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略

作者简介

李海文，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长期研究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彭真及中共党史。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小组副组长、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副主编。 主要著作：《周恩来家世》《多棱镜下的周恩来》《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彭真市长》《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共重大事件亲历记》《世纪对话——忆法制奠定人彭真》《张浩传》等。

内容简介

“这家真难当啊！” 同许多孩子一样，童年的周恩来也曾在充满幸福与母爱的环境中生活过。 他的生母万氏是一个性格爽朗，精明强干、乐于助人的女人。万氏有三个儿子，周恩来是她的长子。因丈夫常年奔波在外，家里的事情全部由她担当起来。周恩来未满周岁时，因为叔父身患重病，身边无子，善良而识大体的母亲把他过继给了叔父。这样，一来可使叔父在弥留之际有所安慰，同时也使年轻的叔母有所寄托。虽然周恩来从小过继给他人，但是在几个孩子中，母亲仍旧最喜欢他，出门做客、办事总是带着他，母亲处事公正、坚定、果断的作风深深印在他的心中。 周恩来的叔母，也就是他的过继母亲陈氏虽然出身贫寒，但也是书香门第，家庭的影响使她勤于书画，爱好诗文，是一个富有才学的女子。同万氏的性格相反，陈氏十分文静。因年轻守寡，周恩来成为她唯一的依靠。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周恩来从四岁起就在陈氏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这种文化启蒙，使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从幼儿时起就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几十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两个母亲的抚爱给周恩来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但是，童年的欢乐似乎太短暂了。由于家境日渐衰落，万氏在生活的重压下劳累忧愁而亡。第二年，陈氏也匆匆而去。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周恩来连续承受了失去亲人的巨大打击。那一年，他才十岁。家庭的变故把他过早地推上了人生艰难的路程。 两个母亲的相继逝世改变了周恩来的全部生活。当时，周恩来已随母亲搬到外婆家清河县清江浦，他的伯父和父亲都在外做事，家中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沉重的生活重担不得不落到周恩来稚嫩的肩上，他成为这个败落家庭的当家人。 周恩来当家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处理过继母亲的丧事。当时，生母万氏的丧事刚刚办完不久。万家因是官宦之家对这件事要求严苛，他们不顾周家破落的窘况，坚持按照封建家族的旧规矩来办，不但要求为死者买了楠木棺材，还对出殡时要多少人吹打，多少和尚念经，多少人送葬等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周家没有办法，只好把万氏的棺木寄厝在清江浦的一个庵内。直到许多年后，周恩来的父亲有了一些积蓄，才将灵柩移回淮安县安葬。陈家对过继母亲的丧事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但万氏丧事在前，处理不好难免要引起族人的一些非议。周恩来不理睬周围的议论，主张一切从简，当即将过继母亲的灵柩移回淮安与过继父亲合葬。这种违抗世俗的做法，在封建社会中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两个母亲的丧事花了很多钱，周家又欠下了很多债务。丧事办完后，周恩来领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同八伯、八伯母一起生活。八伯残疾，不能下地，周恩来成为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那时几乎每天都有债主上门来讨债，要利息。周恩来不得不到处借钱来维持这个家。更糟糕的是，家境虽然破落了，但封建家族的旧习俗还仍旧存在。大家族中矛盾重重，关系复杂，生老病死样样需要应酬。为了记住这些事情，他在家中的墙上贴了一张纸，记下亲戚朋友的生日和忌日，到时候就是靠典当、借钱也要把礼送到。 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这种生活压得周恩来喘不过气来。 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过了一年多。周恩来后来还时常回忆起这段生活，不无感慨地说：“这家真难当啊！” 然而，正是这种饱含艰辛的生活激发了他对封建世俗的憎恨，锻炼了他的意志和能力。革命胜利后，他作为国家总理的当家本领，或许在儿时的磨炼中已经萌芽。 （廖心文） 绚丽的樱花 田中首相送给中国人民的大山樱花年年岁岁在北京、淮安等地盛开，妩媚喜人的樱花传递着中日两国之间的友情。每当笔者看到绯红轻云般的樱花就想起架起中日两国友谊之桥的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钟爱樱花。 1917年秋，19岁的周恩来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根据中日两国政府协定，规定凡是中国自费留学生能考上日本指定的学校之一的，就由中国政府给予官费生待遇。东渡日本求学，是最好的出路。当时从中国到日本不需要签证，来往十分方便。 周恩来家境贫寒，在老师马千里、校董严修（范孙）等老师、亲友的帮助、支持下到了东京。1918年1月8日，他接到八弟的来信，得知八伯病逝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听到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一样。……天不谅人，叫我们这支四房头鳏寡孤独全都占全了，真真是可怜，可惨到了极点。” 他因经济窘迫，多次搬家。在东京美术学院学习的南开同学严智开（季冲，严修之子）与同学保田重右卫门同住在郊区日暮里灵梅寺院。季冲要归国，1918年2月1日，周恩来从神田区搬到日暮里灵梅寺院。这里寺院多，日本人死后葬在寺院里，所以墓地多，樱花树多。樱花树高大粗壮，树冠遮天蔽日。人少安静，风景宜人，周恩来一扫连日的烦恼，每天从樱花树下走过，去补习日文，去参加留学生新中学会的集会。