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

作者简介

原著：[英]J.F.C.富勒（1878—1966） 英国陆军军官、军事理论家和战争历史学家，现代装甲战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英国机械化战争的先驱，军事战略家和历史学家之一。他于1930年晋升少将，1933年退休后成为伦敦《每日邮报》记者，长期致力于军事历史研究和军事理论著述，并于1963年获得英国三军学会的zui高荣誉奖章。富勒一生出版了45部军事著作，其中不少被英国陆军军事学院列为经典著作或选为教科书。 翻译：王子午，李晨曦，小小冰人 王子午（第一卷译者），天津人，从事历史类读物翻译多年，已出版译作有《亚历山大战史》和《中世纪战争艺术史》等，并著有《日本武士战争史》等作品。 李晨曦（第二卷译者），安徽淮南人，淮南联合大学讲师，曾留学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从事翻译工作多年，代表作是《布莱奇利庄园谜题》。 小小冰人（第三卷译者）：江苏宜兴人，知名译者，从事军事类读物翻译多年，已出版译作有《从闪电战到沙漠风暴：战争战役层级发展史》《作战指挥：二战德军陆军实战指南》《从失败到胜利》等。

内容简介

关于作者 如果要选出世界上最为重要，但又最容易受到误解的技艺，战争艺术肯定要位列其中。自人类诞生以来，战争便始终伴随在历史女神的身边，同命运女神一起，左右着人类迈出的每一步行动。但与此同时，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无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战争艺术的真正面目，都被掩盖在了书卷的浪漫辞藻和市井的胡言乱语之中。即使到了今天，在不少人看来，战争仍然不过是武器的对抗、勇气的角逐，或是奇技淫巧的比拼——事实当然远不止如此。 诚如《亚历山大战史》一书的作者西奥多?道奇所言：“人类最早的历史，便是对战争的记录。”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那些记录于莎草纸上的古希腊文本之中，人类最早的书面历史和人类最早的战史，便在同一时刻诞生了。自那之后，从古典时代的修昔底德、色诺芬、波利比阿斯、阿里安、李维、普洛科皮乌斯，到中世纪的安娜?科穆宁娜以及众多编年史家，再到18世纪的爱德华?吉本、19世纪的汉斯?德布吕克和西奥多?道奇，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人类从不曾缺少过记录、研究战争的史家。而本书的作者J.F.C.富勒，便正是20世纪多如牛毛的战史学家之中，最为优秀的人物之一。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于1878年9月1日生于英国奇切斯特（Chichester），1897年进入桑赫斯特的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College Sandhurst）。在军校进修时期，富勒沉迷于拿破仑时代的战史，再加上其早早便表现出了超出同伴的才华和颇似拿破仑的蛮横气质，因此也被同学们戏称为“波尼”（Boney，即波拿巴的缩写）。1899年，富勒被正式编入牛津郡轻步兵团（Oxford Shire Light Infantry）第一营，前往南非参加了布尔战争，首次体验了战场的滋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勒先后历任英国本土军团和驻法国的第八军参谋。1917年，富勒以参谋身份参与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作战康布雷会战（Battle of Cambrai）的组织工作。从此，富勒成为整个世界范围内装甲作战理论的最主要推动者。 1918年，富勒惊人地提出了一个以大规模坦克集群、摩托化步兵和飞机协同作战对德军防线发动纵深攻击的战役计划。除利用装甲部队直接对敌军的交通、通信和指挥中枢发动快速打击以外，富勒还提出应使用同样机动灵活的步兵对其进行支援，同时空中力量也要为地面部队的快速前进提供紧密支援。换言之，在这套后来被称为《1919年计划》的方案之中，大纵深战略瘫痪作战、步坦结合、空地结合等“闪电战”要素，都被第一次提了出来。而更为重要的是，富勒的《1919年计划》并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战计划，还对坦克、作战飞机、火炮的设计、生产以及相关部队的编制提出了要求。换言之，富勒在制定《1919年计划》时，已经勾勒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陆战的样貌。 战后，富勒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军事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坦克，1914—1918》（Tanks in the Great War，1914-1918），自此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至1933年富勒自英国陆军退役之时，他便已经出版了包括《战争科学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War）、《论未来战争》（On Future Warfare）、《尤利西斯?格兰特的将道》（The Generalship of Ulysses S.Grant）在内的十余部军事著作。而其出版于1932年的第一部装甲部队教范，《战场勤务讲义（三）》（Lectures on Field Service Regulations Ⅲ，再版时更名为《装甲战》）一书，更是令德国装甲兵之父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如获至宝，不惜自掏腰包雇翻译将该书译成了德语。不仅如此，就连苏联陆军，也曾将这一部作品刊印超过三万册，分发给红军各级指战员阅读。不过讽刺的是，《战场勤务讲义（三）》一书在英国却只发行了五百本，甚至其再版增补版《装甲战》一书，还是受美国陆军和出版社邀请而出版的。 