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梦想家

作者简介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传播学与文学。曾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东京大学、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理想国译丛”联合主编。现执教于南开大学。

内容简介

（一）10年 人生无非几个10年。若以10年为界，我的生活迄今大致可以梳理出以下脉络： 10岁时在江西乡下。由于当地大多没有逐年过生日的习俗，所以相信第一个10岁生日是和其他日子一样混过去的。20岁在天津上大学，为了省钱，那年寒假没有回家过年，生日当天在读影响了我一生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30岁那年冬天在布列塔尼，生日宴是独自面对法文版《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两个罐啤。40岁生日，为参观罗莎·帕克斯博物馆，我从亚特兰大坐巴士赶到了荒凉的蒙哥马利。而50岁生日那天才算回到家里，此时餐桌上多了一份正在校对的诗集《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 虽说每个日子都是平等的，但总有些特殊的时间值得标刻与怀念。比如上面提到的40岁生日是一个真正在路上的生日，在书里我做了详细的记录。 灯火阑珊的夜晚，我疲惫不堪地躺在65号公路边上的这家旅馆里。这一天我在蒙哥马利度过了40岁生日，得到了这座城市里若干萍水相逢者的祝福。没有人知道一整天我粒米未进，只是在罗莎·帕克斯博物馆的前台喝了几口生水。闭上眼睛，想象在地球的背面，此刻正车水马龙。几十年来，我知道自己的内心一直燃烧着一团火，却不知道命运会将我带向何方。也不知道未来之我与过去之我将在怎样的际遇中相逢。好在世间还有文字，可以为我见证并记录一个人的远行，一个人的乌托邦。 说当天不辞劳苦真是一点没错。读者可以看到当年之我对世界不仅充满了向外看的热忱，更希望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多尽绵薄之力。一晃这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了。10多年来，世事与我心都可谓沧海桑田，伴随着诸多变故与积压，我对世界、人群甚至旧景旧识也已变得心意萧疏。当然偶尔还是会想起甚至感叹生命中那些一往无前的日子。当越来越多人选择逃跑抑或躺平，谁还会为并不存在的利益或想象中的现实在自己生日那天宁愿风尘仆仆、粒米不进？ 写作本书的两年期间跨过了玛雅人的世界末日预言。断断续续，当时我写了很多日记，2012年12月21日的日记是这样的： 世界末日没有来，今天一切如常。 继续忙碌，继续没时间睡觉。 昨夜工作到凌晨4点。 （7：50记） 通宵达旦，终日忙碌。怠慢了世界末日。 它来时，我在敲字。它走时，我还在敲字。 我与世界末日井水不犯河水。 我是井水，我向上流。 世界末日是河水，它向下流。 （18：12记） 世界末日没来，当时明月还在，但是种种迹象表明那一年世界迎来了分水岭。简单说来，就是我前半生的世界蒸蒸日上，我后半生的世界摇摇欲坠。 （二）美国 本书缘起于2012年底我在美国对大选观摩。回想这一年之前的美国，既没有“懂王”特朗普参选后暴露出来的种种剑拔弩张，也没有“瞌睡乔”拜登入主白宫后的昏昏欲睡。目之所及，这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还算安宁、有朝气，甚至不乏某种内敛的气息——至少我在每个投票站所看到的都是一片祥和景象，全然不像今日今时各种极端势力在各地招兵买马，一瞬间仿佛“换了人间”。而之后“冲击国会山”以及二次参选时特朗普遭受的枪击，更像是激烈动荡的美国与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世界的缩影。 十几年前的美国虽然也有暗流与纷争，但远不像“特拜之争”所表现出来的那般暮气沉沉与颜面尽失。这种状况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个国家的衰落。要么是在年轻一代中后继无人，要么是已成老朽者过于贪恋权力。至于有人说两个老人角逐白宫意味着美国人在心态上永远年轻，虽然不失为一种解释但显然不是关键所在。 反讽的是，当特朗普高喊“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时，世界看到的却是更多的笑料。不过，即使是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生意人出身的特朗普在美国和美国人身上看到了许多真问题。他既是破坏者，也是沟通者，暧昧的形象背后有一个事实是清晰的，至少在执政4年期间美国没有打仗。这是特朗普最让人怀念的地方。毕竟，许多政客从本质上说只为自己的观念而战，而非为国民具体的生命利益而战。仅冲着这一点，特朗普似乎才是那个最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最天真无畏展示人性的“红脖子”。而2024年引发关注的“反犹主义意识法案”和“亚裔细分法案”的出台则让人匪夷所思。根据前者，不仅在美国批评以色列政府是反犹主义，甚至作为美国立国之基的《圣经》也是反犹主义；至于后者，有理由认为作为人口少数的华裔将因此面临更多“分而治之”的困扰。 不能由此判断眼睛在10年前欺骗了我。就像一个人的相貌会变，但20岁是他，50岁是他，80岁还是他。作为种族熔炉的美国，更大的纷争有山雨欲来之势，甚至有分析认为在“特等人犹太人”与“一等人欧洲白人”之间终有一场决战，就像当年的德国一样。对此我不敢妄言。印象最深的是20年前的世界全球化正酣，四处看似欣欣向荣；而20年后的人类不再掩饰各自的欲望与恐惧，从线上到线下无处不是战火硝烟。 过去的巴以冲突如今变成以色列四面开花，在数条战线上同他们眼中的“野蛮人”作战，而在内坦尼亚胡眼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被钉上了耻辱柱，因为后者为避免事态升级主张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在另一边，已经打了两年多的乌克兰战争没有任何缓和迹象。2024年9月23日泽连斯基在访问美国期间参观了宾夕法尼亚的一家兵工厂，当时的场面可以说是融洽欢快，其中一组镜头引发诸多争议，那就是在军火商的陪同下他和宾州州长等人先后在炮弹上签名。无论这些是正义的炮弹还是邪恶的炮弹，无论它们是卖给东方还是卖给西方，结果只会是将有母亲因此失去儿子，将有孩子因此失去父亲。有美国著名主持人看不下去了，直呼这些在炮弹上签字的笑面虎是“怪胎”。 世界变坏了吗？未必。大雾之中，总有些人在殊死搏斗。