批评家史达尔夫人认为，一条莱茵河把西欧的文化分割成南北两方。在中国，这条分割南方与北方——政治、文化、人物秉赋和自然风景的河流则是淮河。淮河——秦岭一线是我国气候、土壤与作物的分界线，以此为界，南方的温湿活泼与北方的干冷坚毅形成明显的对比，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仅是一个生物学命题，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哲学命题。哲学论争的背后往往是政治上尔虞我诈的争斗，晏子使楚时的这两句妙语名言，实际上是对急吼吼地要北上称霸的楚国人的一种警告：南方和北方是两码事，你们这些南方佬到了北方未必玩得转。春秋战国是生命、个性、人格的大觉醒时期，这种富于哲学思辨色彩的脱口秀几乎随处可闻，我们且不去说它。人们看得最多的还是历史上南北政治在这里的对峙，战国时期楚国霸权的衰落，首先是以丧失淮河流域的国土为标志的。嗣后的魏蜀吴三国的鼎立争雄，东晋与南朝扼守此线得以苟安，南宋与金一百余年的攻守战和，也都是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的。人们往往只知道历史上的“划江为界”，其实不管就政治地理还是文化地理而言，从来都是“划河为界”的。淮河——秦岭一线，从来就是中国南方和北方既互相对峙又互相渗透的敏感区。 大运河与淮河的交会处在淮安。淮安旧称山阳，在一本叫《山阳遗志》的小册子中我看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南来漕船……姻娅眷属咸送至淮，过淮后方作欢而别。凡随船来者，丛集于淮北馆水亭，解囊沽酒以饯北上者，故有清溪馆之名传布南北。 这是多么古典而又令人怀想的送别！在这些南方人的眼中，淮河就相当于自家的门槛，送别亲人，是必定要送到淮河的。他们当中，有的来自锦绣苏杭，有的来自江西湖广，有的甚至来自更远的云贵边陲。千里迢迢地相跟相伴，一路上的风涛之险和颠沛之苦且不去说它，但一旦到了淮安，便只有分手一途了。“数声风笛立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因为过了淮河，就进入北方了。北方，不再有杨花似雪，不再有落红如雨，不再有春江花月和吴姬荡桨。北方是一个男人的世界，那么就让男人自己去闯荡吧。于是，淮水北岸一座小小的酒楼，便成了南方人集体送行的长亭。可以想见，当年的清溪馆曾演绎过多少惜别的缠绵与洒脱。店家的生意总是很好，一拨人去了，一拨人又来了，操着软软的南国方言，带着一路的疲惫和风尘，脚步在码头的石阶上留下湿漉漉的水印。进得店来，临窗处坐下。粗大的手端起酒杯，喝出男人的豪爽；纤细的手端起酒杯，喝出女人的惆怅。作为北上的漕船，被送者大都是艄公纤夫，最高级的也不过是旗丁粮长之类的芝麻官，文化素养不会很高，因此送别时也只是喝几杯酒，把那些一路上不知说过了多少遍的话再说一遍。估计不会有诗文酬唱之类的风雅事，也不会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种闺中怨妇式的情调。但其间类似于孟姜女和王宝钏那样有情有义的女子还是有的。小民百姓的悲喜情怀也一样的真挚动人，当她们挥别亲人转棹南归时，正值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漕运的行期有严格的规定，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一二月间，各地漕船当次第渡淮)。“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南归的行程正伴着悄悄来临的春天的脚步，寒水依痕，春意渐回，航船不经意地撞碎了沉默的薄冰，也撞碎了冬的铠甲。先是河坡上茅草的根部泛出了些许绿意，狗和儿童在上面欢快地打滚；接着是柳枝绽出了毛茸茸的嫩芽，而性急的杏花已抢先开了几朵。一路南行，或细雨轻寒，或花团锦簇，每一程都是一道春的风景。春天是女人的季节，她们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在芬芳和畅的阳春气息中完美地舒展。但一想连引车卖浆者也算得上精神贵族。他们习惯于静静地品味生活，不喜欢喧闹和浩阔(像虎丘那样热闹且格局大一些的所在只能坐落在城外)。那么就别打搅他们，悄悄地绕城而过吧。