除装甲战以外，两次大战之间的富勒对于飞机和航空母舰等在当时颇受怀疑，但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放异彩的武器也一样十分推崇。换句话说，战争艺术的发展方向，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被富勒看得一清二楚了。 1933年以少将军衔退役后，未能在英国陆军施展才华的富勒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上，而其写作的重点，也逐渐从理论和展望，转移到了战争历史。其《武器与历史》（Armament and History）、《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略与战术》（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1945: A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History）等作品，自20世纪40年代出版以来屡次再版，至今依然为研究者和爱好者研读。 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富勒也迈入了创作的巅峰期，相继完成了《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History）、《战争指导》（The Conduct of War），以及《亚历山大的军事艺术》（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三部传世之作，分别在战争通史、战争理论和名将分析三个方面，为战史学界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而这三部著作相加，也足以使富勒超越单纯的战史学者西奥多?道奇，单纯的理论学者马汉、杜黑，或任何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将领，上升至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层次，成为一位真正的军事理论名家。富勒不仅以笔为剑，直指两次大战时期战争各方在战争指导方面的弊端，而贯穿其晚期每部著作之中的“战争的目的并非胜利，而是和平”理念，也更让他在诸多学者眼中化身为“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 1966年2月10日，富勒在完成其第45部，也是最后一部著作《尤里乌斯?恺撒：男人、士兵和僭主》（Julius Caesar ：Man，Soldier，Tyrant）之后，以87岁的高龄去世。在那之前三年，英国三军学会在1963年为富勒颁发勋章之时，陆军中将约翰?哈克特（John Hackett）曾在致辞中说道：“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同他的政治见解或他对历史的解释。像他这样一位挑战传统，见解独到的作者，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但无人能够否认，他在著作中写下的结论是那么有力，那么一针见血。”对于才华横溢，但同时性格又颇有些执拗的富勒而言，哈克特的这句评价，可谓切中要害。 关于本书 对于《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泰晤士报》曾有过如此的评价：“对富勒这部书，专家们可能在自己精通的领域蹙眉不满，但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与富勒在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较量。” 事实也正是如此。作为一部耗费三十多年完成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可谓富勒在战史学方面的结晶之作。本书以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冲突为起点，涵盖上古时代、古典时代、中世纪、近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拉美西斯二世乘坐战车驰骋于卡迭石战场上，到亚历山大在高加梅拉战场上对大流士发动的精彩冲锋、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君士坦丁堡破城前的壮烈一搏，再到无敌舰队沉没于英吉利海峡、腓特烈在鲁腾会战的斜形序列、拿破仑在滑铁卢遭遇最后惨败、格兰特在维克斯堡决定美国命运，直至施里芬计划分崩离析、闪电战横扫欧陆以及太平洋的海空血战。自有文字记录以来，3500年的西方战争历史被富勒用超过150万（以中文计算）的文字，描绘在了这部前后三卷的巨著之中。 通常而言，一部战争通史多半会被写成一部或如流水账一般不着重点，或顾此失彼的平庸之作。但在富勒的笔下，《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并没有流为平庸。几乎每一个读过本书的读者都大呼精彩。之所以如此，则要得益于富勒对于本书的编排方式。在本书前言中，富勒将这种编排方式称为“波浪”—对决定性会战、各时代战争艺术以及代表性名将的介绍和讨论是“波峰”，是本书的重中之重，而各场决定性会战之间的历史发展则是补全历史轨迹的“波谷”。在“波峰”的部分，富勒以自己独到的眼光，深挖战争、战役和会战的运转原理及过程，各国军队的战争艺术以及各时期著名统帅们的将道，用哲学家式的分析逻辑、同时代学者中无与伦比的军事理论功底，赋予了本书足以让一切读者受益的知识深度。在“波谷”部分，富勒又以极为精练的文字，将3500年来整个西方的军事、政治和社会变化完整地呈现给了读者，使本书在广度上足以令其他一切同类著作汗颜，近年来无论是阿彻?琼斯（Archer Jones）还是约翰?基根（John Keegan）等人的同类作品，均无法望其项背。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于1954年至1957年在美国再版时，可能是出版商认为原书名过于学术化，令人望而生畏，于是将书名改为《西方世界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将着眼点放在了其广度方面。