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携带的城市

作者简介

马克·凡霍纳克 为了实现童年的飞行大梦，作者于研究生期间中断学业投身咨询行业努力攒钱。2001年，他开始接受飞行训练，如今已是资深的飞行员，经常穿梭于世界各大都市。

内容简介

第四章 愿景之城 想象一下，一个沿海城市，三面环山，有一条重要的道路通向它。这条路在山坡上蜿蜒上升，但很平缓——一条宽阔的道路必须满足这一点。当沿着环山公路向上行驶时，电子路标会提醒司机检查刹车，并警告他们马上要进入的高海拔地区可能会出现冰雪天气。在高海拔地区，最严重的冬季风暴可能会导致公路封闭数小时，让司机转移到海拔较低和更绕的路线上，随后那里就会出现拥堵。 最后，当山的坡度太陡，即使是这样一条精心设计的公路也无法爬上去时，这条双向仍有五六个车道的公路就会在山的中心变成一条弯曲且略微向下倾斜的隧道。这条隧道被精心养护着，它的车道线——除了靠近入口处的头几米外，永远不会被雪掩盖——被小而明亮的灯泡照亮着，这些灯泡在黑暗中闪烁着，就像早期电子游戏中的元素一样。 隧道内的镜头，伴随着小调音乐，经常出现在以这条路通往的城市为背景的电影中。比如，一对夫妇从派对上开车回家，路灯灯光照在他们脸上，而他们一直不说话。由此我们意识到，隧道和照明技术可能会改变，但人不会。 当这条公路最终出现在城市一侧时，它的海拔仍有100米左右，接近山谷的顶部——山谷斜坡上的建筑让人联想到半山区，有陡峭的自动扶梯通往那些山坡上的社区，香港有几座看似摇摇欲坠的摩天大楼就是从那里拔地而起的——然后又通向山谷上方的一座铁索桥，之后很快又继续通向谷底。 在这一刻，游客一下子就能看到两座截然不同的摩天大楼，真是令人难忘——就像从远处看曼哈顿时，中城和下城似乎是两个独立的城市一样——而第三座摩天大楼则矗立在照亮港口的桥梁远处，旁边是由渡轮的灯光组成的缓慢变化的“星座”。这种景色太美了，以至于在隧道的最后1/4英里处，车速被限到很低，车辆不允许变道，并设有警告司机的路标：眼睛要看路，不要盯着城市！ 皮茨菲尔德 我走下高中学校的台阶，停下来看是在东街向左走去图书馆，还是直接穿过这条街去父亲上班的州府大楼。 我今年16岁，读高三。在皮茨菲尔德高中，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可以在午餐时间离开学校。我们通常会去邓肯甜甜圈店（我的最爱）、热狗餐厅（我离开后才知道，这样的餐厅在皮茨菲尔德异常受欢迎）、比萨或汉堡店，这些店里的食物无疑是学校食堂的单调饭菜的美味替代品。 即使我从家里带了午餐，有时也会离开学校去外面吃饭。如果午餐时间去图书馆看书，我会在路上吃三明治。不过，今天我决定和父亲在他的办公室一起吃午餐。我穿过东街和停车场——今年年底的某个下午，在天气预报没能播报准确的5厘米降雪中，我将在这里进行驾照考试。我经过一楼机动车登记处的路标，从一个侧门进入，乘电梯上到父亲办公室所在的楼层。 大部分时候，父亲是个快乐的人，每当我走进去，他就从办公桌前抬起头来，露出轻松的笑容，这表明无论他在做什么，我的到来都能受到他的欢迎并让他感到放松。而且他从来不会问我为什么不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我和他坐在他办公桌的两侧，就像我们经常玩笑说的在开一个非常正式的会议那样，然后我们各自拆开今天早上在厨房餐台上做的三明治。 算上往返学校的步行时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我不在时，父亲在这个办公室的其他时间对我来说都很神秘。我知道他在为国家心理健康项目组织服务，但我不明白他实际上在做什么、这间办公室里的人每时每刻都在做什么。 有时，他会谈到团体或社区之家——许多人一起住在那里并接受监督。