流过了西南城角的水陆盘门，流过了飞絮如雨的横塘古驿，又流过了张继诗中吟咏过“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枫桥，大运河又扭头西去，身后是寒山寺流韵千古的钟声。但在经过无锡和常州时，她都是穿城而过的，这两座城市都是江南的商业重镇，市井中流溢着精明开化的商业气息，不像杭州和苏州那样，总带着几分怀旧和伤感。大运河穿行其间，正好吐纳百货交易土仪，也正好领略这里的商界行情。城区的河道很窄，舟楫壅塞，摩肩接踵，好不容易出了常州西门，回首望去，但见三万六千顷太湖烟波渺渺，多么浩阔的一片水呵!从嘉兴到常州，还没有走出她那包孕吴越的怀抱。 常州古称延陵，既称陵，自然是高地了。大运河过了常州，便渐渐失却了先前那明丽坦荡的风格，变得单调且逼仄起来：两岸是沙性的、土质不那么坚密的黄土冈地；河岸很高，风景中有一种干燥的、带点野性的成分；河水浅窄，不再有那种盈盈欲泼的气象，也不再有天生丽质的妩媚。似乎一切都有点萧索，不那么繁茂；有点粗犷，不那么精致；有点苍黄，不那么清秀。感觉上仿佛进入了北方，但这里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宁镇山脉的余脉延伸至此，形成了江南运河的分水岭——丹北分水岭。在常州以南，大运河的水源来自太湖；到了这里，水源来自练湖。在江南运河中，这一段其实是资格很老的，“初，秦以其地有王气，始皇遣赭衣人三千凿破长陇，故名丹徒。”(《元和郡县图志》)秦始皇的原始动机并不是为了国计民生，而是要挖断所谓“王气”，这我们不去说他。反正他很早在这里开凿了一段运河，而且是江南运河中最为艰涩的一段。 但好在离长江已经不远了。似乎是为了酝酿情绪，大运河踌躇满志地激动起来。它已经听到了长江的呼唤，那是从昆仑绝域浩歌而来的兄长对袅娜于江南烟水中的小妹的呼唤，是激情对温顺的呼唤。在北上的这一路上，它一直都是平和从容的，它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当然也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清纯淑女的激情往往是最疯狂的，从分水岭向北，它就毫不吝惜自己并不充沛的水量，迫不及待地扑向大江，以至原先清丽的面容也显出了几分风尘之色。于是，人们不得不用曲折的河道和堰闸来抑制它的情绪，因为，练湖的“水柜”是经不住它这样奔流直下地挥霍的。 大运河在京口汇入长江。遥望江北，过了瓜洲就是古老的邗沟了。 三苏州 对于江南运河来说，苏州大致处于中点的位置，南下杭州和北上镇江的距离都差不多。镇江的对岸就是扬州。杭州、苏州、扬州，这三座城市恰恰体现了文化江南的典型神貌，又恰恰在大运河边几乎等距离地排列着。但苏州的文化性格并不是杭州与扬州的中和，它比这两者都要更精致。杭州与扬州虽然也很精致，但前者的精致中有一种皇家贵族的没落情调，后者的精致中有一种盐商和小市民的卑俗，它们都有显摆的意味。苏州的精致则是一种居家过日子的滋润，它潇潇洒洒，不卑不亢，以骨子里的书卷气和自在平和的真性情酿造着诗化的生活，即使是怀旧，也只是像寒山寺的钟声在微烟渔火中的几许喟叹，大致不会很激烈的。 没有苏州，江南会平庸不少，江南运河也会逊色不少。 在人们的印象中，苏州似乎只是一个休憩的所在，这里山温水软，有巧夺天工的园林和白如凝脂的美女，有讲究的菜肴和小吃，更有那如幽如兰的小巷，缠绵得令人销魂。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正好是上海的后院，达官贵人和大亨富豪们在十里洋场厮混得累了，便到苏州来歇歇脚，买一处旧家园林，置一房姨太太，在这里将息得精神了，再去上海滩闯荡——这大致是晚清和民国年间的景观。再往前，苏州则几乎是京师的后院，那些在京城有头有脸的主儿，不管是不是苏州人，赋闲之后，都喜欢把家安到苏州来。他们在这里怡颜养性，享受生活，也注视着京师的政治风云，一旦气候对自己有利，便抖一抖衣袖启程往京城去。——官船就停在河房的石阶下，橹桨一动便进了大运河，很方便的。看看苏州的那些街巷名称，该有多少是与当初的王公贵族有关的。都说侯门如海，其实它们就静静地隐藏在这些貌似平朴的小巷深处，一点也不张扬。因为这里的豪门大户太多了，说不定从哪座不起眼的门脸里，就会走出个品级相当不低的人物来。冠盖云集，藏龙卧虎，谁都得学会收敛着点。你看，光是所到北去的亲人，南国的春光便顿时黯淡起来，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回首北望。北方，季节的脚步正在冬的雪地上蹒跚吧?