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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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世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后来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时，又经常使用“饮冰室主人”的笔名，所以又以此为号。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2月23日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的一个耕读世家。广东地处南海之滨，是中国最早受到欧风美雨洗礼的地方。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四个先进的中国人中，除严复外，其余三人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都诞生在这里。梁启超出生的时候，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已经去世9周年，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康有为已经是15岁的饱读诗书的翩翩少年，而伟大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已经7周岁，正在故乡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私塾读书。 梁启超的家乡熊子乡茶坑村，位于新会县的最南端，是西江支流潭江冲积而成的一个小岛，背山面海。村前是一条常年清流不断的小河，时时有小船来往，运送各种货物，是这里通往外地的主要水路通道。村后是一座蜿蜒起伏的熊子山，山上耸立着笔挺的凌云塔，犹如一支巨笔直插蓝天，所以又名文笔塔。梁启超成名后，乡亲们都说自己村的风水好，尤其是巨笔形的凌云塔预示着这里将走出名扬天下的文化巨人。 新会是广东省具有悲壮历史的一个大县，具有丰厚的文化积淀。距茶坑不远的厓山，是南宋誓死抵抗蒙古铁骑、最后背负小皇帝赵昺蹈海而死的陆秀夫壮烈殉国的地方。厓山下的大忠祠，祭祀着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三位民族英雄。茶坑村的北帝庙，绘有廿四忠臣、廿四孝子的画像，一年四季香火不断。这一切，标志着这里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忠孝节义的文化传统。 茶坑村的梁氏家族是宋朝时期从中原辗转迁来的。传至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1815—1892）的时候，梁氏已经是这里的大家族，有三千多人，占全村五千余人的一多半。梁维清字延后，号镜泉先生。他意志坚强，读书刻苦，是梁氏宗族的第一个秀才，后又捐了个附贡生，做过管理一县文教工作的八品教谕。梁维清的从政，使他们家的经济条件稍有改善，得以购进十多亩土地和置备一些经史图书，大大增强了家庭的文化气息。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1849—1916），字莲涧，是梁维清的第三个儿子。他虽然也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勤奋读书，但却屡试不第，从少年童子到两鬓星霜，连个秀才也没有考取，只能在乡里做个教书先生度日。他们父子都为人忠厚，热心公益事务，在村民和宗亲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梁启超的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举人，父亲是庠生。她知书达礼，是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典型。她重视后辈的教育，特别关注他们的品德修养。1902年，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以深情的笔触回忆了母亲醇厚纯朴、温良恭俭让的品德。其中说母亲教育他们兄弟为人要诚实，并说有一次他因为在一件小事上撒了谎，就被母亲毫不客气地责打了一顿。赵氏生了四子二女，在梁启超15岁时因难产而去世。梁启超还有一位继母和一位庶母。他是长子，有兄弟七人。同母弟启勋、庶母弟启雄也有名于时。 梁启超的家庭虽不富裕而足可温饱，虽算不上诗书继世却有浓厚的文化氛围。这一切，使他在自己的生命起航时就站到了较有利的起跑线上。 二、“神童”秀才，少年举人 梁启超出世的时候，他的祖父正做教谕，父亲也正为科举而刻苦读书，加之母亲粗知诗书，他们对这位将来顶门立户的梁门长子自然寄予满腔热望。二三岁时，母亲就教他读诗，四五岁时，父亲就教他读当时儿童的开蒙读物。10岁前，一直在家由祖父、父亲指导读书，没有外出就学，正如他在父亲去世时的《哀启》中所说：“启超启勋及群从昆弟，自幼皆未尝出就外傅。学业根柢，立身藩篱，一铢一黍，咸禀先君子之训也。” 梁启超自幼聪敏，灵慧异常。6岁读完四书五经，7岁学习《中国史略》，8岁学做八股文，9岁即能写出洋洋千言的文章。由此，他“神童”的美名就逐渐传开了。至今，梁启超童年巧对联语的故事还在新会广为流传，为人们津津乐道。据说他七八岁时，塾师张乙星想考他对对子的才能，就出了一句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梁启超立刻对出下联“南国人怀召伯棠”。对仗协韵工整，用典贴切巧妙。梁启超9岁那年春天，父亲带他去朋友李兆镜家做客。他被花园盛开的杏花吸引，急忙摘下一枝玩赏。被父亲和李先生发觉后，他忙不迭地将花枝藏入袖中。父亲责令他赔礼道歉，李先生则罚他对一联语。李先生出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启超猛然看见屋内厅堂悬挂的一面青铜镜，灵感马上来了，于是脱口而出：“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同样对得巧妙贴切。对对子是当时私塾老师对学生的基本训练之一，梁启超对对子的故事充分反映了他的早慧、机敏和超常的记忆力以及灵活运用典故的能力。 