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竞争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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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大量消耗化石能源获得了丰富的物质资产，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大规模化石能源的使用加剧了全球变暖、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如何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重要难题。由于生态系统自身的复杂性，截至目前，全球气候变暖形成的机制、原因以及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具体影响还没有被人类完全掌握。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每一个国家及地区碳排放的多少都无法精确地测定，从而导致对其责任的界定也无法得到统一的答案。虽然国际社会对气候变暖的程度、成因、主要责任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方面还存在不同看法，但是主流观点已经逐渐趋于一致，至少形成四点共识(马凯，2007a)：第一，全球气候变暖已是被人类承认的科学事实，全球范围内的大气以及海洋平均温度升高导致南北极的冰雪日渐消融以及全球海平面的不断上升也已是既定事实；第二，气候变暖这一全球现象已经对许多方面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不良影响，其中包括当前的生态系统平衡、资源环境、海平面上升、动植物生长、水资源、人类生命健康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等方面(葛全胜等，2017)；第三，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因素多种多样，除了最常见的自然因素外，人为因素的影响尤其显著，特别是与CO2浓度的不断上升关系紧密；第四，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各国人民已经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不良影响，采取何种措施积极应对以及扭转不良的气候变化是关键问题。正是由于全球性这一特殊性质，所以必须依靠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马凯，2007b)。任何经济活动的发展与环境的波动都相互关联，国际贸易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展现出强劲的活力，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愈发突出(谷祖莎，2013)。由于生态环境对自然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特征，造成了贸易活动碳排放交易权分配、环境资源产权界定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正确处理好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贸易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代丽华等，2015)。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成为第一大碳排放国，年碳排放量达60.72亿吨(窦思远，2018)；2016年，全球碳项目(Global Carbon Project，GCP)发布的《2016年全球碳预算报告》指出，中国年碳排放量已超过美国与欧盟之和，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9%(刘学之等，2017)。全球各国也表现出治理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决心，国际社会制定的《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巴黎协定》等合作文件都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碳排放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成为众矢之的。但在当今开放的经济系统中，应当注意贸易碳泄漏问题日益突出，一国的生产和消费逐步发生分离，在碳排放责任认定时，应充分考虑由贸易活动导致的碳排放(徐盈之和郭进，2014)。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多重挑战，尤其是面临环境约束上升、人口红利削弱、低碳贸易壁垒加剧等问题，过去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已然不适用于当前的发展要求，以破坏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生态文明”“绿色文明”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进入“十三五”以来，我国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上升到了新的高度。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促进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低碳产业体系，力求在新一轮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取得先机。
　　1.1.2 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无论是在生产环节还是在商品交易时的流通环节，亦或是消费的环节中均出现无限制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情况，从而导致释放到大气中的CO2等温室气体数量不断攀升，由此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对自然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生活生产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关于碳排放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国际分工和参与国际贸易活动时，各国普遍以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该理论认为贸易增长中的环境因素应该作为外生变量，但现实中的贸易增长却是以能源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与此同时，CO2等温室气体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其全球流动性的特点，应当纳入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理论范畴之中，这对于进一步丰富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经济理论以及低碳经济理论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2.现实意义
　　中国一直以来较为粗放的生产方式，形成对能源资源较为严重的依赖性，由此产生大量的碳排放，使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大会中面临巨大压力，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贡献。因此，由贸易产生的环境污染则需要重新考量，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竞争力问题对于明晰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竞争力处于何种状况以及有效规避低碳贸易壁垒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书通过构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研究哪种行业部门产生的贸易隐含碳排放最多、是否为隐含碳排放的密集型行业部门；构建低碳贸易竞争力指数指标，分析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竞争力究竟处于何种态势；运用LMDI因素分解模型研究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这不仅可以为国家制定低碳发展战略、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提供实证依据和数据资料，而且还可以为优化调整对外贸易结构、加快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提供参考，同时对于环境污染控制、碳交易市场开发、引导产业的低碳绿色发展、应对国际气候谈判以及实现减排目标等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共赢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间的经贸交融愈发频繁，由贸易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问题也日益严重，众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当前的国际贸易市场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关系，此类研究对贸易活动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通过对气候变化对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的研究表明：因气候变化而增加的极端天气和气候灾难将严重增加国际贸易成本，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开展。