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

作者简介

周恩来的侄儿，国防大学原党委常委、纪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获得者。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解放祖国大西南战役、对越自卫反击战。历任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员，二野后勤政治部干事，西南军区后勤政治部干事、秘书，总后勤部卫生部秘书，总后勤部政治部秘书科科长、后勤杂志社副社长，总后司令部后勤工作研究处处长，总参谋部办公厅保密档案处处长，国防大学办公室主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后，首批被授予少将军衔、正军职。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文化协会副理事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顾问。

内容简介

破例传话 “不准传话、递材料”也是重要的“周家家规” 人们说周家有“十条家规”，这是按照七伯、七妈对亲属的要求由他人归纳的。我和在军并未听过七伯、七妈亲口逐一宣布这“十条”戒律。其实，他俩对亲属的要求还有许多，比如：“不准为别人传话，递材料”，这条极重要的要求就没有被纳入“十条家规”之中。 在军就曾为这件事受到过七伯的严肃提醒。在军任海政文工团团员时， 军队文化系统的上级领导、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一位富有才华和历史功绩的老革命，反右中被错划为右派，下放黑龙江长达二十一年。20 世纪 60 年代，在军当导演在哈尔滨市拍片时巧遇陈沂，身处困境中的他托在军转封信给总理，反映这些年遭受的不公待遇。在军年轻不知深浅，又很同情这位老领导的遭遇，返京后就把这封信当面递交给七伯。七伯当时没有说什么，实际上把信批给了总政治部，并给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作了交代。不久，七伯去哈尔滨公干，特地把陈沂和他爱人马楠找去谈话安慰，勉励他：“要向古人司马迁学习。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写《史记》，你陈沂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还没有司马迁那几根硬骨头吗？”七伯还嘱咐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李剑白同志对陈沂夫妇生活上多加关照。 最终，陈沂同志被平反，调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马楠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我们曾多次晤面畅谈，他说：“总理的这次谈话，使我热血沸腾，终身受益。像我这种政治上的残疾人，经总理这么一说，生的欲望升了起来。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总理身上，何止千千万万！他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不过，事过之后，七伯还是在适当时机，就此事温和地批评了在军： “今后，不要再给我递信了。你给我递信，又没有相关部门批件，算是公 事还是私事？今后不准这样做了。” 在军赶紧回答：“知道了，我今后懂 得该怎么做了。” 尽管对亲属们有如此严格的要求，却也出现过唯一的一次例外：七伯亲自让我向本单位党委传达他的一项重要指示。 这件绝无仅有的事，就发生在 1955 年我这次北京之行，七伯、七妈在第三天再次见我时。 七伯听我汇报肃反运动情况 西花厅客厅，七伯、七妈平时用餐、休息、同家人谈话，都在这里。那天午饭后，七伯在一旁的沙发落坐，特意招呼我坐在他对面。他说：“今天我专门留出时间，听你汇报本单位的肃反运动情况，你尽管说，有什么说什么，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会问你。” 七伯一向周到细致、体贴入微，他让我放轻松些，怕我第一次当面向他汇报工作，会有所紧张。其实，经过这两天与七伯、七妈的近距离接触，感受两位长辈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我当初紧张的心情已经完全放松了下来。这次出差又是专门来京汇报肃反运动情况，数据和事例全都了然于胸，自问有把握向七伯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不但不紧张，事先还有点小小的自豪感呢。 我首先向七伯汇报了这次全军整编后我们单位的概况：新成立的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是个正军级单位，下辖机关各部门、各办事处、军医大学、医院、仓库、汽车部队、工程部队等等，编制庞杂，人员众多。这次肃反运动，“渝办”面临着复杂的政治背景：西南地区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解放的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一度相当猖獗，“反水”的敌军和土匪相勾结，有过近万人的武装叛乱。我军派去接收、整编的军代表是他们杀害的主要对象，曾发生过杀害我师政治部主任以下多名干部战士的恶性事件。匪特的手段极其残忍，我军受伤被俘干部，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剖腹、挖心，有的四肢被钉在树枝或木板上活活用刀捅死，有的头颅被挖个洞灌进煤油“点天灯”，还有个司务长被扔进开水锅里活活煮死。贺龙司令员有次给我们做报告，气愤地说：“对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要坚决镇压，不能手软。他杀我一个，我杀他十个！”经过几年连续剿匪、清查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沉重打击，首恶分子大都受到严惩，杀了一批，关了一批。西南军区撤销后，重庆地区后续的肃反任务都交给了“渝办”，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后勤机构，包括医院、仓库、汽车部队等全部由我们接收，因此肃反运动中清理反革命及有牵连的人和事任务很重，涉及面很广，查出不少问题。 汇报到这里，七伯点了点头说：“有反必肃嘛！重庆是蒋介石的老巢，抗战时期我在那里待过很久，军统特务的根基很深，罪恶累累，通过这次肃反，清除埋藏下来的定时炸弹很有必要。你说的那些事例我也知道一些，贺老总的义愤是有道理的，当然，他说的也是气话，我们要狠狠打击的是一小撮首恶分子和灭绝人性的匪徒，该杀的就得杀，同时也要认真甄别，区别对待，更不能冤枉好人。” 