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札(第4版一位北大教授给学生的信)

作者简介

朱青生：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所长，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主要学术成果如下：1．专著：《将军门神起源研究》《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十九札》等；2．主编：《中国汉画研究》（中国汉画学会 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学刊）；3．主持课题：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汉代图像数据库与《汉画总录》编撰研究”、《汉画综述》等。

内容简介

1.大学的意义和方法 　　科学凭借什么不受个人或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而起保证作用？或者它以什么保证它自己？只有一点，就是根植于人的理性的方法，这个方法不在于人们是否应该对它选择、取舍或沿革。方法就是科学的显现，方法就是理性的展示，人别无选择。在大学的结构中每个参与者都是“无我”的脑力劳动者。千秋万代，遵从方法，个体的思维和科学的运作共同营造着人类的理性。理性和科学是自古以来，特别是自有大学以来人类共同收获的，或者说是逐步发现并按其合理的性质构造的，所以，它是人性的显现，任何个人和任何环境不能改变人性，至多只会影响其展现的幅度和美丽的程度。 　　人性并不都是理性，理性之外亦有需要传授者。人们针对信仰的追求，建立了佛、神学院；人们针对感性的培养，建立了艺术院校；人们为了政权的保证，建立了党团院校；人们为了社会的发展，建立了职业技术院校。从培养读算能力的小学基础教育到中等专业技术的培训，到高等技术的研习，到高级管理领袖的培训，再到国家工程技术院院士的设立，事关国计民生，各个国家和集团竞相投入。因为学业关系到个人的今后的财产和社会地位，所以学生把学业的重点投放其上，并根据自我的条件和社会需要，在家长的协助下计算出最佳的路径。这是自然之势，无可非议。大学也辟出巨大的精力去配合其势，益发喧嚣。 　　你们选择了广告学作为大学的学习专业，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以广告学专业作为本科的第一专业，都是因势而生的结果。但是，当你们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发现大学的意义并不是单纯的职业训练，甚至许多课程与基本技能的培养没有什么关系。大学要求它的学生——理性与科学系统的新的参与者做许多“无用”的学习。这时，对你们的心智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测试。你是一个劳心者——自觉的知识分子/学者，还是一个劳力者——权力和金钱的执着占有人，或者是第三种，占有权力和金钱的自觉的学者。答案表面很简单，但事实上回答和实行一个答案都是对心智的长期磨难。我希望你们成为一个完整的成功者。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师，我提请你们注意，即使今后你们不会在大学中专门为了促进和维护人类的理性的发展而工作，甚至即使你们今后因为职业和事业的必要而做出阻碍或者损害理性的事情（比如从事政治活动和商战），也并不意味着你们在大学期间就可以轻视科学基本方法的训练，就可以忽视相关人类本性的研究而非关具体的技术操作的课程，因为，人性要求自我发展。 　　……最后，你们会认为我本人不是一个人生的榜样，作为一个教师没有身体力行，以实现个人在社会上现实的价值，而是非常明显地对权力和金钱迟钝，并有有意回避之嫌。我想向你们说明，这正是我现有的职务决定的。在大学里执教，就是科学运行的操作者，和同行及学生一起，从专业的角度，遵循科学的方法，为人类理性的保证——大学活动而劳动。社会地位的高低同我的思想程度的高低毫无关系，收入的多寡同我学术工作价值的多寡毫无关系。今天，我踞此教席，我的职守与一个社会上完整的成功者的标准也没有什么关系。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席而去，正是因为我还在这个席位之上，由于大学作为科学的保证的性质，所以你们才收到这样一封信。这封信不是出自于我一时之意见，而是出自大学中的一个职守的理性的要求。 2.关于科学阅读 　　　科学阅读是读书的方法之一。但与一般的读书不同，它以拾取专业信息为唯一单纯目标，并且要求用最经济简便的方法实现这个目标，同时还要求不仅正确，而且完整地获得该阅览对象的有效专业信息。 3.关于思考阅读 　　　科学本身即所谓“记问之学”，是技术进步和人类文明发达的基础，所以科学是现代大学的根本目标。但是科学之外，还有思想。四书《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之后的“诚心”就分为两路，一路成为思想而导致宗教和道德，一路成为社会科学，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广告学实践目标。（而社会科学本身又因其科学的目标重新归复到格物致知的境地。）思考阅读是介于科学与思想之间的一种精神活动。一旦进入沉思，就脱离科学了。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成为人类最大的信仰，算计理性（理性I）成为人性首要成分。在中国，无疑北京大学的建立和存在就是这种人性成分的象征。但是科学精神只是理性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思想。并不是我们在大学教育中要求教师和学生思想，而是无法阻止教师、学生去思想。因此，虽然大学是作为科学的本营而设立和运作，但现代的思想亦多酝酿于大学。 　　　 4.