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大学之道——章开沅口述史

作者简介

章开沅，祖籍浙江省吴兴县，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著名章开沅章开沅历史学家、教育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后长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

内容简介

精彩文摘1: 我家的书房名字为“学海书屋”，藏书种类很多，我都翻阅浏览。父母为我们订阅《小朋友》杂志，还买了很多开明书局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冰心的许多作品，丰子恺的漫画，乃至《鲁滨逊漂流记》《伊索寓言》《爱的教育》的中译本，让我们幼小的心灵得到爱、善、美的滋育。由于我住在父母隔壁，近水楼台先得月，得以把他们卧室书橱上的休闲书籍全部都翻阅一遍。*感兴趣的是林纾译述的外国小说，如《三剑客》《茶花女》等，虽然不能全懂，但也能够看懂基本情节和主要人物性格，许多情节都使我入迷，这为我以后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奠定了基础。鲁迅的《故事新编》《呐喊》《彷徨》等我都喜欢看，看过好多遍，他的文笔深深吸引着我，在平时写作中经常模仿这种风格，这对我此后的性格也有些影响。因为知识有限，我对父亲的很多藏书似懂非懂，但其中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自传性质的回忆录《三十三年落花梦》，我反复阅读过多遍，了解其大意。我感觉作者与《隋唐演义》里的虬髯客形貌非常相似，都具有英雄气概。宫崎滔天真诚支持孙中山发起和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以我很敬佩他的胆略。在后来的辛亥革命研究中，我把宫崎滔天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对象。 当然，坦率地说，我*入迷的还是小爷爷与大哥的私下藏书，他们两人住在东院楼上，享有更大的空间。爷爷从不上楼，父亲也懒得去，所以他们可以买许多武侠、神话书籍，如《彭公案》《施公案》《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火烧红莲寺》《封神榜》《西游记》等，我都借来独自阅读，尽管也是似懂非懂。有段时间我经常沉溺于幻想之中，常常幻想着自己能够像神仙一样脱离凡尘而逍遥自在，也幻想着自己具备一些特异功能，在刀光剑影中叱咤武林，惩恶扬善。我羡慕土行孙的土遁，更羡慕剑侠们的剑遁，一道白光就可以来去自如，上天入地，到任何自己乐意去的地方而不被家人发觉。当然*好是拥有孙悟空那样的“筋斗云”，一个跟头可以飞十万八千里。我也曾暗中“修炼”，干过一些荒诞不经的傻事，如将铅笔磨碎成粉吞服或“炼成丹药”，以为丹成以后可以口吐红光随风飘游；也曾把橄榄核含在口中睡觉，幻想能练成什么克敌制胜的神秘武器。幸好这些傻事没有酿成任何恶果，否则真会使父母遗憾终身。 相较之下，母亲尽管体弱多病，但对我在学习上的关心要比父亲多一些，因为她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只要她的精神较好，就会教我练习写字或诵读一些浅显的诗词，如“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之类。到我年岁渐长，她就指导我背诵一些较为深一点的诗词，如杜甫、李白的诗，苏东坡、辛弃疾的词。我练字的字帖名《星录小楷》，全部是赵体，这是章氏家人的故乡情结，上面写的都是流传甚广的词，如李后主、李清照的比较深沉委婉的作品，经过反复接触，也就自然而然地浸润于心灵。母亲有便秘的毛病，每逢坐马桶太久觉得无聊，就把我喊去背诵古典诗词，所以我暗中将此取笑为“马桶边的文化休闲”。但有些诗词就是这样逐渐融化成为我早年的文化积淀，尽管是那么浅薄。 西安事变以后，我又贪婪地阅读了祖父订阅的《申报》《新闻报》。此外，祖父因为办厂，闲暇时也买卖股票，需要随时了解时局变化、市场情况和股市动态，所以祖父还买了一台很大的收音机。这个新奇的东西，又让我获取了不少书本之外的知识。大人们有时在祖父书房里分析政治形势，我在一旁读书之余，不知不觉被长辈们热烈的讨论所吸引，似懂非懂地跟着关心国家大事和时局变化。 精彩文摘2： 1938年秋，我和姐姐、三哥被父亲送往国立九中读书。国立九中位于四川江津德感坝，师生以安徽籍为主。德感坝在江津县城对面(北岸)，隔着一段水流湍急的长江(当地称川江)，靠小木船摆渡来往。德感坝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我先后就读的初二分校和高一分校都设在村庄的祠堂里，都是很大的祠堂。把慎终怀远供奉列祖列宗的祠堂提供给外省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办学，这是四川人的宽厚仁慈，对我们这些小难民来说则是大恩大德。 我记得有一个祠堂名字叫做“云庄祠”。虽然说是设在祠堂里，但祠堂并不作教室，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场所和宿舍，吃饭也在这里。教室是在祠堂外面临时盖起来的，虽是竹篱茅舍，地面都是泥巴，诚然简陋，但毕竟是新盖的整洁竹篱茅舍，不仅散发出谷草与泥土的清香，而且明亮通风，课桌板凳也是崭新的。在那烽火连天的苦难岁月里，这里简直如同世外桃源，使我乐而不思离蜀。讲台垒得很正规，黑板也很宽大，还真有点办学的样子。我们白天上课、晚上自修都在教室。 那时村庄里还没有电灯，晚上自修，人手一盏桐油灯。晚自习时，学生每人各用一个碟子或一个破碗，里面放上灯草和桐油照明，并且，桐油也好，灯草也好，都是计划供应。桐油燃烧不充分，味道很重，烟也大。坐在灯前看书时没有特别感觉，如果出去上一趟厕所再进来，可以看到整个教室烟雾缭绕，气味也颇不佳。由于烟大，一个晚上下来，鼻孔经常都是黑的。 我们吃饭是在祠堂的大厅里。食堂很壮观。做饭的灶都往地下挖，锅只高出地面一点点。锅很大，锅铲和瓢也大得吓人，要有很大的力气才能操作自如。早餐多是稀饭，午餐和晚餐是干饭。干饭先煮后蒸。蒸饭用的容器是很大的桶。大灶大锅大饭桶，好像餐饭很丰盛，实则不然。之所以要大灶大锅大饭桶，其实是办学规模大，吃饭的人多。分到每个人，能管饱就不错了。干饭先煮后蒸，做法似乎很讲究，其实品质并不高，无非是稻壳、稗子、石沙、米虫、老鼠屎等含量较高的“八宝饭”。 主食如此，菜更可怜。一年到头难得打一回牙祭，平常吃得*多的是蚕豆，多是用盐煮一煮，偶尔炒着吃，就算“花样翻新”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炒蚕豆的。把干蚕豆放在锅里翻炒，等到蚕豆焦枯的时候，把加了少许盐和一点点油的水往上一浇，蚕豆就裂开了，咸香可口。 