我注意到，七伯在我谈及匪特杀害我军干部战士的情景时，双眉紧蹙， 频频摇头。七伯他亲身领导了最残酷的对敌斗争，经历过最惨烈的场面，但他又是最富有仁爱之心的伟人，我能感觉到他这时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缓解一下气氛，我接着向他汇报了肃反中清查出的一起假“战斗英雄”的真人实事：我军在解放河南洛阳的战役中出现了一名所谓的“反坦克英雄”，当时在西南军区很出名，到处请他作报告。他的主要事迹是在那次战役中孤身炸毁敌人的坦克，负了重伤，生殖器都给打坏了。许多女孩子都崇拜英雄， 他就打着这个旗号骗奸了好几名少女。肃反中被检举后，我们进行了调查， 实际情况是，在洛阳战役中敌军并没有使用坦克，又怎么会有所谓的“反坦克英雄”呢？这显然是假冒的。问题是洛阳战斗的主力之一，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陈赓、谢富治兵团，军区许多同志当时都参加了那次战斗，听了骗子作报告，怎么就没人发现这个明显的漏洞向上报告呢？还不是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嘛。我们把这件事连同肃反中查出的问题，编印成文件，下发各单位进行教育。 当我汇报到这里，七伯双肩一耸，挥动手臂，哈哈大笑说：“骗子嘛！古今都有。有句老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俄国作家果戈理写了部《钦差大臣》，把官僚主义、不正之风讽刺得淋漓尽致。前一阵罗瑞卿部长向我汇报，发现有个政治骗子，也是冒充战斗英雄，不但钻进党内，还窃取了国家机关重要岗位。罗瑞卿说，他在全国公安会议上倡议，中国也要有个果戈理，写一部揭露骗子的戏。想不到你们那里也有这样的典型。你们用活生生的事例教育群众，提高对坏人的警惕性，这种做法很好。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政治上麻痹，一再上当受骗，从不引为教训。这是政治上的糊涂人。” 七伯的这个预言第二年就变成了现实。1956 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西望长安》的剧本，剧中的以李万铭为原型的主角就是这样一个大骗子，他凭借漏洞百出的说辞、明显拙劣的演技，竟然一骗多年，骗到了地位、待遇，甚至成为偶像、英雄。这部戏风靡一时，引为街头巷尾的话题。 回忆七伯的谆谆教诲，联系历史和现实的沉痛教训，我不禁想起了捷克最英勇的共产党人、著名作家伏契克在牺牲前写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在这本名著的结语，也是留给后人的箴言中提醒：“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七伯接着问我，这个政治骗子是怎样处理的。我说，初步定为反革命分子。七伯摇了摇头。现在想来，他是对我们处理人和事的问题时的简单定性不满意。随后他又让我具体谈一谈我们单位在肃反运动中总共清查出了多少问题。 当时按照上级规定，对肃反运动中揭露问题的定性，划分为五类：“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和“其他”。我汇报了初步查清的各类数字和总人数，并说，下一步，将根据不同问题的性质进行组织处理。 我还补充了一个情况：重庆有不少地下党员，其中有些人解放前以敌伪身份做掩护，在这次运动中被当作清查对象，情况比较复杂，一时难以查清定性。七伯对此很重视，又问了我一些有关的具体问题。 保护人民利益是我党最高原则 对我汇报的每项内容，七伯都听得很用心，尤其是我们单位在肃反中查出问题的具体数字，他还让我又复述了一遍，然后问我：“你们单位的领导 人是谁？”我回答：“主任是胥光义，还未到职（已定调任总后勤部参谋长，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政委卢南樵（原西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后任 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总后和第二炮兵副政委），都是老红军。”七伯说： “我不很熟悉。”随后，他用炯炯的目光认真地看着我，说了一番让我吃惊的话。 七伯说：“你们西南地区解放得晚，国民党残留的特务、土匪、恶霸多，开展肃反运动很有必要，查出问题也是正常的。但是，你们毕竟是部队，而且只是一个军级单位，不应该有那么多反革命，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如果搞扩大化了，会伤害很多人，关系到他们的政治生命。要知道，人的政治生命是第一位的，保护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的最高原则！” 七伯又说：“对运动中涉及的地下党员，以及解放前曾给我党有过帮助的人，要特别慎重，认真甄别，不要轻易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 说到这里，我已经七伯的这番话不同寻常，在总体肯定我们单位肃反运动成绩的同时，指明了存在的问题。然后，最让我吃惊的却是接下来的一句话。七伯说：“这样吧，尔均，你把我上面说的话转达给卢南樵同志，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 从来不准亲属递信、转话的七伯，竟然让我转达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指示，我起初有点茫然，但是七伯的态度十分严肃认真，特别是最后那一句话：“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铿锵有力，落地有声，我顿有所悟，明白了七伯的所思所想，有了一种接受神圣使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第二天，即 1955 年 10 月 4 日，我回到重庆后马上给党委书记、政委卢南樵作了详细汇报。南樵同志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党委会作出了一致决议，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对已经查出的问题逐一甄别，原定的问题性质，该下降的下降，该取消的取消，原拟的刑事和纪律处分方案也都仔细推敲，慎重排除和修订，从而及时纠正了偏差，避免了肃反扩大化。我们“渝办”是个有着数万人的大单位，经过这次大幅度的调整改动，很多人得以避免遭受沉重的政治打击，家人免受株连。他们至今并不知道，这是周总理亲自关心和干预的结果。 事后我曾想过，七伯这次为什么破例让我传话，而没有通过“渝办”的上级单位传达他的指示。当时按照中央分工，总理已经不再分管军队的事情，对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按组织系统转达，再层层研究、逐级落实， 要费不少周折。