至少我对这些有一点了解，因为其中一个就在我兼职送报纸的第一条路线上，门口总是有一个人在等着迎接我（父亲说是上夜班的助手）——这在早上6点是不寻常的，尤其是在冬天天还那么黑的时候——就像每家每户亮着的客厅一样，我逐渐明白，它与某个人家的客厅不同，但也不太像酒店的大堂。 父亲的办公室有两点我特别喜欢。其中一点是一株橡胶植物，它长得很高。父亲把它安置在角落里，而它穿过天花板上一个未完成的维修工程留下的洞长到了楼上的办公室。几十年后，父亲的工作因组织重组而被终止很长时间后，甚至在他去世后，每当我开车经过他曾经办公的大楼时，都会想象这株植物还在继续生长，它的枝条会扭成奇怪的角度，以便让向阳而生的叶子在布满灰尘的窗玻璃上伸展。而在其他地方，它的根会穿破石膏，与电线缠绕在一起，让电路发生故障，短暂地切断远处的网络。这就像一个关于大自然不可阻挡的童话故事，或者一个讲述即使是有规则意识的成年人也会偶尔跳出界限去寻找快乐的故事。 父亲办公室我喜欢的另一点是，它在很高的楼层上。吃完三明治后，我像往常一样，走到朝南的窗户边站了一会儿。我看向右边，透过光秃秃的树梢，望向皮茨菲尔德最高的14 层市中心酒店，望向远处的山丘。然后我吸了一口气，向下朝街对面的高中门口望去。当我看到其他孩子跑着走上台阶，走向那沉重的大门时，我知道我也该走了。 谢南多厄 这一年我大概10岁，和12岁左右的哥哥坐在车后座。母亲正开车从皮茨菲尔德回她的故乡谢南多厄，现在还剩几英里路程。谢南多厄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无烟煤产区，这里所有的村庄都依地形而建，而这里的地形高低起伏，谢南多厄正位于一个规整的盆地。 作为成年人，每当听到《谢南多厄》这首歌的新版时，我都会错误地但又心满意足地想起母亲的家乡。这个小镇——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自治县，大约有5000人——很小，但人口却惊人地密集。一些房屋之间的间隙很狭窄，能让小孩子倚靠着两堵墙爬到房顶，甚至有些房屋之间根本没有间隙。它不像我所见过的任何其他城镇。这让我觉得，虽然父亲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母亲更像是一个来自异国的人。 今晚，像往常一样，我期待着在从皮茨菲尔德到谢南多厄的旅程即将结束时看到一些特别的景色。当我们行驶到最后一座山时，小镇的黄色灯光一下子洒满了挡风玻璃。这个视角与我对一座城市在夜晚可能出现的关于壮观景象的所有想象密切相关。长大后，我会觉得这种联想没什么道理，毕竟谢南多厄那么小。我会想到，除了皮茨菲尔德，我还没有在天黑后如此频繁地从高空俯视过别的地方。 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到外婆家了——她就是从那里寄贺卡给我们的，卡上写着“给马克少爷”的字样，字迹非常漂亮，似乎是刻出来的，而不是用墨水写出来的。她的房子就像这个矿区里其他房子一样，和我所知道的其他地方的房子都不一样。在楼下，煤通过前面一扇专用的矮门被直接送进地下室，放在一块皱褶的银色搓衣板和一个手摇绞衣机旁边——我和哥哥会一边转动绞衣机，一边大胆地用手指靠近它。 在楼上，煤通常被用来在厨房做饭——通常是一种装满馅料的欧式煎饺（有外婆手工包的，也有本地品牌T夫人家的）和波兰香肠，我们每次都是一袋子一袋子地装好，拿回皮茨菲尔德——但有时也被烧来取暖。母亲解释说，从每年10月到第二年4月，炉子会一直烧着。 餐厅里放着一个漆黑锃亮的橱柜，上面有个大盘子，装着小卷的薄荷糖和什锦水果糖。我和哥哥有时会去偷一整卷的糖来吃。我们的想法是，偷一整卷不仅吃得更过瘾，而且更安全。多年后，这个橱柜上会放一块厚厚的糖霜蛋糕——也许是为表妹的婚礼准备的——我会在房间的角落里看到外婆用手指沿着蛋糕刮一圈，把刮到的糖霜举到唇边，抬头看着我，发出“嘘——”的声音，然后眨眨眼，走开了。这是我唯一想到的能和外婆联系在一起的放纵行为。 我直到成年才会慢慢意识到，这个小镇是母亲的皮茨菲尔德，而这个小房子一定是她的某部分还一直居住的地方。