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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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芳，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访问学人、电视历史报导节目制作与策划人，东海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为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中国政治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中国历史文献学。

内容简介

第一章.杜佑与《通典》 一 中国历史上以百科全书式体裁出现的史书，最著名的首推汉朝大史学家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但是，从《史记》以降，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叶，编纂巨大篇帙的百科全书式史书不复再现。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时代环境的变幻无常，朝易夕改，在动乱的世局之下，很难定下心来专心一意地从事长期编纂的工作；另一方面，时代愈后，累积保存下来的史料也愈多，加以学术的分工愈细，庞大编纂工作已经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单独负担，个人费尽心力皓首穷经，也很难突破这一限制，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工作的艰难。 大唐帝国统一海内之后，在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以前，处于长期的繁荣富庶，政府也大力推动各项学术工作的发展，奖掖学术。科举的设立，更使得天下士子竞相投诸其流，形成了相当深厚的文化素养与良好的学术环境。后来，虽然唐室迭遭大难，东方藩镇势力兴起，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安危，但李唐的国祚命脉却也能不绝如缕，继续维持了一百多年。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措施也尚能大致施行，不致因种种变乱而告停顿，表面上犹可维持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形象。 时代的动荡，世事的变幻，最容易使人产生各式各样的思想。有人感叹世事无常，醉心释氏；有人目睹世局不安，遁入山林，归于老庄；也有人眼见国家兴亡，危如累卵，亟思力挽狂澜，拯救生民疾苦。 就史学来说，将近千年的孕育累积，顿时之间遭遇大变，常使有心以历代兴亡为鉴，思古幽情，希望借着学习既往历史教训而有所惕厉振扬。中国史学就在这种情况下，以唐代刘知几为一分水岭，刘知几总结了以往的历史著作成绩，汇成一部《史通》，而杜佑则以《通典》开创出史学的新领域。 二 唐玄宗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关键。安史之乱以前，大唐帝国声威远播，达到前所未有的富庶强大。此后，国势如江河日下，再加上朝廷内有宦官跋扈，朋党相争，外有藩镇肆虐，外患频仍，交相进逼之下，中晚唐的政局并不算稳定。 杜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长的人物，也是这一时代的见证者。他虽然在宦海中浮沉升降了六十年之久，也曾历仕六朝，位极人臣，但是，他对唐代中叶的紊乱政局，并未产生丝毫振衰起弊的作用，更谈不上有拨乱反正之功。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所修撰的《新唐书》上，对他的评语是： 淳儒，大衣高冠，雍容庙堂，道古今，处成务，可也；以大节责之，盖　 中而玉表欤！ 意思是指杜佑为一地道的读书人，如果在升平治世的时代，还可望有一番作为，但是碰到中唐这种混乱的环境，就欠缺大魄力与大担当了。 然而，历代之所以赞美《通典》，并不是因为杜佑在政治上位居高位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编撰的这部《通典》，罗列古今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损易，内容详赡，脉络分明，可说是典制史上一座蕴藏丰富的史料大宝库。以下就分别说明杜佑为什么编撰《通典》，如何编撰，具备哪些特点，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何在。 三 古人说：“泰山不让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唐代的史学，也正表现出这一种蓬勃的气象，一方面纳川汇海，总结魏晋以来的成就，另一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唐宋以后的契机。