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园 : 一部图文史

作者简介

史蒂芬？哈里斯，牛津大学标本馆馆长，德鲁斯策展人，大学研究讲师，格林坦普尔顿学院理事，著有《牛津大学植物园和花园简史》《壮丽的植物群：它们如何从地中海来到英国的花园》。

内容简介

第四章 实用的植物 美妙的小东西，归根结底， 是我们父辈了解的美妙之物。 他们半数的药方可以让你起死回生， 他们大多的教导都是谬误。 ——鲁德亚德·吉卜林《我们的老父亲》，1897 人们与食用和药用植物有着密切联系。因此，zui早一批现代植物园与医药、农业等植物研究实践有关也并不稀奇。自古以来，对植物及其保存方法的研究都被明确证实以人类为中心、为了满足人类填饱肚子和改善健康的需求。埃及的《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前1550）涉及的药用植物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公元后1500年欧洲的植物研究则是被迪奥斯科里德（“植物药理学之父”）和泰奥弗拉斯托斯（“植物学之父”）两人的著作所引导的。 植物研究通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视角：哲学视角和应用视角。在西方文化中，哲学方法起源于希腊。收集植物学常识被归为医学等研究领域。然而“实用”常常被认作贬义词，“这是个模糊而愚蠢的词，从柏拉图时代至今，人们一直试图用这个词向别人隐瞒他们在一般性知识上一无所知的事实”。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将炼金术士分为两类：重实践的“实验派”和重理论的“经验派”，他认为前者大多数是骗子，而后者态度认真；两者之间是通过经验获取知识和通过知识获取经验的差别，这种区分含有贬低的意味。 药用植物 在欧洲的医学界，诊断疾病的医生和直接为病人提供草药的药剂师各有分工。医生认为，细致的研究对有效利用植物制作药品非常重要；对植物错误鉴定可能有致命的效果。而收集、处理和售卖药用植物原料正是那些被污蔑的草药师和药剂师的工作。他们的技艺通常被归为迷信和秘术。泰奥弗拉斯托斯甚至嘲讽过用剑、狗和神奇圆圈采集曼德拉草的“繁文缛节”。形象学说的支持者威廉·柯尔曾抱怨医生们将采集药草的工作留给了药剂师，他们“通常听信那些愚蠢的采药姑娘的话，这些人带回的草药也通常并非他们所求，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的事了”。普林尼也在公元70年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可是渐渐地，经验这个在各领域，尤其是在医学领域zui为出色的老师让位于为文字，甚至只是言语。因为坐在讲堂听讲比起在特定季节去野外找寻各种植物更令人感到愉悦。” 1889年，牛津药剂师、植物学家乔治·德鲁斯抱怨道：“我们从事医学的朋友……几乎把植物学从他们的科学训练项目中除名了。他们要研制新的催眠药或者高效的可降温有机化合物，放在吱呀呀作响的药剂架上，我恐怕这种强烈的狂热会妨碍他们，让他们不再关注治疗学这更谦逊、更不张扬的‘仆从’。 ” 植物志 《大植物志》法语原著的英文译本（1526）是早期英国植物志中zui著名的，它强调了植物重要的实用功效，强调了上天赋予植物舒缓人类疾病的作用和自然界的启示。书中写道：“哦，这卷宏伟之书的读者或实践者，这本高贵的书是为你们准备的。我恳求你们运用智慧，审视上天赐予人类的恩典，使人类拥有完备的知识，认识到这本广博之书中所有草木的价值。” 16、17世纪的放血等疗法十分残忍，因此当时的人看起来也比今天的人更坚壮。尽管《大植物志》创作于大约五个世纪以前，它却持同样的看法：“古时候人们常常用它（白藜芦）入药，就像我们今天运用胶旋花一样。由于那时人类的体质更为强壮，或许可以忍受白藜芦的强药性，而现在人的体质则要弱得多。” 《大植物志》也灵活运用基督教神话和罗马、希腊神话。那些被疯狗咬过的人被劝诫去恳求圣母玛利亚，“你要是被咬了，就赶紧去教堂向圣母献上祭品，祈求帮助和痊愈”。而苦艾的医疗价值则被归功于罗马神话中的女神狄安娜。这本植物志zui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揭露了“制造假药”的方法以保护社会大众：“为了让你们远离那些贩卖假药的骗子”，也关注获取医疗信息的途径，“让你们了解人类如何利用花园绿植和田间野草，如何利用药剂师配制的昂贵药物”。 植物园提供了一个培训医生的机会，训练他们辨认自己所开药方中的植物，也就此铲除了卖假药的江湖骗子。17世纪初，药剂师约翰·帕金森出版了两本书，即《帕金森的人间天堂》和《植物剧院》，这两本书强调了关于植物的实用知识对于医生和药剂师的重要性。