我会想起在伯克希尔某个气温零度以下的早晨，母亲在做早餐时会启动电烤箱，然后把电烤箱的门打开几厘米，让厨房比房子其他地方更暖和舒适。 现在，我们快到谢南多厄了。我们从一排彩灯下经过——就像一年中的圣诞节一样，我总是这样想——这条彩灯悬挂在道路上方的运煤机上。离我们翻过最后一个山头只剩下几秒钟了，我怕错过谢南多厄向我们敞开的那道光，于是向前面母亲的驾驶座靠去。我使劲睁大眼睛——这景色只持续了一会儿——然后我放松地靠回后座上。引擎的声音变了，车开始下坡了。谢南多厄的每一处街道都布满了灯光，终于，我们来到母亲曾住过的老街道。当她缓缓停车时，我抬头看到外婆站在走廊上，两只手抓着走廊的黑色金属栏杆，紧绷着脸看着我们，好像她整个晚上都在为我们的旅程担忧，然后走出来责怪我们天这么黑还开车。 苏黎世 在明媚的午后，我们机组人员乘坐的德国制造的面包车从机场驶进大约1英里长的米尔切巴克隧道——这条隧道向南延伸，穿过山坡，进入市区。 我第一次穿过这条隧道，是在我飞从伦敦到欧洲大陆的短途航线的第一年，那是我第一次去苏黎世。我对同事们说，这条隧道看起来真不错，就像仓库或工厂里的走廊。我们开玩笑说，它更像是《007》里的反派人物可能会建的那种枝形吊灯通道，而不是呼啸而过的汽车应该行驶的公路。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项不错的公共工程。然而，当我们快要驶出隧道时，我已经准备好面对熟悉的失望了，因为出了隧道，就是苏黎世的中心。我渴望看到我小时候经常想象的场景：一座被群山遮蔽的城市突然出现。当然，这样的景色最容易从山坡的中间或顶部看到，而这条宏伟的隧道正是为了让我们免于攀爬而建造的。 皮茨菲尔德 我刹车时，车前灯扫过弯道外幽灵般的白桦树树干。我和朋友德西拉在开车，她住在离我几个街区远的地方。 这条通往皮茨菲尔德东南山城的路很有意思——有很多弯道——这条路使得我们离开家乡成为可能。住在那儿的最后几个月，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体验一下离家的感觉。现在是我们高中的最后一年某天晚上的9点或10点，父母不再担心我们去哪儿，或什么时候出去。 德西拉家就在我送报纸的路上，只要我不去送报，她就会发来消息——比如去年夏天我在日本时。成年后我们也一直是朋友。30年后，当我第一次以飞行员的身份飞往伊斯兰堡时，她在那座城市工作。在伊斯兰堡一个安静的夜晚，我们隔着她那张凹凸不平的桌子面面相觑，然后摇着头微笑：这两个来自伯克希尔的老朋友，在她那位于喜马拉雅山山麓附近新建的首都的小公寓里，吃着米饭和鸡肉。 当开车驶离皮茨菲尔德时，我们点了一支烟轮着抽。所以虽然天气很冷，我还是把父亲的车前窗降了下来。我调高音乐的音量，让那首关于来自伦敦某一区的男孩与另一区的女孩相遇的歌比风声更大。我们都不知道成为伦敦西区女孩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一致认为，德西拉就是皮茨菲尔德版的伦敦西区女孩。另一首歌开始了，歌名是《这是一种罪恶》（“It’s a Sin”）。我怀疑“这”指的是同性恋，但我没有问德西拉是否也这么认为。相反，我开了我们经常开的玩笑，说不要停下来。 然后，像往常一样，我把父亲的车头调转过来，开始滑行——这是我们的感觉，从这些几乎没有中心的山城出发的路就是这么陡峭——我们都在等待一个地点出现，在那里，我们知道我们会看到皮茨菲尔德的灯光透过光秃秃的深色树尖。当然，镇上的灯光不多，再加上森林以及道路的斜坡和弯道的影响，即使是这样的景色也总是不完整的，但我们还是喜欢它。 现在，就在我们期待的那个地方，夜幕下的皮特菲尔德并不令人惊奇，也不会有人把它误认为波士顿市中心，更不用说曼哈顿了。然而，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在足够晚的时间从足够高、足够远的地方看到了我们城市的灯光。我把音量调得更高，第二支烟的火花飞出窗外，被车旁掠过的气流卷走，旋转着飞入身后的黑暗中。