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不是罪：困在美国司法制度里的穷人

作者简介

彼得·埃德尔曼（Peter Edelman），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司法公正委员会主席，美国青少年法律中心董事会主席，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贫困与不平等中心主任、卡马克·沃特豪斯法律与公共政策教授，著有《贫富之惑：美国如何才能消除贫困》等。 作为反贫困运动的终身倡导者，埃德尔曼身居立法前线，曾于1964年至1968年担任罗伯特·F.肯尼迪参议员首席顾问，后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1996年因克林顿签署福利改革法案极大损害贫困人口权益，辞职以示抗议，并在主流媒体发文正面抨击，广受关注，获哈里·蔡平媒体奖。

内容简介

超速罚单罚款50美元或100美元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罚款已达到250美元、300美元或更多。弗格森市对人们院子里的“高草和杂草”罚款高达531美元。这样或那样的费用——比如密歇根州的一个县收取法院健身房运营费500美元——累加在罚款之上，多项费用加起来，总额要高得多。 20世纪90年代，两种趋势加速发展并相互影响：对轻微违法行为的罚款和收费飙涨，案件数量显著增加。在20世纪40年代我小的时候，的确有治安法官和汽车超速监视区，但相对而言，那都是小事。我们在去祖母家的路上穿过明尼苏达州希尔城的时候，我的父亲总是宣称，他开得特别小心，以免超速被抓。但即便罚款，也只有25美元或50美元，而且很少有人在监狱过夜。不过，20世纪90年代，对收入的需要促使政府官员增加罚款数额并巧施名目。随后警官就被要求完成新的逮捕配额。 “破窗”理论主导的治安催生了更多的罚款和收费。此外也有恶意的成分。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公共辩护律师吉尔·韦布（Jill Webb）告诉我，那里的警察经常把巡逻车停在非裔社区的停车标志附近，专门逮捕那些只是放慢一下车速、没有依规完全停下的人。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非裔社区，与营收和“破窗”理论都没有关系。 …… 初犯酒驾轻罪的罚款和收费合计已从498美元（本就不低）上涨到715.5美元。罚款本身是166.5美元（这是最低的交通罚单罚款金额），还可能产生15种费用，包括法律图书馆费、法院信息系统周转基金收费、法医学改进评估费和反儿童虐待多部门账户费。这一金额还不包括法官强制执行的其他收费，比如“监管”费和药检费。被告如果拖欠，法院就会签发逮捕令，加收80美元。债务最终会被移交给讨债机构，此举会使债务总额增加30%。 ——第一章 弗格森无处不在：21世纪的债务人监狱 如果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关闭精神病院的时候能重点投资社区精神健康服务，达伦·雷尼（Darren Rainey）可能现在还活着。如果我们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高得离谱的速度监禁人，他可能现在还活着。如果我们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削减成瘾治疗资金，他可能现在还活着。如果我们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雇用私营公司运营我们的监狱或其中的一部分，且只付给他们微薄的报酬，他可能现在也还活着——捉襟见肘的资金使得他们只能招募未经培训、极不称职还常常施虐的惩教人员，招到的精神健康专业人员也往往工作内容太宽泛，难以胜任，且经常在极其糟糕的条件下工作。但他死了，原因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精神病院去机构化后，我们的一系列所作所为都是我们能做出的最糟的选择。 雷尼患有精神分裂症，是非裔美国人，生活拮据，50周岁，因犯吸毒罪而服刑，被关押在佛罗里达州惩教部戴德惩教所，2012年6月23日死在了那里的过渡护理部门或称精神健康病房。惩教官安装了淋浴设施，用180华氏度（约合82.22摄氏度）的滚烫热水折磨他们视为不配合的犯人。达伦·雷尼在牢房地板上大小便，不肯清理干净。惩教官罚他冲了将近2个小时的淋浴，在他惊恐而痛苦地拼命叫喊时，他们在一边嘲笑他。最终雷尼被烫死了。犯人马克·乔伊纳（Mark Joiner）还记得这件事。“我听见他们锁了淋浴间的门，他们还嘲笑他。”乔伊纳说，“他大喊，请停下来，请停下来。他们只是说‘好好冲个澡吧’，然后就走了。” 佛罗里达州的监狱人口在美国排名第三。