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精)

作者简介

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英国历史学家、作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马佐尔的祖父有俄罗斯血统，曾被沙皇警察逮捕，还曾两次被监禁在西伯利亚，最后于1942年定居在英格兰。这成为马克·马佐尔多年后研究方向的一个契机。 马克·马佐尔在牛津大学攻读古典学和哲学，在霍普金斯大学博洛尼亚中心学习国际关系，于1988年获得牛津大学世界现代史博士学位。他专注于现代希腊、20世纪欧洲历史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曾任教于伦敦大学、苏塞克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著有《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希特勒的帝国》《幽灵之城》《巴尔干火药库》等，荣获沃夫森历史奖、达夫·库珀奖、伦西曼奖、德国历史图书奖等大奖。 从事研究之余，马克·马佐尔还为《金融时报》《独立报》《卫报》《新政治家》《世界事务》《纽约书评》等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和评论。

内容简介

作为家长的国家 1914 年之前，欧洲的过剩人口通过大西洋向外转移，或者迁往遥远的殖民地。但是1918年之后，美国关闭了移民的大门，以往向大洋彼岸的大规模移民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帝国的统治者鼓励人们去坦噶尼喀、利比亚和东印度群岛开垦，但是响应者寥寥；这种号召在20世纪20 年代更加缺乏吸引力。寻找工作的农民和被迫害的难民都迁往城市，在战争期间，拥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数量增加了一倍。尽管和1950年之后的大城市数量相比，这个数字并不显著，但是考虑到20年代到30年代大萧条的背景，这种变化则非常不易。 迅速增长的“大城市”令德国住房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们感到惊恐，他们认为这种趋势正在威胁他们“生存的根本，从生物角度来讲，出生率正在持续降低；从政治角度来讲，健康的民主需要建立在协商的基础上；从军事角度来讲，大城市在战时非常容易遭受攻击；从道德层面讲，大城市为重塑道德体系设置了种种障碍”。生物学家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被现代生活“驯化”的人类，导致了种族质量的恶化，因此现代生活的本质是反对进化。过去的乡村生活不仅鼓励生育，而且形成了一种社区意识；而现代城市充满了诱惑与安逸，这影响了家庭的稳定，并且导致了个人的自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由此形成了早期的“自私”和“精神疾病”，并由于临时伴侣和出生控制的普遍性，导致了两性方面的享乐主义。战后出现的电影院，在教会领袖、保守主义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看来具有有害影响。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提供公共住房，并且给予居民安家费和私人花园，同时不再专注于城市中心的建设，而将建设的中心转向城郊的农场和卫星城。波兰、北欧国家和德国为城市中的农民提供住房。在英国，私人建筑商应顾客的要求，建筑都铎时期和其他“前城镇化”时代的建筑。但是欧洲的政治前景依旧非常暗淡，这种公共的倾向加剧了乡村的理想化。在欧洲大陆，更加有序的民族主义和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国际主义和机械化的地位，主导了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潮流；在集体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本能的个人主义取代了过去的理性主义；身体取代了大脑，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希特勒为雅利安人勾画的田园生活，取代了魏玛政府的新理性主义，就像在法国，杜诺耶·德·塞贡扎克（Dunoyer de Segonzac）和奥占芳（Ozenfant）引领的法国乡村艺术，公然地挑战巴黎大都会艺术的地位。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开始崇拜机器、未来主义和消逝的过去，到了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崇尚古典主义、历史和土地。 然而，欧洲国家再一次发现，他们为增加人口数量所做出的努力收效甚微。墨索里尼禁止乡村的无业游民在城镇居住，将失业人口遣返回原籍。其他国家试图通过向农民提供贷款、在乡村修筑新的住房等措施，来增强乡村生活的吸引力。在爱尔兰，政府向遥远的盖尔语村落提供补贴。在城镇化比任何国家都开始得早的英国，城市贫民迁往乡村变得愈发容易。因此像霍德勋爵这样杰出的优生主义者认为，强身健体、童子军（Boy Scouts）和国家公园运动（National Park Movement）应该更加关注精神健康。 实际上没有什么方式能够阻止居民向城市迁移。无论是在就业方面，还是在文化自由方面，城市都非常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国家对于自身的说辞也并非全力支持：在一个以工作作为支柱的国家，乡村生活永远无法替代城市生活。1925 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写道：“我们需要改变对城镇化和大城市的迷信。田园生活能够创造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能够使人长寿，具有诗情画意；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种生活方式都不适合工业的发展。尽管在民族国家争取国际地位的过程中，城市对国家的健康程度和实力似乎有害，但却是不可或缺的。” 残酷的和平 如果我们不考察欧洲历史上的多次动乱，不弄清楚这些动乱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欧洲的历史。纳粹占领带来的战后混乱，割裂了人们之间的纽带、摧毁了家园，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从根本上摧毁了社会基础。数以千计的建筑残骸、被炸毁的道路、崩溃的经济成为那个年代最好的注脚；伴随着这些物质层面的毁灭，无形的伤害则更加持久，甚至在重建工作完成后也未完全消除。