德西拉大叫一声，把手伸过方向盘，从我手指中抽走香烟。当皮茨菲尔德几乎所有的灯光都消失在树梢下时，我知道我们快到家了。 香港 太阳落山了，我们开始沿着从欧洲出发即将抵达香港的飞机最常遵循的路线降落。这座城市是我第一次驾驶波音747飞往的目的地。这是我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次飞行，之后去那里的每一次飞行都是这次旅行的愉快回响。飞机上的当地导航图上有无线电信标，即使到现在，经过了这么多次旅行，它们的名字——东龙岛、龙鼓洲等——仍提醒着我，我离家乡有多远。不过，有一个名字——长洲岛——令人惊讶，因为我很熟悉它。十几岁时，我和一个住在长洲岛上的笔友莉莉通了好几年信。虽然我和她很久没联系了，但我仍记得她家所在的街道名，甚至门牌号，还有那些薄薄的淡蓝色邮包——我会定期把它们寄到我今晚要去的这座城市的一个岛屿上。莉莉现在也是中年人了，像我一样。我想，她可能还住在香港，甚至可能还住在长洲岛。 今晚潮湿而温暖——这是香港的典型气候，莉莉可能曾在我们的第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过她的家乡——云层遮住了大部分的城市景观，没有雾的时候，在城市灯光的衬托下，堆积的云层看起来是纯黑色的而不是灰色的。 我年轻时衡量一座城市是否伟大，就看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它就像世界上所有高楼在图表上都用柱形表示一样简单明了。事实上，当我成年后第一次去一些欧洲城市旅行时，对那里的摩天大楼居然那么少感到很困惑，我从未想过有哪座城市的居民会接受这样一个缺点。 无论你是否接受，从远处看，天际线是一座城市最明显的特征（而从城市内部看，往往是一座高楼的观景台最能让你欣赏到其他高楼所形成的景色）。即使在今天，当我坐在出租车或机组人员的巴士后座上时，特别是在进入一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城市时，我仍然能感觉到自己的肌肉记忆——我压低自己的身子，就像在我和父母开车去波士顿或纽约时那样，以便在置身于这些高楼时能更清楚地看到它们——在抽搐。 哪座城市的天际线最美？当然，我最喜欢的单体摩天大楼是波士顿的汉考克大厦。这座新英格兰最高的建筑由贝聿铭的合伙人亨利·科布（Henry Cobb）设计。白天，它是梦幻般的蓝色的，它的玻璃可以映照出天空的云；晚上，明明暗暗的办公室形成了一幅垂直的光线拼图。小时候，父母经常带我和弟弟去它的观景台——这是我最常要求父母让我在波士顿做的事——后来，当我在波士顿某公司工作时，我的第一个圣诞办公室聚会就在上面举行，发生在我真正开始工作的几周前。那是一场以赌博娱乐为主题的奢华宴会。我强忍着不去谈论那些飞往机场的飞机——从上面可以看到下面的机场。相反，我试图记住我遇到的每个人的名字，并尽量让穿着那套刚从皮茨菲尔德市中心的老式男装店买的新海军蓝西装的自己显得轻松自在。 自我成为一名飞行员以来，我所看到的天际线远比我梦想的要多，而且我也有机会观察它们的变化。迪拜的天际线似乎每个月都比上个月看起来更加壮丽。迈阿密的则总能让我情不自禁地从驾驶舱起身。多年前，在一次去芝加哥的旅行中，我在一家商店里和一对法国夫妇聊天，他们是建筑师，来芝加哥只是为了看看这座城市的摩天大楼。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从专业或历史的角度来看，芝加哥的天际线可能是地球上最有意思的。 还有香港的。 这座城市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高楼林立。在夜晚，沉睡中陡峭山脉的朦胧阴影与倒映在水面的城市古老港口的摇曳灯光交织在一起，更加令人惊叹。 虽然很俗套，但衡量天际线的一个标准是，高150米及以上——相当于一栋大约35层的现代办公大楼或半座埃菲尔铁塔的高度——的建筑物数量。