在这些女人的情感深处，北方是她们永远的忧郁和凋谢。 淮安历来是运河重镇，古老的邗沟就是以此为终点的。“扬州千年繁华景，移向肖湖古渡头。”这是把淮安与扬州比美的诗句。原先，大运河从这里入淮；黄河改道夺淮以后，大运河又从这里入黄。自清代康熙以降，历任的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皆驻节于此。历史上的淮安和淮阴并不怎么分的，当时的总漕驻淮安，总河驻清江浦(淮阴)。两大衙门都是与运河有关的，在当时是淮上的第一等显赫所在。时至今日，人们所能看到的却只有淮安镇淮楼后面的一块“漕运总督部堂”的金字横额和淮阴城南的一座清晏园了。 清晏园无疑是取河清海晏的意思，但河清海晏永远只是一个梦。明清两代都以河务为大政之要，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银子端的有如流水一般。那么多银子从手里流过，河道总督照例是很有点油水的。但老实说，肥差虽则是肥差，风险也很大。数千里长河上，每年或大或小总要出点事，一出事便京畿震动，总河难辞其咎。有清一代凡二百六十余年，河道总督就有八十八任，平均每三年就要走马换人，可见这位子不好坐。清晏园原先是清代的河道总督府，园内建有御碑亭和碑廊，那林林总总的碑文，就是朝廷为八十八任总河颁发的奖状。他们有的上任只有几天，有的在任长达十几年，有的因治河有功而受到皇帝的嘉奖，有的因出了纰漏被贬职放逐甚至差点丢了脑袋。这是一部形象的清代运河史。透过那些端庄和煦的文字，我们看到的却是皇上那阴沉冷峻的面孔：河道总督不好当哩，尔等都要给我当心才是。 清晏园中的御赐碑文至少有五方是与高斌有关的。高斌一生曾四任总河，从雍正十一年到乾隆十八年，前后达二十年。他又是乾隆的老丈人，照理说面子很大的。但即使如此，出了问题皇上也毫不留情，最后的下场也并不好。乾隆十八年，河署中下级官员贪污公款白银十几万两，案发后，高斌也被追究领导责任，那位正在后宫得宠的慧贤皇贵妃的面子也没用。皇上是不会以感情代替政策的，总河高斌、副总河张师载就地免职。同年九月又恰逢铜山县张家路河决，皇上雷霆震怒，令将高、张二人连同河决责任者——一知府、一同知，也是不小的官——押赴张家路附近河工处问斩。行刑的场面很有意思，监斩官当时奉有两道圣旨，先宣第一道：斩知府、同知二人。等这边刽子手干净利索地干完活儿，监斩官再看密旨，才知道地上跪着的另两位是陪斩。但刚才人头落地时，两位总河大人已吓得昏死过去了，只得用水喷醒再宣旨：命高、张二人原地留河工效力赎罪。于是连忙松绑整衣，拜舞谢恩。这种戏剧性的情节实在让人颤栗不已，杀便杀，不杀便不杀，何苦要这样摧残人的神经呢?专制者对人的掠夺，不光是一种生杀予夺的无上特权，更体现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肆意侵凌，所谓“触及灵魂”便是最厉害的一手。皇上的意图或许在于让你经历一次生死惊魂的考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天威难测，什么叫皇恩浩荡，什么叫“第二次生命”，以后才会更加兢兢业业地为寡人办事。但皇上有没有想过，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往后的日子大抵总是笼罩在死亡阴影之下的，精神的垮塌，智慧的萎缩，生命热情的黯淡，将伴随着他注定了已然不多的年华。一个整天战战兢兢的行尸走肉，哪里还谈得上干什么事业呢? 乾隆二十年二月，也就是在那次生死惊魂之后不到一年半，高斌死于治河工地。他其实是被吓死的。 又过了六年，高斌的侄子高晋又担任了河道总督。高晋比叔父要聪明些。高斌只知道忠于职守，踏踏实实地干事。高晋在这基础上又悄悄地糅进了逢迎拍马的一套。这中间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主持修撰了洋洋大观的《南巡圣典》，这实际上是一本为乾隆南巡树碑立传的报告文学，很让皇上称意的。因此，尽管他在河道总督任上前后犯过十多次错误，却基本上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人们总喜欢把高晋视为清代总河中弃瑕录用的典型，认为这体现了皇上惩前毖后的干部政策，又哪里知道在对官场游戏规则的把握上，高晋的绝顶聪明之处呢? 清晏园林林总总的御碑早已漫漶在历史的风雨之中，但诸如“绩奏安澜”“底绩宣勤”之类的文字还是依稀可辨的，从中似可看到皇上那炯炯注视的眼神和殷殷期望之情。