童年时代的梁启超，除了读书外，还不时跟随祖父、父亲去大忠祠和北帝庙，瞻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忠臣孝子的塑像与画像，听讲他们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每逢清明节，他们兄弟还随大人乘舟去厓门祭扫高祖墓。船过南宋水师最后覆灭、标志南宋灭亡的古战场，祖父总是义愤填膺地讲述陆秀夫、张士杰、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英勇抗敌、壮烈殉国的故事。 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滋润着他们的心灵。这时的梁启超，不仅读书认真，而且活泼好动。读书之余，经常与小伙伴一起登临凌云塔，观赏周围的景物。8岁时，他登塔归来，挥笔写下了一首《登塔诗》，这应该是他迄今留存于世的最早的诗作： 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 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 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 为何多变化，此理无人识。 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 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 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 这首诗尽管还显得稚嫩，但无疑反映了梁启超旺盛的求索精神和不畏苍天、不畏圣人的气势与品格。 1882年，9岁的梁启超随父亲去广州应童子试。舟行江上，和风习习。乘客大都是赴省应试的读书人，他们赋诗联句，斗艳争奇。一次吃饭时，有人提议以咸鱼为题作诗。在别人还在苦苦思索时，梁启超第一个咏出“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的诗句，使他一下子成了全船注目的中心。从此，舟中咏诗的故事不胫而走，梁家“神童”的声名传遍了新会。这次初试，梁启超虽然没有考取秀才，但他却在这座华南名城见了世面。第二年，他又看到了在当时士子中影响很大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 两年后的1884年，梁启超再次去广州应试，顺利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第二年，他进入广州著名的学海堂读书，同时又做菊坡、粤秀、粤华等书院的编外学生。从1884至1889年，他在这里学习辞章训诂、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识，进行考据、辨伪、辑佚、补正等基本训练，打下了较坚实的汉学基础。这期间，他如饥似渴，努力攻读，是学海堂最出类拔萃的高才生。16岁时专科生季课大考，四季都是第一名。“自有学海堂以来，自文廷式外，卓如一人而已。”（《梁启超年谱长编?一八八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简称《年谱》）梁启超在学海堂四年多时间的学习，使他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储备了渊博的学识，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在后来从事众多学术领域的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889年，16岁的梁启超到广州参加乡试，结果一举中的，考取第八名举人。主持这次乡试的正座是贵州的李端棻，副座是福建的王仁堪，他们一齐被梁启超出众的才华吸引住了。李端棻告诉王仁堪，他想把自己待嫁的妹妹许给这位年轻举子，此时的王仁堪也正考虑招梁启超做自己的乘龙快婿，见主座先开口，只得隐瞒自己的心事，连声称好。于是，李端棻就借一次同梁启超谈话的机会，将他的想法说了出来。梁启超惊喜交加，满口答应。少年科第，佳人上门，他的心中充满无限欢乐。不久，梁启超从广州返乡，他站在船头，看着张满风帆的轻舟顺流而下，把两岸的景物抛在身后，不由得笑出声来。他想自己的前程，不就像这艘鼓风疾驶的轻舟，要乘长风，破万里浪么！然而，此时的梁启超还意识不到，前面等待他的，并不是科举铺就的鲜花路，而是今文经学大师、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教鞭！他将在康有为的指引下，踏上一条他当时还想象不到的、与传统封建士子的追求完全不同的新道路。 三、康有为的得意门生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22岁前，他读了大量经、史、子、集，一心走封建士子的科举老路。1876年，他受教著名今文经学家朱次琦之门，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数次参加广东、顺天乡试，虽然名落孙山，但伴随多次北京、上海、香港之行，使他一方面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所引发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也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于是他毅然抛弃乾嘉之学，以今文经学为武器，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道路，成为近代今文经学著名的大师、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人物。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他陆续出版了一大批宣扬变法维新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884年编著的《人类公理》（后来出版时改名《大同书》），1891年撰写的《新学伪经考》，1892年撰写的《孔子改制考》。这些著作全面展示了他的哲学、政治和历史观点，奠定了他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使他的知名度迅速扩展。 1890年春天，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没有考取，归来继续在学海堂读书。这年8月的一天，他由同学陈千秋引荐，做了康有为的拜门弟子。