根据高层建筑和城市住宅协会的数据，截至2021年4月，香港有482座这样的建筑，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竞争对手。与香港接壤的深27座位居第二，纽约以290座位列第三。事实上，在这份榜单上排名靠前的20座城市中，有9座在中国，只有4座——纽约、迪拜、芝加哥和多伦多——不在东亚。 今晚，离在香港着陆只剩下几分钟时，我们将波音747向左转，再向左转，然后就不再转弯了，开始排队进入一条暂时还看不到的跑道。 很快，我们和这座几乎完全被云遮蔽的城市之间只剩下一片云了，它那哑光黑的轮廓看起来就像船帆一样。我们掠过它的顶部，下降到它迷蒙的中心。片刻之后，突然，就像开关被打开一样，我们出现在它下面。任何看到过世界上最茂盛、最高耸的电子森林在飞机左翼下蔓延的人都没法想象出另外一片更大的电子森林。在驾驶舱里，我们还没来得及欣赏这座城市的景色，就已经融入了周围海水的粼粼波光中，所以我们必须目光向前，穿过波浪，望着那条指引我们向西到达机场所在的岛屿的灯光。 匹兹堡 我们正在新英格兰西部的高地森林上空，距离匹兹堡东北方约400英里。这时机长想起我们之前的谈话，问我家是不是就在这附近。 我低头看了看导航屏幕，然后指向驾驶舱对面他左边舷窗外一个看不见的被卷云遮挡的城市的方向说：“在那里。”我重读了家乡名字的第二个音节：“我来自皮茨——菲尔德，在那边大约30英里的地方。” 我以前从未去过匹兹堡，但我总觉得与它有些联系。这并不是因为母亲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就位于该州，而她的家乡在该州的另一边）。更确切地说，这种联系和混淆，源于这个名字和我家乡的名字太像了。这两座城市的命名都是为了纪念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两座城市的格言都是“上帝的旨意”，而他们的官方印章的设计灵感都来自威廉·皮特的家族徽章。 当然，这种联系是不对称的。匹兹堡的人口大约是皮茨菲尔德的50倍。的确，匹兹堡太有名了，皮茨菲尔德则名不见经传，连父亲的比利时家人都曾以为我们住在匹兹堡。一个表哥十几岁时曾来和我们一起过暑假，我们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接到他之后，明显能看出他对我们要带他去的城市的规模感到失望。当我第一次旅行，跟别人说我来自哪里时，我发现几乎没有人听说过皮茨菲尔德，他们有时会认为我说的是匹兹堡。如果我跟他们只是短暂相遇，而我又懒得纠正他们，那我可能会很乐意想象自己来自匹兹堡。 几分钟后，我们就要开始降落了。我们在匹兹堡着陆，停机，完成文书工作，然后在航站楼里寻找来接我们的巴士——这通常是第一次飞往某座城市最让人晕头转向的事情。我们有时会开玩笑说，这也应该事先在模拟器上练习一下，就像与飞行有关的其他很多事情一样。我找了个靠前的座位，看着司机带我们经过标有376、79等数字的陌生州际公路的路标。我们离开机场时已是傍晚时分，我被这座因工业而闻名的城市周围的绿色所震撼，就像我在飞机进近和着陆的整个过程中所感受到的那样。路两旁能看到的大部分地方都是树林，至少在这方面，接近匹兹堡就像接近皮茨菲尔德一样。 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为能来这里而兴奋不已，所以我一直在查阅关于这座城市的资料。最令我震惊的是，匹兹堡坐落在三条河流的交汇处：俄亥俄河、阿勒格尼河和莫农格希拉河——这是一座城市繁荣发展的基础。 匹兹堡傍众水而生，被称为“桥梁之城”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匹兹堡有至少29个河流交叉口，大约450座各种类型的桥梁（纽约和汉堡各自声称有2000多座桥梁，而威尼斯据说有400多个河流交叉口）。