河道总督这个位子确实不好坐，八十八任总河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那种履冰临渊的苦衷皇上体谅过没有?从高邮到徐州的这一段运河放形骸，黄淮之水，洪泽之波，都以一种男性的激情迷惑着它的本性，怂恿它作出离经叛道的惊人之举。作为河运总督，即使你能做到“底绩宣勤”，但谁能保证总是“绩奏安澜”呢? 大运河到了淮阴，曾在这里几度踌躇。当年夫差开挖的邗沟就是在这里与淮水交汇的，其后差不多过了一千一百年，才有一个叫杨广的风流皇帝从这里向西开了一条汴河，通往京都长安。那时候，由漕运形成的王朝格局是脑袋在长安，咽喉为长安与黄河之间的广通渠，而通达河北涿郡的永济渠和勾连江淮的广济渠(汴河)恰似两条巨大的胳膊。“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杨广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王冠落地和脑袋搬家，还有千秋万代的骂名。此后又过了六百七十多年，由于蒙元统治者定鼎燕京，大运河又从淮阴向北延伸，经过齐鲁苍原和燕赵大地直达京都，从而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最终走向。在大运河每一次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淮阴都是一个端点，它注定了是运河上的一大关节，也注定了是一个供历史踌躇和思考的地方。谓“衙”，就有“文衙弄”、“沈衙弄”、“王衙弄”、“申衙弄”、“包衙前”、“吴衙前”等等。还有什么“太师巷”、“尚书里”、“状元弄”、“相王弄”、“乔司空巷”、“王洗马巷”、“金太史巷”，几乎可以据此编一本中国古代的“职官表”了。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街巷背后，曾经的玉堂金马、衣香人影，演绎过多少有声有色的故事，退隐与复出，淡泊与执着，优游山水与周旋官场。苏州人讲机巧，亦讲性情；有风姿，亦有壮采。他们能屈能伸，亦雅亦俗，把生命的热力挥洒成不拘一格的人生风景。 苏州人王献臣，明弘治进士，嘉靖年间曾任监察御史。官场失意后回归故里，筑拙政园以自居。“拙政”二字取自潘岳的《闲居赋》：“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亦拙者之为政也。”住着这么好的园林，一边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一边却要作出一副可怜巴巴万念俱灰的样子：唉，有什么办法呢?浇浇园子，卖卖菜，养家糊口啊，这就是我这个笨人所从事的政事了。什么叫苏州人的生存智慧，这就是。当然也有不怎么“智慧”的，例如清朝初年那个叫王永康的主儿。王永康并非王献臣的后人，他之所以入住拙政园，中间还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王永康本是苏州的一个破落户子弟，父亲早年去世，永康遂飘泊无依，到了三十多岁还讨不上老婆。一日在家中却偶然发现了一张结亲的帖子，原来王父当年在军中供职时，与一个叫吴三桂的同僚相处得很好，吴三桂答应把女儿嫁给尚在襁褓中的王永康为妻，并且立下了红帖。这个吴三桂就是当时权倾一方的平西王，驻节昆明。王永康看了帖子，自是喜出望外，他决定去云南碰碰运气。在昆明，他堂而皇之地写了一封子婿的帖子到府门求见，整整等了三天，门胥才让他进去了。吴三桂见了他，沉吟了好久(他都想了些什么呢?)，最后还是认了这个潦倒落魄的穷瘪三。也许在他看来，穷一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自己给一份陪嫁就足够了。他给的这份陪嫁也着实丰厚，摆在明处的就有：一处公馆，三品官的顶戴，加之成亲的全套妆奁用具。这还只是云南那一头的。吴三桂同时又移檄江苏巡抚，嘱他代买良田三千亩，大的房屋一所。这所“大的房屋”就是拙政园。没多久，王永康偕新妇回苏州，穷汉乍富，挺胸凸肚，自是神气得不得了，也很过了几天好日子。后来吴三桂失败，王永康的下场自然可以想见，拙政园又换了新的主人，这些就不去说了。 我想，以吴三桂当时的权势，他是完全可以拒绝这门亲事的，之所以在“沉吟了好久”之后又答应把女儿嫁给王永康，想必王永康身上也有几分不俗之气吧，例如，苏州人特有的儒雅，以及那种软绵绵的固执。既然不能干什么大事，那么就让他在苏州的园林里享享清福吧。