樱花树陪伴他度过在日本的500个日日夜夜。 这年的春天，他看到樱花满树吐蕊，芳香四溢，淡红娇嫩地如云似海。他看到人像潮水一般涌到中野、上野观赏樱花，亲朋好友、男女老少在树下载歌载舞，尽情欢乐，如同过盛大的节日。他感到惊喜而欢快。但是，樱花的花期很短，一场春风或一场春雨袭来，盛开的樱花片片散落，轻轻飘扬，继而像鹅毛大雪舞泻而下，既像凯旋，又像视死如归，是那么壮观，那么豪迈。年轻的周恩来为之惊叹、为之折服。樱花落在地上、水面上，形成花的地毯。这时，樱花树的枝头吐出嫩绿的幼芽，生机勃勃。 日本人民喜爱纯洁、高雅的樱花，从樱花瞬即开放、瞬即散落，认识到人生的短促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在日本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因而樱花是日本的国花。 日本人民对樱花的热爱深深感染了年轻的周恩来，震撼了他的心，1919年春，樱花盛开的季节，他决定回国前到京都观赏樱花。京都是日本的古都，四周是山，岚山、圆山和城中运河两岸都是樱花树。九天之内，周恩来两游岚山，四游圆山，从4月5日到9日，在短短的四天之内一连作了四首诗记述此事，可见他对樱花之喜爱。 他一次又一次冒雨到郊区的岚山，第二次终于看到樱花含苞待放，无限喜悦，写道： 雨潇潇，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雨过天晴，樱花绽放，他不由地吟道：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的美，不假人工； 不受拘束。 当天夜间，游意未尽，随着赏花的人群，他又去近处的圆山。置身花的海洋、人的海洋，欢声笑语之中，写道： 满园樱花灿烂； 灯花四照； 人声嘈杂。 过了四日，他第四次游圆山，看到樱花已凋谢，游人稀少，无限惆怅而感慨： 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 树上只剩得青枝与绿叶， 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 他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从花开花落的自然规律悟到人生的哲理。他从观花如潮到游人渐稀，不由地感叹： 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的心。 他从小在封建的大家庭挣扎，深恶世态炎凉、虚伪，更加喜爱“自然的美，无碍的心”。他追求“自然的美，无碍的心”。他喜爱樱花“自然的美，不假人工；不受拘束”。由此发出：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 还在寻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 他从1918年日本发生的米骚动已看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他写道：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搏？” 他写下这些诗句后，义无反顾回到中国，不久反帝的五四运动爆发，他投身于学生运动，并成为学生领袖，开始了同元老、军阀、官僚、资本家搏斗的事业，终其一生，始终不悔。 他仅在日本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内，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革命，为了筹办军粮，大量购买大米，引起国内粮价飞涨。人民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米骚动。这些都给年轻的周恩来很大的教育。他在日本更多地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情况，阅读了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他喜爱樱花，当他回想起盛开的樱花，就想起当年追求真理的豪情：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他一直留恋樱花。 在中国，海棠花同樱花有许多相似之处，花开时都是“淡红娇嫩”，从花开到花落前后差不多都是十天左右的时间，而且都是先开花后生出嫩叶，海棠花的谢落也是那么豪迈，那么毫不犹豫，壮观、整齐地落下。1981年4月13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周恩来选集》，邓颖超大姐请我们到西花厅做客，赏花。她望着院中盛开的海棠花，深情地说：恩来到西花厅看望一个病人，看中院内的四株海棠树，才决定搬到这里来的。 从1949年11月到1976年1月离开人世，他的家、办公地点一直在西花厅。每当周恩来观赏绽放的海棠花时，在缤纷落英的院子里散步时，是否又想起日本的樱花？又回到当年“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的喜悦呢？ 周恩来钟爱樱花。周恩来多次向来访的日本友人询问中野、上野樱花的长势。中日建交前后，日本友人也多次邀请他访日。由于病魔过早夺去了他的生命，而未能成行。这个意愿由夫人邓颖超大姐实现了。1979年樱花盛开的时节，邓大姐在京都岚山为周恩来诗碑剪彩时说：“绚丽的鲜花，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千树万树同时开放，又豪迈地无所保留地谢去，对年轻的周恩来追求人生真理给予很大的启示。” 周恩来钟爱樱花。 （李海文）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周恩来自己说过，他是个“多畏多虑”的人。这是与他的家庭环境分不开的。他从小在两个母亲的抚育下，养成好静、好思的习惯。母教过分仁慈和礼让影响了他的性格，减少了男子的野性，增加了女性的温柔。父亲为人老实、胆小怕事、能力较差，只能当个小职员，难以养家。他这一支在大家庭里无权、无势，受人歧视。生母能干、果断，也无回天之力。周恩来9岁时生母去世，第二年嗣母也去世，父亲在外做事，不能回家。他带着两个弟弟跟八伯、八伯母生活。封建的大家庭规矩非常多，没有钱吃饭也要应酬，否则就被人挑理，在大家庭难以生存。八伯是个残疾人，不能下地，八伯母是个女子，不能出门。应酬的事就落在十岁孩子的身上，他成为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既是弱支，又是孩子，办事更要处处小心，因而周恩来从小就多畏多虑，办事缜密、周到。这种思维方式，在确定信仰时就表现得很突出。他说“谈主义，我便心跳”，到欧洲后对一切主义采取“推求比较”的态度。1922年春周恩来说“我认清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指1921年）秋后才定妥我的目标。” 