匹兹堡也有大山，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这里修建了缆车索道，以便将货物、煤炭和通勤者运送到传统火车无法到达的陡坡上。 这是我在匹兹堡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当巴士行驶时，我计划着明天体验一下缆车。这让我想起了在香港第一次乘坐山顶有轨电车登上维多利亚山顶，欣赏那个遥远但也同样山多水多的城市的经历。我会步行回到匹兹堡金三角，这里是城市的核心地区，该市的两条河流在这里交汇，形成了第三条河流。晚上，我会和全体机组人员一起去看棒球赛，匹兹堡海盗队对阵芝加哥小熊队。在比赛中，我越来越急切地回想起那天早些时候我在教堂停留时读到的一句话：“为我们祈祷，为钢铁之城祈祷。” 现在，我们的车继续向前行驶，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发达，但仍然没有一点我们明天将会看到的大都市的迹象。这里没有棒球场，没有摩天大楼，连一条河都没有——更不用说三条了——当森林从我身边掠过时，我又想起了比利时表哥直到快到皮茨菲尔德时才看到这么多树时的困惑。 现在，在快速变昏暗的光线中，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山坡。在车驶入皮特堡隧道之前，我几乎来不及想道路该如何绕过它。山坡上的森林，除了隧道的入口外，看起来几乎没有被破坏过，我猜测着隧道出口离匹兹堡市中心还有几英里。又或者，这条隧道会通到市中心，看不到上面的建筑，车直接从城市下方进入这个完全成形的大都市中。 不到一分钟后，我看到隧道的尽头正在向我们靠近。我猜不出远处是什么灯光。接着我意识到，那是摩天大楼的灯光，而且我看到的灯光不是来自大楼的底部，而是中上楼层。 从十几岁起，我就喜欢想象一座城市可能以哪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向那些接近它的人展示自己。现在，我突然发现这样可能是最有效的。我没时间打开手机相机，因为匹兹堡那些塔楼的灯光正在闪烁、晃动，并且非常迅速地向我接近。于是，我索性把手机扔回座位上。我们驶出被城市的灯光所改变的黄昏，越过树梢，来到一座黄色桥梁——它高高越过三条河流中的一条，然后缓缓地下降，最后降到下面的某条街道。 皮茨菲尔德 我和马克停下来买了3份三明治和2袋苹果甜甜圈。然后，我们驱车前往布斯凯山的山脚下，那是靠近皮茨菲尔德机场的高山滑雪场。现在是9月初，至少在伯克希尔，夏季的炎热已经消失了。今天是个晴朗、干燥、多风的日子，秋天的第一缕火花点亮了我们周围的山顶。 哥哥很少来皮茨菲尔德，除非要和我见面。今天他会一个人来看我们——第二袋苹果甜甜圈是送给他妻子的，她今天要去给人当篮球教练——我们很高兴他能来看望我们。哥哥在一家自行车店工作，在温暖的月份里，大家都想要新自行车，或修理旧自行车。 我和马克下车在停车场闲逛。我口袋里装着一部手机，号码区号是马萨诸塞州西部地区的，这是我离开这个地区很久以后才找到的。还有一张皮茨菲尔德的银行卡，我从六七岁起就一直用着这个账户。当时这家银行在皮茨菲尔德的小孩子中是最知名的，这要感谢那个把老式红色马车停在银行门外的爆米花小贩。我口袋里还有一张伦敦机场停车场的开门卡，和一把来自三大洲各个国家的硬币。在等哥哥时，我们又半真半假地谈起了要在伯克希尔度过晚年的事。我明白，像平常那样，我再一次被一个熟悉的愿望吸引了：来到我生活的第一座城市皮茨菲尔德，住在它附近，而不是它里面，在我的世界的另一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城市最大限度地回望皮茨菲尔德。 哥哥的车在夏末的灰尘中停了下来。透过后窗，我看到了辐条、车轮和一个明亮的银色自行车车架。徒步远足是我一周中最重要的运动项目。但对他来说，这根本算不上是运动。在远足之后，他通常会绕伯克希尔的大部分地区骑行很长一段路。他喜欢自行车，就像我喜欢飞机一样（我们开玩笑说，我俩有点像莱特兄弟）。