现在雾散了，世界只是回到了它本来的面目，有平原，有高山，还有暗不见底的深渊。几千年来，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进入所谓文明社会的人类从来没有持久地安宁过。这个“不创造，毋宁死”的物种，想方设法从地球的子宫里挖出金色宝藏，既然能用它们制作锄头与琴弦，就一定能用它们制作子弹甚至原子弹。而我们这些读书人与写书人最该庆幸的或许只是自己被命运安置在了锄头与琴弦一边。至少目前是这样。 想起那年在旧金山造访著名的城市之光书店，印象最深的是悬在内室门楣上的那句“books not bombs”。出于良善的本性，谁都知道这个世界最该要的不是你死我活的炮弹，而是众人平起平坐的书籍。然而现实却是，书店一家家墙倒屋塌而以屠杀为目的的炮弹永不够用。 美国曾经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很多人都相信这一点。美国还是世界上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它因为政治上不受约束的霸权主义，价值观上的双重标准以及经济上收割世界的美元潮汐等问题广为世人诟病，在中文世界甚至有“天下苦美久矣”的话语流传。即使是作为美国“天然盟友”的欧洲，在美国的重压下也想好好地喘一口气。 不过，纯粹的美国批评并非我的写作与思考的重点。虽然本书由观察美国大选而起，但我更在意的是事物里层的肌理。作为“新大陆”，美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人类大实验。200年间，在那里不仅发生了足够多的民主实践和乌托邦实 践，更有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无尽探索。尽管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流露出失望之情，但不得不承认一点，罗马还是罗马。具体到美国梦，它也是一个复数，既时刻在破碎，又时刻在生长。如埃隆·马斯克引来无数艳羡目光，这个在外交上颐指气使的国家曾经也将继续承载人类的诸多梦想，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引领未来世界的走向。 问题只在于是向上还是向下，或者什么时候向上，什么时候向下。众所周知，相较于其他物种，人类不仅会做梦，还会想方设又自囚于结构，受其左右。启蒙运动以及对现代性的追求之所以曾经迎来血流成河，是因为它们不仅改变了人类的观念，更改变了结构。当杀死一群人就像在流水线上生产头颅，表面上看每一个具有流水线人格的操作者都在尽职尽责，实际上他们都不愿意为最终的集体之恶担负任何责任。这种日常的麻木变成了人在欲望和恐惧之外的第三性。 此外，还有技术发展的不可逆性和风险累积。创造的激情和技术对人性的迎合不断增强着这种不可逆性。1968年，库布里克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谈到，上帝已死，原子弹还活着。“即使我们真的设法让每个国家都解除了武装，只剩下弓箭，我们还是不能够对人类施行脑叶切断术，以使他们彻底忘记怎样制造核弹头，我们也不能使人类彻底摆脱精神错乱，以便我们能够理性地使用核武器。” 我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牛津满足了我有关乌托邦生活的所有想象。当然这只是抒情，而非对现实的完整描述。就像肌肉在锻炼后需要撕裂，再好的乌 托邦也应该是破碎的，否则它将无法成长。在此意义上，所谓“可实现的乌托邦”注定是阶段性的，即从一个“破碎的乌托邦”A过渡到一个“破碎的乌托邦”B。就像一个操作系统，需要不断更新，否则就只能被抛弃。倘若人类真有一个终极乌托邦可以实现，我猜想它唯一的可能就是歌德所说的那黑暗而永恒的寂静。在那里，无悲无喜，生命重归虚空，并由此继续孕育无穷。 美国之美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人、人与上帝之间，现代文学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人与自我、人与无上帝之间，而后现代文学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人与科技、人与作者之间。 三是人性的迷局与人的不可驯服性。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都根据本能生活，机器也遵循一定的规律运行，因而在行为上具有某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而人类变化多端，永远无法驯服自己。人性中的欲望、恐惧、麻木以及各人对世界的深入理解都饱含着巨大的变量。甚至，作为一个时刻感到孤独的物种，集体死亡还 会给个体带来慰藉。为什么有关世界末日的想象总能让许多人莫名兴奋？让-保罗·萨特曾经如此揶揄人性：想让一个正被执行死刑的人感到快乐，就告诉他转天将有彗星撞击地球，会毁掉这颗星球上的所有生命。 四是人类的非完整性。在《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一书的序言中我谈到“人类尚未形成”。直到今天，由极端种族主义所滋生的暴力事件依旧屡见不鲜。除了宗教激进组织的恐怖袭击，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暴力冲动同样在不断发酵。2015年，一个白人在查尔斯顿的黑人教堂内射杀了9名黑人；4年后，另一个白人在新西兰南岛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内以网络直播的方式枪杀了50人。相同的是，两人在大开杀戒之前都系统地表达了自己“重启种族战争”的目的，以此表明他们的杀人具有严肃的政治性。伴随着类似恶性事件的传播，在美国早已广泛使用的“OK”手势正在失去其本意，逐渐让位于代表白人至上的“WP”（white power），并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变成一种禁忌。发生于个人、团体或国家之间的各种征战从来没有停止过，“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也因此被广泛讨论。 五是人类生活的结构性。人固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又不得不时刻面对别无选择的困境。人生产结构，同时带走我们的笑容……”生长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对这首《明天会更好》不会陌生。这些年来，周围有不少朋友或熟人先后移民去了美国。 移民通常被理解为从一个“失意之邦”转向“想象之邦”。对于这些人来说，有一点不妙的是，伴随着逆全球化和反移民潮流的兴起，近年来欧美国家的排外情绪也变得日益浓厚，移民作为“闯入者”的身份被反复强调。 