其实，周恩来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接触十月革命、马列主义是比较早的，因为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日本是比较早的。由于日本出兵远东，武力干涉俄国革命，国家为了筹集军粮，大量征购粮食，引起粮价暴涨，引发了米骚动。日军在俄国作战，俄国国内战争的消息在日本是个热点，新闻界对十月革命有较详细的报道。1918年4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了八百字，详细记录了他从杂志《露西亚研究》中看到关于对俄国党派的介绍，记录了列宁，他写道：“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部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传入日本也较之中国为早。周恩来在日本时就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书籍。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在日本确定信仰呢？ 他家境贫寒，靠几个伯伯的帮助读完中学，到日本留学，是靠友人的资助。本想考上官费就可以解决学费和生活费用，他在南开中学是学英文，日文基础差，第一次考试没有录取。境况不好。 1918年1月8日接到家信，得知八叔父故去的消息，他猛然接到这个恶消息，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经没了知觉一样。他思念母亲，夜里读母亲的遗诗，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思念爷爷奶奶、爹娘（周恩来叫嗣父母为爹娘，叫亲生父母为干爹娘），听说他们的棺材暴露在外面，越想越难过，恨不能马上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思亲之情，长子的责任，再加上独处异国他乡，孤寂苦闷，初到日本时他以“无生主义”（佛教名词），来排解心中的苦闷。 但是，他毕竟是个有抱负的青年，是为寻求救国的道理到日本来学习。这时他重新看了从国内带来的《新青年》，茅塞顿开，他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他的精神为之一振。 他在天津读书时看到中国贫弱，认为要学习德意志，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到日本之后，事事都用求学的眼光看，留心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了解日本的国情，亲眼看到军国主义为何物，改变这一想法。他在日本大量地读书、看报，关于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只要是新知识、新思想，他都看、他都学。 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打断了他对新思想的探索。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准备密签军事协定。事情泄露后，激起广大留日学生的愤恨，周恩来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现实的斗争转移了他的视线，使他对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探讨。 虽然他在日本没有确定自己的信仰，但是由东渡前抱着向日本学习的态度，现在他已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严重矛盾，对日本社会越来越失望而回到天津。 1922年周恩来向友人谈起自己的转变过程时说：“思想颤动于狱中，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和周恩来同是觉悟社社友的谌小岑回忆：1919年8月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天津学生到北京包围了总统府等地，遭到军、警的殴打，这就是“全武行”。第二批学生再次赶到北京，周恩来也参加了，经过斗争终于将两次被捕的同学营救出来。“思想颤动于狱中”是指1920年初，周恩来等21名战友被捕。在狱中他们一起讨论主义等问题，当时对青年影响大的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马列主义，马骏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周恩来介绍了马列主义。 一场激烈的群众斗争可以迅速地改变人的思想。 周恩来到欧洲后，先到英国，后到法国、德国，对这三国的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作了详细的考察，写了大量的报道，他为了进行社会调查到工厂做工，和勤工俭学的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参加了他们的斗争。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映入眼帘的是：“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声势浩大；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不同的思想杂然纷陈，特别是马列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分激烈，各国共产党纷纷与社会党分裂而独立；在斗争中无政府主义的势力渐渐削弱，而被共产主义所替代，这在法国更为突出。现实生活每日每时都影响着年轻的周恩来。 1921年3月，他在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下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他加入组织后，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的拒款斗争、求生存斗争，和法国共产党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一切都加速了他对主义信仰的选择。经过反复“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他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信仰。他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应因时制宜。” 