而且，有些人和事一旦作了处理，再纠正就困难了（陈沂同志的平反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伯伯从保护人的政治生命的最高原则出发， 果断地打破了不让亲属传话的惯例，采取了最简单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这是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又一生动例证。可以说，他是用“大原则”管“小原则”，用“大道理”管“小道理”。 再往深里想，七伯这次专门听我汇报“渝办”的肃反情况，是事先慎重考虑的，他想通过直接了解基层单位运动情况，用以佐证对肃反扩大化的忧虑。今天看得清楚，当年的肃反运动是必需的，但也确实存在扩大化的问题。就从我们单位的情况看，有些纯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有些只是三青团一般团员被定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潘汉年案件”就是给七伯心中留下重大阴影的一个典型，也是七伯这次听我汇报的一个重要诱因。 潘汉年是个传奇人物。早在 1931 年，他就在七伯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是七伯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助手。在江西苏区，他仍然在恩来伯伯的领导下，参与了和十九路军、粤军的谈判，成为红军的“外交部长”。后来又协同七伯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他和夫人董慧一起，在敌人的龙潭虎穴中出生入死，纵横捭阖，获得了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无法得到的重大情报，业绩辉煌，功勋卓著。但在 1955 年肃反中，潘汉年却因当年被党派遣做敌伪特务李士群工作时，临别被李士群带去见过汪精卫一面这件事，遭到审查，突然被逮捕，背负了“国民党特务”“日伪汉奸”“台湾间谍”三重罪名。最终被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 1977 年病死在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 七伯对潘汉年知之甚深，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他指示李克农，组成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秘书许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的三人审查小组，仔细查阅解放前潘汉年有关档案，写出了一份实事求是的报告。 罗青长叔叔后来对我说，他们仔细检查了 1939 年 3 月到 1948 年 8 月期间，潘汉年与中共中央的所有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在潘汉年被捕二十多天之后，写出了调查报告。这份由李克农出面，于 1955 年 4 月 29 日上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报告中，虽然列出了潘汉年的几个“疑点”，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第一，中央有过指示，一再要求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第二，潘汉年所接触和利用的敌方人员，都有过正式报告；第三，潘汉年为我党提供了若干重要情报，为中央决策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是南下还是北上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第四，我党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第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在当时仍然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而这些作用，毛主席、周总理都是知道的。得出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可惜的是，这份报告未能对改变潘汉年夫妇的命运起到作用。 1955 年 4 月 3 日，潘汉年正式被批准逮捕。半年后的同一天，有了七伯同我的这次谈话，从时间上看，这两件事可以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从中也可以看出潘汉年事件对伯伯触动之深。 1982 年 8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确认这是建国后的第一起“反革命”大冤案。 遗憾的是，恩来伯伯没有看到这一天。实际上，恩来伯伯在潘汉年一案上的愧疚一直延续到他临终前夕。韩素音女士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周恩来在病重期间，他冥思苦想，有没有什么未完成的事必须立即处理。他有没有忘了什么人或什么……他对曾经忠实地为自己工作过的潘汉年尚未恢复名誉感到不满。 七伯当年让我传达的这几句话：“人的政治生命是第一位的”，“保护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的最高原则”，特别是“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字字句句都胸有成竹、意有所指。这就是七伯终其一生做人的最高准则！ 作者从周恩来侄辈及亲历者的视角，提供了鲜为人知的事实和历史细节，并从几十年亲自领受周恩来伯父教导和对他近接触观察中深情记叙了这位世纪伟人的伟大光辉形象，不仅寄托作者和全国人民对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和邓颖超无尽的哀思和深切的怀念，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以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周恩来和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伟大精神感召和光辉形象。本书很多史实包括对周恩来的家族从北宋以来进行的详细考证和介绍，多未见于党史、军史、周恩来研究等史料，弥足珍贵，丰富了党史研究、周恩来史研究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