回顾美国的建国史，真正的闯入者是早期的清教徒。他们有着双重身份，既是闯入者又是寻梦人。毕竟，在他们到达美洲之前，已有印第安人在那里世代居住。历史的残酷是，当来自高势能文明的欧洲人抵达美洲，身处低势能文明的印第安人很快被平整进了他们脚下的土地。 对比两个时期的移民，当年吸引“五月花号”寻美者来到美洲的主要是他们有关未来的想象。由日渐成熟的欧洲逃向荒凉之地，像楚国的先民被逐出中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直到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如今的移民所看重的是美国已经强盛的现实。就托马斯·莫尔的小说而言，这个强盛、民主并且奉行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国家可以说是一个“已实现的乌托邦”。 美国成为当今最强大的国家，固然受益于一代国父超越时代的理性，同样依赖于由地方到中央的成长结构。在《寻美记》中我着重谈到美国历史上那些有污点的国父。论道德品行绝大多数并不比市井百姓高明多少，只是因为他们承袭与创制的结构让恶因被压制，善因被培养，才有机会在美国渐渐孕育了托克维尔等人期许的未来。或许有人会为名誉而选择决斗，但就那代国父整体而言，他们恪守着这样一个准则——合作而不丧失自我，争执却不互相消灭。 需要看到的是，虽然有许多让人学习甚至敬仰的地方，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是可以完整拷贝甚至立等可取的全人类解决方案。倘使每个国家都践行美国司法中的“长臂管辖权”（long-arm jurisdiction）；都像美国一样毫无节制地维持高能源消费；为假情报打一场入侵他国的战争却不必担负任何人道主义责任；因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封锁他国经济，使被制裁国的国民既受制于国内独裁又受制于国际群裁，这个开放的世界恐怕很快会彻底滑向它的反面。 这样说并非为了掩盖美国的光芒，而是强调每个国家都应该散发自己的光芒。这也是人之常情与本分吧。“普通人期盼着，天才却创造……天才的过度影响是下一个天才的敌人。”爱默生的这句话解释了为什么“虎父出犬子”。见贤思齐固然不错，但也需要担负并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不只是做他人生活的抄袭者。否则，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1837）就不会被视为美国的“思想独立宣言”而广为推崇。 我有迷魂招不得 人会不会有内心光芒散尽的时候？《寻美记》的出版较原定计划延迟了诸多时日，部分原因在我。过去，万字长序数日即可完成，这一次却是例外。一晃几个月过去，虽然每日依旧沉浸于阅读与游历，不时撰写思想笔记，但对于生活与命运，我似乎已失去言说的欲望。为远离日常的琐碎，我停用微博，关闭朋友圈，避开各种应酬。不为自己远遁苍茫，而是因为曾寄寓深情与厚望的世界渐渐消失难寻。 人要么做现实的奴隶，要么做想象的奴隶。我承认，自坠入现实的谷底，能将我拯救的是人生中仅存的诗意与想象。在2018年饱受攻击的时候，有两句诗一直飘荡在我的脑海里：一是鲁迅的“运交华盖欲何求”；二是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在秘而不宣的旅行日记里我写下了数万字的思考。虽是自言自语，通篇却没有一个“我”字。“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剩下的一切都是世相，包括我的生活。我变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中学时爱读李贺的《致酒行》，对最后这四句尤其念念不忘。那时候我已经爱上了文字，16岁时还背着一本诗集去九江城投稿。九江城旧名浔阳，白居易当司马时叫江州，那两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传扬千古。自我离开永修，当年的浔阳城已经由“小天涯”变成了“大故乡”。 离开英伦回到国内，有一天驾着车在快速路上奔跑，脑子里忽又飘出李贺的这句“我有迷魂招不得”。内心的那个我仿佛瞬间苏醒。此生迷魂难释。我首先是诗意的存在，然后才是人，走进芸芸众生。所谓诗意的命运，就是一首诗与另一首诗的交战。 亨利·伯格森的创化论曾惊艳一时。据其分析，生命冲动（elan vital）冲破物质阻碍，推动生命沿着两大路线进化：一条是低于理性的路线，在其末端产生了具有本能的膜翅类昆虫，如蜜蜂、蚂蚁；另一条是高于理性的路线，在其末端进化出了人。 天使魔鬼长着相同的翅膀，在人的世界里同样存在这种生命的创化。有人终其一生成圣，有人终其一生成魔。无论创造还是毁灭，都因被生命的激情驱使而分向二途。在人性深处，那亘古未灭的野蛮在深情地呼唤每一个人。 回想年轻的时候，我的生命也在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文字，二是暴力。所幸，我几乎被文字彻底驯化，做了自己想象世界的奴仆。此外，当祖母因贫病过世，我的胸前多了一块吊唁用的红布，那个曾经桀骜不驯的我随祖母一起下葬了。30年后，即使受人恶意中伤甚至迫害，我却连“卑鄙”两个字都说不出口。 “众生即我，我即众生。”我相信任何人的不幸都是所有人的不幸。世人命运有别，不过是在世事中分饰各角。我无意于成魔或成圣，只想做一个能够护卫灵魂光泽的人。就像盲诗人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虽然不能决定路上会遇到多少妖魔鬼怪，但可以坚定回家的方向。真正的英雄之美，不在于能否赢得一场战争，而在于关键时刻能够服从内心“非如此不可”的决断。 与其诅咒海水，不如建造船舶 《寻美记》以我的两次访美游记为线索，梳理了有关人类过往、现在和未来的诸多乌托邦梦想，并探讨美好国家何以可能。责编陈卓兄说，翻开《寻美记》，像是在看一部文字版的公路电影。我喜欢这种评价和在路上的感觉。若干天前看彼得·法拉利导演的《绿皮书》，也唤起了我在美国游历时的种种回忆。与那位黑人钢琴家不同，当年我只是孤身而往。 在诗人约翰·多恩笔下，“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当看惯了世事沉浮，我更相信“没有人不是一座孤岛”，而连接这些孤岛的不是陆地，是海水。这像是一个双重隐喻——海水让孤岛互相隔绝，又让它们彼此连接。或许这样的解释才更符合人的境遇（human condition）吧。如果承认苦难的唯一价值就在于承载和生长价值，那么，与其诅咒海水，不如建造船舶。 回想过去这一年多，我把很多精力都花在了欧洲的画廊和博物馆里。世界变幻难测，我能够控制的只有自己的脚步与方向，继续做一个日夜奔波在路上的尘世游荡者，一个“除了人别无身份，除了美一无所知”的寻美者。 帕斯卡说他只喜欢那些一边叹息、一边寻找的人。