当时史学家中较著名的有专门注重名物训诂研究的颜师古等人，有侧重研究史书体例的刘知几，也有意在典章制度的赵仁本、蒋乂等人，称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群说毕出、蔚为大观。 以典章制度为主的史书，在中国正史之中，就是所谓的“志”与“书”一类，如《史记》有《平准书》《封禅书》；《汉书》有《食货志》《礼仪志》等。除了这两部书外，其余的大都专记一朝一代的典制，很少有贯通古今的记载。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典制史撰述的风气逐渐形成时尚，而且从正史里面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唐朝初期，以著述一代典章制度而单独成书的有李延寿的《太宗政典》，中唐有苏冕的《唐会要》、刘秩的《政典》，晚唐还有王彦威的《唐典》等，都是同一类的著作，说明在杜佑的《通典》问世的前后，撰述典制史已经形成一股学术风气，不断冲击着史学界。 四 《旧唐书·杜佑传》上记载，唐玄宗开元末年时，史官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挑选中国经、史、百家的记载，依照《周礼》所描述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职制，撰写一部三十五卷的《政典》，极享盛名，大为当时著名学者专家的赞誉。而杜佑自从看到了刘秩的《政典》以后，潜心探索其中蕴含的精义、主旨，他认为《政典》的条目、内容都还不够完备，因而加以扩大增广，并且补录了玄宗时代的《开元礼》和《开元乐》，撰述完成《通典》一书，共二百卷。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也曾经记载说：当代叙述兵制，全都取材于《通典》，而《通典》虽然是杜佑所收集编纂，但它的源流乃是出自刘秩。 宋朝距离唐世尚不远，这两种记载都直接指明《通典》本于刘秩的《政典》，应当是不错的。然而，除此之外，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宰相张九龄、李林甫等人曾编修一部名为《六典》的书，有三十卷。它的内容是以周代官制的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与十二卫为纲要，罗列了每一个职官的职掌，记载了每一个职官的品级，而整部书也是模仿《周礼》。由此，可以知道《六典》和《政典》都是以《周礼》一书为蓝本，性质相类似的著述，并且均是杜佑撰写《通典》的主要依据。 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书以外，《通典》另一个重要的史源是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颁行的《大唐开元礼》。杜佑曾经赞美这部书是：“百代之损易，三变而著名，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为盛矣。” 在总数达二百卷的《通典》里，关于礼的部分有一百卷之多，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杜佑对礼的次序，排列为吉礼、宾礼、军礼、嘉礼与凶礼。这种排列，并不是杜佑首创，早在唐初所修撰的《贞观礼》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次序，而《开元礼》沿用《贞观礼》《显庆礼》，《通典》又加以承袭罢了。但是，《通典》将原为一百五十卷的《开元礼》删节为三十五卷，这种取材方式，疏漏自然在所难免，所以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特别称誉《开元礼》的赅洽完赡，凡是朝廷礼仪有疑问时，稽考《开元礼》就可以得到解答，若是国家有盛大的举动仪式，依照《开元礼》记载就可以实行，推崇它是一部研究“礼”制的圭臬。相对地，对《通典》就颇有微词了。 关于乐的方面，中国从先秦以降，《乐经》失传，虽然学者常常拿礼乐并称，实际上却很少有人专门去研究乐。唐朝建国以后，高祖、太宗采用隋朝的乐，命令祖孝孙、张文收二人研究制定，但是并无完整的规章流传下来，史书上的记载也仅仅是聊备一格，因此，杜佑在撰写《通典》乐门的时候，也感到资料非常贫乏，极为困扰，最后只好收集了开元年间制定、通行的乐，加上历代沿革经过的大概而定。 在礼、乐与政制之外，唐朝还有一批学者专心致力于州郡、边疆地理以及外藩诸夷民族的研究，成绩斐然，颇有可观之处。这种风气的盛行，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的提倡、监督，如政府规定地方州府必须三年一造地图，对唐帝国域外的国家由中央政府的鸿胪寺派官，负责讯问各国的使臣、侨民，记录每一个国家的山川风土，然后制成地图，报告给朝廷。最有名的地理书籍，稍早有唐高宗时代，许敬宗撰《西域图志》六十卷，详细记载西域各国的风俗物产。武则天时也曾经下令尚献甫召集学者修撰《方域图》。这些记载到了玄宗天宝年间，与实际情形不相符合，改变甚大，因而时时下令加以修改。 唐玄宗以后，最著名的地理书籍首推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所撰的《海内华夷图》，以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称得上是巨细靡遗，莫不备载。