但他也很容易因骑车受伤——被刹车线刺穿手掌，从半山腰的小路上摔下来露出骨头——每当我要见到他时，总是很担心。 不过，当他从车里出来时，看起来状态还不错。我们拥抱了彼此，然后我递给他一罐驱蚊剂。蚊子绕着我们转来转去——现在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霜冻——但在皮茨菲尔德山及附近的飞行员可以用来识别高度的信标台下，我感觉到了秋天的气息，于是我把一件连帽运动衫塞进背包里，以防寒冷。 我们三个开始走上“漂流者”小路，这是这里最温情的一条小路。我小时候会滑一点雪，但永远比不上那些穿着专用滑雪服或高中队服的孩子们，也比不上哥哥的一半。我对这座山的记忆主要停留在其他孩子从我身边飞驰而过，还有哥哥放慢速度，在面罩和护目镜（用来保护我们免受皮茨菲尔德最寒冷的夜晚的伤害）下大声指导我怎么滑雪的场景上。 我们离开滑雪道，沿着新刷的亮蓝色长方形路标来到一条新开辟的小路，进入树林。直射的光线消失了，小路变得陡峭起来，风穿过树冠发出阵阵叹息。我们来到第一条粗糙的石阶前，这些石阶是在山坡上开凿出来的，要是没有它，山路坡度就太陡了。我们爬上石阶，继续前行，穿过枫树、橡树、山核桃树和山毛榉树，在一些横倒的树苗底下穿行——这些树苗在最近一场暴风雨中倒下了一半，现在斜倚在小路上，卡在其他树木的弹弓状树杈中，看着既令人想笑，又令人担忧。 我们到达了一块倾斜空地的底部，那里有两个几乎是圆锥形的石堆。我们穿过它，蜿蜒而上，来到一个朝南的观景台。这不是伯克希尔最壮观的景色，但前方的树木和下方起伏的地形轮廓增添了它的美丽。 在伯克希尔远处的天际，可以看到莫纽门特山，1850年8月，赫尔曼·梅尔维尔和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这山顶躲避雷雨。1个月后，梅尔维尔在皮茨菲尔德买下了一个农场，农场里有一个很大的壁炉，他那用鱼叉改成的拨火棍就放在壁炉旁。莫纽门特山的右边是埃弗雷特山，我曾经分不清它和珠穆朗玛峰——当时我还小，曾听父母计划要去那儿徒步旅行或野餐。在它远处的某个地方，是纽约的摩天大楼，而在我们的上方和右边，隐藏在山脊后的是一座消防塔，我和哥哥有时会沿着另一条小路徒步前往。当我们还是孩子时，不仅可以爬到塔的底部，还可以一直爬上去，从灯塔里面看风景，这也是我们短暂的快乐。 这里视角不错，但我们觉得还能找到更好的视角。我们回到空地上方的树林里，沿着山脊，向滑雪道顶部走去。我们经过一座电信塔。我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完成了一部分飞行训练，在某些飞行中，我会被要求在南山顶上的桅杆树林附近驾驶。我喜欢南山这个名字，因为那也是皮茨菲尔德一座小山的名字，离这座山不远。凤凰城那座山上的发射器信号特别强，有时商业电台的音乐会突然闯入航空频率。这是一个很有必要的提醒：随着山脊和高楼在这架小飞机的前窗中越来越大，是时候转向了。 我们经过一个堆放着用来营救受伤滑雪者的担架的棚子和一间滑雪巡逻队用来取暖的小屋，还有老式缆车的山顶轴轮和被废弃的终点站小屋的废墟，继续向北走，然后梅尔维尔称之为“最伟大的陛下”的格雷洛克山在眼前拔地而起，再往前走几十米，皮茨菲尔德就出现在格雷洛克山和我们所在的小山之间的低洼处。就在这里，坐缆车过来的滑雪者会完成第一个加速。我猛地呼出一口气，因为我想起了另一个季节的刺骨寒风以及它吹在我脸上时的麻木感。 我们来到一张粗糙的户外木制餐桌前，坐在饱经风吹日晒的桌子上——这样既可以躲避草丛中的蜱虫，也可以更好地欣赏风景。我把三明治分给大家。这张桌子靠近城市一侧的地面上堆着一些烧焦的木头和灰烬——有人在这里生了火，肯定是晚上，然后坐在火堆旁欣赏皮茨菲尔德的灯光。某个晚上，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一次。我看向哥哥，他正俯视着小镇；又看向马克，他离自己在港口城市南安普敦的童年家园那么远；再看向皮茨菲尔德，一架银色的小飞机正穿过绿地，驶向我们脚下看不见的机场，那是我高中第一次上飞行课的地方。 