而我愿以至高无上的诚挚，感谢那些让我赞不绝口的思想、艺术以及所有隔世相望的心灵。这些世间的精灵不仅见证了人世过往的荣光，也呵护着我今生的幸运，让我有缘时时刻刻深情触摸那浩瀚无际的大善与大美。无论生活中有多少疏离、背叛和伤害，世界依旧那么美！ 《乌托邦》是托马斯·莫尔深沉的叹息。几十年来寻遍故乡与天涯，问东问西，我知道自己依旧留着一副略带忧郁的读书人模样。读书人一生长叹，是因为在他一生漫长的叹息声里，藏着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 在终于要完成这篇序言时，美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最终季将在一个月后正式开播。该剧最让我感慨的是：在人世间的各种纷争之外，有那么一群“北境异鬼”（the white walkers）时刻昭示人类不幸的命运。而人终究要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生死荒谬。 既然注定要以热血讴歌生命，看空一切就只是徒劳。就此搁笔吧，愿所有寻美者无惧生活中的悲苦，内心宽阔明亮一如往昔。这个夜晚，独自坐在北行的列车上，我期待着一出戏剧的结局：任异鬼南下，凛冬将至，大地仍有温良在。 2019年3月19日凌晨法让梦想照进现实。常言道：“梦想总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在这句话里“梦想”是个好词。然而西方还有一句谚语是“小心许愿成真”。人类的很多努力或者你追我赶无非是快马加鞭，但这快马加鞭并不意味着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谁能保证每天辛辛苦苦的努力不会是“过对了河，上错了岸”？谁又能参透未来？毕竟，我们走过的所有道路，加起来都不如人世的因果链条那般隐秘而漫长。 （三）政治乌托邦与科技乌托邦 长久以来，我热衷于关注人类的乌托邦进程。这也是本书试图遵循的主线。一是政治乌托邦，二是科技乌托邦。前者主要是人对人的安排，最后形成所谓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弗朗西斯·福山甚至为民主政治喊出了“历史终结论”的呓语；后者则主要是人对物的安排，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星链计划等都是其中耀眼的明珠。 然而这两个乌托邦在具体实践中都面临着巨大挑战。 先说政治乌托邦。再好的制度设计都要经受人性变量与环境变量的考验，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同代人之间，还体现在不同代际之间。诸如康德所谓“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和平民主论似乎只是人类的异想天开，其荒诞程度也许并不亚于“两个法学教授不会打架”。以我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在特殊条件下别说两个民主国家可能会打仗，如果需要，仅在一个民主国家内部都有可能发生战争。这也是近年来伴随美国选举纷争经常会有新内战讨论的原因。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19世纪南北战争发生时美国已经是民主国家了。归根到底国家是 人的约定，勉强统摄了不同股民意的潮流。如果从地图上看，美国像是各个州用积木搭起来的国家，它不是靠过去而是靠将来维系，这正是美国梦的本质。如果有一天看不到未来呢？而人是会撕毁和约的，约民主与约战争本质上都是决定于人性、观念、梦想的环境以及背后的力量对比等等，而不是单一的制度性囚笼。 再说科技乌托邦。回顾人类历史，科技尤其是民用科技总是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对人类生活进行一代代颠覆或者迭代。如今人们谈得最多的就是互联网与AI。互联网的负面性已经初步显现，而人类与AI 的关系尚处于蜜月期，又因为囚徒困境等社会心理，对AI的危险性不可能有充分的警觉。谁都知道截至目前各类AI工具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即使马斯克等人对此提出警告，也不可能阻挡数以亿计的人去打开潘多拉魔盒。 许多人天真地以为，当AI的危机降临时人类足以应付。问题是，人类可曾团结为一个整体？且不说两次世界大战荼毒生灵，即使是现在人类加诸自身的罪恶亦可谓恶贯满盈。乌克兰战争中双方都说自己是正义的，互联网上有“乌克兰必胜”的地方必有“俄罗斯必胜”。当无数人感叹加沙变成一个露天监狱和屠宰场时，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演讲受到的却是议员们的起立欢迎。伦敦大学教授海姆·拉希德评论以色列的行为时说：“一个犹太国家97%的人都支持种族灭绝，这是人类之耻！”相同的悲哀是，以色列的敌人也抱着与此相称的灭绝观念。在博弈论中，冤冤相报是一个重要备选项，然而它更是人类久治不愈的溃疡。 年轻时曾经在报社做国际新闻，偶尔会和同事感叹巴以这一小片弹丸之地养活了世界多少记者。那时内塔尼亚胡虽然以强硬著称，但并不十分显山露水。而最经典的瞬间是克林顿张开双臂，拢着阿拉法特与拉宾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回想起来那才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该有的样子。和平大门正在缓慢打开，然而很快拉宾被以色列极端分子给杀了。所以我说，也许人类只有作为一个族群被灭亡时才能成为一个整体，其他时候都是分崩离析。关于这一点看看普通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政客和军火商如何精诚团结就知道了。这世上没有哪一个物种拥有比人类对人类更大的敌意。 说回科技发展，对此我并未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只是清晰看到了政治、科技与本的合谋，加上不时卷入其中的乌合之众，由此断定人类正在遭遇巨大的 前所未有的危机。 （四）危机 偶尔会怀念2000年前后在欧洲时的心境，我曾经在有关欧盟的政治实验中看到人类的荣光，并因此总是乐见其成。然而这种朴素的人类情感放到国家层面则是另一回事。比如说美国并不需要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欧洲。没有国家，只有人性。众所周知，人世间最古老的“政治智慧”莫过于分而治之，而这也是人类分崩离析的根源之一。 近20年来，欧洲一个明显的政治倾向是向右转。作为欧洲发动机的法国有国民阵线，德国有选择党。其中选择党党魁爱丽丝·魏德尔有关德国理应出兵以色列以及“这届政府憎恨德国”的演讲更是在网上疯传，虽然这些言论非常不政治正确，但也反映了许多人对现有秩序的厌倦甚至憎恶。