贾耽经常到出使夷狄的使臣那里，询问风俗，深明当时天下地土、区产、山川与夷岨，《新唐书》即极为赞美他的著作。 贾耽的书，今天虽然多已失传，但作为和杜佑同时代的人物，他的著作也是在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完成并献于德宗，我们并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明《通典》本于贾耽的著作，但推测杜佑曾参考他的著作，或者采用相同来源的资料，应是极为可能的事情。况且杜佑的父亲杜希望曾经担任过和亲判官这一职务，出使吐蕃，又出任鸿胪卿，主管外国事务，他和贾耽应当也有过交往才是。换句话说，杜佑就在这种种风气与家学的交互影响之下，从事《通典》的撰述工作。 五 说明了唐代的史学环境与《通典》选述的时代背景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介绍杜佑的生平。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人。他的家世在唐代甚为显赫，杜氏一族仕宦至宰相的人多达十余位。杜氏这一系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共分为杜陵、京兆、襄阳、恒水与濮阳五个分支，杜佑自认出自杜陵这一支，但也有历史学家考证他是出于襄阳一支的。 杜佑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唐朝边境虽经常有契丹、奚、突骑施、吐蕃等骚扰，但是唐朝的殷富丰饶已经达到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巅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描述开元末年的富庶说： 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杜佑的童年时光，就是在富庶繁荣、人文荟萃的首都长安度过。但他自小读书，就不喜欢那些专讲对偶章句、华丽辞藻的文章，终于未能与流俗一样，自时下盛行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是以他父亲的官位荫任补官。 杜佑正式踏入官场，大约在玄宗天宝末年到肃宗至德初年期间。这时候唐帝国国势颓危不振，历史上的所谓“安史之乱”“建中之变”“永贞内禅”等事变都是在杜佑的生平期间发生。当时杜佑或是在朝廷任职，或是出镇担任节度使，终其一生，都没有卷入各种政治风潮，也没有参与阉宦、朋党的冲突之中。 总计他一生，宦途生涯几乎达一甲子之久，直到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3年）十月壬辰病逝，享年七十八岁。政治生命的长远，也是国史上极为罕见的。他曾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与宪宗六任皇帝，担任过德宗、顺宗与宪宗三朝的宰相，位至三公，可说是国之大佬。他一生的著作也很多，除了最著名的《通典》之外，还有《宾佐记》一卷、《管氏指略》二卷与《理道要诀》十卷，这些作品直到宋代仍然十分盛行，流传很广，但今天除了《通典》外，其余都已经散佚无存了。 六 今日我们所见的《通典》，分门情形是： 食货　十二卷　卷一至十二 选举　六卷　卷十三至十八 职官　二十二卷　卷十九至四十 礼　一百卷　卷四十一至一百四十（其中历代沿革有六十五卷，《开元礼》三十五卷） 乐　七卷　卷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七 兵　十五卷　卷一百四十八至一百六十二 刑　八卷　卷一百六十三至一百七十 州郡　十四卷　卷一百七十一至一百八十四 边防　十六卷　卷一百八十五至二百 杜佑在《通典》序中曾说明全书共分为八门，也就是现今通行本的兵、刑合为一门，他认为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他说：“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意思就是兵与刑是一体的两面，差距极微，只是有轻重的分别罢了。 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李翰为《通典》写序时也说是八门。到了宋朝，几部目录书籍如《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都说《通典》的编类为八门，但《直斋书录解题》是把礼与乐合而为一。另外，杜佑在他呈给唐皇帝的《进〈通典〉表》却又说成九门。对这种分目上的歧异，清朝史学家王鸣盛的解释是：李翰的序在《通典》定稿前早已写毕，因为门类未定，后来杜佑自己还有所更动。王鸣盛的解释颇为合理，因为《通典》撰述的时间长达三十余年，杜佑在撰述期间更动原先拟定的篇目是相当可能的。 于《通典》撰述年代的问题，由于李翰序中提到杜佑从代宗大历初年开始纂写，杜佑自己也说长达三纪。因此，后代的史学家便在“大历之始”和“三纪”这两个字眼上大做文章，出现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一说大历三年（公元767年）到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另一说认为大历元年到贞元十七年完成，而贞元十九年所完成的是杜佑根据《通典》删节完成的《理道要诀》一书。