1996年至2014年，佛罗里达州患有精神疾病的犯人增加了153%。然而，佛罗里达州在精神健康方面的人均花费比爱达荷州以外的任何州都要少。 一些消息人士称，淋浴折磨只是戴德惩教所狱警用来使患有精神疾病的犯人乖乖听话的方法之一。雷尼去世3个月后，同样关押在精神健康病房的理查德·梅尔（Richard Mair）在空调通风口上上吊自杀。他留下一张字条，说他和其他犯人常常遭受狱警的肉体摧残和性虐待。字条上接着写道：“如果他们不喜欢你，就会让你挨饿。”狱警还强迫白人和黑人囚犯互相打斗，并打赌谁会赢。营利性公司派驻监狱的精神健康专业雇员对此保持沉默。 精神疾病和吸毒成瘾导致贫困，而贫困也会导致精神疾病和吸毒成瘾。毒性压力是人们正在应对贫困的标志，往往最终导致精神疾病和吸毒成瘾。研究表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成年人中有8.7%有严重的心理困扰，相比之下，在收入高于贫困线400%的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为1.2%。贫困人口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2倍。失业和抑郁症密切相关，以至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宣布失业是公共健康问题。低收入社区中精神健康和戒毒服务的缺乏与监狱人口中精神健康和毒瘾问题高发相互关联。对太多穷人来说，我们的监狱就是今天的精神卫生系统。通过用监狱替代精神病院，我们实际上已经将精神疾病和贫困一起犯罪化了，而贫困常常是精神疾病的根源。 这一循环一旦开始，就持续不断。曾遭受监禁的重度精神病患再次入狱的可能性要比没有这些疾病的人高2.4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再次入狱的可能性要比没有这一疾病的人高3.3倍。 …… 尽管监狱中的犯人和一些专业人员是佛罗里达州达伦·雷尼死亡事件的可靠证人，但在《迈阿密先驱报》记者朱莉·布朗（Julie Brown）持续不断地关注这一问题前，该州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人们这才注意到这件事，公众和一些立法委员积极跟进事态进展，该州行政部门的态度则是不情愿的，不过没有人因为雷尼的死而遭到检察官起诉。虽然布朗发现一份写于尸检当天却从未公布的初步报告提及“死者全身有明显创伤”，但于2016年1月最终完成的阴性解剖发现，雷尼死于“精神分裂症、心脏病和淋浴‘禁闭’的并发症”。后来，在2017年3月，雷尼去世将近5年后，检方终于公布了一份长达101页的调查报告，判定惩教官没有犯任何罪。布朗和其他对这一案件感兴趣的人发现这份报告自相矛盾，她报道称，一些了解真实情况的工作人员受到威胁，并指出犯人的证词不被采信。 ——第四章 精神疾病犯罪化 各州往往会通过除名来惩罚在工作分配或办公处预约中迟到或缺席的（福利）受益人，没有任何理由，也不经由任何正当程序，第一次除名会持续2~3个月，第二次除名持续时间会更长，在有些州，第三次除名会持续终生。 与除名相比，让人申请无门是减少名单人数的一记力度更大的重拳。各州通过降低收入水平标准减少符合获取福利资格的人，收入高于这一水平的人就不符合资格。他们还通过确保人们排队太长以至于终日等待到关门时仍得不到服务来打消人们申请的念头。这种工作方案的运作使人非常不快，以至于许多符合资格的人在听说这种情况后都懒得去申请，而那些确实去申请了的人，则会被问到侵犯隐私、令人反感的私人问题。 犯罪化与其说是为惩罚福利欺诈和其他违法行为而将人们实际投入监狱的一种策略，不如说是吓唬他们使他们不敢去申请福利的一种方法。更广泛的策略是各州将名单压缩到能够“淹没在浴缸里”的规模，这里借用的是格罗弗·诺奎斯特关于联邦政府规模的臭名昭著的表述。大多数州都遵循这一策略。 丽贝卡·瓦拉斯律师还详述了这种起初旨在帮助低收入人群的设计后来如何变成了用来惩罚穷人的方法：“福利制度成为抓获罪犯的工具——警察实际上依靠社会服务办公室进行调查，甚至核查指纹。这一过程简直就像立案。（申请人）必须提供个人信息，签署大量文件，让警察进入你的住所进行突击检查，提交生物识别信息和社会保障号码并让他们调查你的过去。当然还有重罪毒品禁令。这是对穷人的管制。” …… 人们一直坚信，失业保险是对 “值得帮助的穷人”的援助。但在当今世界，缩短福利持续时间和削减福利金额的现象普遍存在， 同时还会采取其他措施来压缩享受福利的人数。 北卡罗来纳州向 “右”急转的一个后果是该州将失业保险覆盖率削减至失业人数的十分之一，为全美最低水平。国家就业法律项目的乔治·温特沃思（George Wentworth）称：“没有哪个州像北卡罗来纳州那样对待 《众议院4号法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失业保险项目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损害。”