与此相关的是欧盟在内外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还记得我在牛津访学时认识一名德国学生。有一天他从伦敦骑车来牛津，顺便给我捎了几块膏药，可见这是个非常热心的人。然而坐下来聊天时，我发现他对默克尔收留难民的政策近乎愤怒，理由是他的家园变得极其不安全了。如果没有猜错，这名学生现在应该是爱丽丝·魏德尔的支持者了。 如今的世界越来越不太平。冲突激烈的时候，核武器在俄罗斯和以色列官员口中反复被提及。现在的人们听到核武器时不像从前的人那样恐惧，不是因为恐惧变小了，而是恐惧太多了以至于债多不愁。说到底核武器只是人类之造物，而硅谷梦想家们已经制造、正在制造更多的巨兽。相比而言，个体的人变得越来越渺小。一个双向运动是，本应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了，如最基本的人类道德，而最该土崩瓦解的东西反而变成了庞然大物。 除了（1）可以将人类毁灭无数次的核武库，还有（2）不可动摇的政治实体，（3）将贫富分化与马太效应推到极致的国际与国内资本，（4）唯政治正确和乌合之众马首是瞻的大众文化，（5）不断反噬实体经济和社会往来的互联网，（6）给人以甜头并逐步取代人类的人工智能等都在将人推向某种绝境。如果考虑到不 久前以色列发动的寻呼机袭击，就知道人类如今在生活中叠加了多少危机，在身边暗藏了多少鬼魅。 2013年我在亚特兰大参观南北战争纪念馆，至今未忘的是在纪念馆入口开宗明义地谈到这是一场“观念的战争”——现在的互联网上最容易见到的就是观念的战争了。而在所有庞然大物中最大的一个就是（7）在特殊情况下人是可以消灭人的。 荒谬的是，无论在私刑还是在公刑中，“人不可以杀人”的观念人类自己都从来没有真正接受，却指望将来的人工智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变成善良的家畜。殊不知狗从来不是人类的朋友，而只是它主人的朋友。当然即使是这样还得有个前提，就是狗没有得狂犬病。 简单说，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甚至导致人类灭绝的是三个东西：一是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二是失控的科技，三是被诉诸行动的“必要时人可以被杀”的观念。而后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人类的梦想有关。梦想会引领人类走上巅峰，也会引领人类跌下悬崖。 当然还有（8）政治与资本、技术等诸多巨兽的合谋，这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对此公众几乎也都只能全盘接受。2024年埃隆·马斯克大张旗鼓地为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站台，同样引起许多人的担心。虽然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歌坛巨星霉霉对哈里斯的支持，但作为科技巨头的马斯克与特朗普联合或多或少会引人遐想，尤其当他们想到技术与权力还可以在暗处运行的时候。另一方面，马斯克对现实政治的过度狂热或卷入也可能有损他的科技梦想。 （五）寻找意义 2023年秋天，我在珠海到北京的列车上第一时间读完埃隆·马斯克的传记。和很多人一样，对于马斯克这样的人类之子我有说不完的佩服，包括他的人类情怀、开源精神、第一性原理以及对蔚蓝天空的追求等等。 不过读马斯克的传记时真正让我记住的却不是他的事业或理想，而是作为具体的人的脆弱性与喜怒哀乐。比如年轻时他曾经因为疟疾住了10天ICU差点死掉；对儿子变性为女儿的惋惜以及对反智主义和觉醒文化（WOKE）的批评；收购推特是因为在操场上受人欺负就买下整个操场最后索性把操场的名字都改掉…… 在《人类梦想家》里我从多角度特别解读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并断定美国之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莫尔乌托邦精神的实践。而之后富兰克林、华盛顿、马丁·路德·金等人只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添砖加瓦或者打补丁。和这些伟人相比，马斯克不只是具有莫尔的乌托邦激情，他还试图翻开新的一页。莫尔看到了一个岛，引申为后来的新大陆，而马斯克看到的是另一个星球。谁也不能否认，在科技领域马斯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用时兴的话来说，在他的领导下地球文明将有可能跃升为星际文明。 艾萨克森在《埃隆·马斯克传》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 有那么一瞬间，我被这奇特的场景所震撼，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们坐在郊区一个宁静的后院游泳池边的露台上，一对眼眸清澈的双胞胎正在蹒跚学步，马斯克却悲观地推测着在人工智能毁灭地球文明之前，在火星上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殖民地，这个机会的时间窗口还有多久。 用一种科技抵抗另一种科技带来的灾难，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马斯克的火星移民其实也是一个人的困境。如果灾难是新技术带来的，而新技术的逻辑必定是层出不穷，又怎么断定火星安全？ 理想的蓝图是，科技是跑道，文化是草地，一个永无止境，一个宽阔无边。现实是，自从科技所向披靡，原有草地也变成了跑道，文化变成科技的附庸。然而人终究是为意义而生，并且会积极捍卫意义。当科学家试图将月亮变成一堆石头时，那皎洁的明月依旧不可争夺地停泊在每个人的心里。 高举文化旗帜的人会说，马斯克耀眼归耀眼，但对于人的终极关怀而言他更像是一道耀眼的技术风景。毕竟，无论去哪里，人最后求的不过一个吾心安处。 很多年前我曾经问自己——在乔布斯与苏东坡之间你更需要谁？我毫不犹豫地选了苏东坡。说到底乔布斯只是一个苛刻的技术员，更好的手机他不研发别人也会研发。而苏东坡的那些诗意无人可替。更不要说，900多年来苏东坡没有一首诗词像苹果手机一样会因系统更新转不动了，颜色泛黄了，变成一堆过时的电子垃圾了。 相较文化在时间上的深层积淀，消费社会是建立在人永不满足和幸福转瞬即逝的基础上的。如果喜爱 iPhone4，就必须接着爱iPhone8、Phone16、iPhone32……否则苹果公司会降级甚至没收你曾经得到的那点可怜的满足。为什么老机器的运行速度会变慢？聪明的乔布斯不会告诉你真相。然而苏东坡的一首《水调歌头》，不仅我宋朝的祖辈可以一生喜欢，明朝的祖辈也以一生喜欢，到我这同理。那些曾经给我带来美好感受的经典，甚至还会有温故而知新的喜悦。