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上下)/历史文化经典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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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的四分五裂是由这个地 区的三大法律体系导致的。它们分别是：民事法、教 会法以及习惯法。从法律的概念、原则和程序上来说 ，民事法来自罗马法，后者是基于对涉及人类事务的 成文法的合理解释。民事法由统治者颁布并由他们来 决断制裁，他们的权威也多少来自创建或执行法律的 权力。因此，民事法的发展，有助于主权国家的发展 ，因为它使统治者的权力与法律的效力密不可分。而 教会法最初是教皇为西方教会创立，用拉丁语将教会 会议的法规编成法典，显示出《圣经》以及教会神职 人员的权威。如同民事法，教会法至少在原则上肯定 了教会的精神领袖们，即教皇、红衣主教以及主教们 的权威，因为总的来说，法律与信徒们必须尽忠的教 会统治者的权威紧密联系。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往 往需要同时忠诚于世俗和教会权威。效忠者为了自身 利益，只要有可能，就充分利用这一制度挑拨这两大 权威在管辖权方面的冲突。有时这会加强多重权威的 影响，如此则统治者们的有效权威可下达很远的地区 。 习惯法，又称普通法，是将约定俗成的习俗编撰 成法典，这就意味着裁决者们需要参考早先法官们作 出的裁决。它是未使用罗马法的地区通用的法律模式 。在西欧，习惯法是从封建习俗发展出来的(见下文) ，封建主义是一系列促进了权力分散的互利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关系。 英格兰的普通法使各地区的习惯法得到统一，法 律由地方法庭监管，从而分散了英格兰的王室权力。 英格兰的习惯法不同于罗马法，后者帮助人民树立起 这样一种意识：统治者是拥有至高权力的立法者，可 以凌驾于习俗之上。而习惯法通过至少在原则上可推 翻统治者对法律程序的干预的判例，帮助法人团体( 如行会，即手工业的协会)或个人维护自身的利益或 权利。 欧洲政治上的分裂伴随着文化上的分裂，而不同 的语言进一步强化了彼此文化的不同。拉丁语是文化 的语言，在巴黎“拉丁区”之类的大学城中仍在使用 。出行与交流的距离很远，也十分艰难。邮件有时要 花数月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从马德里到威尼斯最短 需要22天；若受恶劣天气的影响，需要花费的最长时 间则是最短时间的4倍。 在文化的十字路口 欧洲如今处在文明和宗教的十字路口(见地图1． 1)。1054年，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世界发生大 分裂，形成罗马天主教会以及东正教会。罗马主教即 教皇宣称有权统帅所有东方的基督教徒①，导致基督 教的大分裂，以罗马教皇将君士坦丁堡牧首驱逐出教 会为事件的高潮。到了1500年，在俄国和巴尔干半岛 的大部分人成为东正教会忠诚的信徒。而罗马天主教 和东正教的世界在中欧东部地区交会，那里的波兰、 波希米亚以及匈牙利倾向于依靠西方的教会。 基督教世界称自己为一个普遍国家，它替代国家 获取忠诚和权力，构成国家权力的潜在障碍。它也带 来了一种通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共同文化。随着教会 和君主的权力变得越发集中，二者之间的冲突变得不 可避免。从罗马帝国灭亡时起，教会就是一个集权的 宗教权力机构，这使得罗马教皇独立于欧洲的世俗统 治。11世纪中叶以后，教皇由教会的红衣主教们选举 产生，而红衣主教由前任教皇任命。主教和修道院的 院长都宣誓效忠教皇，作为回报，他们将获得修道院 土地的使用权以及神职人员的俸禄。 在奥斯曼帝国，苏丹一人独掌宗教和政治的最高 权力。与此不同的是，欧洲的领主们成功地获得独立 于教会权力的较大程度的自治权。尽管教会相当富有 ，也非常强大(拥有加泰罗尼亚和卡斯蒂利亚约25％ ．的土地，可能拥有意大利南部65％．的土地)，君 主们却不希望教会干涉他们的统治，即使他们通常是 由教会高层人物加冕的。在14世纪和15世纪，世俗统 治者们不允许在他们的领地内建立教会法庭。教皇下 令要求他们的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忠于世俗国家的统 治者。 早在中世纪时期，西方的基督徒试图夺回被穆斯 林征服的土地，尤其希望能够夺回耶路撒冷，于是从 1095年到1270年间，他们总共发动了8次“十字军东 征”。1204年，视东正教为异端的十字军占领了信仰 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该国的疆域从意大利东部一直 延伸到黑海东端。到了14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人 征服了安纳托利亚三分之二的土地、巴尔干半岛的大 部分领土，以及希腊。在1400年，伊斯兰教的领土从 西班牙南部和北非一直延伸到印度北部，甚至到达东 南亚群岛。 P6-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