庄贵阳(2009)认为根据《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相关条款规定，各国都借气候变化政策实施之名，实施变相的贸易保护。孙宁宁(2014)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是政治和经济的综合问题，发达国家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时，往往以公平竞争和环境保护的名义设置绿色贸易壁垒，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也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为了能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气候变化谈判当中，部分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多采用“大棒”，即强硬的贸易制裁政策，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施压，将关税措施等贸易限制手段作为有效的经济工具，强迫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责任，此类行为毫无疑问将限制自由贸易的扩展(Tian and Whalley，2010；Helm et al.，2012)。胡剑波等(2015)认为诸多国家主张通过制定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框架公约来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但部分发达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目的，经常打着环保的幌子，在国际贸易中强制推行“碳关税” “碳标签” “碳减排认证”等贸易政策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并使其逐步演变为国际贸易的新壁垒—碳壁垒。李惠茹(2016)认为发达国家企图通过绿色贸易壁垒和征收碳关税来解决全球贸易碳泄漏的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碳减排任务。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气候变化对贸易的影响并不是百害而无一利，气候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冲突将会促进贸易协调机制的成熟和完善，各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将促进低碳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并且全球气候变暖将显著增强农产品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Tamiotti et al.，2009；Nielsen，2013)。Charnovitz(2002)认为贸易与环境的谈判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与众多气候变化组织间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世界贸易组织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制度上的合作有利于贸易的健康发展。王丹(2011)分析了1979～2007年气候变化对我国水稻生产的直接影响，数据显示气候变化对我国稻谷增产的贡献率达到近9%；1979～2007年，我国稻谷的净出口量基本来自气候变化带来的稻谷增产。
　　(2)通过对国际贸易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周新(2010)认为各个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制定中没有考虑国际贸易中附加的碳排放，根据《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承诺以1990年排放量为基础的5%的削减目标，虽然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但发展中国家激增的出口贸易严重影响《京都议定书》相关目标的实现。赵玉焕(2010)认为低碳技术为贸易减排做出主要贡献，此外，贸易的扩增使得人们收入提高，这会促进人们的绿色消费需求提高，进而减少贸易碳排放。孔淑红和周甜甜(2012)从我国出口生产及物流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概况、各工业行业以及各地区出口生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出口贸易存在诸多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因素，开放程度大的工业行业及地区出口贸易额的增长趋势与环境污染物排放增长趋势大体一致。出口贸易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闵继胜和胡浩(2013)基于1991～2008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温室气体排放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表明，农产品对外贸易对我国农业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呈现结构和规模正效应、技术负效应；由于较大的规模正效应，农产品对外贸易并未增加我国农业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许源等(2014)运用引力模型和2000～2010年面板数据，检验了CO2排放强度衡量的环境规制对我国碳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发现我国的污染管制阻碍了高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从而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曹薇和王自然(2016)通过空间计量学对我国2000～2012年对外贸易和环境污染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污染和对外贸易都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固体废弃物污染和废气污染对进出口贸易影响为负，而废水污染对进出口贸易影响为正。彭水军和张文城(2016)认为气候变化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和冲击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减排活动引起的贸易政策的变化将会对贸易产生影响，这很可能将是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二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效应对全球贸易也将会产生潜在的影响，主要可能会导致产业部门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以及生产成本的提高。刘修岩和董会敏(2017)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贸易开放度与贸易结构两个维度检验出口贸易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结果显示出口贸易导致的污染物，各地区存在一定差异，重工业会严重增加颗粒物和硫化物的产生，而高技术产业出口则对环境存在着缓解效应。李光龙和张明星(2018)基于1999～2015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对外贸易水平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外贸易水平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在对外贸易低水平发展阶段，以低端工业化为特征的贸易带来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但贸易产业结构升级可以缓解环境污染加剧的情况。
　　1.2.2 碳泄漏相关问题研究
　　区际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是导致区际碳泄漏、碳减排权责失衡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对全球碳排放格局及碳减排效果影响重大。研究区际碳转移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和内在驱动机理，研制针对性碳转移优化调控方案，对提升区域整体碳减排效率和经济生态综合效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外学者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