这也是为什么说科技的魅力向前，文化的魅力向后。真正的区别是，科技只让人活在空间的一个点上，而文化则让人徜徉于时间的小径。真正热爱精神生活的人更不会甘于被资本和科技宰制。 如果是苏东坡和马斯克呢？后来我继续问自己。实话说，这下我会有点犹豫，也许是因为马斯克有更宏伟的梦想，而且在肉体上有些科技是真正服务于人类的，比如脑机接口。不过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苏东坡。逻辑是一样的，我相信自己内心深处更信赖文化或文学甚于科技。科学家可以将我送至客观的月亮，甚至让人在机器中永生，但我更愿意沐浴在文化的月光里，尽情感受那种“有限的无穷”。 （六）月亮 作为《寻美记》的再版，最后说一下“人类梦想家”这个书名。在封面上我有意将它分隔成“人类”“梦想”和“家”三个词。这样既更符合本书内容，也有了更多可供发散的含义。在平常生活，人难免有两种倾向：一是以梦想为家园，二是以家园为梦想。 考上大学后，我开始了或许是一生中最孤独的4年，每天生活在只属于自己的唯一天堂里。当然它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博尔赫斯式的想象天堂。有个老乡见我终日沉浸于精神世界，便劝我说天堂是没有的，不要整天胡思乱想了。我说要是没有想象中的天堂，宇宙要人类何用？他接着说人类的飞船都已经开到月亮上去了，早就证明天堂是不存在的。于是我就问他，你能够把飞船开到我想象中的月亮上去吗？当然他做不到，我们谈论的是两个世界。 人生在世，免不了各种身心俱疲。马斯克试图把地上的我们的肉身送上火星，而苏东坡则是将天上的月亮放进我们的心里。一个向外，一个向内，一个安置身体，一个安放灵魂，哪个更重要呢？虽然在《人的消逝》一书中我集中批评了科技，但是绝对无意标榜文化至上而贬斥科技无用。事实上，我真正担心的是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无论是文化至上、政治至上、科技至上、经济至上，还是感性至上、理性至上。虽然文化也属于人造工具，但相较于政治、经济、科技等服务于人的肉身，文化则服务于人的精神与灵魂。前者对接的是一个客观的有限的宇宙，甚至是非此即彼的宇宙。举个例子，你随马斯克去了火星，你以为自己是深入宇宙了，其实你只是失去了地球。换句话说，如果只是地理上的改变，无论生活在哪个星球上，人都是永在漂泊之中。 然而如果回到精神层面就完全不一样了。正如葡萄牙诗人佩索阿所说的那样，你不仅可以做到“我的心略大于宇宙”，而且还可以“将宇宙随身携带”。那是一个文化的宇宙，心灵的宇宙。在此意义上，人最可以仰仗的是建立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乌托邦，如果文化有一个包容的内核，那么它将会为子孙后代积累更多幸福或者审美的可能性，而不是纯科技层面的迭代与你追我赶。9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味苏东坡的“寂寞沙洲冷”、王维的“长河落日圆”时，丝毫不会有文化迭代的忧伤，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不会因之黯然失色，究其原因，无外乎真正的文艺追求的是交相辉映。 文化和科技都是人类发明并且赖以生存的工具。即使是文化本身也离不开科技的支撑。文化并不必然好，科技也不必然坏。文化连接过去，在时间纵深；科技连接未来，在空间拓展。二者都是帮助人类容身宇宙的工具。重要的是，在人的主体性面前这些工具如何保持工具属性而不僭越甚至消灭人的主体性。在好的情况下，科技安顿人的身体，文化安顿人的灵魂，一个瞻前一个顾后。而可怕的情况是反过来的——科技安顿灵魂，文化安顿身体。如此这般科技沦为精神鸦片，而文化只作画饼充饥。 明月几时有？这是盘桓在每一个中国人脑海中的词句。无论是马斯克还是苏东坡，都寄托着人类的身心梦想与可能的生活品质。从轮子、马车到高铁，生活还将继续向前。为此，人类需要不断地从托马斯·莫尔走向埃隆·马斯克；当然也需要千古不灭的明月与苏东坡，需要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如果再问自己是要马斯克还是苏东坡，我的回答可能是：但愿科技与人文各执半轮明月，而在每个人心里都能升起一轮想象中的满月。 熊培云 2024年10月5日 定稿于J.H.街 初版序言 一边叹息，一边寻找 寻美者四十而惑 2012年底，受邀赴芝加哥等地观摩美国总统选举。这是我第一次访问美国，其后又陆续去了几次。《寻美记》择要记录了前两次“走遍美国”时的所见与所思，最难忘的是2013年初独自在南方小城蒙哥马利过40岁生日。虽然那一天风尘仆仆，粒米未进，内心却无比充实。 生活的反讽是，孔子所谓“四十而不惑”于我似乎完全相反：40岁以前的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心无旁骛，勇往无前，知道命运的方向；而40岁以后，对于世界包括人生在内的许多事情反倒迷惑起来。 几年后，本想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彻底停下来，也算是对前半生的一种寂静的告别。一个春天的午后，内心细雨绵绵，徘徊在宽街边的布莱克威尔（Blackwell）书店里，一种积聚已久的失落感汹涌而至。回溯过往夜以继日的现实主义之修修补补，我又一次自责半生光阴虚掷，本应构建的想象世界何等荒芜！读大学时，曾立志“坐在海边写一部伟大的作品”，甚至为此留在了海滨之城工作。孰料这个“时代的裱糊匠”，此后东奔西走，一直在现实的泥潭里打转，至今一无所成。 在时空广袤的绵延里，平凡本是所有人的宿命和庙宇。对于一个虔诚的写作者来说，最令人沮丧的往往是现实主义背后可能的逻辑：如果写作只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解决某些现实问题，那么当现实需要一颗钉子时，他就只能成为那样一颗钉子。而我还不得不随时接受来自内心神明的拷问——作为有主体性和自由意志的人，如何避免自己成为现实死心塌地的臣虏？ 人终究是奔着大千世界而来，有着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超越性。无论出生于何时何地，在浑浑噩噩或兢兢业业中浪费了多少光阴，只要决意追求想象中的美好，他就随时可能从并不美好的人世中苏醒过来，而不是继续在结构主义的穷途末路中玩转死气沉沉的填字游戏，以换取其他填空者的掌声。 活得越久，越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不断离开过去的土地与人们，甚至过去的自己。或许未来正如往昔，在后半生开始之时，还需要再经历一次惶惑的童年。尤其最近几年，意识到曾经过于纠缠于现实的写作如挑雪填井，徒劳无功，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山冈和战场。更准确地说，我为写作上没有充分发挥想象力而变得焦虑。