享福也有档次之分，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像苏州人那样消受得滋润且风雅的。吴三桂的想法或许不错，苏州园林确实称得上滋润风雅的所在，在这里，山、石、林、泉，大自然中美的几大要素一应俱全，而且全都很温驯也很艺术地圈养在自己的围墙内，任是雾失楼台，烟迷芳草；或是舞低杨柳，歌尽桃花，想怎样消受就怎样消受。但圈养的结果是：野性不见了，雄浑不见了，极目苍茫的风云之气不见了，剩下的只有精致。小家碧玉式的精致软化了生命的质感，风月情怀冲淡了江山气度，这就是苏州人。 但原先的苏州人并不是这样的。 原先的苏州人，也曾呼啸起“轻死易发”的壮士雄风。在中国古代，北方的壮士有荆轲，南方的壮士有要离。要离以不满三尺的侏儒之躯，挺身搏击有万人之力的公子庆忌，比之于荆轲刺秦，虽然稍逊“易水悲风”的排场，却更胜勇武气概和生命的亮色。因此陆放翁诗曰：“生拟人山随李广，死当穿冢伴要离。”要离者，苏州人也。 原先的苏州人，也曾醉心于削铁如泥的三尺青锋。中国古代最为精良的青铜兵器大都出自吴国，连屈原《国殇》中也有“操吴戈兮被犀甲”的诗句。所谓“吴戈”和“吴钩”后来亦因此成为冷兵器的代名词，它是与男儿本色维系在一起的。而干将、莫邪所铸的宝剑更是闻名天下，那是用生命的血光和智慧铸就的无敌之剑。干将莫邪者，苏州人也。壮士和宝剑，这就是苏州人奕奕风神的写照，也是苏州人血性命脉的古老源头。那时候，他们——就精神的强度和浓烈而言——都无愧于一流。很难想象，今日操着吴侬软语，温文尔雅的苏州人的祖先，却是凸现着勇武与力量的强悍之辈。想当初，“吴会轻悍”难治，曾令刘汉的历朝统治者忧虑重重。到了西晋的时候，大才子左思所作的《吴都赋》中，仍有“士有陷坚之锐”的描写。左思是到吴地游历过的，这块土地上浓烈的尚武风气，使他的笔下很难见出旖旎的色调。 由好勇而柔慧，由尚武而崇文，苏州人性格的流变似乎是随着大运河的通达而开始的。 大致从隋唐以后，全国的经济中心便开始向江南转移。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带来了三吴地区区域经济环境的改善：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加之北方人口大量南移，江南人气渐旺，造物主为人们提供的生存环境开始变得丰饶而美丽。这里偏于东南一隅，远离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和西北，也远离了政治、军事冲突的漩涡。地域的偏远往往使这种冲突的震荡成为强弩之末，当北方人在频繁的战乱和权力更替中颠沛流离时，江南人却一门心思忙于稻粱之谋。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里无烽火之警，无逃亡之艰，亦无饥馑之患。江南真是幸运：它独享着动乱年代的安谧，也消受着升平年代的福祉。丰韵而富足的江南——青青的山、柔柔的水、软软的吴语——不知不觉地托起了一个文化的苏州。这是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诗中秀润清丽的苏州；是沈周、唐寅、文徵明画中文采风流的苏州；也是桃花坞木版年画中充满了世俗的喧嚣和情趣的苏州。 于是人们看到，从苏州出发沿着大运河北上的航船中，除去大米、丝绸、刺绣、织锦、茶叶和陶瓷而外，还有书画、文玩、版本、梨园子弟和络绎不绝的举子。自唐宋以后，熙来攘往的苏州举子便成了大运河上一道令人艳羡的风景。长天秋水之间，那飘然的青衫撩起了多少悲喜人生!仰望着科举顶峰上的无限风光，他们那“弱水蓬山路几重”的期盼是何等殷切，那“杏花一色春如海”的狂喜又是何等放达。当然，更多的还是落第后“秋风何处说文章”的颓唐。不过颓唐尽管颓唐，过了几年，他们还会再来的。北上赴考的士子一拨接一拨地过去了，又一拨接一拨地回来了，人们总是惊奇，他们中有那么多人说着软软的苏州话，而朝廷中那些操着同样方言的“柔性政治家”就是从他们中间走出去的。苏州人干什么都比别人干得精致出色，如同当年醉心于削铁如泥的三尺宝剑一样，如今他们向往的是状元及第的功名。那四年一度的金榜也似乎对苏州人格外青睐，光是一个清代，从顺治三年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二百六十年间全国共出状元一百十四名，而苏州一府即有二十六名，差不多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于是便发生了《瓜剩续编》中的这个故事：某日，在京的各地官僚聚在一起，互相夸耀家乡的特产，轮到最后，当苏州人慢悠悠地说起苏州特产“绝少”——只有状元时，众人初则一愣，随后皆“结舌而散”。 