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语言--DNA和个体化医学革命/生命系列

作者简介

弗兰西斯·柯林斯，美国著名分子生物学家。 1993年柯林斯就任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主任，开始领导并参与了全世界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GP)，此计划最终在2003年宣布完成。 2009年8月7日，经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美国参议院一致同意，柯林斯就任美国国立卫生院院长。 2009年10月14日，罗马天主教教皇本笃十六世任命柯林斯为教皇科学院院士，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柯林斯就已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 浙江省 温州乐清人。20世纪50年代初出生，60年代初进乐清中学，70年代末进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80年代初获南京铁道医学院(现东南大学医学院)硕士学位，80年代末获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秘书长、“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多样性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伦理、立法、社会问题(ELSI)委员会秘书长，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IBC)委员、世界卫生组织(WHO)人类遗传学与ELSI专家组成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遗传学与伦理问题顾问组成员、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国际“单体型图(HapMap)计划”中国协调人。现任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BGI)主任、中国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专家委员会成员、UNESCO政府生命伦理委员会(IGBC)中国政府代表、欧洲全球生命科学促进会(EAGLES)副主席。曾先后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自然科学奖、香港“求是”奖、香港何梁何利奖、日本科技新闻奖、《科学美国人》年度“科学领头人”、第三世界科学院生物奖等。