思想者若想不负此生，就不能只说一些自以为正确的现实之语，他还要用情于自己独一无二、不因时势变化而坍塌的想象之维。2018年夏天，一场荒诞的网络指控更让我心灰意冷，不得不自问半生辛苦为何。 那段时间，时常坐在牛津基督教堂学院街边的长椅上书写思想笔记，内心总是回荡着夏多布里昂晚年的沉思：“我的文学生涯功成名就，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于我。我的政治生涯在成功之中突然半途而止，因为它取决于别人。”既尽力于现实，又用心于想象，夏多布里昂的一生有如钟摆。其实，没有谁不是活在现实与想象之间。真正吊诡的是，表面上不着一物的想象世界常常比变幻莫测的现实世界更可靠。 回想过往，凡我可以决定并开始去做的事情，只要努力，差不多都已心想事成；而一旦与别人相关，无论曾经如何正心诚意地做事做人，结果不仅千变万化，甚至完全与初衷背道而驰。所幸这人世间还有想象之维。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宁愿沉醉于文艺，渴望过一种因诗意而自在的生活。 我没有紧随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步伐，但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事实，只有阐释”，相信诗意以及对美的追求是对无意义世界的有力拯救。现实试图将每个人训练成精密而精致的奴仆，只有那些能够响亮回答“问世间美为何物”的人才能够握紧自己的生命。在那里，纵使现实之兵日夜夺营拔寨，想象之城依旧坚不可摧。如王小波所言，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而尼采也宣告，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想象之美 几十年来，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2001：太空漫游》一直被奉为经典。在谈到这部电影的哲学寓意时，库布里克特别指出自己不为观众预设框架的创作 原则。理由是，如果达·芬奇在《蒙娜丽莎》的底部标明“这位妇女抿着嘴笑，因为她有好多蛀牙”或者“藏着一个秘密，不能告诉她的恋人”，那么这幅画的价值必会大打折扣。在库布里克看来，这种画蛇添足会妨碍观看者鉴赏作品，使他们的思想束缚在某种“现实”之中。一部作品的最佳状态是让作者和读者可以先后收获巨大的想象。 不只是美国诞生于想象，人类一切文明都是各种想象的堆积。像我这样一介布衣，在江南乡下立下改造社会的誓言，当时所立足的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想象。人世常见之无常是，一个人少时贫穷，却富于想象，待他慢慢长大、强壮、衰老，拥有一堆钱财，却失去了想象。贫乏无味的工作，死气沉沉的婚姻，日日送往迎来，时而烂醉如泥，大多数人不得不活在亨利·梭罗所谓“平静的绝望”里。 要月亮还是六便士，二者并不矛盾。同样，捍卫想象之美不是要逃避现实的荆棘，而是为现实留存想象的意义之维。想象之美不仅超拔于现实的污秽之上，更为世人提供了避难之所。中国人多视“安身立命”为一生的职责，或借现实安顿自己的身体，或以想象安顿自己的灵魂。有些人不堪现实生活之苦，会躲进想象世界里避难。为此，有人求诸文学和艺术，有人委身宗教和神灵。 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移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从现实世界走向想象世界，寻找彼岸乌托邦。“Every refugee boat is a Mayflower”（每艘难民船都是“五月花号”），这是艺术家对移民浪漫而光荣的描述。而对于贫苦家庭的孩子来说，最初为他们穿透坚固阶层壁垒的正是想象。 本书多次提到托马斯·莫尔，后人铭记的不是他在现实中如何一败涂地，而是他在《乌托邦》中描绘的美好世界。所谓“在自己身上克服一个时代”，就是“生在此世又不属于此世”，是想象世界对现实世界的不可屈服。作家臣服于现实而非想象，是对作家这个行当的谋杀。人应该骄傲于自己所拥有的内心世界，就算不能昭示未来，至少可以自证并非现实世界的附庸。 意义本能与美的激情 作为一种精神存在，人不仅有弗洛伊德笔下的“生本能”和“死本能”，还有赋予意义的本能。若无赋予意义的本能，人便不可能拥有自我并拥抱世界。考虑到动物只有“生本能”而无“死本能”，“死本能”更有可能只是人的“意义本能”之延伸。比如，死亡可以帮助人逃避自由或奴役带来的痛苦，一毁俱毁指向的是对公正的追求，或为释放某种意义（如屈辱感）的压迫。如果说“生本能”指向的是人的肉身，那么“意义本能”指向的则是人的精神。刚出生的婴儿保持着动物的所有习性，只有当“意义本能”被唤醒之后，人才真正告别普通动物，成为高级动物。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人无疑会受到“美的激情”的影响。这种激情既会指向日常生活中的声色犬马，又会指向对美好世界和美好自我的凝视，具体表现为对至爱、自由、正直、忠诚、崇高以及各种幸福乌托邦永不停歇的追求。由此出发，人世间的一切价值并非上帝之造物，而是想象之造物。 想象可驰骋于世界之无垠，却不得不面对人类之局限。在《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一书中，我谈到美的激情是人内在神性的基础。遗憾的是，这种神性可能会因为人类自身的弱点而被个体的行为所扭曲，或者因外力而涂满现实的污秽。 回望当年的纳粹德国，许多纳粹分子在音乐方面都有着较高的个人修养，然而这一修养指向的只是他们个人的生活品质以及对其他种族的优越感。这些或可以归类于另一种意义上的“法西斯美学”，在那里，美没有走向人类共通的情感，而是筑牢了隔阂。当“第三帝国”的崇拜者不断以残暴的手段推进心中的乌托邦甚至不惜血流成河时，这个乌托邦注定会滑向它的反面。 简言之，对美的追求既可能通向善，也可能通向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美像天上的白云原本无辜于善恶，美向所有的寻找者敞开。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能慰藉失意中的史蒂芬·霍金，也会慰藉潦倒时的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曾经不无深情地表示，他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回到瓦格纳。 寻美者互为深渊 大学时爱读凡·高，有句话终身难忘，大意是一个人千万不要让灵魂之火烧出来，又必须让它永不熄灭。反之亦然：一个人要确保灵魂之火永不熄灭，又必须不让它烧出来。每个人都有心中期许的美好世界，这种期许并不会因为被冠以“美好”而成为绝对的善。即使一个社群内所有成员都认为自己建立的乌托邦为至善，在另一些人看来也可能是大恶。