1922年3月初，他来到德国，看到觉悟社社员李毅韬给刘清扬的来信，得知觉悟社社友黄爱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惨遭军阀杀害，战友牺牲的消息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定，他在回信中写到：“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定地要为它宣传奔走。” 他为了纪念死去的战友，写下了《生离死别》白话诗：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撒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死生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这首诗既是对战友的纪念，也是他的誓言。 （李海文） 选择小超做新娘 周恩来去世后，在他的灵堂前摆着一个素洁的花圈，白色的挽带上浓墨写着“小超哀献”。透过这含泪的墨迹，人们充分感受到这对恩爱夫妻之间多么难舍难分的深切感情。 周恩来与邓颖超共同生活了50年。在这50年中，他们饱尝过离别的担忧与思念，经历过白色恐怖与炮火硝烟。为探索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道路，周恩来有过不可避免的失误，也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对他们两人来说，这始终是相爱、相敬、相助、相勉的50年。 周恩来常常为自己正确地选择了这样一位能够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而感到欣慰。因此，他也常常以此来教育晚辈们，告诉他们作为一个革命者究竟应该如何来选择终身的伴侣。 1956年，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一个伟大的转变时期。外交、内政的担子双双落在周恩来的肩上。他的工作十分繁忙，甚至卫生间都成为他的第一办公室。可是，当他听说自己的侄女周秉德在婚姻的选择上遇到困难时，觉得再忙也要抽时间同孩子谈一谈，他认为这是做长辈的责任。 一天，周恩来处理完案头的工作，不顾身体的疲劳，把周秉德约到家里来。为了打消她的顾虑，周恩来首先亲切地对她说：“你的事情本来应该由你自己来决定，由你自己来选择。但是，伯伯我毕竟是过来人了，有些事情，应该讲给你听一听，或许对你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能有所帮助。”一席温暖的话语，使两代人的距离靠得很近很近了。 周恩来第一次向晚辈们坦露了自己的“秘密”。 周恩来在青年时期就对婚姻和恋爱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1918年旅日时期，他曾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自己的看法：“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的范围广，夫妻的范围狭。恋爱是可以有夫妻这一义，而夫妻绝不一定是包括恋爱的。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捉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也许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在旅日之前，没有接受南开校董严修家的亲事。那时，他对自己的好朋友张鸿诰说过：“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因此辞却了。”也可能是这件事使他对婚姻问题做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得出了上面这段虽然不尽成熟、但颇富哲理的见解。 1920年底，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在那里，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着生活道路的选择和年龄的增长，周恩来对婚姻问题有了更深刻与明确的认识。 旅法期间，他曾同一位美丽的姑娘十分接近，这位姑娘在五四运动时期和他与邓颖超一起在天津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活跃而有能力，又都是觉悟社的成员，彼此是好朋友。但是，同邓颖超相比，这个姑娘政治上比较软弱，到欧洲后脱离了革命。而邓颖超当时虽然年龄要小得多，但已显露出对革命执着追求的精神和相当强的工作能力。 回忆起这些往事，周恩来对他的侄女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一直在旁专心谛听的邓颖超这时把两手一张，诙谐地说：“怪不得那会儿突然就接到你的信呢！”大家不禁笑出声来，周恩来的笑声格外爽朗。 后来，周秉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深有感触地说：“关于我们的婚姻、恋爱问题，他们从不把意见强加于我们，而是进行启发和引导。”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给周秉德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最深切的一点就是，在选择人生伴侣上“革命需要志同道合的伴侣”。特别是当她遵循伯伯提出的原则美满地解决了婚姻问题之后，她更加体会到伯伯的话是一个革命者在个人生活问题上应该做出的正确选择。 （廖心文） 血染沙基 周恩来丰富多彩的一生中，经历过无数回出生入死的考验，第一回险情发生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民众的血腥暴行激起了中华民族极大的愤慨，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 6月23日，广州群众和香港工人为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在广州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示威大会和游行。由黄埔军校的军人和学生组成的这支游行队伍的前列，走着一位英气勃勃的年轻军官，他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1924年秋天从欧洲回到祖国的。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广州成为南方革命的中心。周恩来乘船经香港到达广州后，党组织立即让他留在广州，肩负起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双重责任。 第二年春天，他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讨伐广东地方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就在东征节节胜利向前推进之时，盘踞在广州地区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却叛变了革命。