佛罗里达州在实行一系列措施削减符合资格者后，将失业人员的保险覆盖率降低到11%。2017年， 密苏里州新任州长为共和党人，议会也由共和党把持，他们利用新获得的权力确定了一项最高优先事项，即将失业保险金支付的持续时间由20周缩短到13周。肯塔基州将处理失业保险索赔的办公室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雇主已经开始雇公司处理索赔官司，使得申请人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背上沉重的债务。 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要求一些失业保险受益人接受药检，如果受益人未通过药检或拒绝接受药检，就拒绝给他们发放保险金。尽管法院判决有关法规违宪，但已有十几个州颁布法律，强制要求贫困家庭临时救助受益人接受药检。此外，还有几十个州已考虑在失业保险、补充营养援助项目、医疗救助计划和各种地方福利中引入药检。 ——第六章 公共福利犯罪化 无犯罪法令是把人们逐出家园和社区的手段。这些本已无处安身的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地成为法令和政策的靶子，这些法令和政策要将他们驱逐出整个城市。 近年来，关于无家可归问题的市政新政策激增，其结果是穷人、有色人种和残疾人进一步被扣上罪犯的帽子。以全市为范围，对在公共场所露宿和乞讨，游荡、闲混和流浪，在特定公共场所坐卧，以及在交通工具上睡觉的禁令显著增加。违反这些法律中的任何一条都会入狱。在过去10年间，各城市以全市为范围，对在公共空间露宿的禁令增加了69%，对游荡、闲混和流浪的禁令增加了88%，对在交通工具上居住的禁令增加了143%。 禁止在公共场所睡觉、就座和吃东西——综观这些禁令，很明显，许多城市就是想让无家可归者离开。毋庸讳言，犯罪化无法减少无家可归者。美国无家可归问题跨机构理事会在2012年的报告中称：“犯罪化制造了一扇昂贵的旋转门，使身陷无家可归处境的人从街头转到刑事司法体系里又转回来。”美国进步中心称，这不仅代价高昂，还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因这些身份违法行为被定罪的个人无法缴纳作为惩罚而征收的罚款和费用，他会因欠费被关进监狱。结果他有了犯罪记录，就更难获得住所和工作机会了，也更难重新振作起来。因此，在无家可归的人口中，一半以上有被监禁的经历。”无家可归的人受到监禁的可能性比整体人口要高11倍。 罗素·巴塞洛（Russell Bartholow）是无家可归犯罪化的一个缩影。他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的一座大桥下住了15年，在此期间收到来自警方的190张传票，成为132起案件的被告，在狱中度过了104天，被罚款10.4万美元。巴塞洛是印第安人，童年时被寄养在保育院，后来被他的养母收养。他曾是一名聪明的学生，后来在校内一起由种族问题引发的袭击中脑部受伤。此后他再也无法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他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但逐渐染上毒瘾并变得偏执。他的妻儿搬走了，他的母亲去世了，他落到住在桥下的地步。他不时寻求政府的帮助，总是不成功，却经常遭到警方的骚扰，付不起罚款时，他一再受到逮捕和监禁。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013年，他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他侄女的名字。当时她是西部法律和贫困中心的立法倡议人。他们曾经失去联系，重逢时欣喜若狂。杰茜卡·巴塞洛（Jessica Bartholow）说：“他的牙都掉了。有人放火烧他，他在烧伤病房里待了几个月。他好几次都被打得死去活来。他的身上伤痕累累。不只是小伤，还有大伤疤。这是一个完全不具有威胁性的人。他的逮捕令多半跟睡觉和露宿相关。他想消除这些逮捕令的影响。但对他来说，实在没有可行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他在2016年因癌症去世，那时身上还背着37份逮捕令。 ——第八章 无犯罪住房法令和无家可归犯罪化 大规模监禁过去与种族有关，今天仍然如此，但它如今也与贫困有关，当种族问题与贫困结合后更是如此。贫困人口和有色人种在监狱中总是占多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过监禁就注定了他们的余生会在贫困中度过。大规模监禁是政治和经济上的高招。从尼克松总统的“南方战略”开始，它将美国南部民主党人引入共和党阵营。这项战略如此成功，以至于成为一项全国性战略。