水泊梁山上的好汉们十分享受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生活，但对于被他们打家劫舍的人来说则是噩梦。 他人即地狱。这个世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寻美者因为“意义本能”和美的激情而互为深渊？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结构之中。想起前不久坐火车回老家，差不多一夜未睡。因为在同一包厢里，另外三位男士不仅鼾声如雷，还不时发出撕咬空气的巨响。夜深人不静。也许他们都做了一夜的美梦，可在现实中，却给我制造了灾难。没有理由责怪他们，我只是不幸落入了与打鼾者共处斗室的结构。人之所以热爱打破旧制，通常也是因为既有结构不能如其所愿，甚至在其无处可逃时将他推入深渊。 严格来说，美国并不只是一个国家，更是人类理想的熔炉。就像小说《美国众神》所描绘的那样，当不同国家的移民抵达新大陆，他们也带去了各自的神祇，继续在新大陆拼个你死我活。而现在，这个世界正在新神AI（人工智能）的带领下，奔另一个深不可测的未来。 尽管本书结尾处对人工智能的远景表达了忧虑，但并不意味着作者完全反对它的发展。无论如何，这是人类想象的一部分。需要看到的是，想象无边界，现实有限度。在想象世界里，人有着绝对的自由；而想象一旦进入现实，既可能带来自由，也可能带来强制甚至钢铁牢笼。这便是想象带给人的双重境遇。我担心的不是科学，而是科学崇拜使人类失去想象。人需要进入意义之境以栖息灵魂。最可怕的情形是，科学将完成一种想象对其他所有想象的宰制，就像曾经的极权政治一样“只能想象一种可能”。 爱因斯坦说，逻辑会把人从一个点带到另一个点，而想象力会把人带到任何地方。想象力是人类的知识之母，是人类生产意义、接近真理的途径。改天换地者常言为真理而战，可多数时候都是在为自己的意义而战。因为人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把自己生产、接受的意义和想象视为真理。结果是以真理之名驱逐他者的意义和想象。人不是失去现实而一无所有，而是失去想象才一无所有。无论是彻底拒绝想象，还是只能想象一种可能，那样的社会与人生都不完整。 不可实现的乌托邦 《寻美记》着重探讨了“可实现的乌托邦”，这固然暗含某种想象。论人类经验，乌托邦多不可实现，这也是各种反乌托邦文学层出不穷的原因。 按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里的说法，伴随着对暴力的不断驯服，人类的未来越来越值得期待。然而，相较于想象世界，现实总是贫困的。不论过往历史中各种极端理论如何在世界各地绵延灾祸，时至今日，进步主义与消费主义依然在裹挟整个星球。进步意味着过去被不断否定，将来会更好；消费意味着人简化为消费者。 “层出不穷的匮乏”与“相对贫困”将会耗尽一代代人的热血，所谓“有品质的生活”像是一个欲壑难填的无底洞。不计其数的流水线每天都在生产海量的商品，而消费者却因为产品的更新换代与“狄德罗效应”而变得捉襟见肘。在此种意义上，现代人的匮乏与其说是因为自己还缺什么，不如说是因为别人已经有了什么。明白了人性中这种永不满足的现实困境，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会有一劳永逸的乌托邦。一个人的欲望尚且如此，遑论叠加着无数变量的群体与社会。 亨利·伯格森在论及滑稽何以产生时说到，那些听不见音乐的人认为那些跳舞的人疯了。同样，想要理解人类的历史与行为，就必须回到具体的情境以及人的条件。由此展开，乌托邦之难以建成或易于功亏一篑，至少受制于以下诸因： 一是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这既表现为真理迷离难求，还因为感性对理性的僭越，正如大卫·休谟的著名论断——“理性是激情的奴隶”。此前，布莱兹·帕斯卡亦谈到，即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如果请他站在悬崖边一足宽的板子 上，无论理智如何告诉他此刻安全无虞，他对绝境的想象必然占据上风。为此，帕斯卡不无悲悯地说：“轻佻的理智啊！你是随风倒的，而且可以倒向任何方向。” 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对理性充满了“致命的自负”，以为借助理性可以预知未来，孰料最终酿造的却是巨大的“理性的灾祸”。关于这一点，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早有深刻剖析。同样，长期以来正统经济学家眼中的“理性人”或“经济人”概念也受到了广泛质疑。与行为经济学相关的研究不断证明，人类的理性很容易受到感性的支配，比如，人在失去一万元时的痛苦感远比得到一万元时的幸福感强烈。而且，得到会让人变得保守，失去则让人铤而走险。上述差异并非理性计算的结果，而主要是基于人的感受。 更不要说，普通人不会像聪明的经济学家那样借各种“理性的公式”来计算日常得失。为此，米尔顿·弗里德曼不忘如此嘲笑自己的同行：经济学家都认为自己智商很高，所以就认为别人的智商也应该和他们一样高——这是典型的情商低的表现。换言之，“理性人”的提出实则脱胎于无数经济学家的集体自负。 二是乌托邦的相异性与人类追求的不确定性。虽然每个人都渴望乌托邦能够建成，但它们的内涵并不相同。就个体而言，其所追逐的意义和利益常常因时势和境遇而变；就群体而言，即使是一个自我标榜已经实现的乌托邦，也会因世代更迭所导致的“观念上的改朝换代”而瓦解。这解释了为什么从整体上看，人类的行为会表现为忽左忽右：时而激进，时而保守；时而奥巴马，时而特朗普……仿佛受着某种浪潮或趋势的裹挟。 如马克斯·普朗克所说，一种新理论之所以能够胜出，不是因为新理论优于旧理论，而是因为相信旧理论的人正在陆续死去。这一点同样体现在有关文学观念的演变上：古典文学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人与 ★继《自由在高处》后，文津奖得主熊培云回顾在美国“小路朝天”的精神之旅，批判性探讨美好国家何以可能！ 游历美国的所思所想，了解美国的体制，民主，人权以及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从乌托邦到移民火星，现实之兵日夜夺营拔寨，想象之城依旧坚不可摧！ ★探寻2012和2016年两次美国大选，聚焦2024年美国大选！ 深度观察奥巴马选举现场，游历美国十几座城市，亲历美国社会“乌托邦”与“现实主义”中的冲突与转化。 ★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始终在路上。 作者在游走美国期间，通过观察深入探讨议会民主制、联邦制、以农立国、宗教信仰自由、尚武精神等，分析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美国经验或危险性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