也有认为杜佑的编撰时间不止三十六年。大致其撰写的时间确实很长，至少有三十多年，可能在贞元十七年前已经完成，等到这年，他已经是位高名巨，这时候献上《通典》，既可以增加自己的声望，也可以提高《通典》的地位。 七 接下来，让我们讨论杜佑在撰写《通典》时所显现的史学方法。大要有三：第一，会通古今；第二，章法严谨；第三，剪裁允当。 早在唐代以前，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就指出中国史家撰述的弊病，他说：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 这段话实在是史家必须遵循不渝的原则，但时代风气多“贱近而贵远，昧微而睹著”，只见树木，不见树林，一直到《通典》问世以后，才一扫唐世的弊风恶习。 《通典》中凡是叙述一项制度时，必上溯于上古三代，下及唐朝，罗举史实，详详细细说明经过原委，而且对唐代的制度尤其精详。清朝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特别指出《通典》，正是可以通天下的不通，上达三王，下及当代，贯通古今，当之无愧。梁启超更称赞说“有《通典》而政制通”，就是指会通古今这一点。 典章制度史的撰述，最忌讳的是杂庞无归，漫无所依，如果编撰者不能匠心独运，妥善分门别类，很容易陷入数据庞杂、毫无头绪的泥淖当中，无法探究每一制度的缘由始末，这样就失去会通的意义了。更甚者往往又是搜罗无度，把一切讨论制度的史料，通通纳入书中，章法不严，取舍不一，又无标准可为凭恃，如此一来，便形成史料的大杂烩。 有唐一代学者的毛病正是如此，李翰在《通典》序中很明白地说明这种现象。而杜佑的《通典》，分为九门，每一门再分以细目，列举史实与历代的议论、批评，逐一返本探原，将礼乐政刑的始末、千载制度的变迁，都纳入二百卷之中，使读者一目了然，这是相当独特的贡献。 另外，我们再从杜佑仕宦的经历来看，总计他一生之中，曾担任过数十个职官。假如从大历元年开始撰写《通典》算起，到贞元十七年呈献给皇帝为止，三十六年里，杜佑的简历大致是：司法参军、主客员外郎、工部郎中、青苗使、抚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经略使、金部郎中、江淮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判度支、苏州刺史、饶州刺史、御史大夫、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尚书右丞、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礼部尚书兼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刑部尚书、检校右仆射加同平章事兼徐泗濠节度使。 将上述杜佑的经历与《通典》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兵、州郡、边防做一对比，很清楚可以明白这三十六年的阅历与政治生涯，对《通典》的写作有多大的帮助。如杜佑以他所曾参与经济财政决策，以及负责实际执行工作后，在撰写食货门时，必能产生休戚与共的感触。在食货门中，他分别叙述田制、赋税、户口、钱币、盐铁、榷酤、平准、轻重等制度，而且他曾任工部诸司郎中、青苗使、转运使、度支郎中与和籴使等职务，这种实务经验，配合独具的历史眼光，一定比其他足不出户的学者仅就史料排比更为精辟，也更能体会制度的利弊所在。其他如礼、乐等也是和上述情形一样，读者略加比较，自能明白，不必多说了。 杜佑仕宦既久，足迹也遍及大江南北，每能观察各地风土，同时他受到父亲杜希望影响很大，对外蕃诸夷必有一番心得。 在《通典》中，我们屡屡看到杜佑的“说曰”“议曰”“评曰”“论曰”等文字，这些都是就一代制度或前世后代相悖相契的地方，发表议论，比较古今得失的所在，并不与叙述历代制度之处相混杂，他的精审由此可见一斑。所以章学诚称誉《通典》，我们赞扬他“章法严谨”，并不是过誉之词。 《通典》一书，体例不可谓之不大，类目不可谓之不细。如何将庞杂的史料系统地纳入二百卷之中，这就全靠杜佑的剪裁之功了。正因为体大博洽，纲目巨全，包罗古今，涵贯精粗，唐宋时代的人甚至视之为“类书”，而《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它“详而不烦，简而有要”，清朝乾隆皇帝说它“网罗百代，兼总而条贯之”，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包括宏富，义例严整，繁不至冗，简不至漏”，都说明《通典》的取材、剪裁，乃是别创一体，既近于纪事本末体，又可以补纪传体、编年体的不足，实为开创唐代史学新途径的第一人。 八 史学的目的，并不仅是为史学而史学，更包含有更远大、更恢宏的理想。在杜佑看来，他服膺古人所谓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盼望能通过《通典》的撰写，达到立功与立言的目的，企求他的理想，能用《通典》表达出来，能实施于当代，有补于时政。 杜佑借着《通典》来表达他“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计划，以挽回大唐帝国江河日下的颓势。同时他也对当时学者蝇营狗苟，专务于辞章之学现象感到十分痛心。