关于外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成为当代的世界语，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通话。不必把这个形势看作对英国殖民和美国强势的屈服，莫宁将之看成为对人类奋斗的褒扬。假设明末清初我们祖辈率先创造工业化，开拓现代人的自主、民权的精神，全世界就会讲汉语。 现代汉语是在外文化的逼迫下改造而来的。它与汉末魏晋主动接受由梵文汉译外来语的情况不同。今天我们说话、思维写作，其所用概念和修辞已不是完全来自母语的语源，尤其是日常使用最频繁的基本词汇如“社会”、“银行”、“政治”、“经济”都是外来词。作为语言的一般功能，一种成熟语言吸收到的外来语，就可以自行作用，不会造成实践中的问题，最多就是出现本文化传统之中的语言古今断裂而已。纵观历史，任何文化都或多或少的断裂于今古，有些伟大的文化断了就不再接上，被称之为古代文明。 但是如果用现代汉语来思考和创造中国现代文化和科学，就马虎不得。因为概念不能确切，意义就不能完全地负载而运行，交流就会损失许多时间和精力，思考就会损失许多质量和微妙。现代汉语正处在要加以自我批判和自我规范的“最危急的”时候。这不只是语言学家的任务，而且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因为现代汉语大量词汇是从西方主要语种（英、法、德）转译过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透过日语，请见日本新出的《明治时期外来语词典》）。所以你就要了解某词的原型是什么。追问原型（请见刘正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马上你就发现汉译（或日译）的只是某一个词某一个时代在某一种上下文中的个别的意思，并不是那个词的本义，或全部的意思。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你不能读英、法、德这三种语言的原文，实际就不真正了解你所使用汉语外来词的确切意义。而且众人使用某词的随意性就无节制地扩大，用同一个词，互相说的不是同一样意思。所以重新查证各个外来词也不仅是外语学者和翻译家的任务，而且是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在德国我用德文或英文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发现许多原来被母语掩盖的问题全都突显出来了。因为母语是自然学成的，意义之传达部分依赖语言，部分则依赖“言外之意”。每个民族的人都有自己的“赋、比”以外的“兴”（言外之意），而中文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一句话中不作完整的逻辑表达（未生成规范化语法），而是留下一些“语意飞白”，由操本语的成员依赖习惯和文化薰习出的素养来自动填补，在诗词中尤为明显，这就是中文！（至今我也读不下去西文的诗，包括模仿西文译作而发展出的许多中文新诗。）但是用中文作为科学语言，目的就不在语言的美而在符码功用，将中文作符码用，就要有意识地补充本来依赖习惯和文化薰习填充的部分（请看《关于科学语言》）。填哪些，怎么填，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用外语写（真正的外语表达方式，而不是中文的外文套用方式），最好是用语法规则刻板的德文、法文或拉丁文。最近我与德国教授商量，争取组织国学方面的年轻学者去德国完成学位，就是出于以上的考虑 5.关于资料卡片1 6.关于资料卡片2 研究卡片与听课笔记、读书笔记是相互连带的积累学识的方法。每个学生都是从听课笔记开始进入学业，在读书笔记中发展自己的知识，最后利用研究卡片完成学业。研究卡片在学业完成之后，又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某些自然科学）一般性的基本方法，伴随整个的学术生活。 　　研究卡片是个象征性概念。它的形式和内容都是相当丰富的，它也是一种“读书笔记”（读取信息的规范记录），与学业中间的读书笔记不同之处在于，读书笔记以对被读对象加以理解为目标，而研究卡片除了包括这一点之外，主要以自我解决课题为目标。研究卡片的最早形式是先汉（即一般历史学家所说的“先秦”）记载占卜（筮占）后，将每次验与不验记为策，归在一起，一年之后笼统检查，将应验者附于史册记载。虽然不能说这个说法有根据，但至晚在持此说法者时（在《左传》成书前后）肯定已熟练使用“研究卡片”的原形和方法。研究卡片的现代形式就是计算机的文档、数据库和各种表格中的待整理项，也就是各个单项。（所谓待整理者就是它的位置是可以转移和重组的，内容是可以变更的。） 　　总之，研究卡片是拾取、记录和研究所需信息的最基本的单位。它是一种有双重作用的工具：一面在科学阅读中拾取信息成为收集工具；另一面在资料收集完成后，对比、分析、判断、组合、结构、验证、疑阙、反驳、提升、推理而成为整理的工具。 7.关于古文献全文数据库 　　 建立数据库是国家大事，是中国国家形象的标志，应该由国家统一组织。古有熹平、正始石经，公诸天下，其现代形态正是今天的古文献全文数据库！不可能依靠民间或大学零打碎敲来做。中国大概有几百个地方做数据库。低水平重复，浪费大又增加了使用方式的繁杂和混乱，用的也多是国家的钱，即使是个人的精力和财富，也是天地之珍、人文之托、家国之有，容不得闲抛闲掷。有些商业机构也想“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做数据库，结果是炒起来市场、封杀了用户。我作为北大的教授，每年的教学科研经费平均几百元，学生又如何“买得起”数据库。所以古文献全文数据库的商业化，正好是对中国人文科学研究的阻碍，少数占有原本和资金支配权的个人，可能会为了私利而延误了中国国学的飞跃。 北京大学用为通选课教材 多所高校选作“新生必读 ” 被《新周刊》评为“我们时代的33本青年书目”之一 “一个大学教师针对学生的种种困惑作出了解答，这样的老师，在今天很稀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