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酵母（中国作家的生活现场）（精）/对话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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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创办过民刊，在清华水利系读书 时曾经沉迷于先锋刊物，如今你如何看待那些经历？ 1974年，我和六个同乡高中毕业生，共同创办了《幼 苗》杂志，我是参与者，詹福瑞、王进勤两人是主创。第 一期每人出资两毛钱，只刻印了四本，上面刊载诗歌、散 文、小说、故事等作品，我记得好像还有歌曲。后来，由 于人们各奔前程，《幼苗》出到第四期后就停刊了。这段 经历对我影响深远，使我成了终生热爱文学的人。 此后，在清华大学水利系读书时，我有幸接触到《今 天》杂志，让我感到新鲜和震撼。其后在许多年里，我又 有幸接触到大量西方美术理论，以及科学类书籍。我读书 比较杂，这对我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素材。我 写诗，写寓言，写散文随笔，还出版过小说，但我的主要 方向是诗。我认为诗是最难写的，他考验一个人的感知力 和穿透力。 现在看，如果没有早年参与创办民刊《幼苗》的经历 ，我可能在水利工作中干到老，成为一个工程师。是文学 改变了我的生命历程，我感谢文学，让我的心灵在有限的 范围内，变得更自由。现在，我正在努力从诗歌中走出， 把诗歌疏散和延伸，在其他文体中体现广义的诗性。 也许是你强烈的诗人身份使然，读《傻子寓言》我总 会记起兰波的《地狱一季》和《彩图》，还有波特莱尔的 《巴黎的忧郁》等不分行的经典之作。毋庸置疑，在想象 力和创造力这两个重要的文学指标上，《傻子寓言》已具 备了“经典”的大气象，各个读者群在政治、历史、自然 、人性、欲望、道德、伦理、童趣和诗意诸层面，都可以 各取所需。记得《傻子寓言》起初在你的博客上叫《湖边 故事》，《人民文学》杂志首发时改名为《小神话》，集 结成书才取名《傻子寓言》。书名变化如此之大，有什么 秘密吗？ 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你提到的三部作品我都没有读 过，但我读过兰波和波德莱尔的部分诗歌。我觉得不同民 族之间，可能在想象力和创造力上，有着不同的体现。其 不同点主要来自于精神层面。在以基督教为主导的文化背 景下产生的西方文学作品，在精神上有一个巨大的笼罩— —神在上苍，人处在他律之下，人在不断去恶的过程中逐 渐完善自己的一生；而以儒教为主要传统的东方文化一开 始就把人确立为基点，并围绕人这个核心，确立法典，把 道德推向了终极，人在自律中走向完善和自我超越。这是 两种完全不同的站位和思考方式。由于精神谱系不同，东 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体现在文学作品上，想 象力和创造力也大不相同。 基于这样一种文化背景，我站在人的立场上，写下了 一些关于人的小故事。尽管这些故事涉及到政治、经济、 历史、自然、人性、道德、伦理等诸多层面，却始终围绕 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幅度和深度，都没有超出人的范畴。 这一点，既是我的落脚点也是我的局限。我承认，在我的 身体里，有东西一直缺席。因此我的高度有限。 从个人的角度讲，我承认我的《傻子寓言》在想象力 上是超常、离奇、荒诞的。我取材于身边的现实生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