因此，在《通典·自序》中提出他的一番政治理想：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礼乐兴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 可见整部《通典》的内容息息相关，每一门类有如一环，环环相扣。这也说明杜佑不仅仅是从事典制史的编纂，而且企望将他的政治蓝图借着二百卷的《通典》表达出来，影响人心，裨益世局。 这种以写史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政治思想的蓝图，由来久远，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表现方式并没有什么两样。孔子就曾借《春秋》企图拨乱反正，达到“乱臣贼子惧”的理想政治，可说传统史学的最高理想，是为“经世史学”。换句话说，乃是寓政治思想于史学之中，杜佑充分地表达了这一努力，无怪乎乾隆皇帝称誉《通典》是一部“经国之良谋”。 九 杜佑经世思想中首重民生经济，由于他曾经多次担任主管经济措施方面的大员，也出任过地方长官，与百姓时有接触，相当能够体会一般百姓的需要。他认为政治上的一切措施应该以民生为主，如果居上位的人不能够满足百姓的基本需求──衣食温饱，还谈什么教化理道呢？诚如管子所说的：“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如此才能看清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所谓“政治”，应是政府施政以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让人民能达到富、足、均的境界。要达到这一点，首先执政者必须以仁德爱民，培养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使百姓对政府产生深切凝厚的向心力，也就是政府与百姓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庙堂与江湖之间没有隔阂闭塞，上与下能够密切沟通，国本自然深厚，国基自然屹立不摇。 但是政府的一切支出，都是来自人民，因此必须以公平的赋税向百姓征收。他特别向往三代的授田给人民，因为如此一来，政府与人民之间就产生相对的给予关系，而不仅仅是政府单方面的敛之于民。 杜佑赞美古代的井田制度是富国富民的良法，虽然时代、环境转变，后世再也无法恢复，但是井田的精神──乡党互相扶助救济，应该继续推行。能授田给人民，足以杜塞争端，防范不足，百姓淳然，亲和团结，百姓富庶则国本自然雄厚，可谓两全其美，臻于理想国家的境界。 自从秦汉以降，井田制度破坏，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形成富者占山连城，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形，因此应当防制权豪之家兼并土地。初唐所实施的均田制，还能达到这一理想，然而，安史之乱后的帝国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光荣，均田制既没有办法维持，与授田法相伴的租庸调制也颓然不行，而改行两税法，甚至有各种名目的赋税增加，这一切都形成政府单方面的敛取人民。 衰乱时代的苛捐杂税，重敛暴赋，最足以导致人民的反感，加以冗官冗员充斥在僵化的政府当中，使得各职司往往不得其人而任。上焉者伴食君主，下焉者贪墨侵渔，无所不为，上下不得相通与闻。杜佑认为这就是法隳纪乱的时代，但如何从根本上改革弊端呢？ 他首先指出文士和胥吏是不足为政的，胥吏政治是最坏的政治形态。因为如果政事由胥吏操纵把持，则人民对政府就会丧失信心，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培养主管经济的专门人才，亲自主持实际事务，从而使胥吏无法上下其手、欺瞒长官、压榨百姓。 在改革政府财政困窘方面，杜佑认为政府对人民如果横征暴敛，那无异是杀鸡取卵的不智之举。他主张从两方面着手，首先在政府方面应“省用”，国君先从自身做起，到裁汰冗员都在范围之内；其次为“轻税”，杜佑自客观环境分析，认为轻税、省用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如果轻税则人民安定，不致逃亡他乡，免于流离转徙之苦，也益加勤劳于农耕种植，再用乡党互助的民间组织为辅助，则人民富而强，国家也才能强盛。最后，他从节用轻税，论说安民的办法，主张采用汉代晁错的“贵粟”之方，也就是重农重谷政策，才能建立教化的基础。 十 政治乃是因于人事、人才的消长，往往可以决定一代的治乱与否。简拔真才实学之人，分配职司当是政治清明进步的首要之务。 杜佑认为，一个政治结构中，必然会产生尊卑君臣的关系，而人的欲望没有穷尽，如果没有国君治理必定天下大乱，而君主也无法以一个人的力量来治理天下，所以分别设立许多职官帮助他处理政事。因此，有君主然后职官设，这才是论才选士的本原。而国君必须尚德尚贤，以德治天下，选举贤能辅佐，充任职官，也就是将政权普遍开放给人民，而非仅限于少数公卿巨室。 由于上等人才较少，一般人民大都是中等之资，因此应该教化百姓，然后观察、选择才学识兼备的人充当官吏。杜佑特别推崇“两汉号为多士”，就是能从乡举里选，万中擢一，选拔言行、才能俱备的真才。 唐帝国自盛世以来，教育发达，人才辈出，在士多官少的情况下，甄拔选用相当困难，再加上其他种种政治因素，于是只好官外加官，员外增员，伤多且滥的弊病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武则天时已有“车载斗量”的歌谣，“腕脱把推”的谚语，用来讽刺官吏满街的景象。