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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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书店的诞生 1926年8月1日开明书店的创设，正如宋云彬的评价 ： 商务创立于戊戌政变前后，中华创立于辛亥革命时 期，而开明则创立于五四运动以后，各有它的历史背景 。尤其是开明的产生，完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没有五 四运动就不会有人提出妇女问题来讨论，那么开明书店 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就不会因为谈新性道德和办《新 女性》杂志而被商务印书馆解职，他将一辈子在商务当 个编辑；而同时在五四以前，象开明这样的新型书店根 本办不起来，即使办起来了，也不可能发展，更不可能 长期存在。（宋云彬： 《开明旧事—我所知道的开明 书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 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1962年，第2页 ） 概而言之，开明书店是五四新文化力量已成熟到可 以脱离传统出版，凭借新兴市场进入出版业的诸多案例 之一，折射了民国出版业在新思潮冲击下重新洗牌的行 业格局。 章锡琛从1920年主编《妇女杂志》，到1926年创 办开明书店，其个人命运的转折极具偶然性。具体说来 ，胡适、罗家伦、宗白华等的抨击，对商务印书馆形成 了绝大刺激。提拔章锡琛主掌《妇女杂志》，是出版社 对外界批评的内部应对之策；章氏主持《妇女杂志》， 趋新改革过于激进，其做法有悖商务印书馆的稳重作风 ，他的被辞是意料之中的。不过如庄俞的总结“亦有在 本馆尽力多年，而入社会主持政治、教育、文化、工商 各种事业而成为一时俊彦者”（庄俞： 《三十五年来 之商务印书馆》，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 国教育》（下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27 页），章锡琛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达十三年之久（章锡琛 ： 《履历登记表》，中华书局人力资源部藏），经验 深厚，离开后自立门户，于他个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选 择。 对作为导火索的“新性道德论争”亦值得略作辨析 。当新文化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成为社会的主导舆论 力量，其内部的不平等机制就会凸显。作为新文化运动 上层精英领袖与下层追随者的一次直接对话，陈大齐与 为其后援的《现代评论》编辑，俱系出国留学人士，执 教于国内名牌大学，更易占据道德与话语权制高点；而 章锡琛、周建人乃至一干支持者，除了鲁迅、周作人昆 仲而外，仅仅是国内普通学堂毕业、在出版社供职的下 级职员，在论争中势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开明书店 的创设，既是出版业自我调整的结果，亦是新文化人士 内部分化的产物，唯此才能理解围绕开明书店的参与者 为何多是下层边缘知识分子出身。 同时，新文化人士对女性问题分歧的论争，预示了 出版社日后的命运。《新青年》于1918—1919年开展的 “贞操问题讨论”和1919年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 揭橥了以胡适为代表的第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 的关注。他们的手段是通过经济、教育、家庭的改变来 实现男女的平等，最终目的是建立一夫一妻的现代家庭 ，这是奠基于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早期妇女 解放理论。 与前者不同，章锡琛、周建人等人提倡从两性关系 、男女思想入手，他们将恋爱∕性关系置于一夫一妻制 的婚姻之上。章锡琛讲过：“先生劝我们注意到推广女 子教育，图谋经济独立，攻击旧道德、旧法律，改革旧 家庭等问题上，我以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只有 提倡恋爱自由。”（章锡琛： 《恋爱问题的讨论》， 《妇女杂志》第8卷第9号，1922年9月1日）周建人则从 “性”的层面做补充：“两性的关系，是人间社会的根 本，若是这根本的结合上的态度没有改良，虽然争到了 别的权利，妇女主义的要求，还是留着极大缺憾，那里 能实现同情、了解、均等、友谊、自由、恋爱的家庭呢 ？”（ 高山（周建人）： 《新人的产生》，《妇女杂 志》第9卷第10号，1923年10月1日）他们文章的颠覆性 在于对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有了全然不同于《新青年 》一代的认识，内在逻辑更与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复杂的政治论述有潜在关联。章锡琛后来直接认为：“ 妇女问题的解决，不得不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同时，这在 今日已成为自明的真理。”（章锡琛： 《废刊词》， 《新女性》第4卷第12号，1929年12月1日）换言之，创 办与维系开明书店的知识分子，除了共有的下层边缘知 识分子这一共同社会身份外，相比较于胡适、陈大齐等 人，其思想底色都有激进的一面，其后入店的叶圣陶、 胡愈之、宋云彬、傅彬然、丁晓先等都有过一段时间认 同乃至参与社会革命的人生经历。事实上，正是这两点 深刻地形塑了开明书店的自我设定、营运策略、聘用原 则乃至各个时期的政治选择，这些都将在出版社随后的 历史中逐渐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