广东革命政府立即下令东征部队回师广州肃清叛军，保卫革命根据地。周恩来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回师广州。途中，传来了“五卅”运动发生的消息。6月12日，回师部队抵达广州郊区龙眼洞，经过三天的战斗，在留守广州的铁甲车队的配合和广州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平息了这场叛乱。可以说，周恩来是带着满身的尘土硝烟投入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 周恩来到达广州后，立即同中共广东区委取得联系，并与有关同志商量组织群众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他还对游行的具体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大游行前夕，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组织军人和学生参加群众游行。周恩来得到通知后，不仅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从学校中抽出一个营组成黄埔军校的游行队伍，并决定亲自率部参加，以鼓舞士气。这件事情后来被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知道了，他对此非常不满。 6月23日上午8时，周恩来率黄埔军校的队伍聚集到东较场开大会。会后，游行队伍以工、农、商、学、兵的次序出发。据说，军队走在全队之后，就是表示军人是和平示威民众的坚强后盾。 游行队伍三人一排，周恩来和黄埔军校的官兵们手里拿着“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小旗，高呼着口号向前行进。这支整齐、雄壮的队伍给走在前面的群众很大的鼓舞。 游行队伍走到沙基时，驻在河对面沙面租界的英军突然用步枪向毫无防备的游行群众射击，接着就以机枪扫射，停泊在白鹅潭上的外国军舰也开始炮击。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在全副武装的外国侵略者面前纷纷倒在血泊中。走在周恩来两侧同他并肩前进的两人都不幸被子弹打中而身亡了，鲜血溅到了周恩来的身上。 黄埔军校的士兵和学生们一面以人行道的石柱为依托进行还击，掩护群众撤退，一面监视着河对岸的情况。由于“事起仓猝，路狭人稠”，无法躲避，当场死亡的达50多人，受伤的100多人。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士兵死难的就有23人，受伤的5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沙基惨案”。后来，周恩来不止一次向邓颖超谈起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情景，以至邓颖超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仍记忆犹新。她曾说：“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遇到的险情。” 望着扑倒在血泊中的同胞，黄埔军校的学生士兵们不愿轻离沙基。下午4时左右，下起大雨来，沙面才停止了射击，各医院救伤队也纷纷赶来。 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闻讯后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她见到死伤者的惨况，不禁大哭失声。周恩来的眼泪早已被雨水冲刷干净了，民族仇恨深深地埋在他的心中。疯狂的屠杀，同胞的鲜血，使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成熟了。 1926年7月1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抗议沙基惨案的演说。31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在报告中向广大工人明确指出：“现在中国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这些痛苦是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工农兵大众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经过这次事件后，周恩来更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反动派的斗争中去。 （廖心文） 贺龙元帅的引路人 1927年，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7月15日，武汉政府也开始清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神州大地，局势异常严峻。 当时，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和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已移动到江西九江和九江、南昌之间。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为此组成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 为了部署南昌起义，7月27日，周恩来在陈赓、卢冬生护送下，从武汉秘密到达南昌。当天，周恩来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负责统一指挥，并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 7月28日傍晚，在周逸群陪同下，周恩来到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指挥部看望贺龙军长。 当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出身贫苦，20岁那年，两把菜刀闹革命，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曾参加过讨伐袁世凯。1926年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北伐，深受共产党员周逸群的影响，是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支持工农运动。 1927年7月初，周恩来在武昌第一次见到贺龙。