内容简介

一个年轻人正拿着电话，声音呜咽，泣不成声：“我妈妈快不行了。 现在已经昏迷，我想她可能熬不过今夜了。” 电话的另一头，四旁的离心机嗡嗡作响，好几个学生叽叽喳喳，高声 谈论着前一晚的实验室聚会，他的叔叔罗伯特·詹姆斯(Robert James)博 士只得换了个安静的地方，以便能听清楚他那悲痛欲绝的侄子说的家庭要 事。 “布拉德(Brad)，这真让人难过。是啊，那么多年，你母亲与卵巢癌 苦苦抗争，那么多次，濒临死亡而又起死回生。但这次听起来情况确实不 妙，我能帮上什么忙吗？”他说。 “是这样的，因为我母亲家族的所有女眷都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的病史 ，所以我和我姐姐现在都担心，我母亲的癌症会不会遗传？叔叔，您曾告 诉过我们，有朝一日可能会有办法，能检测出我们姐弟俩或许一个或许两 个都遗传了我母亲的癌症。如果这是真的，现在进行检测还来得及吗？会 不会为时已晚呢？”布拉德说。 詹姆斯博士向布拉德解释了要做什么事情。第二天，詹姆斯博士的嫂 子在l临终前的血液样本被送到了他的实验室。在这里，DNA提取好以后， 样本小心地保存在冰箱里。虽然当时他觉得这样做可能于事无补，但还是 认为值得一试。 5年后，布拉德的姐姐凯瑟琳(Katherine)来找詹姆斯博士，说她在热 门媒体上读了好几篇关于发现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相关基因的文章。虽 然凯瑟琳只有30多岁，她每年都要去做乳房扫描，但她还是特别担忧，因 为目前还没有一种有效的筛查手段来检测早期卵巢癌，而当初她母亲就是 在52岁时确诊患上了卵巢癌的，所以她的心每天都悬着，生怕自己也可能 患上这种病。 詹姆斯博士肯定地告诉凯瑟琳，由于BRCA1与BRCA2基因的发现，如果 能够证实她母亲携带的这两个基因之一是否有突变，就能比较准确地预测 家人患上乳腺癌的风险。凯瑟琳非常担心如果自己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她 将有可能因此失去医疗保险。于是，凯瑟琳想知道有否别的门路能做这种 检测。 詹姆斯博士告诉她，附近的一个城市正在进行一项可以不用真名参与 的临床医学研究。凯瑟琳决定一试。她去见了那位遗传学咨询师，权衡了 知晓检测结果的利弊。然后，凯瑟琳把那份精心保存在詹姆斯博士实验室 冰箱里多年的她母亲的DNA样本送到那个诊所去做检测。 几周后，凯瑟琳打电话给詹姆斯博士，说在她母亲的DNA中发现了一个 明显的BRCA，突变。凯瑟琳将有50％的概率遗传这一突变。这样的话，她 一生将有大约80％的概率患上乳腺癌，以及50％的概率患上卵巢癌。凯瑟 琳不仅为自己感到焦虑，更为自己那年仅6岁的女儿忧心忡忡。 当然，凯瑟琳自己也接受了检测。等待自己的检测结果的那两周似乎 过得特别漫长。她很难想象，如果检测结果呈阳性自己该怎么办：是应该 接受切除卵巢的外科手术呢？还是像许多携带BRCA1与BRCA2基因突变的女 士一样，考虑切除双乳并通过整形手术再造乳房呢？她该如何告诉女儿这 个事实呢？应该等女儿多大时也让她做这项检测呢？有几天，她似乎肯定 检测结果是阳性的，毕竟大家都说她跟她母亲长得十分相像。而另外几天 ，她又觉得有了点希望，因为她想起是不是像她母亲，与她是否携带有这 个遗传突变基因毫不相关。 决定命运的一天终于来临了——电话来了，遗传咨询师通知凯瑟琳去 取检测结果。 她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心就快跳到嗓子眼了……坐在桌子对面的咨询 师打开一个卷宗后，脸上露出了微笑，“凯瑟琳，好消息，你母亲没有把 她携带的BRCA1基因突变遗传给你，你患上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并不比别 的普通同龄女士高多少。同样，你女儿也和你一样，没有患上这两种癌症 的特别风险。” 欣喜若狂的凯瑟琳立即打电话给詹姆斯叔叔，来一起分享这个幸福的 时刻。 但是，他们俩人的心马上又沉下去了，他们想到了远在加拿大和欧洲 的母系亲属，尤其是已经表示拒绝检测的凯瑟琳的弟弟布拉德。尽管携带 BRCA1或BRCA2基因突变的男性患上前列腺癌、胰腺癌和男性乳腺癌的风险 高不了多少，但他们的女儿们如果遗传了突变基因，仍会有很高的患上乳 腺癌和卵巢癌风险。然后就是布拉德的小女儿，成了笼罩在遗传阴影之中 的核心家庭成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詹姆斯博士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分子遗传学研究的 内科医生，而过去10年中遗传疾病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恰恰对他自己的家 族影响最大。 祸不单行，之前的一幕很快又重演了。这一次来找詹姆斯博士的是他 自己年近八十的老岳父弗雷德(Fred)。弗雷德总觉得他的双腿有什么问题 ，在高尔夫球场上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大显身手。他的保健医师对他做了初 步诊断，并把他转给了一个神经科医生。 弗雷德在电话中告诉女婿，神经科医生发现他腿部的某些神经传导缓 慢，并建议弗雷德去做检查，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叫做 C-M-T(Charcot-Marie-Tooth disease，又称腓骨肌萎缩症)，是以3位最早 发现此病的法国研究者的姓氏共同命名的。 詹姆斯博士颇为震惊，因为腓骨肌萎缩症的主要表现是双腿渐进性无 力，患者发病年龄一般应该在二十几到三十几岁。尽管他认为，对一位如 此年纪的老人进行这种病的遗传学检测真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可詹姆斯博 士还是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因为他不想干涉岳父的医学诊断。 可更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检测结果居然呈阳性！经过深入的研究和专 家们的进一步商讨，问题才逐渐明晰起来。在DNA检测问世之前，腓骨肌萎 缩症只能通过临床症状来诊断。所以在医学教科书或者医学刊物里讨论的 病例都是很严重的类型。而现在既然致病基因都找到了，并可以通过特异 的分子检测来鉴定，那么很明显一些较轻微的类型，包括弗雷德老先生的 典型迟发的腓骨肌萎缩症，会比之前更易被发现。 这一次，这一诊断对詹姆斯家族的冲击比前一次更甚。为什么这么说 呢？因为腓骨肌萎缩症是一种显性遗传病，也就是说，患者子女遗传这个 异常基因并因此患病的概率为50％。因此，这一发现将极大地影响詹姆斯 博士的夫人当恩(Dawn)以及她的兄弟妇妹的未来。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