第一次见面，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将他熟悉的那套学问进行了猛烈批判，“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这使梁启超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因而“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以下简称《合集》），完全被降服了。他于是毅然退出学海堂，转到康有为门下学习。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设立万木草堂，作为讲学的场所。这里树木森森，环境幽静，是理想的教学场所。在这里，康有为一反当时的传统，对教学内容和形式进行大胆改革。他不是按部就班地讲授四书五经和陈腐八股，而是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重点讲研今文经学，批判古文经学。在课堂上，康有为既讲历史文化，又经常纵论天下大事，从先秦典章到汉唐两宋政治，从西方文明到列强压迫，兴之所至，无所不讲。每讲一个问题，必然是上下古今，究其演革得失，同时举出欧美的例子以资证明。尤其受学生欢迎的是讲授历代学术渊源。康有为渊博的学识，纵横的议论，系统的分析，出人意料的结论，都深深地吸引着学生。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他除要求学生精读《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这两部今文经典外，还要求学生博览群书，特别是西学书籍，如容闳、严复的翻译著作，当时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声光电化著作，以及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太等人的著作。 在学习方法上，除了听讲外，康有为要求学生以更多的时间自己读书、写笔记、记功课簿。学生们在听讲、读书有心得和疑问时，都记在自己的功课簿上，每半月呈交一次。康有为就根据功课簿所反映的问题，或做批示，或做讲解，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学习。 为了锻炼学生的读书思考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培养著书的兴趣，康有为又让部分水平较高的学生协助他著书。每确定写一著作，由他规定内容、论点、体例等要求和参考书目，然后由学生分工查找资料和从事编纂。梁启超和陈千秋就是他著书的主要助手，《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用这种方法集体编撰出来的。 康有为还规定他的学生必须习礼。他自制了一套尊孔的礼仪，配上乐曲，要求学生在孔子诞辰日进行乐舞表演。届时，在万木草堂厅堂前的高台上，乐声融融，古舞翩跹，引来许多人驻足观看。 万木草堂没有正式的考试制度，康有为完全靠功课簿观察学生功课的好坏和造诣的深浅。学生之中也不分班次，只在先入学的高才生中指定两人作为“学长”，从事管理和领导其他学生读书。梁启超和陈千秋就做过这样的“学长”。 1890年至1894年，梁启超在康有为门下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不断地充实自己，他的面前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今文经学使他获得变革的理论，西学著作使他开始了解世界大势。他看到外国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看到帝国主义和本国腐败政府的双重压榨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开始走出个人和家族的小圈子，关怀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这样，在康有为这里，他就学到了远远超过八股老调和辞章训诂的经世致用之学，使他由一个普通的封建士子变成了探索祖国命运的热血沸腾的爱国者和维新志士。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的时候，梁启超写了《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为老师祝福，其中有一段对万木草堂学习生活的深切回忆： 每月夜则我侪从游焉。粤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或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率游以论文始，既乃杂遝泛滥于宇宙万有，芒乎沕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林中栖鸦拍拍起。 於戏！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而此乐最殊胜矣。（《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 这里展示的，是一幅多么令人陶醉和神往的图画！梁启超就是在这个环境里完成了自己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 1894年春天，梁启超与康有为结伴同行，入京参加会试，从而结束了为时四年多的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活，投入了现实斗争的漩涡。在他前面，等待这位维新志士的，是坎坷不平的道路和政治斗争的暴风骤雨。然而，由于康有为的陶冶和梁启超的勤奋努力，他已经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储备和卓越的宣传组织能力。斗争使他首次展开翱翔的翅膀，他在维新变法的黄金时代留下了惊人的长鸣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局面的开拓者，也曾是影响至巨的思想家和举足轻重的政治家。 ——学者 止庵 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风流人物，国际知名。 ——历史学家 傅斯年 他（梁启超）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