两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贺龙性情豪爽，对周恩来仰慕已久。他对周恩来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对此，贺龙大义凛然，拍案而起，怒斥汪精卫的“分共”阴谋，公开声明：“谁分共，就同谁干！” 贺龙率部到九江后，拒绝上庐山和汪精卫一起开会，和共产党员叶挺到了南昌。 贺龙也深深懂得，居心叵测的汪精卫、蒋介石，是绝不会放过二十军的，早已盼望周恩来的到来。 周恩来受到贺龙热情接待。 周恩来分析了严峻的形势，指出只有坚持武装斗争才有出路，并和盘托出南昌起义的计划，诚恳地请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毫不迟疑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由于发生了一些变故，起义推延到8月1日举行。 8月1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静寂的夜空，顿时南昌城内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起义军激战到清晨6时，全歼城内守敌。起义成功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南昌起义胜利后，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南下，准备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俟机举行第二次北伐。 但是起义军踏上南征道路后，敌人围追堵截，加上天气酷热、山路崎岖，部队减员很大。大多数起义将士表现得很顽强。8月26日、30日，起义军经过两场恶战，终于占领了瑞金和会昌。随后，部队在会昌休整。 在瑞金，前敌委员会根据贺龙的一再要求，决定吸收他入党。由革命委员会主席谭平山和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学生周逸群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周恩来亲自参加贺龙入党宣誓大会。仪式完毕，周恩来发表简短讲话。他说：“贺龙是个好同志。组织上对贺龙是很了解的。他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变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的军长，多年来，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随后，起义军顺汀江下韩江，南下占领汕头。但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在揭阳北部的山湖地区一战，起义军失利。 周恩来和前委机关率部队撤退。在普宁县流沙，周恩来发着高烧，主持召开会议。 周恩来首先发言，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提出将部队撤到海陆丰，和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相结合，作长期革命斗争准备，贺龙、叶挺等有名望的同志迅速转移到上海。 待贺龙等人按照党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叮嘱，历尽艰辛，经香港辗转到达上海时，周恩来已先行抵达上海，任中央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此时，周恩来已经把贺龙在武汉的家属接到上海。这使贺龙非常感动，深感党对他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贺龙见到周恩来，百感交集，想到自己带的部队被敌人全打散了，只剩孤身一人，心情十分沉重。贺龙说：“我实在不甘心，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周恩来既关切又温和地说：“贺龙，你的头很值钱嘞，国民党可是悬赏十万大洋到处在捉你啊。” 贺龙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我是在党处于困难时参加革命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跟着党走。” 周恩来亲切地说：“你先住下，我们有责任保护你。至于你的工作，我已做了考虑，是不是借此机会先到苏联，学习学习军事。” 性格刚烈的贺龙，对南昌起义的失败并不甘心，觉得自己熟悉湘鄂西一带的情况，如果重回湘鄂西，在那里拉队伍，搞武装，建立红军，没有问题。 经过几天的考虑，并征得周逸群支持，贺龙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认真思索总结失败的教训。他认为贺龙这个提议很有见地，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同意你去湘鄂西。我所考虑的还是你的安全问题。现在情况这么复杂，敌人搜索得这么严，这一路上你如何走过去呢？” 周恩来考虑问题缜密周到。为了保证贺龙到湘鄂西后工作能顺利开展，他指定周逸群任湘鄂边前委书记与贺龙同行。为了确保贺龙的安全，周恩来还派忠诚可靠的卢冬生率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护送他返回故乡。 临行前，周恩来请贺龙等吃了一顿便饭，为他饯行。周恩来一再叮嘱贺龙，路上千万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西，要及时同中央保持联系。 贺龙化名王老板，与周逸群等十几个人，于1928年春回到湘鄂西，迅速地拉起一支队伍。之后不管境遇多么险恶，贺龙等始终牢记周恩来的叮咛，不断地派人或用书信保持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他们遵照中央的指示，学习红四军的经验，发动群众，坚持斗争，终于开创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刘春秀） 化险为夷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发言回顾了共产党成立以来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曲折，其中提到他赴莫斯科参加六大途中所遭遇的一次险情。不过，这次遇险与脱险的翔实情况他却没有更多的涉及。直到他去世多年后，才由当年唯一与他同行的邓颖超披露。当人们读到这个真实的故事时，都不能不为周恩来在险境中机智应付、化险为夷的本领所折服。 那是192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为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没有适当的地点和环境，会议选在莫斯科举行。