从这里看，就像从飞过的客机驾驶舱看一样，皮茨菲尔德最具特色的城市景观是100 号大楼。它是一个巨大的米白色矩形建筑，这里曾经是组装和测试变压器的地方，现在它是这座城市伟大的制业代著名的纪念碑。我曾从这里沿着一条不起眼的街道——我忘了这街道的名字——向西走，一直走到市中心一排尖塔状建筑和一座高高的酒店里，那儿离我的高中不远，我高中的毕业舞会就是在那里举行的。 我试图在山间找到胡萨托尼克河——我和马克最近在这条河上划过独木舟——的任何一条支流，但无果。恢复这里的生态环境仍然是《伯克希尔鹰报》（Berkshire Eagle）经常报道的主题。我曾经送过这家的报纸，现在仍在订阅，不过只是在线阅览。所以有时，当我在金奈、北京或马斯喀特黑漆漆的酒店房间睡不着时，就会用手机在线看《伯克希尔鹰报》，来自家乡的各种新闻会一直陪伴我，直到入睡。 我向北看去，这座城市的复兴体现在我和马克越来越喜欢的那家咖啡馆上，体现在各种稀奇古怪的生意上，包括一家钟表修理店，它那陈旧的招牌——更别提货架上布满灰尘的布谷鸟时钟了——就像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梦。不远处有一家供应美味炸薯条的小酒馆，还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剧团。再往前走就是我出生的那家红砖混凝土砌成的医院，那也是母亲去世的地方。 我拿了一个甜甜圈——它是用少量从这个山脊远处斜坡上的果园里采来的苹果酿的酒，还有从更远的地方买来的糖和肉桂做的——然后把袋子递给马克和哥哥。我和哥哥经常开玩笑说，我们至少能吃4 个。或者可以这么说，这些就是我回家的原因。 我再次向外望去，对着绿色的海洋眨了眨眼。我知道这些树的诡计：至少在这个季节，它们有能力掩盖它们下面的所有东西，从我这个角度是看不到的。它们上面的树枝遮住了皮茨菲尔德的许多小型建筑，包括大部分住宅，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这座城市比实际的小。我知道这一点，但我仍然忍不住感叹：好多绿色啊。太多绿色了，不难想象，如果再多下点雨，多出几分钟太阳，或者多施点矿物肥，那我们爬到山上就能看到整片森林了。 登山的时候我觉得很暖和，但现在我几乎一动不动，暴露在从山顶呼啸而过的寒风中，几个月来第一次感到了寒冷。我期待着第一场雪的到来，想象着雪带来的寂静，以及当雪降下时，它会如何将这座城市隐藏起来。 我松开马克的手，开始收拾东西。他和我哥哥在笑着谈论两人都喜欢的一个节目中的某个场景。当他俩从户外餐桌上爬下来准备走时，我把手伸进背包里找我那件捆成一团的运动衫。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找到它的袖子，在风中费劲地把它穿上。等穿好后睁开眼睛，城市那个方向一片耀眼的阳光，我举起手遮了一会儿眼睛，然后从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桌子上爬起来，四下寻找我的丈夫和哥哥。我慢跑着穿过杂草丛，赶上他们，一起下山。 ◎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带着两座看不见的城市，一座是家乡，另一座是幻想之城 ◎一封飞行作家写给他一次又一次回到的城市的情书，一次围绕作者的思想和这个星球的伟大城市的旅行 ◎旅行爱好者的宝藏读物，让你足不出户就能环游世界，领略五洲三十八城的多样风采 香港、京都、札幌、首尔、马六甲、德里、科威特、吉达、阿布扎比、开罗、开普敦、内罗毕、罗马、哥本哈根、苏黎世、乌普萨拉、巴西利亚、卡尔加里、法戈、匹兹堡、谢南多厄、皮茨菲尔德等 ◎阿兰·德波顿、《泰晤士报》《大西洋月刊》《科克斯书评》盛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