这个苏州人叫汪琬，他说话的神态和幽默感，以及那种表面上谦逊，骨子里的自傲，也完全是苏州式的。望着那些自惭形秽的身影悄然离去，他惬意地呷了一口清茶，毕竟是大运河从苏州流来的水呵，直往心里甜。 苏州人哪! 四吴越风情 《白蛇传》是一出典型的江南世俗生活剧：水、女人和爱情，还有雷峰塔下永恒的幽怨，很凄婉也很美丽。我总觉得，其中的白娘子就是江南运河的化身。一出戏，从江南运河的起点(杭州)演到终点(镇江)，最后又终结于西湖边的雷峰塔下。一头镇着雷峰塔，一头镇着金山寺，这就是剧中白娘子悲剧性的生命历程。白娘子其实只是要做一个凡俗的贤妻良母，她有情有义，珍视爱和哺育，也懂得追求和奉献。她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柔性美和母性品格，同样也是属于江南运河干的；而且，他老了，不可能东山再起了。夫差最后倒是很坦然的，经历了一生的轰轰烈烈和成败得失，这时候的思考往往可以触及到生命甚至哲学的某些本质。他一生追求成功，这并没有错。追求成功的人最后不一定会戴上成功的桂冠。现在，他失败了，吴国也灭亡了，但他至少曾经被成功关注过。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败都是一种巨大，它们都标志着一种生命的强度。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就够了。 我一直不能理解，在吴越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姑苏势在必失的情势下，夫差为什么一味困守孤城，而没有选择迁都江左呢?就幅员而论，吴国在江淮那一块的面积要比江南大得多。以邗城为新都经略江淮，则南可据长江之险，与宿敌越国相持；北可恃运河之利，与中原诸国周旋。若假以时日，休养生息，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夫差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他与历史的机缘擦肩而过。这或许是因为吴国的根基在江南，民心、军心、君臣之心皆眷恋故土，不愿离乡背井地折腾了；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江淮原野仍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经济上难以支撑国用。但从根本上讲，可能还是因为夫差老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伟大的选择需要石破天惊的爆发力，夫差已不具备这种爆发力了。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问题。 与夫差的败亡联系在一起的是那个叫西施的女人，一个偏僻乡村的浣纱女，只因为长得漂亮，被勾践选了去，调教得可人了，作为礼物送给吴王。一般人都把西施视为一个女间谍，似乎吴国的事主要就是被她搞坏了，这实在是过分抬举了她。我不知道历史上是不是真有西施其人，反正亡国之君的身边，大抵总少不了一个女人的。那么就姑且信其有吧，但说她一介女流就颠覆了吴国的三千里江山，我不信。吴王与西施的关系，只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男人与女人之间那种灵与肉的游戏，他们也一样不少，但这些与亡国无关。“家国兴亡会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诗人罗隐是钱塘人氏，他的见解是有道理的。纵观中外历史，有几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不是好色之徒?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又有哪一个身边不是佳丽如云?好色是一种体魄的强劲和生命激情的旺盛，而这些正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拿破仑在攻打奥地利战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