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造成士子日日竞逐于升官求官之途，最后甚至形成“一州无三数千户，置五六十官员，十羊九牧”的局面。杜佑认为解决的办法，唯有省等级、鼓励人民从事工商业，才可以避免人才集中、人才过剩的病根。 唐政府取士任官的步骤，除通过礼部考试外，还要经过吏部身、言、书、判的甄选，所谓身言书判，即体貌丰伟、言辞辩正、楷法遒美、文理优良。杜佑认为四者之中，举措可观，词说合理，都属于才干能力，要观察一个人是否具有才干，观其判就能了解，至于书法字体，只要不至乖劣就可以了。他认为最好的措施是恢复古代乡举里选的办法。 十一 杜佑在《通典·自序》里说：“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确然，在三代之世，礼乐是宗法社会的维系力量，天下一体。但三代以后，礼乐已经失去了它们本有的理想与精神所在。 唐代的环境也是如此，有关礼乐的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俛伏兴等细节，成为专门官员负责的事情，斤斤计较于礼乐的枝节末叶，早已丧失教化成俗的精神。 杜佑在《通典》中，以一半的篇幅，采纂抄录礼乐的本制。首先对每一制度都详细说明古今不同的地方，阐释其精神的所在；其次考证原意，从诸家庞杂的解释注疏中，发挥“从宜之旨”，希望合于当时所用，这点可以说明他对三代“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的向往。 十二 上面所说的民生经济、选才设职、礼乐教化，还要用安内攘外为辅。就是用刑罚、列州郡以安内，置边防、遏戎狄以攘外，属于“教化隳”后的解决方法。 所谓五刑是大刑用甲兵，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杜佑认为用刑应该本于先王爱人求理的原意，而不是害人作威、钳制百姓的工具，所以实施时必须分辨本末次序，不能滥用无度，让人民动辄触犯刑章，生活于恐惧之中。对于唐代中叶政治社会混乱的弊病，他认为矫正之途不是在用重刑、轻刑的争论之上可以解决，治乱隆污的关键是在于“无私绝滥”，而不是在法的宽松与否，这真可称得上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之论。 杜佑认为列置州郡地方行政单位，防范戎狄部族的袭扰，才能让教化行之于全国，所以大刑用甲兵，甲兵就是行教化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但是用甲兵必须谨慎而谋，如果措置得当，自然国治民安，否则就会国乱民危。因此，他特别取《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义旨，配合历朝历代行军部署、统军御兵相类似的例证，分成十五卷叙述。例如唐太宗、高宗时，所以能强盛，乃是政府制度、处置得宜，使兵为国有，事毕将还朝廷，兵归于本业，没有将帅专擅、危害国家的事情发生。 他认为穷兵黩武易肇败亡，如唐玄宗所以亡命奔四川，唐帝国国基动摇，危如累卵，即是由于边将骄矜邀功，于是兵集于边境而京师空虚，造成朝廷中央势衰力薄的局面，因此，政府想用兵命将，应该做到汉代贾谊所说的“治天下者，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操纵自如，控制将帅士兵的调动指挥，使将士全为国家所有，就不会发生将领图拥重兵、干纪作乱的事情了。 他以为国君治理天下，对四夷的教化，要从道德去感召；治理本国，须让人民休养生息，使国家安宁而天下绥服，达到天下一家的理想。 总之，杜佑的主张是国君修仁务德，则四夷从化，外患自然无由而生，使才智之士管理州郡，杜绝私滥，与民休息，百姓宁谧，则内清而外平，纵然礼乐教化稍隳，国家还不至陷于危殆之局。 十三 唐朝权德舆在杜佑的《墓志铭序》里称美杜佑说： 若公都将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论道，两朝总己，缙绅瞻仰者凡六十年。 六十年的漫长宦途中一半以上的时间，杜佑也从事《通典》的撰写，因此，我们可以说杜佑一生之中，史学与政治是紧紧契合着，也是他一生精力之所萃。 杜佑撰成《通典》以后，典制史纂述的风气更加兴盛，元稹就以人文豪的身份撰成一部《古今刑政书》三百卷。唐宣宗大中年间，姚康也撰成《统史》三百卷，时间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内容包括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乃至僧道是非，无所不包，无不备载。最著名的是宋代郑樵的《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与《通典》合称为“三通”，到清代更形成有所谓“十通”。凡此，都说明《通典》继往开来的卓越贡献，后世赞誉为开山之作，实在不是虚诬之言。 当然，《通典》也不免有缺点存在，马端临、《四库总目》、清人王鸣盛等都曾批评它阙失简略的地方，但这些都属于小瑕疵，终究瑕不掩瑜，无损于《通典》的价值与贡献。 典章制度的开山之作 数百万读者奉其为经典入门的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