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同时也给社会和政治带来了改变。 这些价值观中最为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对财产权的尊重被不断侵蚀。简而言之，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很多人在别人的家里度过余生，并且享受着他们的财富。很多德国人的财富—就像之前剥削受害者那样，忽然被分给其他人。在旁观者看来，驱逐引发了“对于战利品的欲望”，这一点和之前驱逐犹太人的情形并不相同。一位匈牙利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回忆道：“德意志农民刚刚被警察带离他们的家园和农田，强盗和掠夺者们就蜂拥而至。之前的无产者日日夜夜都在偷窃。一群暴民乘坐卡车来到镇上，看看他们能够拿走什么。警察之中也有强盗。”这和几年之前德国在东欧的警察和党卫队中也存在强盗的情形类似。 各地的身份和面貌都发生了变化。那些由德国人命名的城镇，重新恢复了它们原来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时的名称。在东欧，犹太教堂、清真寺、路德会和东正天主教堂要么被铲平，要么改变了功能，成为粮仓、畜舍、仓库，甚至后来的电影院。那些遭受大规模洗劫的不安全的房子则一直空置，直到迎来它们的新主人。这些空置的建筑从一开始就遭到抢劫，这使得这些房屋在其后的很多年依然空置。例如，在格洛高（Glogau），它的命运同西里西亚一样：战前这里有33 500 人，但是到了20 世纪60 年代只剩下5 000 人。“这里的废墟非常古怪，不但有一个深坑，还有一座长着稀疏的草的小丘。”弗罗茨瓦夫直到1966 年才拥有47.7 万人，只有它的前身布雷斯劳（Breslau）1939 年人口数的3/4。 在波兰，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住进被驱逐的德意志人和东仪天主教信徒的房子，当地政府不得不通过广告吸引新的居住者。例如，在1953 年一份名为“搬往新农场”（Moving to New Farms）的宣传册中，一位已经入住的居民讲述道：“在萨诺克地区的热舒夫市（Rzeszów），你会发现大量的土地、房屋和畜棚，如果你认为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你可以亲自来体验，欢迎乘坐免费的火车前来。”萨诺克坐落于之前的希腊东正教区域，这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因为1945 年的人口转移和1947年的清洗运动而不断下降。 在这个暴力交换财产的过程中，政府的指导作用彰显了人们对政权的支持。纳粹的统治使很多人认识到，只有武力才能起作用。在新政权的注视下，他们不仅目睹，也实际参与了暴力驱逐、掠夺同乡和城镇居民的行动。游击队员、警察和法官也分享着这种机遇带来的红利。这种经历助长了对政治玩世不恭的态度，导致了冷漠和从众，这对当权者而言是一个潜在的挑战。 对于新政权和那些从苏联回来的人而言，任何驱逐行为都是为了获得政治声望，更确切地讲，是为了加强政治依附的程度。通过将犹太人的财产分给他们非犹太裔的邻居，纳粹编织了一张犯罪网络，这有助于减少抵抗；1945 年之后，共产党政权驱逐德意志人也是基于同样的策略。因此宣称基于社会正义和国家安全角度的考虑，通常是实际考虑的一个幌子。新居民要感激新政权，因为它赋予他们新生活；他们对于新财产法律声明的有效性心存顾虑；他们对财产的原所有者企图夺回财产的想法焦虑不已，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依附阶级。 1.打破常识，正视历史。 本书抛弃了“选择性地忽略不美好的记忆，将民主自由的胜利视为一种必然”的传统做法。“欧洲是20世纪嗜血人类的聚集地，欧洲从来都不是自由民主的家乡，而是血腥和暴力的发源地；将战争的结束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纪元的开始也是荒谬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没有新纪元，‘冷战’‘热战’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种族主义并非纳粹专利，而是一种时代的倾向。”诸多观点打碎既定印象，重构对欧洲历史的认知。 2.用数据说话。 作者一反其他著作中单纯使用描述性语言叙述历史的做法，转而采用翔实确切的数字和表格，量化的研究方法精准地描绘出20世纪欧洲的原貌。 3.从主流史学的夹缝入手，探求未被关注的线索。 作者并非将欧洲历史上的各种分歧简单粗暴地划分为不同阶级利益斗争、不同意识形态拉锯战的产物，而是从民族、移民、普通人的生活、健康、资本等角度，多方面展示欧洲是如何在不同势力的拉扯下被扭曲、被撕裂，又被拼接和重组，更加客观地呈现欧洲的艰难历程。 4.作者学术与媒体的两栖背景，使本书严谨之外更有妙趣横生的故事。 马克·马佐尔是研究欧洲史的专家，同时为《金融时报》《独立报》《卫报》等世界级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和评论，兼具逻辑性和感染力，对语言的运用尤其纯熟，结构清晰、叙事迷人、收放自如，使读者在有理有据的论证之中，更能读到精彩纷呈的故事，充分享受畅快的阅读体验。 5.横切、纵深、俯瞰多视角全方位洞悉欧洲。 马克·马佐尔摆脱了“一个故事，一段评论，循环往复”这种只见孤立事件和牵强的联系，难见全局的写作套路。他将20世纪的欧洲历史切开来，从横切面查看各种意识形态在欧洲的影响；又将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描绘移民和种族问题的源头与后遗症；深度讨论各类政治势力的争夺战，提出“自由还是独裁，已经无关轻重，但看左右世界的那些手”等引人深思的问题，不仅有高度、有深度，更有广度。 6.关乎人类共同生活，是本书的一个主题。 本书除了论述政治、经济、资本、意识形态等重要因素，还关心被各方势力操纵之下的普通人的心理状态、身体健康、日常生活及欧洲的未来。面对当今动荡不安的欧洲局势，作者认为欧洲人适时接受其在世界上的位置，会更好地适应多样性和分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7.十余位专家、二十余家媒体推荐。 本书荣获《观察家报》年度图书、德国历史图书奖。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大卫·坎纳丁、诺曼·斯通、托尼·朱特、丹尼尔·马霍尼、罗恩·凯莉等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评论员等纷纷撰文推荐。《泰晤士报》《洛杉矶时报》《新政治家》《卫报》《纽约客》等媒体也持续推荐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