自著名军事翻译家钮先钟先生在20世纪完成本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西洋世界军事史》时起，中文世界便普遍沿用了这一书名。而本次的全新译本，将使用其最初的《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这一书名，重新着眼于其深度。 本书共分为三卷，第一卷以战争历史的发端作为起点，以1571年勒班陀海战为终点，着重介绍了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西方战争历史以及29场对人类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决定性会战，涵盖范围达3000余年。第二卷以英国和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作为起点，终于1815年滑铁卢会战，以19场决定性会战为线索，介绍了文艺复兴时代、近代以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约300年的西方战史。第三卷以美国南北战争拉开帷幕，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其高潮，止于富勒以历史为镜，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和省思，而这一卷中的20场决定性会战，也堪称富勒对于西方现代战争历史的思考结晶。诚如钮先钟先生在《战略家》一书中所说的：“《西洋世界军事史》是富勒的代表作，具有不朽的价值。凡是研究西方军事史和军事思想的人，都要将本书列入必读的范围。” 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富勒本人无论在军事还是历史方面，均有着出类拔萃的深厚功力，但与所有诞生于电子时代来临之前的作品一样，由于在资料查阅、文字处理方面的困难，本书也存在一些史实错误或者笔误，而富勒本人的某些观点，在历史学经历了数十年飞速发展的今天，似乎也已经显得略有落伍。关于这些问题，本次全新译本的三位译者，也使用添加译注的方式进行了说明和修正。希望能凭借我们三人浅薄的见识，为读者理解这部巨著，理解西方战争历史提供一些帮助。 如前所述，本书曾由中国台湾军事翻译家钮先钟先生于20世纪中后期引入中文世界。但与富勒在撰写这部巨著时的情况相似，由于本书中包含大量来自不同语言的军事、历史类专业名词，再加上其庞大的篇幅以及内容涵盖范围，对于一位前电子时代，无法利用互联网等工具检索多语言专业词汇的译者而言，仅仅是将这一部书带入中文世界，便已经颇为不易了。因此，钮先钟先生的版本不仅省略掉了富勒原版之中的大部分页下注，而且也难以避免地存在不少的错译和漏译情况。举例而言，源于希腊语的“Cataphract”，即“铁甲骑兵”“具装骑兵”一词，在钮先钟先生的版本中，就被误译成了“驿站骑兵”。另外，在本书第一卷的《奥尔良的解围（1429年）》一章中，由于富勒不加翻译地引用了大量法语史料，钮先钟先生在翻译时也只好省略了绝大部分引文。对于这样一部西方战史学界无法跨越的巨著而言，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决心重新制作一个真正完整的、文字也尽可能流畅的全新译本。作为本书译者之一的我，一直将钮先钟先生的《西洋世界军事史》译本视为自己的“战争艺术启蒙书”。也正是在富勒和钮先钟两位大家的影响下，本人才走上了战史创作者、翻译者的道路，并在西方古典战史、中世纪战史研究和翻译方面积累了十余年的工作经验。如今能够得到出版方邀请，成为《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第一卷的译者，可谓荣幸之至。新译本第二卷的译者李晨曦和第三卷的译者小小冰人，两位分别是近代和现代战争历史、战争艺术史的专家级译者、学者，希望我们三人的本次合作，能够再次为中国读者们打开一扇了解富勒、了解西方战争史和西方战争艺术史的大门。 王子午 2020年5月8日于北京 《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是当代军事战略家、历史学家富勒将军于1954年首版的史诗级巨著，该书后来增订再版时，有了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称——《西方世界军事史》。 全书以西方历史上的决定性会战为主线，详细描述了这些战争前因、过程，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并以大事记的形式将这些会战期间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变迁和经济问题等方面有机地整合在了一起。通过对战争史与战争形式发展的描述和思考，总结历史中的规律。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本军事史，更是一本欧洲人类历史通鉴。 本书的历史记叙时间跨度极长，几乎包罗了西方自有文字记录以来，3500年的所有的经典战事。以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冲突为起点，涵盖上古时代、古典时代、中世纪、近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泰晤士报》评：“对富勒这部书，专家们可能在自己精通的领域蹙眉不满，但几乎无人能够与富勒在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较量。” 本书曾有过台湾学者钮先钟的汉译版，但该版本因翻译时间较为久远、文中术语用词不符现代汉语习惯等原因，对广泛读者而言存在一些阅读壁障。 您现在见到的这一版《西方世界的决定性会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中译本，已对原著进行了重新翻译和精加工，在更忠于原文的基础上，修正了其中的缺失和错误，并采用更流畅、自然的翻译语言，更贴近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