然而这两本基于帕金森实践经验的书，与约翰·杰拉德那本虚构的，甚至带有几分神话色彩的《植物志》（或称《植物通史》）（1597）相比，实在是鲜为人知。 约翰·杰拉德是一位富有的理发师和医生，也是当时公认的植物学权威。他在伦敦的霍尔本拥有一座品种丰富的植物园，许多在植物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前去参观，包括帕金森和医生、植物学家马蒂亚斯·德·奥贝尔（1538—1616）。《植物志》插图精美，出版后受到了热烈欢迎，被那些渴望了解植物，尤其是其药用用途的公众追捧。这风光的表面之下，掩盖着一个事实：这本书是抄袭佛兰德斯学者兰伯特·多登斯（1517—1585）的著作，是其译本。杰拉德不仅盗取了多登斯的文本，将其翻译，还自作主张地添了自己的论断和想象，破坏了原书的客观性。比如，他声称自己曾目睹鹅颈藤壶生下了一只鹅，散播了一个12世纪以来就在欧洲流传的荒诞神话。《植物志》满篇错误，让人不禁去想，在出版前，马蒂亚斯·德·奥贝尔被要求修改的原稿差错zui多的版本会是怎样的。1597年出版的《植物志》扉页是寓言故事和当时重要园林植物图案的绝妙组合。1633年，该书出版了第二版。这一版本由药剂师托马斯·约翰逊（1600—1644）对全书进行修订。他更正了许多杰拉德的错误，增添了几百处新插图和描述。 杰拉德的成功证明人们需要大量关于植物的书籍，而且如果要出名，那么就不要让事实妨碍讲好一个故事。在17世纪初的欧洲，能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皮需求量很大。1679年，剑桥的庸医理查德·塔尔伯（1642—1681）向路易十四（1638—1715）出售了一种“秘密”药方，因此发家致富。塔尔伯的秘密就是他买下了英国所有上好的金鸡纳树皮，将其磨成粉再倒进酒中。塔尔伯发现，金鸡纳树皮必须来自zui佳产地才能够有好的疗效，酒精则能促进有效成分的溶出。然而，到了18和19世纪，医生要在英国植物园内种植所有的药用植物已是妄想。 自古以来，尽管本土和引入植物的相对价值因时代潮流而异，但总是一同被使用。15和16世纪的植物志中常提到这样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植物能够治愈这个国家特有的疾病。帕拉塞尔萨斯和波尔塔这两位形象学说的鼓吹者也因此贬低外来的药用植物的价值。1664年，罗伯特·特纳声称“在怎样的气候下产生的疾病，就能在怎样的地方找到治愈良药”。这种信念从19世纪一直延续至今。“大自然在当地的药草中蕴藏了治愈zui易感染的几种疾病的良方，在这个国度还有所有其他的国度里都是如此。”人们认为荨麻和酸模是一同被发现的，因为后者的叶片能够舒缓被前者刺伤皮肤的疼痛，这便是此种信念的证据之一。 另一方面，异域植物也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例如，17世纪，人们用铁梨木治疗梅毒。用异域植物做药品并不是近来才有的现象。埃伯斯纸草文稿描述了约150种药用植物，其中就包括一些从其他地方引入埃及的植物，例如乳香和芦荟。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前699—前626年在位）的《亚述植物志》中囊括了约200种植物的名称，涵盖了对东南亚的水稻、阿拉伯的没药和印度的姜黄等植物的介绍。 由于生长环境和时令有所差别，植物的形态和成分各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其不同的基因组成，也可能是因为植物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因此，来自不同地区的植物可能外表相似，但即使它们在同一地区生长也会产生极为不同的药用效果。药剂师已经付出大量努力，试图从全球特定地区采集植物原料，从而确保药品质量可靠、始终如一。在花园中种植植物能够保证特定药用植物的供应终年不断，尽管这存在降低有效药用成分的风险。 在西方文化中，药用植物的使用通常要经过对古代权威手稿和印刷品的比对。这一过程可能存在漏洞，因这种做法通常不考虑将这类文献中的植物名称与其现代名称对应，而且这种做法有所偏见，因为这种做法大面积忽视了农民的知识。此类文献中蕴含的知识是属于知识分子的，而传统情况下的知识却可能是人们口口相传的。这些口口相传的传播者可能并不了解古代文献，甚至不愿意关注它们。另外，由于种族、信仰或性别原因，这类文献中也没有囊括其他一些重要的信息。这种未被记录的药用植物知识很容易就会被湮没或被零散地、断章取义地记录下来。 1. 收录50余幅牛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植物标本馆珍藏的精美插图和版画； 2. 融知识性与可读性为一体，详述植物园四百年的魅力与传奇； 3.一段科学与艺术的盛宴，一部是植物历史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