但是，通向莫斯科的道路上也被敌人严加封锁，周恩来就是在这条路上经受了一次险情的考验。 周恩来是六大的正式代表，赴会之前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因为要筹备六大，他和邓颖超5月初就从上海动身了。当时，邓颖超是会议的列席代表。 周恩来是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因而认识他的人较多，为防备途中被人认出，他蓄起胡子。周恩来和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夫妇，按组织上的安排先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然后再由哈尔滨转赴莫斯科。当时做这样的路线安排是因为在华北、东北的奉系军阀和日军认为中国共产党失败了，对共产党的警觉有所放松，而把矛头集中到国民党方面。 船过青岛时，他们很想了解一下不久前发生的“济南惨案”的事态发展情况，就趁船靠岸短暂停留的机会进入市区吃了饭，顺便买了青岛出版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就在船刚刚靠近大连码头时，拥上几个日本驻大连水上警察厅的人，他们对周恩来进行了严格的盘查。 一个看上去像负责的人问道：“你们是做什么的？” 尽管周恩来的箱子里没有一件古玩，他还是沉着地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 “你们是做古玩生意的，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报纸呢？”那个人继续盘问。 周恩来不慌不忙地说：“在船上没有什么事情做，随便翻一翻。” “你们打算到哪里去？做什么？” 周恩来告诉他们去东北看舅舅。当时周恩来的四伯、弟弟在吉林工作。所以周恩来没有说去哈尔滨，而告诉他们去吉林。 虽然周恩来对答如流，但对方依然没有解除怀疑，他们要周恩来同去一趟警察厅。 看到这些人要带周恩来走，在一旁一直沉默不语的邓颖超有些着急了。她生怕周恩来出现意外，执意要陪他一起去警察厅。周恩来见状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说完转过头去对刚才盘问他的那个人说：“请你们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太太先送去住下。” 于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分手了。邓颖超心情焦虑，对她刺激之深，以至50多年后，当她到大连休养，故地重游，仍十分清楚地回忆起自己当年焦灼的心情。她说：“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他是凶是吉，很难预测。当时，我的心情是着急、忧愁、不安，如坐针毡。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装着泰然无事的样子。” 周恩来随那几个人到了日本驻大连水上警察厅。他们又对周恩来进行了详细的盘问，从出生年月到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他的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时，周恩来回答：“周曼青，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他们一听周恩来与舅舅的姓氏不一致，马上认为发现了破绽，立即追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 对方又诈他说：“我看你不姓王，你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周恩来立刻把手伸过去，要他们仔细看：“你看我是当兵的吗？” 他们看看的确有点不像，就打开抽屉翻动一叠卡片，突然发问：“你就是周恩来。”据邓颖超后来分析，这些卡片可能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的档案卡。 周恩来丝毫没有惊慌，沉着地反问道：“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我姓王，我叫王某某。” 经过反复盘问，因证据不足，他们只好放了周恩来。但对周恩来的怀疑并未解除，于是派了侦探继续跟踪。 两个多小时后周恩来回到旅馆。他看到邓颖超时，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悄悄地要她立即销毁接关系的所有证件。邓颖超马上进入卫生间，把证件撕毁投入马桶里。一切处理完毕后，夫妻二人说说笑笑地到楼下餐厅用餐去了。 当天下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登上去长春的火车。他们座位对面就是两个受雇跟踪的日本侦探。一路上，周恩来与这两个人攀谈说笑，仿佛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到达长春车站后，那两个人掏出名片送给周恩来。按照日本的风俗，周恩来应该立即回名片，但是他口袋中没有名片。周恩来灵机一动，马上装出摸找的样子，并说口袋里没有，去箱子里找找。他们两人一看，只好说：“不必了。”就这样，“尾巴”被甩掉了。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遇到了一次又一次险情，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他靠的不仅仅是勇敢，还有超人的智慧。 到了长春后，周恩来立即刮掉胡子，换上长袍马褂和邓颖超转乘火车去了吉林。这一路还算平静，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 在吉林车站，他们为了安全没有直接到伯父家，而是先找了旅馆住下。周恩来考虑了一番，马上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当时，他的小弟弟周同宇正好住在伯父家，一眼就认出了周恩来的笔迹。他立即赶到旅馆将周恩来夫妇接到伯父家中。邓颖超后来说这是她第一次做了周家的媳妇。 周恩来夫妇在伯父家休息了两天，对下一步的路程进行了周密的考虑。为了防止再生意外，周恩来决和邓颖超分别赶往哈尔滨，周恩来先走，邓颖超随后由周同宇护送前往。 证件销毁了怎么接头呢？邓颖超到达哈尔滨后一连数天，天天去火车站等候熟人，因为按组织上既定的路线，分批赶往莫斯科的代表都是走这条路线，他们估计在车站一定会等到熟悉的代表。果然，等到了李立三。通过李立三等人与苏联朋友取得了联系。周恩来、邓颖超登上了北去莫斯科的列车，等待他们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大会…… （廖心文） 豪密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白色恐怖下革命斗争环境极其严酷。