在不动用“黑人词汇”的情况下利用种族问题大做文章，在监狱里关满黑人，这些做法都巩固了南方的吉姆·克劳法，也助长了美国其他地区的共和党势力。保守派牢牢把持了白人的选票，削弱了新兴的黑人政治力量和黑人社区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这一招非常聪明：“二度重建”的终结始于以现代方式进行的新重建。 随着20世纪70年代去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大规模监禁的经济价值变得更为重要。我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纽约担任青年惩教专员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童工委员会担任副主席时，看到非裔和拉美裔年轻人的失业危机不断加剧，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充分理解这件事意味着什么。经济不需要年轻人，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年轻人，因此，如果他们没去上大学——很多人也确实没有上大学——他们22岁或23岁之前在就业市场上是多余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对现有工作进行配给。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贫困犯罪化都满足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且效果很好。 大规模监禁成为一种分类机制。年轻男性和一些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不仅在坐牢期间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而且余生实际上也被拦在他们原本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前。不仅保有犯罪记录（或仅仅是逮捕记录）的事实是一种阻碍（至少是一个污点，尤其是同时考虑到申请人的种族时），而且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也会构成有前科者简历上的空窗期，造成他们在人脉资本方面的缺失。 我们必须终结不合理的附带后果和大规模监禁，但这只是我们为纠正错误而必做之事的一部分。劳动力市场已支离破碎。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更不用说足够的好工作了。我们必须从诚实地讨论问题出在哪里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的目标在于改善学校教育、扶助家庭、让人们获得价格更容易承受的住房、关照身心健康需求、投资儿童保育以及终结种族主义，这些都要求我们修复劳动力市场。 ——第九章 重视刑事司法改革 直击美国当代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的底层症结， 看见个体的脆弱，揭露系统的残酷， 来自政治局内人的有力书写—— 贫穷不是一个人的错误，更不是一群人的罪行！ 罗伯特·F. 肯尼迪图书与新闻奖“特殊贡献奖” 美国律师协会银槌图书奖决选入围图书 “读过《扫地出门》后必读的十本书”之一（《密尔沃基哨兵报》） 法律界、学界、媒体界一致力荐： “对于任何一个试图理解美国社会正义需求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 透过一国现实，理解贫困的底层真相—— 在下行年代，首先被收割的是穷人。 制度化的贫困，绝非自由竞争、个人拼搏可以突破。 美国法院高昂的经济门槛，让穷人成为法庭上首当其冲的弱势群体。 原本不属于犯罪的行为变成犯罪，一旦留下犯罪记录，约等于被判终身贫困， 贫困成为无法打破的恶性循环。 · 一把切入、理解当今美国政局乱象的钥匙—— 去工业化和全球化、减税政策、大规模监禁、贫困犯罪化和种族问题的交织，如何塑造了今日美国？ 读完这本书，或许你就会开始理解，特朗普遇刺后，营利性监狱运营公司的股票为何飚高？让哈里斯误受指摘的“零元购法案”背后是怎样的逻辑？ · 来自“美国政治最后的理想主义者”罗伯特·肯尼迪背后的首席智囊 前白宫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顾问、 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司法公正委员会主席彼得·埃德尔曼 以局内人视角，历数美国反贫困前线的绝望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