精彩文摘3： 教育首先是要培养好公民 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首先是要培养好公民。无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人的素质教育是*为重要的。在目前国家还没消亡的情况下，国家的根基就是公民，所以教育应该把每个人培养成一个好的公民。 但现在的基础教育以灌输知识为主，高等教育又以就业为导向，涉及公民教育的内容可谓少之又少。当下的教育应该做些什么样的改变？从小学就应该抓紧德育，讲现代社会做人的道理，包括个人与集体，包括与家庭、朋友、社会、国家如何正确相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这至少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不能等闲视之。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起跑线，不抓好这个起跑线，就有可能让年轻人走上邪路，乃至祸国害民。 解放前大学有公民课程，中小学好像没有公民课程，但也注意公民教育，如公民应有的守法观念与做人准则。国民党掌权后特别加强党化教育，意识形态很强势，有些公民课程的老师就是国民党党务系统派来的，不学无术，空话连篇，所以学生很反感，逃课者多，就是听课者也敷衍了事。真正起正面作用的，倒是一些好老师、好校长的言传身教。他们爱国敬业，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安于清贫，心无旁骛，诲人不倦，用心血滋润着我们幼稚的心灵，使我们终生受用无穷。记得小学毕业时，教导主任(音乐老师)指挥我们唱毕业歌，即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一开头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正是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夏季，我们热血沸腾，壮志凌云，从那一天起就决定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联结起来。 在这五六十年来，基础教育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我是亲眼看到的。现在的基础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学生以独生子女为主。独生子女在家是被宠爱的“小皇帝”，但他同时又有孤寂感，因为没有兄弟姐妹，有时候连玩伴都没有，如果父母工作一忙，那就更孤独了。这样会使孩子产生一种什么心理呢？总体来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那就很容易相互冲撞，引发问题。过去怎么会有同学随便杀害同学的现象呢？现在一个宿舍的同学，很可能会因为一双球鞋有臭味，或者其他小事，就起严重冲突。 精彩文摘4： 好制度比好校长更为重要 20世纪80年代，我也曾参与高校管理工作，深知校长责任的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某些影响。甚至在卸职多年以后，偶然在外地遇见相识的或已忘记姓名的校友，经常可以听到“某年某月某会曾听过你的报告，你说过的某几句话给我印象特深”之类亲切怀旧话语。我给学生做报告一般不带讲稿，往往采用对话交流方式，学生虽然听得兴趣盎然，但我自己却唯恐口无遮拦而可能给他们以某些误导。所以每逢听见过去的学生复述我的若干“佳句”时，我的内心深处往往涌生惶悚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对于历史上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理解渐深而敬佩日增。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困难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但是却能与众多教职员工同心协力、苦心经营，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并且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在国内外赢得与日俱增的声望。可以说，他们的生命与学校已经融为一体，而学校的声名正是他们与众多教职员工一起用心血浇灌铸成。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 当然，强调大学校长在学校的地位与作用，绝非提倡人治，更不是提倡家长制的独裁。对于大学来说，民主作风与学术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每一个办学卓有成效的著名校长，大多具有较强的民主观念，至少是能逐步推行教授治校，努力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往往可以延续数十年。我在海外一些名校工作，深感规章制度相对稳定的重要性，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更为重要。我每到一所学校，开学伊始接受入校教育，时间不过两个小时，主要是介绍学校重要规章制度，不像我们对新教职员工的岗前培训要花费3天乃至1周，而且要花费很多时间“务虚”。我常爱说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校园譬如军营，师生如同士兵，老师(包括校长)职工和学生一批一批来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连绵不绝的流水，但名校如同铁打的营盘，历经世事沧桑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须遵循的合理制度。光靠校长自身的聪明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 教育应该首先治疗自己，然后才能治疗社会、治疗全人类。 1.思想性。经验叙事服务于理论思索，对高等教育改革事实性的叙述是为了展现背后的哲学思考。2.教育性。本书以教育改革为主线，探讨高等教育办学规律，对教育改革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3.可读性。本书尽量生动贴切的文字，将口述实录与文献参考方式互相结合，总结口述者任职大学校长期间的教育改革理念和实践，娓娓道来，具有较强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