蒋介石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人的反动政策，调集重兵进攻各革命根据地，并严密封锁各交通要道，致使我许多地下机要交通人员被逮捕、被杀害，给党中央与各地的联系造成极大的困难。 为了确保党中央与全国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联系，1928年，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在上海筹建党的密码无线电报通信工作，学习密码编制方法和破译技术。 在周恩来的精心筹划下，1928年先派张沈川到国民党无线电学校学习报务技术，选派李强和方仲如、毛齐华等去莫斯科学习无线电机器的设计组装和无线电专业技术。李强学成回国后，党指定他和张沈川在上海办训练班，培训出了我党第一批报务人员，有曾三、伍云甫、王子纲、宋侃夫、涂作潮等。 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1929年秋，党中央在上海建立了第一部地下无线电台。同年12月，党派李强和黄尚英去广东省委，在香港建立了另一部电台。1930年1月10日，在上海的党中央开始和广东省委通报，再由广东省委和江西中央苏区联系，将党中央的指示源源不断地转送苏区，增强了党中央和苏区的联系。 为了确保党的核心机密不致被敌人破译，1931年，周恩来废寝忘食、反复研究，亲自编制了一本密码。实践证明，用这套密码，既简便易行，又保得住机密。因周恩来化名伍豪，这个密码被称为豪密。这是我们党的第一本密码。 1931年3月，任弼时携带密码，从上海经香港到达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但由于苏区中央局的机器功率太小，一直未联系上。同年5月，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敌人一部功率为100瓦的电台，这为苏区中央局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自从任弼时走后，相继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投敌叛变的事。靠陆路交通联络越来越困难。 1931年9月15日深夜，经多方努力，苏区中央局和在上海的党中央终于正式通电了。第一份电报的内容是：“弼时安全到达了。”这份电报是弼时同志亲自编的。在上海是周恩来、邓颖超译的。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江西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此前后，周恩来在上海培养的机要人员邓颖超、陈琮英、刘少文、毛庭芳等也陆续派到江西苏区。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为保卫党中央作出重要贡献的李克农和钱壮飞也来到江西苏区。 随着机要队伍的扩大，通信、机要、破译工作建制逐步完善。在1931年6月成立的军委司令部机要科的基础上，又成立了苏区中央局机要科。由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兼管中央局机要科。同时军委成立二局，曾希圣、钱壮飞分别为二局正副局长，负责收听、破译国民党的情报。李克农任国家保卫局红军部部长，毛庭芳任总司令部前方机要科科长。 自从通信、机要、情报工作逐步健全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如虎添翼。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二局的破译工作在作战侦察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绩卓著。毛泽东风趣地称赞二局工作好像是“走夜路的一盏灯笼”。 周恩来一向重视机要、通信、破译、情报工作。1946年周恩来从南京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马上安排机要、通信工作。中央转战陕北期间，他亲自布置无线电台什么时间出来工作，什么时间隐蔽待命。 1947年3月20日，周恩来从情报获悉，敌人有测向机可以侦察我军的电台位置，以此判断我军行动，立即同毛泽东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3天。 3月24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电：“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其后，又指示各部队利用敌人迷信测向设备的心理，将计就计，调动敌人。 转战陕北期间，我党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地区设立后委，由跟随后委的电台负责和全国各解放区、地下党联系。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央一直在陕北坚持斗争。转战陕北时，虽然敌人费尽心机，但始终未侦察到毛、周、任(弼时)率领的中央纵队的确切位置。 周恩来对通信、机要工作和机要人员的思想、纪律、保密教育也很重视。 1947年7月下旬，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工作十分忙碌。但他还挤出时间，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集会议，请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王诤和城工部、社会部、中央机要局负责通信工作的童小鹏、罗青长、李质忠，新华社的吴冷西、范长江参加，专门研究密码、电台的改进问题。转战到陕北米脂杨家沟时，又专门把中央机要局副局长李质忠找去，继续研究解决机要保密问题。周恩来说：密码是科学，对密码科学技术要加强研究。 周恩来还经常教导，机要工作不能有一点马虎，一字之差，就会人头滚滚；一秒钟不小心，就会出岔子。因此，我们不仅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且要“苟秒新，又秒新，秒秒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对机要保密工作作过大量的指示，并亲笔题词：“精研业务，提高效率，反对浪费，严守纪律。” 直到1975年，周恩来病情已很沉重，住在医院里，仍然关心机要工作。周总理去世后，在他的枕头底下，还发现了在病床上他研究、改进密码工作的材料。 （刘春秀） 党史专家李海文、廖心文、熊华源、曹应旺、安建设、刘春秀等为建党百年献礼的党史学习教育读物。再现共和国开国总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生动、真实地讲述了周恩来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